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菊隽

　　关键词：施蛰存科学话语中国传统感觉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施蛰存志怪小说代表作《夜叉》中的西方科学话语的引入问题进行探讨，来阐述西方诗学对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的改造，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传统的本质，从而认识现代文学中的“新感觉”建立的背景。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志怪小说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有相当一批作家具有“真正的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的作品中都融入了此类题材，如叶灵凤的《落雁》、《鸠绿媚》，徐訏的《鬼恋》，施蛰存的《魔道》、《夜叉》等。他们的志怪小说由于经受了“五四”前后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学的冲击，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志怪小说的特质。本文主要针对施蛰存志怪小说代表作《夜叉》中的西方科学话语的引入问题进行探讨，来阐述西方诗学对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的改造。尤其是要看一看在这些被认为是继承了中国传统题材的小说中，西方诗学是如何大行其道，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传统，建立起现代文学的“新感觉”的。

　　一、两套话语的交锋

　　施蛰存在志怪小说《夜叉》文本的叙事中，一直存在着两套话语的交锋，即中国传统对“异”和“神”的追求与西方心理现实主义的科学话语的对立。具体来说一种话语是承认“通灵”，承认“魔法”对“异”与“神”有着敬畏与追求的传统话语(“异”与“神”是中国魏晋时期两部著名志怪小说《列异传》和《搜神记》书名的关键词，也是这两部书的关键理念)；另一种话语则来自西方心理现实主义，强调一切都只是人的幻觉(即由于丰富经验而导致的想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基于经验事实的想象)。这后一种话语在20世纪的中国，应该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尤其是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科学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然而，笔者在此通过对《夜叉》文本的分析，可以肯定的是施蛰存是用西方语汇来解释并消解传统的特质。

　　《夜叉》整部小说的发展和脉络，就是两种话语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说第一句：“我遵从了医生的叮嘱，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到宝隆医院的四百三十七号病房中去探望了我的朋友卞士明。”一开头就点明“我”的朋友卞士明的身份是医院里的病人。紧接着叙述医生的解释，说他是因为“过度的恐怖而神经错乱”。因此，整个故事一开场就笼罩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之中，笼罩在科学话语之下。现实主义的话语首先出场。这一定调，给以后卞士明所陈述的内容的可信度打上了大大的问号。然而就在同时，伴随着这一话语隐隐登场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对“怪”、“异”的追求。医生除了“说他是因为受了过度的恐怖而神经错乱以外”，“一点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而叙述者“我”开始陈述自己从间接渠道了解到的卞士明的“怪异”。“怪!这真是怪事”的感叹，渐渐将故事推向了另一条神、异、怪的发展线索，并且这条线索逐渐壮大。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卞士明开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故事前，他对来访的朋友说：“怎么，老施，难道你以为我发疯了吗?我已经好了，完全好了。我再过两三天就要出院了。”这样的话语又在暗暗消解刚刚建立起来的神异线索。

　　接下来，卞士明的叙述真正将读者引入到一个志怪故事，中国古典神、奇、异、怪的线索发出了最强音：一介书生卞士明为了祖母的葬事回杭州，住在坟亲家里，“那地方实在是很好的隐居处……竹林里的落日，山顶上的朝阳，雨天峰峦间迷漫着的烟云……”一天，书生坐着一条船，在杜甫“春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的诗意中，去往一个四面是水、无陆路可通的古庵。注意这“古庵”。读者此时恐怕已经嗅到了《聊斋》的味道，心中存疑的是，究竟他将碰到的是鬼姑还是狐女，是一场惊恐还是一次浪漫?这里古意的营造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作者从泱泱志怪传统以及文人士大夫传统中借情借景借境，是读者熟悉的古代志怪传统在现代小说中的编码过程。引用杜诗，让卞士明点出自己看了《西溪志》这样的古书，以及“寺僧什袭珍藏的箱箧中看到唐寅、倪云林诸人的画本”等，都是具有这种特征，独特的女子来了，“我一瞥眼看见了一个浑身白色的女人”。

