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浮躁》 当代文学
一、篇章结构
（一）叙事线索：双线并行交错与多线焦点透视
1.《浮躁》：“井字形”的布局
《浮躁》的叙事结构是以乡村与城市两个地点为中心，以人物的活动为轨迹，串联起整个故事发展的脉络。金狗的活动地图是在农村和城市间展开，活动的身份是村里的运河队和城市中的记者。叙事线索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
2.《平凡的世界》：“一树多支”的布局
《平凡的世界》篇幅较长，可以概括为以双水村为中心点和出发点，以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为基础向四周发散的结构。双水村毫无疑问是全书的起点和终点，开篇从孙家四代人的人生讲起，结尾又回到了双水村的年轻人，特别是孙少平的选择和归宿。
相比于《浮躁》，《平凡的世界》的结构更为复杂和多变。从双水村出发，主要人物扩散到不同地方，并扎根发芽，生发出一个个新的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之间又通过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活动产生联系。以孙家的三代人为例，从双水村开始生发出了以孙玉厚为中心的传统农民群体、以孙少安为中心的新农民群体和以孙少平为代表的黄原揽工群体和铜城煤矿工人群体等，这些群体之间又巧妙地连在一起。比如由孙玉厚连接到孙玉亭、田福堂等传统农村“革命家”群體，由田福堂连接到田福军、冯世宽、苗凯、乔伯年等改革开放上层群体；再比如由孙少安和田润叶的爱情悲剧，连接到孙少安与贺秀莲、田润叶与李向前、田晓霞和孙少平、郝红梅和田润生等男女爱情群体。
（二）情节布局：粘着式与辐射式
1.《浮躁》：主要情节的有序串联
《浮躁》中的两条线索不是平行的，而是在不断前行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个交点，表现为主人公金狗面临巨大选择时做出的回应。比如：是否去做记者——从农村到城市；是否揭发非正义的行为——从城市到农村。小说以农村和城市为外在线索，以金狗和小水的爱情发展为内在动因，在一个个节点上带出了其他人物和情节，其他次要人物和次要情节为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服务。小说结构是以金狗的人生轨迹为中轴，各类其他因素环绕着主线的模式。
2.《平凡的世界》：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结合
《平凡的世界》打破了固有的时空限制，不局限于一人一事的单线情节，更多地让人物自行发挥，自己闯荡。作者好像随意将一把种子播撒出去，让他们各自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枝干。当然，路遥并没有让情节脱离自己的掌控。不同于传统的宿命论，作者没有将不可避免的事归结于“命运”“鬼神”，而是把视角转换，通过人物自己的选择推动情节的发展。比如由俊斌媳妇王彩蛾和孙玉亭的“麻糊事件”，引出金、田、王三姓家族的械斗斗殴；由金富的“衣锦还乡”，引出败露后金富一家伏法，再到金老太太的去世，接上金强和孙卫红的爱情，等等。这些都是建立在人物的自发选择上的，而不是带有一种预设的先验色彩。
二、人物形象
（一）古典的二元对立与多元的性格共存
《浮躁》和《平凡的世界》都展现了传统的乡村宗法制家庭关系，《浮躁》中的田家和巩家、《平凡的世界》中的田家和金家，都是中国传统的宗法血缘观念的表现。
《浮躁》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冲突模式和故事结构。田家和巩家是“恶”，金狗、大空等“杂姓”是“善”。金狗的身世具有传奇的意味，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宗族的延续。这种好坏对立和必然的冲突，无疑是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除了整体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走向，在金狗的活动中，这种两级的对立思维依然无处不在：爱情上的选择是灵与肉的冲突，当记者意味着官僚和改革的冲突，回到家乡面临着传统和反传统的对立。这种古典小说中善恶必然对立冲突的设置和乡规宗法的固有观念，无形中支配着主要人物的活动。雷大空、金狗等人，被压制为“家族英雄”，而不是“民族英雄”，这与《白鹿原》的叙事模式是不同的。
《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则要复杂多变一些，古典小说的套路弱化了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在与其他人物的良性互动中，形成了变化的、相对真实的性格。以田润叶和田福堂这两个人物为例，田润叶由于自己的软弱和妥协，造成了自己和他人的痛苦。但是，当生活发生巨大转折后，润叶反而奇迹般地与生活和解，回归了家庭，最终在不完美的现实中收获了精神上的满足。田福堂这个革命时期的领导者、双水村的“强人”，显然不能用《浮躁》中典型的“恶势力”来进行解读。他既有为维护村民利益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也有以公谋私、完全置他人于不顾的自私和冷漠。
路遥借小说传递给我们的是平凡与真实的力量。小说中没有一个单一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性格都能找到坚实的现实基础。润叶没有不顾一切地与少安结婚，田福堂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僚”，这样就突破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物形象“高大全”的书写模式。
（二）主要人物对比——以金狗和孙少平为例
1.人物精神成长的内在机制
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是在成长中逐渐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他们既有相似，也有差别。
金狗的成长是通过不断地思考、发问，来促使自己精神独立。贾平凹在主人公身上也寄托了一部分“英雄情怀”，他的成长是迅速的，很少经历挫折。金狗天生不凡，少年时就已经是通水性的一把好手。优秀的个人条件，使得他在船运队中如鱼得水。小说没有展开描写金狗是怎样获得知识，获得成为记者的才能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金狗也无疑有着相当高的预见性。他在一开始就对雷大空的“事业”持怀疑态度；他与官僚做斗争的事，奇迹般地被《人民日报》发表。而小说中最直接的介入者，莫过于那个神秘的“考察者”。与考察者的交流，极大地震撼了金狗的内心，促使他进一步成熟。考察者来访问的情节，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经历的直接投射，虽然略显突兀，但也体现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借助外力——第三类人物，直接介入主要人物成长的叙述方法。
