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斌 《红旗谱》 土地意识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屡屡以“土地”作为书写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是国民性批判的必然结果；抗战以来“东北作家群”对于故土的描绘，对于生命的思考与乡土文学密不可分；京派作家对文化和道德变革的思考，使他们的乡土小说呈现诗的意境和散文化的倾向；当代文学有专门的“土改合作化”小说；“寻根小说”的倡导中不仅形而上地讨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现实的创作中作家们也聚焦于真实的“土地”；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写“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即使是张爱玲这样和“土”看似不沾边的作家，也在《秧歌》中写出饱经沧桑的农村土地。
梁斌1914年出生于蠡县梁家庄的农民家庭，在农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耳濡目染农村的田园牧歌和虫草之鸣。新中国成立前，梁斌在博野领导了两年“土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梁斌南下湖北期间仍有“土改”工作的经历。梁斌的半生都深入农村，与农民和土地联系在一起。1978年，他完成了小说《翻身记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土改”运动，显现了梁斌对于对农村、对于土地问题的深入思考。但是，梁斌对于农民和土地的把握显然早有准备，回溯到《红旗谱》的创作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分析《红旗谱》呈现的土地意识，对我们理解作品思想价值与艺术特色，特别是对作者“史诗”的写作预期有重要意义。
二
《红旗谱》的土地意识首先表现在作者对农民与土地之间赖以生存的关系的展现。《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早就对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进行了概括：“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这种依存的关系导致了传统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感情始终是深深的依恋。严志和家的“宝地”是从严老祥那一代传下来的，严老祥被迫出走关东前，郑重其事把土地留给了家人。他说：
“这二亩地，只需你们种着吃穿，不许去卖。……咱穷人家，土地就是根本，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呀！”
严老祥走后，家里人精耕细作，不仅将土地视若珍宝，也将严老祥对于土地的认识传承下去。运涛早早就明白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当弟弟江涛不解为何离家二三里路去经营这样一片着实不便的土地时，运涛学着父辈的口气向他解释农村人没有土地就不能站稳脚跟的道理。接下来运涛参加北伐被捕，身陷囹圄，严志和筹措路费被迫卖地。作者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难舍难分的深情：
严志和拖着带病的身子，扶着江涛的肩膀，走到自家那两亩“宝地”上，眼里淌着泪，一个趔趄，跪在土地上，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咬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
严志和嘴里嚼着泥土，唔哝地说：“孩子！吃点吧！吃点吧！明天就不是咱们家的啦！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气味！”
而这时候的江涛面对家庭的变故和父亲的悲伤，也燃起了对冯老兰的仇恨。他除了安慰父亲，还向父亲保证一定要夺回“宝地”。严志和一家对于土地的“别样情深”，一方面写出了农民与土地难舍难分的关系，一方面也反映了土地在农村生活中的重要性。农民对于土地这种深沉的爱，建立在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之上。土地之于农民是工具，是生活的希望。自己的希望被剥夺，能否生活下去成为未知，引发的是双方的矛盾与冲突，为之后矛盾的激化埋下伏笔，做好铺垫。
然而农民对待土地的感情除了“爱”还有“敬”，这种敬畏体现在人对自然法则的遵守、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中国古代历法本就是劳动人民为了农业种植而孕育出来的智慧的结晶，许多时令节气和民俗文化与土地息息相关。在《红旗谱》的前半部中，依照时令节气，春季耕地点瓜，夏季修果看瓜，秋季农忙收割，冬季消闲便看戏。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象、不同的农事及娱乐安排，空间和时间一同构筑了北方农村特有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体现出农民遵守节气时令的民间传统，更深层次来说是对土地和农事的敬畏。
本地时令：每年春天，麦穗刚刚黄尖的时候，就有蓝靛颏鸟儿由南往北去。每年秋季，棉花掉朵儿的时候，就有红靛颏鸟儿由北往南去。
这一段描写是典型的地方风俗时令的描写，除了展现北方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农事安排，也是作者用来谋划结构、展开叙事的手段。作者并未交代时间，但通过北方农作物的成熟，展现时间的演变和自然界的规律。更重要的是，鸟儿随着季节迁徙的描述为作者即将展开“脯红鸟事件”做好了铺垫。作者在这里除了表现农民对自然的认识，还赋予时令节气以叙事的功能。
