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婧

　　摘要：《乞放市易欠钱状》是苏辙公文代表作之一。苏辙在这篇奏状中批判了市易法在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四大弊端，并提出相应对策。奏状反映了苏辙的民本和廉洁的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着深远影响。《乞放市易欠钱状》以数据说话，以及运用四言骈体的艺术特色，对现代公文写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辙 《乞放市易欠钱状》 现实价值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擅长政论和史论。嘉祐二年（1057），苏辙进士及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终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

　　宋初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整个市场繁荣兴旺。至北宋中期，国家征收的商税成为朝廷主要的财政收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商业领域中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京城开封和其他较大城市中的商业经营多被大商人把持，他们垄断市场贸易，较固取利。当时，“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严重损害了广大中小商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混乱的市场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使得“财既偏聚而不泄”，“国家之用亦患其窘迫矣”。为了解决商业中的兼并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商税收入，宋神宗和王安石实行变法，颁布市易法。

　　市易法施行于熙宁五年（1072），其目的就是抑兼并，利商贾;平物价，通有无;足国用，增吏禄。苏辙对市易法的立法宗旨基本上予以肯定，认为市易法并没有太大的危害，但市易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苏辙上《乞放市易欠钱状》全面分析市易法的弊端，并且提出应对措施。

　　苏辙首先对市易法的现行状况进行分析，指出市易法之行，流弊甚多。第一个问题是市易法收取的利息过高，损害到商户的利益。市易法明文规定，不得收取过高利息，而实际并非如此。苏辙调查发现，朝廷已经收回了1226万余贯的本金以及41万余贯的利息，仍然有237万余贯利息还未收齐，市易法的利率已经高达22.68%。这使得商户百姓在还清本钱之后，仍然背负着巨大的债务，“民商咸以为苦”。背负债务的小商户占欠债总人数的99.77%，他们是市易法高利息的主要受害者。

　　市易法施行过程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官吏催债峻急。当时朝廷设立市易抵当所，安排众多官吏追讨本息，“日夜骚扰欠户27000余家”，导致“小姓之家，死丧流亡，不可复知”。政府想通过官吏催债的方式，给欠户施加压力，让他们还清债务。但在施行的过程中，政府方面“所催微细”，方式过于急迫粗暴，也没有考虑到欠户大部分是小商户，本身经济能力较弱，而且市易法利息过高，债务已经超出欠户的偿还能力，现有的催债方式只会让朝廷和百姓两方面的利益受损，“为害至大”。

　　官吏队伍过于庞大是当时朝廷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负责催收市易欠款的吏卒人数众多。仅开封城，“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朝廷“所收之息，不补所费之半”，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亏损，得不偿失。

　　官吏贪污成性，陋习难改是市易法在用人方面最大的问题。当时因“欠户拖欠日久”，朝廷“差人监逐”“未见归著及无家业之人”“遇夜寄禁”。差吏利用这条法规谋求私利，“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摔缚，何所不至”。欺压百姓，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牟取私利……这些本该为百姓服务的官吏却成为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逼得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针对这些弊端，苏辙提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解决措施。首先，他主张“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朝廷的本金已經全部收拢，商户百姓所欠的是利息。小商户欠债的金额小，但人数众多。如果免除“欠二百贯以下人户”，“所放人户九分以上，而所放钱止及二分”。这样，百姓获益多，政府损失少。为了经济、国家长远发展，“放欠二百贯以下人户”显得更有可行性。在行政方面，苏辙提出减少催债官吏人数，制止官吏贪污行贿，改变官吏的做事作风。庞大臃肿的官吏队伍使得朝廷开支浩大，缩减官吏人数迫在眉睫。官僚的腐败、压迫严重阻碍经济健康发展。苏辙要求朝廷加强措施改变这一风气。

