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美国小说 薇拉·凯瑟 生态审美
“生态美学”（ecoaesthetics）是生态学和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型学科。它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并融合了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和中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资源而建构的新学科、新范式。生态美学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在自然之中”并与自然合二为一，达到互为“交融”的境界。而西方美学界虽然改变了以往艺术审美的静观模式，进入“走进自然”的新的欣赏模式，但这种模式依然是非生态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目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美学思想仍然是“环境美学”，即人类处于环境的中心位置，环境（自然）包围环绕着他/她。可见，环境美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美学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审美传统。而生态美学倡导人与自然的交融与整合，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美学是对西方环境美学的超越。以生态审美视角对经典作品重新加以关照，赋予其新的阐释和意义，必将拓宽我们的精神生态维度和文化视野；同时，在中西生态文化比较的视野中，也可以对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智慧和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发掘。
美国20世纪伟大的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以其质朴的笔触，饱含深情地描绘了美国边疆拓荒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大画卷。薇拉·凯瑟的小说具有深厚的生态审美意蕴，挖掘其小说中丰富的生态审美内涵将对构建成熟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大有裨益。本文以生态审美的视角，重新审视薇拉·凯瑟的小说，探寻其中隐含的人与自然相栖共生的生态美学意蕴。
一、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契
薇拉·凯瑟自幼生活在美国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山谷中，在那里，人与草木共生的田园生活滋养了她一生的生态创作。九岁时，凯瑟随父母迁往西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草原上的乡野风光与多人种移民构成的小镇的风土人情造就了凯瑟作品中的“生态情结”。韦伯斯特镇上人们与土地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为凯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其后来的“荒野创作”、反乌托邦式的“失乐园主题”小说、“复乐园主题”小说等均源于其童年植根于荒野的经历。正如凯瑟所言，一个作家的创作素材绝大部分来自其十五岁之前的经历。
凯瑟把对故土的热爱倾注于创作中，令其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生态审美气息。小说《啊，拓荒者！》的扉页诗《草原之春》，令读者进入人与自然交相辉映、万物和谐共荣的生态境界。土地上的一切“衬托出青春，像火红的野玫瑰般怒放/像云雀在田野上空歌唱，像明星在薄暮中闪光”a。凯瑟以内布拉斯加草原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拓荒小说，如《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亚》和《云雀之歌》，颠覆了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中心论，将以男性为主的西部拓荒的边疆故事赋予了女性话语权和生态女性主义的两性平等意识，这无疑是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解构。瓦尔特·惠特曼所讴歌的男性阳刚之躯占领原始富饶、阴柔神秘的处女地的意象在凯瑟的小说里被置换，取而代之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两性平等和谐的生态主义的象征与寓言。亚历山德拉对待土地的温柔与坚持使土地心甘情愿地为其默默付出，二者交相辉映。她代表着男性“人类中心式”的冷酷理性的对立面，其融于自然的人生底蕴和野性的生命力量是对科技时代工具理性对人类统治自然的反驳，以及对人/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解构。当男性公民一心用铁耙粗暴地征服这片原始的荒野时，荒野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犁耙几乎没有在地上留下什么痕迹，像是史前的动物在石头上留下的几道浅浅的爪印，太模糊不清，使人觉得很可能是冰川的遗迹，而不是人类奋斗的记录。”而荒野却以柔情蜜意回报亚历山德拉的辛勤耕耘与对土地的理解和关爱。它毫无怨色，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爱它的人。亚历山德拉可以从土地中感受到“那种滋补、茁壮的气质、力量和决心”。女主人公与自然的相融使她的生命充满活力和灵性，与荒野的心灵契合使她超越了平庸与平凡。自其融入自然的同时，自然的丰富和生机已悄然汇入其灵魂之中，令其虽身居科技文明至上的物质主义时代，却依然避开理性主义的泥潭，挣脱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对薇拉·凯瑟而言，只有在荒野自然中才能寻找到人性的复归之路，才能完成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正是生态美学的境界。正如亚历山德拉的完美人生所展現的那样，“冬天再次在分界线上安家；这是大自然休养生息的季节”，亚历山德拉“在硕果累累的秋天和热情奔放的春天之间沉沉睡去”。