除此之外，小说中作者以诗意的笔墨对土地的深情描绘，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土地的盎然生机。而这些描绘无一不透露出，土地是农村生活不可抹去的底色；土地如同母亲一样，给予农民生命，滋養他们成长。作者极尽描绘景物之能事，在小说中反复描写土地，与作品中其他的风景相互映衬，熔为一炉，表现出农民对于土地的敬爱之情。
三
《红旗谱》不仅写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也在对地主形象描绘的过程中，写出了地主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在楔子部分，冯兰池（年轻时的冯老兰）一出场便顶着卖钟顶赋税的名目砸钟霸地，将官产变为私产，引发了一场悲剧，土地之于地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多年后，冯兰池在朱虎子回乡后隐忧悔恨没能斩草除根，回顾当年与朱家结仇时的情景，对儿子冯贵堂说：
“我费了多少年的筹谋，费了多少心血，才把大铜钟砸碎，把四十八亩官地抠在咱的手心里。这样一来，咱家这片宅院愿怎么升发就怎么升发。”
冯兰池的一席话印证了土地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土地之于农民而言，是谋生的工具；那么土地之于地主而言，则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是扩大家业的根本。从根本上看，传统农民与地主对于土地的观念别无二致。
然而在地主阶级内部，两代地主对于土地的态度却是不同的。作者专门拿出一节来写父亲冯老兰与儿子冯贵堂之间关于“民主”和“改良”的论争：以冯老兰为代表的“保守派”坚持来钱的正路是“地租”和“利钱”，种庄稼才是持家之法；而以冯贵堂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少放账”“做买卖”，发展多种经济才能扩大家业。冯贵堂的观点实则体现了他与父辈的土地观念的差异——“改良派”的地主希望能够改变父辈完全依附于土地的局限，增加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实现资本积累途径的多样性。小说中的“割头税”看似与土地无关，其实却是“改良派”地主想要通过脱离土地，拓宽资本积累途径的一种掠夺方式。冯老兰质疑冯贵堂不务农事，妄图通过包税赚钱不切实际时，冯贵堂反驳道：
“只要能收到百分之六十，不，只要能收上一半，就能赚八千到一万元。你在家里坐着，这一万块洋钱就窜到你手里来了。”
冯贵堂将之前父亲通过控制土地“收租”改为“收税”实现资本积累的做法，看似与农民在土地方面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无论是坚持土地为财富根本的“保守派”，还是反对土地作为财富唯一来源的“改良派”，其实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个人财富的积累与扩大，而财富的来源都一致地指向了底层农民。
从两代地主对于土地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土地革命”这一真实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第一代地主通过剥削农民，完成资本的积累，这势必会引起阶级的矛盾；而第二代地主虽然希望通过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原始资本扩大化的根本目标，使他们换汤不换药，甚至变本加厉地掠夺。纵观小说故事情节和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没有地主与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争夺，《红旗谱》的故事不会逐渐深入——“朱老巩大闹柳树林”表面是护钟，实则是护地，矛盾由此而生；朱虎子回到锁井镇后，本打算带着“金瓜子”回来好好种庄稼，无奈旧仇添新恨，老友严志和被迫卖“宝地”，实在过不下去，矛盾为此激化；而“反割头税运动”则使失去土地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再次受到生存的威胁。所以，“土地”实则构筑了《红旗谱》故事的起因和发展，某种意义上成为叙事的原动力。
四
童庆炳认为：“在文学创作中，理智与感情两者缺一不可：没有感情徒有理智，理智便有束缚想象力的副作用；失去理智而徒有感情，感情也有将作家推向不知所往的可能。”《红旗谱》中呈现出的土地意识，不但是特定时代乡土社会的客观反映，也融注了作家们的感情和理智的思考。
反映到作家身上，土地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梁斌的审美理想，蕴含了作家对故土深厚的情感。对于滋养过自己的冀中平原，对于伴随自己成长的故土，梁斌始终念念不忘。梁斌在回忆中反复提及故乡对他的影响：“家乡、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对于一个作家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直到现在，我写起作品来，还是向往儿童时代在家乡的情景：村边的树林，苇塘荒冢，小桥流水，枣林瓜圃。”在充满硝烟战火的抗日战争中，梁斌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文艺宣传工作，后跟随部队参加游击活动；但无论走到哪，梁斌始终心怀故土。