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东

　　关键词:《罗摩拉》 悲剧结构 悲剧特征 伦理

　　摘 要:《罗摩拉》是乔治·艾略特唯一的一部以历史为背景的哲学小说,也是她展现其悲剧思想和悲剧结构最为完整的一部小说。本文从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小说结构的特征以及小说中主要人物蒂托的伦理观三个方面讨论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从而展示乔治·艾略特在表现其悲剧思想时所采用的独特艺术技巧。

　　《罗摩拉》{1}是乔治·艾略特继《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房》、《织工马南传》之后的第四部小说,也是艾略特七部小说中唯一一部以英国国域之外的地方作为小说背景的历史小说。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它在乔治·艾略特一生中写出的七部长篇小说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是毋庸置疑的。

　　19世纪很多作家的小说都具有明显的悲剧特点。作家们通过小说在叙述故事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详尽地揭示悲剧产生的社会原因,反映痛苦、堕落的悲剧主题应该达到的效果以及人的责任与遭遇。与其他悲剧小说作家不同的是,艾略特将小说的悲剧艺术化了。艾略特小说故事的悲剧意义并非体现在她的小说所展现的痛苦、堕落、罪恶与惩罚,而是通过小说,她创造了一个反映痛苦是无尽的“道德模式”。对她而言,悲剧是人类坚忍不拔精神和人类发展过程的表现。恶行受惩罚不可避免,但惩罚的形式不尽相同,有些恶人受到肉体上的惩罚,有的则在精神上受尽折磨,甚至终生都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煎熬。

　　尽管艾略特在她的其他小说中也有个性鲜明的悲剧性表现,但《罗摩拉》一书是她对悲剧的理解极为彻底、悲剧结构最为完整的一部小说。

　　一、《罗摩拉》故事历史背景的悲剧特征

　　首先,艾略特为故事创造了一个典型的悲剧性历史背景。邱紫华在讨论政体的更迭和悲剧的产生之间关系时有着这样的论述,“总的说来,新旧社会形态的更迭,引起一切方面的冲突和否定性行为的普遍发生,如果这种冲突、更迭是采取急剧过渡,即以暴力在短期内完成这种过渡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悲剧频发的历史时期”(邱紫华,《悲剧精神》148)。《罗摩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剧变、新旧政体更迭的时候。

　　1492年4月9日洛伦索·梅迪奇过世。洛伦索·梅迪奇是梅迪奇家族的领袖,是当时佛罗伦萨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城市的主宰,“除了梅迪奇家的帮派以外,没有人能够行使他市民的权力”(20)。他的死“使得主教府的塔窗拼命震动,让共和国的狮子立刻觉得非要互相残杀不可”(33)。可想而知,梅迪奇生后所留下的权力空白给佛罗伦萨各派政治力量提供了最为理想的厮杀战场。而就在这一天,故事中的悲剧人物蒂托·梅莱马从海上“漂进”了这个山雨欲来的城市。

　　乔治·艾略特安排蒂托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佛罗伦萨,使蒂托本人染上了强烈的悲剧色彩。根据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历史上伟大人物之所以出现,是时代的需要,因而具有必然性。而伟大人物以具体某个人的形式出现,则是出乎偶然”(邱紫华,《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454)。蒂托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出现在佛罗伦萨表面上是偶然的,但却是时代的需要。我们并不以为蒂托就能与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但从乔治·艾略特小说中没有特定意义下的坏人和好人这一点出发,她的小说中也没有特定意义下的凡人与伟人。无论如何,蒂托的特质使他在与佛罗伦萨当地人的比较中如鹤立鸡群般地脱颖而出,无疑使他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伟人”特性。他年轻、英俊、尤其是他在古希腊文化方面渊博的知识,不仅让他得到佛罗伦萨著名学者巴尔多·德·巴尔迪的青睐和其女儿罗摩拉的爱慕,而且得到了佛罗伦萨各种政治力量的关注。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外来人,“跟他所往来的人的思想和偏见毫无关系”(396)。在佛罗伦萨失去了其政治领袖的特殊的时候,他的这些显著的优点便让他成了佛罗伦萨各个党派都想拉拢和依赖的对象。他依靠自己的优势,斡旋于各党派政治力量之间,事业获得了飞速的成功。然而他毕竟是年轻的。年轻人爱虚荣、一有成就就忘乎所以、容易感情冲动而行为失检的缺陷一方面让他在赞扬声中迷失了自我,另一方面促使了他的虚无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恶变。法国人的到来是他腾达的顶峰,同时,像世上一切其他事情一样,物极必反,他们的到来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与法国人打交道使他的地位在公众眼中得以巩固和提高,然而,法国人的到来激化了佛罗伦萨的社会矛盾,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当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在一颗颗人头落地声中渐渐走向尾声的时候,当“他知道了贝纳尔多·德尔·内罗的脑袋要从脖子上砍下来,却觉得这真是对他的安全的不受欢迎的保证”(562)时候,蒂托也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