在凯瑟看来，荒野具有灵性和生态审美价值，它是都市文明弊端的解毒剂，是人类心灵的栖息地。而荒野即纯净的自然，自然即原始的荒野。凯瑟笔下的主人公与荒野的相互融合与互为一体张扬了大自然的神圣性，也彰显了人与自然互蕴共荣的神奇性，这正体现了中国道家思想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境界。
二、生态整体主义审美观中的自我实现
生态美学从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中汲取了重要的理论滋养。深层生态学倡导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即人不是宇宙自然的中心，而是同其他生灵一样，是自然界这张大网中的一个结点。自然是一个整体，其中的生物均具有内在的固有价值和意义。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犹如互为联系的网络，每一个生物都具有独立性和相互依存性，同时也是互为联系、依存的整体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人类若要达成自我实现，必须把自然界整体利益的“大我”（Self）与人类个体发展的“小我”（self）有机整合，消解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实现相栖共生与互蕴共荣。b
在小说《我的安东尼亚》中，安东尼亚的自我实现体现了薇拉·凯瑟的生态整体主义美学思想。安东尼亚与自然荒野的密切联系犹如“美女与野兽”般的微妙关系。安东尼亚“是生命的一个丰富的矿藏，就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她用爱和呵护唤醒了这位冬眠中冰冷的“野兽”：大地褪去坚硬的外壳，顺从安东尼亚对它的充满爱意的耕耘，并热切地予以回报。在收获的季节，大地给予她最丰饶的果实；在她彷徨无助之际，大地给她最强大的精神支撑。大地是安东尼亚精神之源泉，灵魂之归属，心灵之栖息地。生态审美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与融入，这既是人融入自然的过程，也是自然进入人的精神本质的过程。二者互相融合，又彼此激发、促进，人与自然融为一个整体。这种审美意境超越了西方逻各斯主义的二元对立，而进入了一元和合的天地之大同境界。小说《我的安东尼亚》的结尾，凯瑟向读者彰显了这样一个物质丰饶而又精神富有的和谐场面。这是一个在庆祝丰收的时刻里，安东尼亚所代表的大地母亲与她的儿女们的欢庆图景：
吃饭的时候坐了好大一桌子人；灯光下两排动个不停的脑袋，那么多眼睛兴奋地盯着安东尼亚，她坐在桌子的首位，把菜盛在盘子里，开始分给大家。孩子们的座位是按照一定的规矩排列的：一个小的挨着一个大的，大的那个注意小的那个吃饭的习惯，并注意他是否拿到了吃的东西。？
这个图景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共荣中，人类身心健康、和谐友爱以及在自然生命共同体中享受美好生活的“诗意栖居”的审美境界。正是在与土地（自然）的相融中，安东尼亚超越了人类“小我”的界限，与自然系统的“大我”融为一体，完成了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的心灵与宇宙的合拍和共鸣，是人的身心的安康与快乐，是人的潜能的自然实现。
三、新时代的呼唤——生态文明审美观
中国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一种全新的、与之相应的新的文明观——生态文明观也应运而生。生态文明观是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它正悄然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与此同时，它必将引入崭新的审美观——生态文明审美观。生态文明审美观“从生态文明的视界来看自然环境审美。自然环境的美既不在生态，也不在文明，而在生态与文明的统一即生态文明”c。这种审美观克服了传统美学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在吸收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将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美学视界加以延展，进而包括自然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论美学观。