部队行进到平山，面对同为冀中平原人的史立德，梁斌感慨“冀中是块好地方，是富庶的地方，我也要回去的”；队伍行进到北洪城山区时，梁斌与战友吴立人交谈时透露出想要回到冀中深入生活写文章的想法，因为他不忍丢弃在水深火热的冀中；夜晚行进，越过重重阻隔，穿过敌人防守的重镇保定城时，梁斌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感慨终于回到冀中的怀抱；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斌被分配到胜芳作为公安局秘书长，准备进驻天津，然而他却婉拒领导好意，回到家乡蠡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梁斌三次辞官，回到故土保定完成《红旗谱》的创作已经成为文坛佳话。从梁斌这几次回乡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梁斌对于故土的留恋是《红旗谱》土地意识的重要原因，无形之中指引着梁斌的创作。
梁斌自幼参加劳动，深谙土地之于农民的重要性，他追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多次联想到乡间的土地。“乡村里有一句老话，叫作‘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农民种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儿童时代，不是旱就是涝，要不就是虫灾、兵患。一年到头，没有松心的时候。”梁斌看到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精心呵护，看到了土地对于农民命运的影响。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梁斌感性之余又理性地认识到：只有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期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使农民深入土地革命中来，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感性与理性的交织，使梁斌特别关注土地，以土地作为农民革命的切入点。小说中，江涛不明白“反割头税运动”的目的，作者特意借贾湘农之口解决了江涛的疑惑：“运动在目前是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嘛。组织起来向包商主，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来要在运动里吸收一批农民积极分子，打好建党的组织基础。”“反割头税运动”的最终指向则是“夺取政权”，这也是当时发动农民运动的最终目的。《红旗谱》中的土地意识最终指向了革命叙事，是对历史进程中土地政策的注释，是革命历史合法性的佐证。梁斌围绕农民和土地问题的书写是符合时代声音和历史要求的，只有抓住农民问题，解决了土地与农民之间的权属问题，中国的革命才会取得胜利。有论者借用“底线伦理”解释《红旗谱》中的革命历史，认为“以底线伦理为基础建构历史认知思路，《红旗谱》就既广泛地表现了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各种斗争道路及其精神逻辑，又深入地揭示出这种种精神逻辑与阶级斗争观念、革命文化倾向的意义，从而将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在历史与文化逻辑层面的普遍性，艺术地呈现了出来”。事实上，土地是农民的底线，是决定农民命运的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梁斌对于土地的思考与书写是理性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主观反应，是理智与感情双重作用的结果。
透视《红旗谱》中的土地意识，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土地在20世纪早期农村生活中的特殊位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作家梁斌的创作观念。他始终关注农民的命运，他的创作既是为革命，又是为农民。他的乡土情结，使他热爱农民，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而对于土地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土地问题对于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的书写实现了他创作的多重指向，既迎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对历史真实的把握，铸就了《红旗谱》大气磅礴的格局；又满足了农民的審美趣味，同时还完成了自我回顾、审视与建构。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2] 梁斌.红旗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3] 童庆柄.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 关于文学作品民族化问题——梁斌同志访问记[N].人民日报，1960-12-28.
[5] 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6] 刘起林.《红旗谱》的底线伦理与生活本位逻辑[J].宁波大学学报，2017（6）.
作 者： 聂晶晶，硕士，保定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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