　　二、《罗摩拉》结构的悲剧特征

　　亨利·詹姆斯在他的DenialDeronda :AConvers

　　ation一书中评论乔治·艾略特的小说时说她“没有形式感”。然而,乔治·艾略特并不是忽略“形式”的小说家,至少在她的小说《罗摩拉》中,乔治·艾略特就像莎士比亚在他的《麦克白》和《李尔王》里所做的那样,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悲剧模式。

　　西方文学中的悲剧起源于古希腊,其代表作品就是《俄狄浦斯》。以此为样板,悲剧故事总是遵循一定的悲剧行为模式:悲剧性人物会置身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悲剧性人物做出选择。由于悲剧人物自身的缺陷,他做出的选择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但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由于这个错误的选择,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就会接二连三地在他身边发生;在这一系列的灾难中,悲剧性人物承受巨大的痛苦;悲剧性人物在痛苦中,感悟到自己的错误;死亡是悲剧人物不可避免的最终归宿(Ryken,84)。

　　《罗摩拉》的故事以洛伦索·德梅迪奇的死开始,他的死标志着意大利安定和秩序时代的结束。整个佛罗伦萨分裂成了无数个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了权利而争斗的舞台。蒂托·梅马尼就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海难的幸存者来到了佛罗伦萨。在海难中,他和自己的养父巴尔达萨雷·卡尔伏失去了联系,后者生死不明,极有可能被海盗掠为奴隶。

　　初到佛罗伦萨的蒂托·梅马尼失魂落魄、人地生疏,身上连吃早饭的钱都没有。但他却有着从他的养父巴尔达萨雷·卡尔伏那里学到的渊博知识和属于其养父的一些古希腊珠宝。他通过小贩布拉蒂认识了理发师内洛,又通过内洛的介绍结识了金匠琴尼尼,卖掉了身边大部分的珠宝,有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在获得这笔财产后,他无意中得知这笔财富足以从海盗手中赎回一个人质,思想上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人性善良的一面对他说:“要是我肯定巴尔达萨雷·卡尔伏还活着,而我有可能救出,不管要花多大的气力,冒多大的危险,我现在就会去”(115)。然而,自私的本性使他私欲膨胀,他知道,摆脱了巴尔达萨雷,就是摆脱掉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往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作后一种选择,在为人还是为己、在良知的召唤和物欲的引诱的矛盾斗争中,他决定不顾养父的生死去追求自己人生的享乐与辉煌。

　　蒂托的这一选择无疑是自私的、利己的,但对于蒂托本人而言,这种选择却是无数的自我趋向性思想的“涓涓之流”汇合而成的一条大河,因此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决定的形成直接地影响到他后来的一切行动,成为他一生悲剧的开始。首先,他希望巴尔萨达雷已经在海上遇难。在接到巴尔萨达雷的求救信后,他又按照自己固定的思维设想认定巴尔萨达雷会在信件传递的这段时间里死亡。在得知送信人卢卡修士的死讯后,他更坚定了自己不顾一切的自我追求信念,因为巴尔萨达雷就是不死,他们之间唯一的知情人和联系人的去世也足以让他能够摆脱巴尔萨达雷的阴影。同时,在政治上,在与各派政治力量的接触中,他用他敏锐的头脑发现了各党派内部都很空虚,因此决定采取他认为合情合理的手段,让这些党派在政治上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他要埋葬自己不愿面对的过去,奔向正在他面前展开的、令人羡慕的、全新的未来。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法国人带来了他认为已经死去并且“应该死去”的养父巴尔萨达雷。由于他的忘恩负义,他的养父巴尔萨达雷两次试图刺杀他。如果不是他年轻力壮、身手敏捷,他早就成了巴尔萨达雷刀下之鬼。为了躲避养父的追杀,蒂托不得不在恐惧中为自己买了一件锁子软甲,从而结束了他那毫不戒备,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不了解蒂托的过去的人群中,他的妻子罗摩拉是第一个发现他的虚伪和不诚实的人。罗摩拉的哥哥卢卡修士就是那个为巴尔萨达雷传信给蒂托的信使。他博学,诚实而富有爱心和同情心,深受自己父亲和妹妹的热爱,只是不愿过多地纠缠尘世,离家做了修士而让自己的父亲伤心欲绝。由于身体状况极端恶劣,卢卡修士在将信送到蒂托手上后不久就病故了。临终前,他向罗摩拉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梦境,警告她远离蒂托。开始,罗摩拉把哥哥的告诫看成是临终者的错觉,是哥哥对她的未来过于焦虑的结果而未加理睬。嫁给蒂托后,特别是在她父亲去世后,蒂托为了钱不顾她的一再反对卖掉了她父亲研究和捍卫了一辈子并视为生命宝贵的藏书,此时,她才仿佛看到了汹涌在蒂托血管里贪婪的物欲。随后,她又亲眼目睹了蒂托对待巴尔萨达雷的态度以及他众叛亲离、另娶妻生子的情景。尽管罗摩拉听从了主教萨伏纳罗拉的劝告留在了佛罗伦萨,但蒂托对亲情的冷漠和对家庭婚姻的漠视、教父贝纳尔多·德尔·内罗的死以及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她彻底地绝望了。

