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骏

　　摘要：雨果与老舍是处于东西方不同环境的两位作家，前后相隔一个世纪，他们都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丰富的生活阅历之下，二人对人性的探索都有着极为深入的思考。他们都发觉了多元人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并渗入笔端，将这种理解融入作品中。本文主要分析了雨果与老舍在作品中对多元人性探索的具体体现，以及背后成因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雨果 老舍 多元 人性 善恶

　　中西方相隔仅一个世纪的两位伟大的文学家——雨果与老舍，在各自的作品中，对人性都有很深刻的思考。本文旨在找出两位作家在多元人性探索中的契合点，并进行论证分析。目前国内外有将狄更斯与老舍、狄更斯与雨果在人道主义方面分别进行比较研究过，但并未有着眼于人性方面的，且缺乏对雨果与老舍的直接对比。本文的意义在于运用理性在比较文学领域进行开拓创新，对雨果与老舍这两位充满着人性之光的作家赋予个性化的解读。

　　一、多元人性探索的体现

　　雨果与老舍都是极具魅力的文学大师，二人在对人性的认知上，有很多相同与共通的地方。他们都善于描摹世间百态，善于体察复杂多样的人性。在他们的笔下，既有善的单纯美好，又有恶的自私贪婪。在社会环境之下，他们敏感地诠释出了善恶的互融，也尖锐地指出了在大环境背景下，人性是可以异化，并产生出一个新的发展的。虽然雨果和老舍身处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但正是因为这两位作家在人性方面有着同样深刻的思考，才令笔下的人物具有类似的色彩。

　　（一）大善与大恶的人物

　　《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单纯善良，在乞丐国王即将绞死诗人格兰古瓦的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用承诺结婚的方式救下格兰古瓦。当卡西莫多因为抢劫失败，被皇家卫队逮捕，绑在烈日下的耻辱柱上遭受鞭打示众，口渴难耐之时，只有爱斯梅拉达肯帮助这个异常丑陋、深夜又劫持过她的敲钟人。面对爱情，她无所畏惧，即使她所爱的弗比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她也至死保持着对这份爱情的忠贞。她有着高尚的心灵，清白无瑕，深深体现出一个单纯少女的美好与善良。老舍的作品《四世同堂》中也有一个大善的人物——李四爷。作为老派市民的代表，李四爷仁义善良，虽然经济并不富裕，但一辈子乐于助人。在人们领取共和面作为粮食的时节，迫于日寇的淫威，为了小羊圈里令人一筹莫展的黑窗户，李四爷挺身而出，想方设法弄到白面，制成糨糊。不同于正直却有些狡猾的白巡长，李四爷的行为是源于内心的大善。

　　而对于大恶的人物，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出的德纳第夫妇和老舍在《老张的哲学》里塑造出的老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信条都是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德纳第夫妇可谓是大恶的极端代表，他们自私、贪婪、狡诈。德纳第利用从滑铁卢战役的死尸身上盗取而来的金钱，在孟德梅开了一家客栈，专门敲诈旅客。芳汀母女就深受其害。芳汀将女儿寄养到德纳第夫妇的家中，自此饱受勒索，被其百般敲诈。为了养活女儿，芳汀相继出卖自己的头发、牙齿和肉体，仍无法满足德纳第夫妇的贪婪欲望。小珂赛特饱受欺凌和虐待，在冉·阿让出手搭救之时，德纳第为了抬高价格，迟迟不同意。得到了约定好的金钱，他们又因没有把钱要得更多而反悔。在地球另外一端生活的老张同样善于投机取巧，为金钱不断钻营。他是旧北京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赖恶棍，信奉的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人生哲学。老张开的是一家学堂，学堂内的学生不仅要交学费，还要负责老张的日用开支。他苛刻家人，自己丰衣足食，却不把妻子当成一个人去对待。老张善于利用自己的卑劣手段赢取财富，并妄图买卖他人的婚姻，使自己得利。德纳第夫妇和老张，充分体现出了人性中的卑劣与无耻。

　　（二）善恶交织的人物

　　除了大善大恶的单一类型的人物，雨果和老舍还善于在描摹人情世态中，展现不同人物丰富多彩的性格特点。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两位作家不断探索，去触及更加真实的人性，塑造了一种善恶交织的人物类型。譬如《悲惨世界》中的爱潘妮和《骆驼祥子》中的虎妞。两个女性人物都敢作敢为，为爱执着，体现出女中豪杰的气质。