孙少平的成长更像个人内心的独白记录。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来表现这个青年一步步走向独立的成长过程。他的经历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心灵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也安排了许多其他人物来进行辅助。比如孙少平与郝红梅情感失败，引发了他对爱情的初步思考；与田晓霞的交往，更锻炼了他的思考能力；与孙少安、金波、煤矿的王师傅、惠英嫂等人的交往中，他逐渐成熟。作者用他人启发——自主思考——内心旁白的结构，让孙少平不断地代替作者发言。孙少平对爱情、对改革，以至于对人生、对命运的思考，都体现出了作者意图展现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状态。
孙少平的成长就像作者的试验田，作者通过孙少平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选择。而孙少平与外星人接触的经历，也体现了作者“百科全书”式的叙事视野。
2.爱情与选择
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定义为包含本我精神的无意识结构中的本能能量或动力，他指出这些力比多驱力可能与现有的文明行为规范相抵触。一个人的力比多（性的欲望）是有限的，如果你将力比多更多地用在A的身上，那么用在B的身上就会变少。
金狗的爱情是在灵与肉不可调和的冲突下所形成的。金狗对小水、英英、石华的不同心理，也体现了人类本能欲望的压抑和反抗。小水是“菩萨般的存在”，寄寓着传统女性的美好品德。而当小水拒绝了金狗的原始性冲动，要保守自己的“处女宝”时，金狗的肉体爱欲，就转移到了英英的身上，以满足性欲的发泄。当金狗面临灵与肉的分离时，他就产生了相应的负罪感和心理上的压抑。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理解，这种进一步压抑的欲望冲动在石华身上得到了补偿。石华某种意义上兼具了金狗对小水、英英的共同需求和幻想。
孙少平的爱情选择，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爱情哲学”的思考，如爱情的实质是什么，要选择怎样的爱情，等等。这是一种对原始冲动的加工和升华，孙少平的选择将原始的肉体追求淡化了。他在田晓霞去世后，最终选择了回到煤矿，回到惠英嫂身边——这显然不是一种单纯的出于两性生理需求而结合的爱情。他不断地强调自己与田晓霞的爱情是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屡次提到现实的结合是不可能的；而在拒绝金秀的爱情时，他也是处于两者平等的角度，以对一个独立人格的尊重为出发点去阐述自己的选择。
3.人生与选择
在面临人生的选择时，金狗和孙少平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
金狗一开始在船运队，后来成为记者，最终又回到了船上。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乡的状况。但是金狗寄予厚望的记者生涯，也最终以失败告终，因而具有悲剧的色彩。他的选择是受到家族、乡村的约束的，缺乏一定的自主性，而故事的基调是围绕着乡土展开的。他最终无法挣脱，只能返回原点。
孙少平的选择与路遥想表达的苦难哲学有着深厚的联系。到城市揽工，在煤矿做最危险的工作，也只不过是为了“甩打几下”，这是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而这种深层次的欲望，却因为残酷的现实而变得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孙少平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凭借自身的条件彻底改写自己的命运。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有着自己的精神奋斗史。因此，孙少平的选择在本质上与金狗存在着差别。当孙少平同样面临传统势力的感召和阻挠时，他已经完全从个体的主体意识出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锻炼。他是在现实的选择上，最大化地实现了自己的精神诉求。
三、乡土书写
（一）水文化与山文化
《浮躁》写的是贾平凹的故乡商州，作者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寄托了很深的感情。小说多数的环境描写都是圍绕着水展开的，这和北方的乡土书写是不同的。《浮躁》中也多次使用象征的手法，如“看山狗”这种鸟，寄托着贾平凹故乡的文化精神；而州河的涨落，象征着命运的波澜起伏和时代的变革，也预示着蓬勃的生命力。《浮躁》中还穿插着占卜、求佛、祭神等种种神秘叙事，体现了宿命论的思想。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祛魅”这个概念，要求摒弃具有神秘性的有魔力的事物，由超验神秘返回到世俗生活本身。这是现代性的必然要求，但不断地消解、解构原始自然的神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所以后现代哲学家们又提出了对自然的“返魅”，从而使我们对自然重拾敬畏的态度。《浮躁》中对原始生态的崇敬、对宗教因素的再现，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自然本性的复归。
《平凡的世界》则更多地集中在对农村的现实书写，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黄土地上，祖祖辈辈的劳动构成了这片土地的历史。路遥对于劳动、饥饿、苦难的叙述贯穿了全文。虽然双水村因水得名，但是最终汇集的核心，是世代相传的农耕作业。劳动在路遥的眼中，就是历史的浓缩，就是人生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而书中对饥饿的描写更是无处不在：孙家苦苦挣扎的贫穷命运、王满银春节在车站吃饺子时的狼狈、田福军走访时触目惊心的惨状，饥饿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作者的心中。
（二）语言的杂糅
《浮躁》在表现乡土时，继承了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描写，具有文人情怀的浪漫想象，构建了作家的理想家园。小水和韩文举，也类似于《边城》中的翠翠和爷爷。作者依然对乡土存在美好的想象和憧憬。小说的语言也更为雅致，既有贴近生活的地方性语言，也有很多文白相间的语言。而路遥更多地延续了现实主义作家书写乡土的传统，并在结构和内容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创新。小说的语言生动明晰，向本土化回归。
