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反讽 明清小说 修辞手法 小说人物塑造
一、反讽概念的界定
“反讽”一词源自古希腊，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其概念也逐渐丰富起来。反讽的本意是“言非所指”“言不同意”，指所说的话和所要表达的意思之间形成反差的效果。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技巧，反讽指的是文章的实际内容含义与所用词语的表达意义相反的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技法，常被用于小说作品的人物塑造当中，通过作者对人物的字面描绘和实际效果中形成的反差，突出人物形象特点。
现阶段对于反讽手法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反讽手法在外国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应用。例如在廉亚健的《论〈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特色及其运用》中，作者探讨了反讽在表现主题、刻画人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实反讽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所应用，如我国史传文学中有“春秋笔法”这一说法，尤其在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反讽在人物性格塑造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甚至逐渐成为明清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就目前而言，对于明清白话小说中反讽现象和技法的研究还较为空白。
反讽在中国明清小说中的应用逐渐发展成熟，呈现出由作者的无意而为到逐渐有意而为之的趋势。在相对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作者因主观目的加强了对于人物个别性格特点的描绘和歌颂，与读者的接受形成一定的反差，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与作者本意相反的反讽效果。随着小说在明清时期逐渐发展到鼎盛，小说的写作技法也逐渐成熟，反讽也从无意识的效果逐渐发展成为自觉主动的写作技法。作者主观自觉地通过言中之意和言外之意的差距来突出所描绘人物的性格特点，给读者留下更充分的想象空间，从而加强了对人物形象特点的塑造和刻画。
李建军在《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中，归纳了反讽的三个要素：非直陈式的修辞性介入、两极因素对比以及轻松自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尚继武在《〈聊斋志异〉反讽叙事修辞简析》中探讨了形成反讽的手段，如利用人物行动方式和目标的性质差异、利用读者感受和作者意图错位等。反讽的构成因素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前期无意识的反讽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于某一人物性格比较直白和夸张的突出描写，造成与读者认知的反差。但在反讽技巧逐渐成熟后，反讽效果逐渐由对前代经典类型的消解、叙述人说反话或假话等手段构成。
二、早期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反讽现象
反讽在我国小说中的发展阶段主要在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反讽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早期和中期两个时间段。在早期的明清白话小说中，反讽主要是作者非自觉造成的效果，作者由于一些不可控因素，如时代或社会的局限、个人的表达意愿，非主观地造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具有极大的偏差，从而突出了小说人物身上未被着重描写的性格特征。在后期明清白话小说中，作者逐渐能够熟练掌握反讽的技巧，从而主观地运用反讽来达到叙事和突出人物性格特点的目的。
在早期明清白话小说中，元末明初的作品《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作者主观意愿和最终效果出现偏差的突出代表。《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题材小说，其小说的主要人物及情节走向都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并且在世代文人和作家的不断创作如相关戏剧作品等中，三国时期的人物已经带有了长期形成的固定文学色彩和特色，主要人物甚至被标签化和具象化。比如，诸葛亮就是“智”的代表，关羽则是“义”的代表。《三国演义》由于受到固有的标签影响，在人物塑造方面试图和标签化印象形成一致，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物的复杂性。其中刘备的人物形象主要是仁厚忠诚，忠于汉家正统，讲究兄弟义气。但是罗贯中太过于注重对刘备仁厚忠诚等特点的描绘，从而使形象更加片面化，造成了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相背离，读者甚至会得到“长厚而似伪”的观感。
