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身份问题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和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对美国现代作家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伊甸之东》中的华人老李这一形象进行分析,老李在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下经历了文化身份的确认、伪装与重构的艰辛历程,作家塑造的这个形象是对美国主流霸权话语中华人定型化形象的一次修正。
1952年,美国现代作家斯坦贝克的后期力作《伊甸之东》一经推出便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目前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而广为流传,1955年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著名导演伊莱亚·卡赞执导,成为美国电影的经典之作。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以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为背景,记述了汉密尔顿和斯特拉克两个移民家族追寻“美国梦”的历程。在小说中,作家塑造了一位美国华裔老李的形象,国内评论界对这个形象的评论虽然不多,但观点却有分歧,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老李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否真实可信;二是老李到底是一个正面形象还是一个负面形象?笔者认为,在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里, 老李作为“土生华裔”(American Born Chinese)的代表,其文化身份变化的经历更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因此,笔者将就其文化身份的确认、伪装和重构的过程及其背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作一番探究。
何谓身份?“身份”(Identity{1})最早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后引入文化研究中,“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2}。本文所谈的身份主要指的是文化身份,它包括民族、种族、族裔、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伊甸之东》中的老李是华工的后代,他出生在美国,在学校里接受了西方文化,同时又从父亲和旧金山的唐人街那里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他是具有“混合文化身份”的人。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一文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文化身份”:一方面,它代表一种“共有的文化”,“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3},有一定的稳定性、相似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稳定性、差异性和断裂性,既是“存在”又是“变化”{4},在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不断变迁。老李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处于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美利坚民族不断容纳新的文化成分,中美关系几经沉浮,因此老李也经历了文化身份的确认、伪装与重构的曲折复杂、充满艰辛的过程。
一、文化身份的确认
“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5},“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6}。老李在小说中首次出现时已人到中年,他先前的经历主要是通过回忆的形式向亚当和汉密尔顿讲述的:老李的父母是广东人,为了还债,与美国铁路公司签约,远涉重洋,来到旧金山加入到修建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行列,他们从事着异常艰苦的劳动,忍受着非人的待遇,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就悲惨地死去了,老李成为在苦难中诞生的一位华裔美国人。老李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赶上美国人对华人极度蔑视的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华排华的浪潮,软弱的清政府没有能力保护在美国的华人,只能任其发展。1882年,美国国会在未与清政府协商的情况下通过了“排华法案”,后来又通过各项立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个法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将中国作为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先是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后又成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镇压中国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美国的华人因此也成为被排斥、被歧视、被虐杀的对象,这一情形在老李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州尤甚。“尽管法律明文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权益,但平等并未普遍延及到非裔美国人或其他种族或少数族裔成员身上,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遭到主流社会群的非难,并形成不同的社交规范来对付这些差别。”⑦为了生存,老李曾经试图向美国主流文化靠拢,以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他穿西装、打领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没想到,却遭到白人世界和华人世界的双重排斥。在白人眼里,即使他的语言、服饰、举止都很西化,他仍旧是个中国人,并且是打了折扣的中国人;在保守的华人眼里,他则是个“洋鬼子”、外国人。为此,老李感到困惑、迷惘,他以汉密尔顿作为参照,发现这位出生在爱尔兰,青年时代才移民到美国的农民很快就能够融入美国社会,而他“怎么也不能同美国人打成一片”{8}。看来,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鸿沟要比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深得多,人们很容易通过肤色、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把双方区分开来。大多数人本着人文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的文化,为了抬高自己的文化而贬低其他的文化。所有与自己的规范、习俗、价值观、习惯和行为模式相背离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低劣的、值得怀疑的,甚至通常是变态的和不道德的”{9}。因此,老李承受了来自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冲突和社会隔离,从而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二、文化身份的伪装
威廉·布洛姆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找不到身份归属的老李只好戴上面具,隐去真正的自我,扮演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和保守华人眼中的双重“他者”形象:梳一根油光乌亮的长辫子,穿窄裤腿的棉布裤子、没有后跟的黑便鞋和盘花纽扣的中国式罩衫,沉默寡言,只讲洋泾浜英语,在白人家中甘当佣人。
汉密尔顿问老李为什么留辫子、讲洋泾浜英语?老李说:“他们指望我讲的、愿意听的都是洋泾浜”,“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能实事求是地观察而没有先入之见。你看到的是实际情况,而大多数人只看到他们指望看到的东西。”{11}“看到他们指望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对“他者”加以“身份改写”和“文化塑型”,汉密尔顿的妻子莉莎起初不信任老李,但是后来发现老李很正派,就认定老李同她自己一样,是长老派基督徒,允许他照看亚当的双胞胎,她对丈夫说:“我对异教徒是怎么也放心不下的——可是一个长老派的基督徒——什么事一教他就会。”{12} 莉莎主观地为老李“改写”了宗教身份,变“异教徒”为“长老派基督徒”,从而缩小了他们之间的文化距离,也为自己接受老李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和那些种族主义者则不然,他们故意扩大中美之间的文化距离,有意贬低、歪曲、丑化华人形象,强调华人愚昧、阴险、肮脏,难以同化,为他们排挤、歧视和压迫华人的法律、政策和行为提供借口。老李故意伪装文化身份的经历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美国华裔的生存困境。