　　再下来，小说进入由卞士明叙述的第一部分。在叙事者卞士明身上，代表科学理性的知识分子的一面，跟古代典籍营造的神、奇、异、怪传统以及现实遭遇到的神异，各自为了更强有力地操纵这时的叙事者卞士明，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这种以叙事的跌宕表现出来的斗争意义重大。它把一切神、奇、异、怪都归于古书的营造。虽然叙事者时常受这种氛围的诱导，蛊惑颇深，终至掐死“夜叉”，从表面上看，神、奇、异、怪的线索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但在来自科学理性一面的不断质疑和发问之下，古书的合法性似乎也在被消解。这一处理现实的姿态与古书的叙述相去甚远，又使现实世界逐渐脱离了巫魅，成为独立于古书世界而存在的理性世界。中西两种话语在这里斗得不可开交，一条线索的升腾总伴随着另一条线索的埋伏和突袭，但是胜负已经露出了端倪。

　　两者争斗的过程是这样展开的：在看到白衣女子之后，叙事者凭着“精神状态正如我的肉体状态一样健全”的自信，判断这个女子是“一个别处来的游人，一个妓女之类的妖荡女人”。然而就从这一瞥眼间开始，“一个闪着明亮的白光的影子永远地舞动在我眼前，正如我眼镜片上的一粒头垢”。“怪”的门闩打开了，紧接下来的就是对这种怪异的自我质疑：这是由于自我的邪念，“一点狎亵的思想”使这个女人始终在眼前晃动。接下来的段落是一个受欲念幻象控制，但又保持相当清醒度的人的喃喃自语：“这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呢，还是一个特异的女人?在上海，没有一个女人会这样地诱惑我，而在这里，我倒有点把持不住自己。这是人的关系呢，还是地的关系?……于是，我把一切的谴责都归之于我的不健全的眼睛，我想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一个眼科医生。”至此，小说还是在一条现实的脉络中，“不健全的眼睛”、“一点狎亵的思想”成了对自己出现怪异感受的解释。

　　然而，“这古风的乡村里的秋暮的恬逸”，一两卷书中“恰是一条关于附近一个山峰中从前曾经出现过夜叉的记载”，却再次升腾起志怪的氛围。作者再一次借用了古书里的资源以及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想象：“文字的力量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读了这样的记载，我也有些恐怖了。我想象一个‘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刚才在小芦篷船中所看见的那个妖异的白衣女人，谁敢说她一定不是夜叉的化身呢?”对夜叉的叙述变得越来越确实。“我才晓得我患神经衰弱症了”，这一表白，虽然为戳穿怪异线索留下了余地，但志怪的叙述还处于上升期。“一轮秋月从山肩上徐徐地推升，又大，又黄，又近”，夜叉将要出场了吧。果然一阵白光投过来，原来是只野兔，消失在茶叶地里。就在茶叶地后的小路上，在月光明亮的冷光中，“我”看见了白衣妇人。时间是“一个夜深的时候”，地点是“在这山谷里的小路上”。读

　　者的心已经提到喉咙了，《聊斋》里诸多篇章浮现眼前，“我企图经验古代神怪小说中所记载的事实”一句话，将古与今截然分开。“我”开始跟踪这个已经被称为“女妖”的女人，在极度恐惧中先下手为强，掐死了她。殊料志怪在它高潮时再次被打破，志怪线索戛然中断。女人的真实身份被揭示，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而已。后来读者又知道那是一个聋哑女人。“我”看到的她的凶恶此时被科学话语解释为“幻异”。“我”最终成了杀人犯。

　　卞士明回上海过程中，在月台上看到的篷船中的白衣女人、车厢里女人的头“宛然是夜间被我扼死的时候所呈现的那种怖厉的神情”，在永安公司对面糖果柜上又看见了车中的那个白衣女人，一进了老施家再次碰到了这个女人。志怪线索又开始隐隐出现，成为卞士明叙述自我故事的结束。到了这里，卞士明的第一人称叙述已经走到了尽头，科学理性的话语眼看落败，再也不可能颠覆。而文章进入了第三部分。《夜叉》这篇小说的真正叙事者“我”老施再一次出场，来挽救这条代表科学理性的线索。作者使用双重的第一人称叙事，即“我”(老施)叙述的故事中有另一个“我”(卞士明)在讲述故事(类似于《狂人日记》)，其良苦用心到这里才显露出来。如果仅仅是卞士明的讲述，这篇小说就真正变成了志怪小说；由于故事中有故事，老施最终的出场使科学理性的话语大获全胜。小说完成了对中国志怪传统的消解。故事的结局证明了这一点：“我”(老施)的表妹正好就是卞士明四次见到的女人。“也许我的表妹很像他所看见过的船中女人，或被他扼死的乡下女人”，这简单的解释，使小说回到了开头，医生解释说卞士明由于“过度的恐怖而神经错乱”得到了证实。