《三国演义》中，表现刘备仁厚的突出情节有“携民渡江”与“摔阿斗”。作者的本意在于体现刘备的仁厚爱民和爱惜人才，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更多在于“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罗贯中将《三国志》中刘备携民渡江的情节加以渲染和夸张，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中写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摔阿斗”则完全是虚构，并无相关历史记载。《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中写道：“刘备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罗贯中强力渲染的刘备忠义仁厚之举，反而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演，其悲痛投江和摔阿斗都给读者做样子摆把式的观感。在小说中，刘备更像是通过这些表现来收买人心和军心。比如，赵云看到刘备摔孩子，就立刻“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更使得读者感到摔阿斗是一场成功的政治表演，从而和罗贯中主观上希望形成的反馈进一步形成了强烈的偏差，不自觉地形成了反讽的效果，使刘备的仁厚在读者看来变成了虚伪和逢场作戏。
刘备其人在《三国演义》中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偏差，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历史材料及作家主观意愿的矛盾。历史题材小说受到历史客观材料的局限，在人物塑造上没有虚构类小说所有的自如和自由性，其主要人物的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因袭已有的历史或文学作品模板，并且更加容易受到当时政治和思想文化水平的影响。刘备其人在文学中的形象偏向于一个讲究儒家伦理道德与性情中人的矛盾体。由于其政治身份的原因，刘备自身就存在忠和义的两重矛盾，因此与诸葛亮、关羽等人物相比更加具有复杂性，也更加难以刻画。同时，作者本身“拥刘反曹”、坚持汉家正统的主观意愿也使得刘备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人物，更是一种政治标志和符号，因此刘备的很多行为都有了一种政治性色彩，与读者的主观想象可能存在不一致，从而更容易造成读者感受与作者意愿的偏离。如《三国演义》第八十回中，诸葛亮等大小官僚奏请刘备即皇帝位，刘备多次推脱：“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刘备拂袖而起，入于后宫，前前后后推拉了多次。诸如此类举动，都带有一种政治表演的意味。关于刘备其人的历史叙述和《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叙述之间必然存在的偏差，导致读者在对刘备称帝前后的描寫中并没有感受到刘备忠于汉室正统的忠诚，反而更像是矫揉造作的作秀，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在《水浒传》中，宋江的人物性格描绘也产生了一定的偏离。宋江作为梁山体系的首领，其人物性格特点与整个梁山有些格格不入。在众多仁义不羁的英雄好汉中间，宋江重情重义，却胆小懦弱，苟且名节，始终对招安充满幻想。读者能够感到他身上的种种矛盾，宋江身上的这些矛盾不自觉地形成了反讽的效果，在读者心中形成一个更加复杂多面的宋江形象。
宋江身上的第一个矛盾是真义气与假义气的矛盾。作为梁山的首领，宋江仗义疏财，多次拯救兄弟于水火之中。在第十八回宋江第一次出场时，作者就通过简笔勾勒的方式点明了宋江的性格特征：“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宋江私放晁盖，接济武松，几乎每一位英雄没见到宋江之前都是心心念念，见到宋江后都是心服口服，宋江在梁山众英雄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而就是这样的仗义英雄首领，身上的义气也或真或假。宋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可以置义气于不顾。在第五十六回中，宋江为了拿到钩镰枪法，对汤隆的盗甲提议的反应是：“宋江笑道：‘此计大妙！”最终，他将徐宁一家老小骗上梁山。第六十回中，宋江渴慕贤才玉麒麟卢俊义。“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勾得他来落草？”最终，他采纳了吴用的建议，步步设计“赚得本人上山”。甚至在小说的结局，为了换得招安，梁山在几次三番的征讨中变得人丁凋零，曾经的义气之友死的死亡的亡，造成这样局面的宋江实在不能算是讲真义气之人。
第二个矛盾是真落草和假落草的矛盾。宋江落草为寇的过程持续了从第二十一回到第四十一回共二十回。从怒杀阎婆惜开始，宋江屡次被捕，屡次被救，直到最后题反诗被捕，梁山泊好汉劫法场，他才正式入伙梁山泊。宋江在这二十回中犹豫再三，几次被带上山又执意下山，自始至终对于上山为寇持否定态度，最终入伙也更多是被时事所迫；真正上山之后，他又大刀阔斧地改革，一直怀有招安的夙愿。在第三十五回中，宋太公就告诫宋江：“我又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宋江在一路逃亡中，也对劝他上山的好汉们态度坚决：“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宋江对于招安也是满怀期待，在第三十二回中，他劝诫上山的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在梁山泊入伙后，宋江将原本的聚义堂改成忠义堂，不断为了梁山泊能够被招安努力。宋江的落草并不是真正的心理意义、精神意义上的落草，他一直对于自己将要有朝一日离开梁山泊充满希望，因而更加处于一个心理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中。
以上几个矛盾使宋江成为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但如此矛盾的形成未必是作者的主观意愿。为求生在屎尿中装疯卖傻的宋江，和梁山好汉的领袖仗义黑三郎的强烈反差，在作者的不自觉中形成反讽，反而突出宋江贪生怕死的本质弱点，但也的确让宋江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三、后期明清白话小说中的反讽现象