　　爱潘妮是大恶人物德纳第夫妇的女儿，她被父亲压榨，一步步沦为声音嘶哑、行为粗鲁的小偷，最终成为德纳第的帮凶。她是罪恶的、堕落的，但她面对爱情义无反顾。即使马吕斯并不爱她，她也心甘情愿去守护心底的这份爱情。在和马吕斯的交往中，她敢于表白;在和父亲的数次交锋中，她敢于反抗父亲的压迫。可以说，爱潘妮的身上有一种常人没有的勇敢精神，那是一种源于生命本质的热情。她作为一个被压迫与被残害的女人，对整个黑暗的社会现实是不断反抗与控诉的。在爱潘妮这样一个弱小女子的身躯内，爆发出的这种反抗的力量却是强大的、令人震撼的。《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同样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母亲早丧，虎妞一直被父亲利用着，为他管理车厂，导致迟迟未婚。她性格粗野、泼辣、恶毒，但在爱情方面勇敢而无畏。爱上祥子之后，虎妞放弃了富裕的生活，与父亲闹翻，勇敢地去追求她的爱情。虽然祥子并不爱她，但虎妞为他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虎妞敢爱敢恨，她那反叛命运、挑战命运的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说：“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爱潘妮和虎妞就是这样两个美丑并存的人物。她们的善与恶都交织融合在一起，也正是由于这种人物的出现，才凸显出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与真实。最后，爱潘妮中弹而亡，虎妞因难产而死，她们都是社会和家庭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

　　（三）异化发展的人性

　　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雨果与老舍都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同时将自己对人性异化的发现，落笔于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19世纪法国的政局跌宕起伏、变幻莫测。围绕着帝制和共和制，各种矛盾都交织在了法国人民的身上。法国大革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雅各宾派专政、拿破仑称帝、七月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动荡，造成了社會制度的混乱、民众思想的冗杂。资本主义法律的严苛、生活条件的艰苦，令社会底层人民的道德感发生着变化。《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勤劳、淳朴、善良。为了养活自己的七个小外甥，身为树枝修剪工的他同时还要兼做多份苦力工作。拼命劳作并不能减轻生活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负担，最后，在一家人濒临绝境的时候，他砸碎了面包店的窗户，去偷了一块面包，自此进入长达十九年的苦役犯生涯。他从仇恨法律，发展为仇恨社会，乃至其他一切：“这种仇恨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上天制止，到了一定时机，就会变成仇恨社会，进而仇恨人类，进而仇恨天地万物，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持续不断和凶残的欲望，要危害，不管什么人，逢人便危害。”从一个善良忠厚的老实人，突变到仇恨社会的魔鬼，冉·阿让身上的这种变化不禁让人深思：正是由于环境的动荡、生活的困窘和制度的不完善，才令人性产生异化。

　　而老舍所处的社会也正处于动荡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初的中国，旧的权威已被打破，新的权威尚未崛起。新旧文明的交替、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战乱频发，动荡不堪。新的社会秩序并未得到完善，生活條件的恶劣令许多平民百姓的勤劳付之东流，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环境的压抑，再加上人性本身的脆弱，使得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贫苦人民生活窘迫、难以为继，一些底层人民为了生计，失去了原有的善良。《月牙儿》里的母亲曾经对女儿百般呵护，但在贫困的长久折磨下，为了生存，早已丧失了原有的母性。“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在母亲眼里，金钱是第一位的，吃饱饭是最大的问题，其他的都不去考虑。她更加关心钱挣得多不多，而不关心女儿的身体。她只会为女儿多招揽些生意，只为多挣些钱，最后甚至采用偷盗的方式，“不顾一切单单地站在了钱这边了”。老舍看出了金钱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看出了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造成了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异化。

　　二、多元人性探索的成因

　　（一）自身经历

　　雨果幼时的经历较为顺利。1802年，雨果出生于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军官家庭。这样的背景使得雨果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底层社会的悲惨生活。这也是雨果在描写底层生活时有一些脱节和过于乌托邦色彩的原因。雨果的父亲参加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信仰共和主义，然而雨果的母亲却是波旁王朝的忠实拥护者。在敌对政治观的夹击之下，雨果对矛盾的理解能力比常人要强。年幼的雨果跟随母亲生活，因此接触到的都是保守党人的思想。社会的现实和雨果自身的判断让他慢慢改变着自己的政治观念。1851年，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宣布帝制，大肆进行镇压，雨果被迫流亡国外，长达十九年之久。这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更是令雨果对社会进行不断地思考，他坚持对拿破仑三世独裁政权的斗争并不断写作，他的代表作《悲惨世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国内政局的思考认知、国外生活的体验感触，都在不断扩大着雨果的视野。