薇拉·凯瑟作品的生态审美意蕴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她于一百二十多年前就在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建设富有生态文明意义的人类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审美化生存的方式。小说《教授的住房》寓意深刻，其叙事结构也颇为独特。小说讲述圣彼得教授在金钱至上、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至上、趋炎附势、亲情淡薄的社会环境里沉沦挣扎，最终在其学生汤姆·奥特兰的引领下，从栖居于宁静古朴的蓝方山上的印第安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获得启示与顿悟，最终重回富有活力的、健全的人生的历程。小说里包含大量对现代人追逐物质满足、精神却空虚荒芜的描写。圣彼得教授专注于学术写作，对其家人的拜金主义和追求名利的“风尚”极为厌恶。教授被一团悲观主义的愁云笼罩，因为家人不理解他内心所追求的淳朴、纯净的精神空间。他的住宅里摆满各种实木制的高档家具，这让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备感自豪。而对他而言，这却是令人倍感压抑和窒息的，只有他的忘年交和灵魂知己——汤姆·奥特兰知晓他的内心所向与精神世界。
凯瑟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创意独特。小说的前、后两部分气氛凝重，且着墨于外部空间的描写，烘托了圣彼得教授生活中的苦闷与彷徨。而在小说的中间部分，是自然之子奥特兰在蓝方山上诗意栖居的故事。这部分的叙述以奥特兰的日记为主线，呈现了他在蓝方山上体验北美古印第安人栖居于崖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诗意生活。圣彼得教授在内心阴霾的时刻，受到了奥特兰的启发，跟他一起去了蓝方山。经历了古印第安人复归于自然的纯净体验后，他最终获得救赎，回归于少年时代富有活力的自我。
凯瑟在其散文中写道，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幅19世纪的荷兰油画。画面主体是拥挤而古老的带家具的房间，色调凝重，而画的亮色是房间面向大海敞开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们能看到远处蓝色海面上的一艘桅杆屹立的小船，画面和谐而宁静。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教授的住房》的叙事结构宛如这幅荷兰风景画的结构。而汤姆·奥特兰的故事犹如通向海面的窗户，透过它，人们能感受到来自远方山谷的清新气息。
凯瑟通过其小说创作，意在给遭遇心灵危机的现代人提供灵感和启示，即如何在空洞的物质主义的旋涡中解脱出来。很显然，凯瑟给我们指出的路径是净化内心，在与自然和谐、与自我和谐的生态空间里，复归于健全而诗意的人生。凯瑟在这部小说里预示了生态文明审美观的图景与实现策略。我们需要满怀赤诚，返归自然。自然同时又意味着“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凯瑟希冀人们能重新联结自然之根，释放最本真、质朴的情感，与自然相融。作为与圣彼得教授所处的异化世界的强烈对比，蓝方山是一个生态审美意义的存在。蓝方山是古印第安人的隐居之处，具有原始的、未被现代文明沾染的原始美，其间隐藏着“一种受悬崖、河流以及沙漠保护的文明”d。
奥特兰处于生命的本真状态，且沉入了自然生命的基底，他感叹：“当我醒来时，我感到自己找到了一切，并非失去一切。”蓝方山代表着世外桃源般、与自然整体相融合的，具有生态审美意义的生活典范；同时，也彰显着薇拉·凯瑟为工业文明中的人类开出的一剂良方——回归自然荒野，与自然、自我和谐共生，重获原始生机与活力。
四、结语
凯瑟通过其小说创作，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富有生态审美意蕴的生存方式。我们应重新回到生命的原始地层，回归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在与自然的交融过程中，以“主体间性的双向互动式”审美方式，获得崭新的生态审美体验，重建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凯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和谐而美好的生态审美世界，亦为我们展现了重建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宏伟蓝图。家园的重建需要我们向内寻求反思，反思我们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思维方式，使自我具有向自然敞开的“活感性”，在宇宙的无限中拓展自我生命潜能，在与生命世界的交融中，融入“大我”，从而将生命视域无限拓展。
a 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亚》，资中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13页。（本文有關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Leopold，Aldo. A Sandy County Almanac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203-204.
c 陈望衡：《生态文明美：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第14版。
d Cather， W.. The Professors House [M]. London： Virago Press，1981：226，258.
基金项目：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青年项目——“生态审美视阈中的薇拉·凯瑟作品研究”（项目编号：LN2017QN034）、2019年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英美现代派诗歌中的城市审美”（项目批准号：L19DW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谭晶华，文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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