（三）城市文明侵袭下的矛盾心理
1.《浮躁》：现代理性与传统伦理的纠结
《浮躁》在描写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文明不断加深对乡土文明的影响时，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作者通过金狗表达了对传统的反抗和对现代性的追求；另一方面，作者也表达了对城市文明的忧虑，思考了时代浪潮下传统乡土该何去何从。
金狗要当记者，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而为百姓说话的人”。作者将现代性投射到了这个人物身上，但是又通过他和田、巩两家的斗争来展开。金狗和雷大空的努力，包括后来银狮、梅花鹿三上不静岗与金狗联盟，实际上都有《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影子。作者从始至终是矛盾的，他对农村传统的官僚风气是批判的，但同时，当见识到城市文明对人的异化后，他又不自觉地向乡土靠拢。贾平凹对商州，对游仙川，寄托着自己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与沈从文在创作《长河》时的矛盾心理有着相同之处。
2.《平凡的世界》：昂扬向上中不断思考
路遥对乡村的改革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平凡的世界》中，作者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直接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对乡土的真挚热爱。路遥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尽管他有对改革开放后急速现代化的担忧，但他更多的是在歌颂祖国强大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同时，路遥也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平凡的世界》真实地展现了在变革时期人们心态上发生的变化、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等，展示了城乡贫富差距加大、城市人口增加、供求关系不平等、非法盈利等一系列现实的生活景观，对社会在急速发展中存在的断裂现象也做了忠实的记录。
四、个人与时代主题
（一）《浮躁》：人如何选择
“浮躁”在书中既指河水的起伏，也点明了时代变革中一种普遍的情绪。这一点通过“考察者”的话直接点明：“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形成了目前的普遍的浮躁情绪，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对于人的改革的重视。”雷大空的祭文中完整地复述了这一现象。作者对于时代精神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金狗的人物主体性，在他“进城”后逐渐改变。如果说留在故乡的金狗还能保留原始的主体性的话，那么当他选择去当记者，变为反抗传统的“武器”后，他的主体性就逐渐弱化了。这并不是说金狗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只是他更多地承载了作者的现代性思考。金狗对雷大空的建议、对青年记者们的书信，都不再是单纯的个性使然。他对小水说：“凭自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能否完成对田中正这些人的制服，能否完成官僚主义的斗争？”再到后来，他直接说：“官僚主义不是仅仅靠几个运动几篇文章所能根绝得了……我这么思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只能保持目前的基本政治格局，一步步发展生产，同时一步步改革政治格局，逐步把生产、文明搞上去，这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正路。”这种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是在作品中提供的前提下人物本身能够进行的。
（二）《平凡的世界》：文化传统中人格的重塑
在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与《浮躁》都选择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力量。路遥在描写乡土时，也受到传统的乡土文明的影响。孙玉厚一生信命，既对孙少安的事业感到欣慰，也对他打破传统而感到不安。孙少平虽然有了较为独立的思想，但是在作者的叙述中，他依然没有完全跳脱出传统乡村文化的规约，还是压抑了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他一边为哥哥爱情的悲剧感到悲伤，一边又不断地否定自己理想的爱情。
作者在书中更多地展现了对个性的扬弃，从而希望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传统文化在作者眼中并不是完全落后的，而是需要变化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相契合。王满银作为早期文化的叛逆者，后来意识到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又重新让自己回到了社会文化的体系当中。个人在面对时代的变化时，只有通过对自我个性的扬弃，进行自我的精神探索，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平凡的世界》正是因为有着对整个社会的宏观书写，所以具有史诗般壮阔的图景。可以说，路遥开创性地描写了社会如何在變革时期从板结状态走向解构，从而向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下社会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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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雷鸣.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的向度及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170-176.
作 者： 杨雨菲，西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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