　　《乞放市易欠钱状》反映了苏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的民本思想，同时表现了其廉洁的追求。苏辙曾言，“政无旧新，以便民为本”。在市易法的施行中，苏辙不仅仅将注意点集中到朝廷经济利益的得失上，而且也看到在这一法规下“小姓之家，死丧流亡”的民情。苏辙为此上奏告知皇帝，请求将欠二百贯以下的人户除放，以解百姓困苦之境。苏辙为官清廉，对朝堂贪赃枉法的现象深恶痛绝。苏辙将那些以权谋私，压榨百姓的官吏比作“蟊贼”，有力抨击他们的罪行。这些思想对现代社会仍有深刻影响。我们国家一直以民为本，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打造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乞放市易欠钱状》之所以千古流传，是因其思想内容仍能启迪后人，因为它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润泽后世。这篇文章最大的艺术特色便是运用数据论证。从全文看，苏辙主要运用数据罗列、数据对比分析两种方式，利用数据说话。奏状中，苏辙运用数据罗列对市易务现有账目进行了详细分析。今“市易本钱，前后诸处拨到共计1226万余贯。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共计530万余贯，朝廷支使过，共计384万余贯，即今诸场务见在，共计353万余贯”。通过简单数据分析，苏辙有力地指出现阶段市易务本金已全部收回，主要欠款是借款所产生的利息。这些数据形象地表明了市易法在实行过程中利息过高，造成了百姓债台高筑。基于这一事实，苏辙认为“放市易欠钱”这一措施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辙对民生的热切关注。又如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批评当朝官吏队伍过于庞大。一系列的数字直道当时官吏配置过于臃肿，仅小小的催债队伍就有一千人的配置的现象，给上级更为直观的感受，使其觉察到问题的所在。

　　对比分析是数据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对比得当可获得精准结论，识别数据差异。如果按照苏辙的建议，将欠二百以下的人户除放，朝廷不过“放钱466200余贯”，损失总利益的二成，但却能“放25353户”，“九分以上”的百姓都可以受到恩泽。“二分”“九分”两个数字的对比，给上级最直观的冲击，从而证明苏辙这一措施的可行性，让上级更容易接受苏辙的建议。又如《乞放市易欠钱状》所言：“臣所乞放二百贯以下欠户钱数，于见欠钱都数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岁催及三万贯数中，不过催得六千贯而已。”现实情况是朝廷催债急切，商户无力偿还。但如果按苏辙的建议，放欠钱二百以下商戶，朝廷仍能收取总额的十分之二。两相比较，朝廷实际获得利益相同，但现行政策下，两万百姓深受其害，以苏辙之计却能造福更多民众。运用数据的对比，苏辙的观点更有事实依据，让皇帝能够接受并采纳。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提到：“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四言句有两个节奏顿，由两个双音节的词组成，语气均衡，体现了平衡对称的古典原则和威严的秩序，体现了神圣庄严之感。历代的朝廷文书多用四字句，这篇苏辙的奏状也不例外。“然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摔缚，何所不至。”生动再现了当时官吏以权谋私的情况，整个表达更简洁、明朗，语句节奏均衡，铿锵有力，表现了苏辙对这种不法现象憎恶的情绪。同时，四言骈体的运用也体现了苏辙的文学素养，增加了奏章的文气。

　　《乞放市易欠钱状》深刻剖析了市易法在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利息过高、催债过急、冗官、贪污四大弊端，并提出，除放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精简官吏和反腐三大措施，对皇帝正确判断经济形势，及时做出调整有重要贡献。苏辙对当时民情的真实记述使《乞放市易欠钱状》成为后世研究宋代市易法的重要历史史料。与此同时，苏辙在奏状中表现出来的民本思想和廉洁追求，对现代社会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社会有时出现以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将岗位作为凌驾于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资本的案例。我们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强化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公正廉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除了思想方面的重要意义，《乞放市易欠钱状》善用数据说话这一创作技巧对现代公文写作也有深远影响。恰到好处的数据运用，不仅能使文章血肉丰满，还能一句顶一万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秘书在起草公文时要巧用数据，更好地发挥公文的作用。同时，我们的文书可以尝试骈体这种话语方式来提炼表达关键性核心话语，使得文字更简洁，更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