　　读者的眼光最终落在了冷冰冰的医院里，圆形的故事最后一笔完成。志怪成为一个神经错乱者的呓语。中国志怪传统成为可疑的神经错乱者的独白，这无疑是现代科学观对传统鬼神观的颠覆，也许《聊斋》中的书生都是在情欲和古书的双重作用下，由于神经错乱才碰上了臆想中的鬼姑狐女花仙吧。本来有关鬼神的说法是世代相传的，鲁迅说：“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描绘出“来世”图景。天堂和地狱、神和鬼曾经被在这地球上生活过的世世代代人中的大多数所相信。中西方上古神话都构筑了神的世界，中国春秋早期的周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鬼”字，曾有海外学者指出：“‘鬼字的字形酷似一个人戴着一副很大的面具，也许意味着一种陌生怪异的感觉。”《夜叉》里的卞士明也是从书中得知夜叉的，卞士明所读的，是他从西湖图书馆借来的所谓“掌故书”，即笔记小说一类的作品。可见在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之前，相信鬼神已成民众共识。

　　二、现代文学中的新感觉翩然来临

　　《夜叉》这部以志怪为题材的现代小说归根结底是对传统志怪最为猛烈的分解，使它支离破碎，永无翻身的可能。一切都在于一套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中心的科学话语的引入。从《夜叉》里能找到对主人公身份的介绍。卞士明在上海“写字间办公”，还经常“在运动场里打球或击剑”。这位主人公肯定曾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所以他应该拒绝一切有关“鬼”的说法，但是，受到传统志怪小说的蛊惑，他一度当真被“鬼”吓住了，而作者显然对他这一点是持批判态度的，否则作品不会让正常清醒的叙述人“我”一开头就告诉读者卞士明精神错乱的事实。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提出：“施蛰存，一方面，他笔下的弗洛伊德象征无疑应属于心理现实主义的范畴，但另一方面，这种象征的应用又被认为是使可以说已成为‘五四文学排斥的现实主义之外的志怪及其他的古典文学主题返回了中国文学，结果带来了作为象征资源出现的志怪小说的再度合法化”：“施蛰存使梦幻文学日益心理化从而挽救古代志怪小说”。他的话表明，从浅在的层面上看，施蛰存的志怪小说也许再次证明西方诗学可以承载中国传统的题材；就深层意义而言，这类以传统题材作为写作资源的小说比那些直接书写现代新生活和新胚材的小说，也许在消解传统方面反而更为有力。也暗示了由于西方话语的引入，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的精神追求也在崩溃，而现代文学中的新感觉翩然来临。

　　不仅是《夜叉》，现代中国引入的西方话语具体在施蛰存小说中，可以说就是力比多、性压抑、科学、理性、丰富经验基础上的想象、浪漫的小姐……我们看似拥有了一个新的世界，施蛰存小说由此才成为所谓的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作。然而在引入这个新世界的同时，他也淹没了一个由传统意义上的神、怪、异江湖义气等题材尤其是品格组成的旧世界，——即使现代文学同样使用这种古典传统题材，我们仍旧找不到那种品格纯然的旧世界。也许语言的界限真正意味着世界的界限。通过新感觉作家们的再塑造，西方以精神分析为主的科学话语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心理世界，这同样也可以说是西方话语权力对中国传统的压抑、消解。而现代文学中的“新感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了。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朱寿桐等.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②鲁迅.死[A].且介亭杂文末编[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3—6.

　　③秦家懿、孔汉思、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0：23.

　　④刘禾著、宋伟杰等译.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A].跨语际实践：中国(1900-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9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