　　善于揭露人性善恶的老舍，对底层民众的了解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这是他个人成长经历的自然流露。老舍家境贫寒，父亲早亡，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北京大杂院的生活使得老舍冷眼旁观了很多无奈的事情，拥有一副热心肠的老舍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人性的观察十分细致。因此，他能在简单琐碎的生活描写中凸显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1924年，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1929年，他离英回国。在英国生活的这段时间，老舍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对英国人有了全面的认识，也对人性有了深刻的体悟。他发现英国人不全是大家印象中的骄傲自大、盛世凌人的样子，英国人也不乏热心助人的善良的人。老舍仇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反感英国人的盲目狂妄，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偏见;但他也怀着深深的同情，去对待那些处于英国底层的穷人。他亲眼看到了中国社会和英国社会的丑态，也看到了社会底层一些民众勤劳善良、勇敢独立的美好品质。他意识到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有着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弱点的。正因为老舍接触到各类型、各阶层的人，在国内和国外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所以他能独具慧眼，令笔下的人性探索变得真实多彩。

　　（二）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雨果曾在《悲惨世界》的序言当中提到了三个社会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赢弱。雨果和老舍都敏感地发现了这三个问题所带来的现实意义，他们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都体现出了这样的思考。譬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会偷窃一块面包，导致自己锒铛入狱;《四世同堂》里的陈野球会抢夺亲戚手里的粮食，并无赖般地喷上自己的唾液。现实中的贫困使男子无法挺起身躯，只能勉强糊口度日。

　　饥饿使妇女堕落，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了芳汀这个女性形象，老舍在《月牙儿》中塑造了一个“我”的形象。这两个人都是因无法填饱自己与家人的肚子，一步步走入妓女的行业。芳汀本是个美丽大方的姑娘，却被纨绔子弟诱骗怀孕。为了寄养在客栈的女儿，芳汀先是做女工，后来不得不变卖头发、牙齿，并走人万劫不复的深渊。芳汀的苦痛来自于社会的虚伪道德，她深陷其中又难以自拔。老舍的《月牙儿》运用了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描写饥饿带给当时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主人公“我”伴随着家境的贫困、父亲与继父相继病逝、母亲沦为暗娼的经历，明白了饥饿带给人的苦楚——“家里的锅有时干净得像个体面的寡妇”。但“我”仍然想用勤劳和努力，去找一口干净的饭吃。在遭受到感情的诱骗和现实的困窘之后，她终究没有摆脱沦为妓女的命运。无论是雨果笔下的芳汀，还是老舍笔下的“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艰难的反抗，但为了生存的需要，她们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向黑暗罪恶的泥潭。

　　《悲惨世界》中的珂赛特和《四世同堂》中的小妞子是“儿童因黑暗而身体赢弱”的代表。芳汀的女儿珂赛特的童年遭遇分外悲惨，刚满五岁就要打扫旅馆，洗刷杯碗，做杂务，搬东西，甚至得在圣诞节全家团圆的夜晚，一个人孤零零地去很远的井台边打水，无端的打骂和虐待是家常便饭。小珂赛特在长期的折磨之下瘦弱不堪，浑身上下都是瘀痕。雨果把珂赛特的生活环境形容为“主母是个母老虎，主人是只毒蝎。德纳第客栈就像一面蜘蛛网，珂赛特附在上面发抖”。《四世同堂》中的小妞子在日寇的铁蹄重压之下，被活活饿死。她曾经像只快乐的小麻雀，却因为黑暗的社会，身体逐渐变得赢弱，两条小瘦腿，细得跟高梁秆似的，直直地伸着，令人痛心疾首。最后，在曙光即将到来之时，她失去了自己那年轻的生命。

　　可以说，雨果和老舍都注意到了这三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对下层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关怀与同情。但是略有不同的是，雨果是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悲悯，而老舍则用一种亲历者的笔调与人物共同体会;雨果较为乐观，大多给出一个美好的结局，而老舍塑造的人物，大多纠缠在无奈的命运中间，不知道终归何处。

　　三、结语

　　“如果一个作家不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本质，不深入到灵魂最深远的地方;如果他不敢，或者不能不顾后果而写作;如果他没有胆量像雕像那样赤裸裸地表现他的观念，不敢把人性如它们所显现的那样反映出来，既不增加一分，也不减少一分，而是看公众的脸色行事，一味依从公众的偏见、物质、虚伪、鄙俗或是伤感情调——他或许可能（十有八九已经）为同时代人大加赏识而显赫尊荣，他或许已用他的才智赢得了桂冠和财富;而对我说来，他是不存在的;对我之谓文学说来，他的作品是毫无价值的。”

　　雨果与老舍，这两位伟大的作家都是文学史上璀璨的明星。他们在人性方面的思考、发掘，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世界都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相互契合的人物类型，相类似的探索成因，令两位作家之间多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雨果与老舍的比较，或许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们创作出来的具有人性关怀的作品，还需要后人不断加以研究解读，并赋予新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