明清小说发展到后期，对于反讽技巧的掌控水平逐渐提高，反讽逐渐发展成为作家们主动运用的写作技巧。在《西游记》这一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反讽手法在我国明清白话小说中初步的自觉应用。《西游记》中唐僧的人物形象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有着巨大的出入。历史上的玄奘原名陈袆，于贞观三年至九年（629—635）只身前往天竺取经，从其事迹及相关记载如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中都能够看出其旅途的艰难和玄奘其人的坚忍勇敢。但在《西游记》中，关于唐僧的历史真实与作者的文学叙述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在《西游记》中，在人物的烘托和比较下，在神通广大的三个徒弟之间，唐僧就显得有些软弱无能，甚至在决断的时候有些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如第五十回中，孙悟空画了一个圆圈保护唐僧，结果在猪八戒的三言两语下唐僧就走出了圈子：“三藏闻此言，就是晦气星进宫：遂依呆子，一齐出了圈外。”小说第二十七回是著名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僧则坚持是孙悟空滥杀无辜，甚至执拗到将孙悟空赶走，在孙悟空的忠诚和英雄本色中更显得刚愎自用。唐僧责怪孙悟空：“倘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教我怎的脱身？你回去罢！”而孙悟空临行前还“即变了三个行者，连本身四个，四面围住师父下拜”。在人物的烘托中，唐僧形象的优点逐渐被主要的英雄人物孙悟空所掩盖，因而更显得具有反讽的意味。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于唐僧其人和唐僧西行的本质原因的探讨也在不断变化，逐渐构成了反讽。唐僧在《西游记》中西行的目的更加偏向一种对封建政权的维护，而非对信仰的追求。但是作为西行的主心骨，唐僧一直具有强烈的西天取经的信念和决心，在一行人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具有重要地位。作者通过如上的反差造成了反讽的效果，让唐僧的人物形象也更加具有讨论的价值和意义。
与此相似，在清代著名小说《红楼梦》中，反讽的使用更加丰富和成熟，也更加自觉。在《红楼梦》中，反讽不只局限于个别人物的形象塑造，而是得到了更大面积的运用，也使得《红楼梦》中繁复众多的人物各具特色，更加丰满立体，真实可感。如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作者就通过他人评说的方式讲述了宝玉抓周和评男人、女人两事，侧面描写了宝玉其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宝玉其母王夫人告诫林黛玉时，也说宝玉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直到贾宝玉第一次正式出场，作者仍旧引用了《西江月》批评宝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而前前后后为宝玉出场埋下的各种负面评价，在贾宝玉出场后的反差作用下逐漸化解，形成反讽，格外突出表现宝玉身上的天性和本真。贾宝玉虽然不能做一个封建社会循规蹈矩的儒生少爷，但是其与读者能够形成强烈的共鸣，从而深受读者的喜爱。
不只是主角人物身上有反讽的影子，在《红楼梦》中丰富的配角身上，作者也不吝独到的描写技巧。如前文提到的王夫人，由于目睹了丫鬟金钏和宝玉调笑，坚持要把金钏赶出贾府，完全不顾及多年的主仆情分。但对如此狠心的表现，作者则写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个”；“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作者巧妙地借用给王夫人开脱的口吻，形成强烈的反讽，更加突出了王夫人的自私自利和虚伪。在第七十四回中，王夫人为肃清宝玉身边的丫鬟，审问晴雯：“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个轻狂样子。”“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听信谗言，轻易将一个毫无罪过的女孩子逐出贾府，掐断了晴雯活下去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在贾府中，金钏、晴雯、芳官、司棋等多个女孩子的悲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王夫人造成，王夫人可以算是贾府中封建家长制度的一个代表。作者在书中不断地对王夫人的形象进行正面描写，不断强调其吃斋念佛，心地善良慈悲，更加造成了反讽效果，凸显了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残忍和伪善。
《红楼梦》中运用反讽突出人物个性和特点的例子数不胜数，不只在人物描写刻画中，在人物的语言、人物的行为和举动中也常常有反讽的运用。反讽通过前期的发展，逐渐在小说的各个方面得到运用，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反讽现象在我国长久的文学发展中都有所表现，但在明清小说中的应用和发展极为迅速。《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中体现的反讽现象和效果只是明清时期白话小说营造反讽效果和运用反讽技巧的典型案例。在其他更多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我们也能够找到反讽的存在。明清白话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精华，是我国文学长期发展的产物，具有极高的借鉴和研究价值。明清小说中的反讽现象，由作家不自觉而为之发展到作家主动构造，表现了我国小说家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不断探索，以及对于小说中人物描写技巧和效果的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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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尹沂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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