　　同时,蒂托也随着自己自私与贪婪的本性逐步被人识破而感受到了绝望。妻子罗摩拉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另一个女人苔莎又收留了他往日的养父,今天的仇人巴尔萨达雷,各党派的野心家、阴谋家只是把他看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小卒,强迫他屈从于自己的意志,这一切被他视为灾难性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他身边发生,让他感到痛苦。当他发现自己“不能摆脱掉过去,就像脱掉排演穿的衣服,把旧包袱扔开,为了真正的演出而重新穿戴起来”(541)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被众人抛弃,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道路。

　　最终,他企图左右逢源的两面派行为被他人发现,他在逃避调查的逃亡途中被等待已久的巴尔萨达雷杀死。

　　三、《罗摩拉》伦理思想的悲剧特征

　　“伦理是民族历史地形成的全民族人际关系和行为的准则、规范”(邱紫华,《悲剧精神》140)。伦理具有相当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会演绎出不同的伦理。具有不同伦理意识的人聚在一起,相互之间必然会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矛盾、冲突。蒂托和佛罗伦萨人之间的伦理道德观方面的冲突也是导致他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蒂托来自希腊,具有希腊民族典型的性格特征。希腊是一个多神论的民族(阿尔弗雷特·丁尼生在他的著名诗歌《尤里西斯》中有这样一句话“pay/Meet adoration to my household gods”(王佐良:534,这里丁尼生所提到在家里敬奉的保护神的“神”为复数),各部落、各城邦都有自己的神。这种多神论决定了他们信仰的多元化,而信仰的多元化就导致了希腊人伦理规范的多元化。这种多神论和伦理规范的多元性来自于希腊民族的流动性。在战乱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希腊民族总是处在不停的移动中。这种移动一方面淡化了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使伙伴关系得以强化。而希腊民族宽泛、松散的伦理观念就是蒂托虚无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文艺复兴后期的佛罗伦萨,尽管宗教对人们精神的控制与中世纪相比得到了极大的削弱,但一神论的宗教思想在人们心里是根深蒂固的。一神论需要的是绝对的忠诚,不允许有个人意志的存在。在一神教的宗教体制下,佛罗伦萨人的伦理意识与宗教的绝对一神教融为一体,使个体意识绝对地屈服于教权和族权的权威。由于人思想观念的改变往往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佛罗伦萨人并没有因为洛伦索·梅迪奇的死而在一夜间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仍然按照原有的固定模式来思维与行为。因此,乔治·艾略特在确定小说中的主角蒂托的来历与身份时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从表面上看,蒂托的悲剧来自于他抱定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实际上,他的悲剧主要来源于他那希腊民族所崇尚的多元的伦理道德观与佛罗伦萨人在一神论思想统治下所形成的完全不同的伦理道德模式的矛盾与冲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矛盾冲突的双方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一个有待革命的社会是人间悲剧最恰当的温床,“它既造成了那些企图反对和改造它的人的悲剧,也造成了忠实于它的人的悲剧。”(聂珍钊 113)《罗摩拉》一书的悲剧不仅仅是蒂托一个人的悲剧,它同时也是罗摩拉、萨伏纳罗拉以及所有佛罗伦萨人的悲剧。因此,当K. M. Newton说:“很难相信蒂托或罗摩拉是十五世纪的人物”(Newton 14)时,我们不难理解其含义,因为乔治·艾略特通过《罗摩拉》这部小说给人们所展示的这个悲剧是跨时代的,是全人类的。

　　作者简介:崔 东,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外语专业教学管理研究。

　　① 乔治·艾略特:《罗摩拉》,王央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本文所引《罗摩拉》均出自该版,下文只标页码。

　　参考文献:

　　[1] 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邱紫华:《思辨的美学与自由的艺术:黑格尔美学思想引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王佐良:《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版社,1993年版。

　　[5]Newton, K. M. George Eliot: Romantic Humanis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6]Ryken, Land. 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84.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