老李伪装文化身份为的是一方面可以在白人世界里谋求生存,避免不必要的侮辱;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华人社会中求得自我族裔的认同,但是老李为自己构建的实际上是一种”他者”文化身份,也可以看作是虚假的文化身份,这种伪装表面上看是一种生存策略,实际上却使他越来越远离美国的主流社会,不被人理解和接受,而其自身的人格也处于分裂状态。
三、文化身份的重构
汉密尔顿的出现是老李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两个来自不同民族的人通过相互交流而理解并欣赏对方,汉密尔顿称赞老李为“会做饭的厨师,思想深刻的哲学家”{13},而老李也同样尊敬汉密尔顿,将其视为自己的父亲。斯坦贝克安排汉密尔顿和老李成为知己可谓用心良苦,一是因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特别是西海岸,爱尔兰工人因为竞争不过华工,遂渐成为排华的主要力量;二是因为斯坦贝克的外祖父母就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斯坦贝克希望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并建立深厚友谊。后来,在与汉密尔顿、亚当、乔、阿布拉等人的交流中,老李慢慢地建立了自信,主动选择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老李文化身份的重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表现为语言的变化。语言是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语言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文化身份的变化。在伪装文化身份的阶段,老李见到白人时故意讲洋泾浜英语,用这种方式与他们保持距离,但是后来,通过与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的友好交往,他选择那些能够理解他、善待他的人,对他们敞开心扉,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畅所欲言。从洋泾浜到正规英语的改变标志着老李由自卑转向了自信,同时也标志着他在重构文化身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是生活方式的改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美国社会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老李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由此增加。在中华会馆的号召下,美国的华人组织宣布承认临时民国政府,华人男子纷纷剪掉辫子,女子则放弃缠足的旧习,老李也在这个时候剪掉了辫子,后来他干脆就穿起了西装。在他放弃娶妻和开书店的计划后,就不再和亚当一家同住,而是另立门户,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独立而舒适的居住空间。
再次是行为方式的变化。有论者认为斯坦贝克持有“东方主义偏见”,故意将老李塑造成顺从的“模范华人”的定型形象。其实,老李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刻意地掩饰自己真实的性格,以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是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个性以及深刻的思想。由于妻子的背叛,亚当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度一蹶不振,老李就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承担了照料和教育两个孩子的责任;亚当因为听到爱子阿伦阵亡的消息患了中风,老李就钻研有关中风的医学知识,帮助亚当恢复健康,从而赢得了墨菲大夫的由衷钦佩。起初,老李给人们的印象是少言寡语、温良恭顺,在主人面前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后来,在对主人亚当有了信任以后,他敢于在亚当面前对各种事物发表不同的见解,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亚当。亚当的儿子迦尔出于嫉妒加害弟弟,酿成恶果后又自暴自弃,老李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他,同时又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通过对《圣经》中亚伯和该隐的故事的阐释,老李为亚当和迦尔,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在善与恶的冲突中实现自由意志的道路。同时,他还富有创建性地重新定义了美国人,不是从种族、信仰、血统的角度,而是从民族性格的角度,他将自己也包括在美国人的范围内:“也许我们都是那些烦躁好动、无法无天、爱抬杠吵架的人的后裔。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那种性格,他们就在世界别处守着家园,在精力耗尽的土地上苦苦度日了……不论我们的祖先来自哪一个古老的国土,我们都秉承了那种遗产。各种肤色和血统的美国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相同的倾向。”{14}
由于文化身份是具有连续性的,因此在重构的过程中老李仍保持了一些民族文化特征,如吃中餐、喝五加皮,读中国古诗,使用带有中国特色的器物,用中国传统方式祭奠汉密尔顿等等,而且,他还经常和旧金山唐人街的族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享受那里的文化资源。因此,他并没有完全被美国的主流文化同化,而是为自己构建了一种既非汉民族也非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身份——“美国华裔文化身份”,从而体现出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和建构性。
身份是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15}。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建构着。在当今时代,虽然美国的主流文化日趋多元和包容,但是文化身份的选择仍旧是许许多多华裔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老李这一形象的出现是对美国主流霸权话语中华人定型化形象的一次修正,在美国主流霸权话语中有两类典型的华人定型形象,他们在大众传媒中广为流传,一类是狡猾阴险、残忍邪恶的“黄祸”,如傅满洲,一类是谦卑驯服、缺乏阳刚之气的“模范华人”,如查理·陈,这两个定型化形象无疑是带有种族歧视性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大众对华人的正确认识,挫伤了在美华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斯坦贝克笔下的老李在其重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勇于选择文化身份的华人新形象,展示了关于华人的“另种”言说,令人耳目一新。如果再看看斯坦贝克创作老李这一形象的年代,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就更加佩服作家的勇气了。
作者简介:王世欣,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① Identity是20世纪末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关键词之一,在汉语中被翻译成“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等。在本文中,笔者采用“身份”这一译法。
②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页。
③④⑤⑥{15}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第211页,第211页,第212页,第208页。
⑦ [美]爱德华·斯图尔特、密尔顿·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卫景宜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⑧{11}{12}{13}{14} [美]约翰·斯坦贝克:《斯坦贝克文集·伊甸之东》,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第182页,第226页,第341页,第645页-第646页。
⑨ [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潘亚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⑩ 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责任编辑:水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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