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步入社会，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我一片茫然。正在这时 ，一次偶然查找资料的机会，我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一篇2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昨天的梦，今天的梦》，他全面详细地纪录了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河南南街村在1984年全国轰轰烈烈搞承包制的情况下，他们逆党中央政策而行，在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靠毛泽东思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足短短的十年时间，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发展成为工农业总产值达10多亿元的全国十大名村之一。看了这篇报告文学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在我心中产生了两大悬念：其一、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彬真有如此胆略与党中央作对吗？其二、南街村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神话奇迹，如果是真的，是邓小平的承包制正确，还是毛泽东的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正确。为了寻求真理我只身到南街探秘。到南街我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做起直到在南街村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南街村报的编辑。一年多的隐身采访和亲身体验让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生活的伟大意义和幸福。后来我又去了江苏的华西村，山西的大寨村，与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大寨村的郭风莲探讨发展大计，但我最欣赏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彬的一句话，他说：“人如果没有理想、没有信念就如同行尸走肉一样，有些人为理想想了好多，说了好多，干的却很少，而我敢想就敢干，宁可冒着杀头的危险，我认为毛泽东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正确的，因此我座了四次牢，但我决不退缩，至死坚持。”

   

    南街、华西、大寨之行使我受益匪浅，我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人生坐标，轰轰烈烈的干一翻事业来实自我人生价值，想到农村当一名普通的干部为老百姓干一点实事，造富于民。可我的这些想法太单纯了，当我深入官场，跑遍全乡40多个村落，居民家中，老百姓一幕幕凄惨的生活境况让我寝食不安，更让我痛心的是一些领导为了政绩和自己的升迁，明明是人均年纯收入不足300元，却要弄虚作假浮夸为3000多元，明明是大部分群众揭不开锅民不聊生，却硬要说成是莺歌燕舞，大唱赞歌。领导一翻假戏真作，现场办公，记者大吹大擂，就这样一个贪官为民造富的典型就出现了。记者、政府就成了一个造假机器来鱼肉百姓。于是乎良心在财色的诱惑中被出卖，权力在贪婪的欲壑中变形，德行在私欲的膨胀中扭曲；操守在享乐放纵中崩溃……

   

    我原想进入官场造富于民，看到官场如此丑恶，阴险，进入官场只有两条路，一是和贪官同流合污，鱼肉百姓，二是遭到排挤走人。想到如此我就放弃了进入官场的念头，我虽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拿起自己手中的笔为民呐喊，唤回人们丧失的人间道德和泯灭的人性良知。我又成了一名省报驻地记者，再次步入记者的我才知道肩负的重任有多大，作一名优秀的记者有多么重要。每次采访我都深入生活第一线，了解实情。我得知暖水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为了掌握实情，我没有像以往那样通知县乡两级领导，只身步行40多里的山路来到这个村采访。这个村的贫困让我大跌眼镜，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大山深处，祖祖辈辈走着石山弯绕的羊肠小道，全村3000多名群众还住着毛草屋，一年断粮达六七个月，至今没有通电，村民照明还用着煤油灯，就连吃水，磨面都得从30多里外的地方去挑，去磨。无路、无水、无电、成了严重制约该村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瓶颈。每一家农民的采访，就是一次泪流满面，每一次的采访就是一次强烈的心灵震撼。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天天山珍海味，奢侈浪费，挥金如土，还嫌自己生活不好，埋怨这，埋怨哪。可这里的农民一年能吃一个白面馍，一碗白面面条就是一种奢望。他们有多苦，      他们有多难，从招待我上就可见一斑。为了让我这位城市里的客人能吃上一碗白面面条，他们一家挨一家地凑了20户人家，才给我弄了碗浆水面条。如果我吃，其他人只好眼巴巴地干看着，面对如此境况，我没有推辞乡亲们的一片好意，一面泪流满面，一面痛心疾首地吃完了这碗面条。

 

    采访回来后，我眼前白天黑夜总是晃荡着乡亲们为招待我挨家挨户，凑白面作面条，他们个个眼巴巴地看着我吃面条的悲惨情景。我又一次次地心灵受到强烈的拷问，我应该为我的罪恶进行虔诚地忏悔。我连夜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纪实报告《暖水纪贫》在省报发表后，全国多家报刊进行了转载，捐款达30多万元，村上通了电，上了自来水，修了路，建起了学校，省扶贫办列入重点扶贫对象。自那以后，一碗面条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了以笔反映民情疾苦，以生命写作、甘为人民鼓与呼的人生奋斗志向。

 

    哪里有苦难，哪里有冤屈，我就出现在哪里。我得知一名母亲靠讨饭艰难供养三个孩子上学的感人故事，以《泪水铺洒求学路》发表后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捐款达五万多元，一位山西的读者捐款1000元，并附言说：“我也是一位母亲，但我无法做到你所做到的，你的故事感天动地，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我仍然决定节衣缩食给您捐款1000元聊表心意。”

 

    在农村失学、上不起学的孩子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穷，好多地方建不起学校，有些校舍年久失修破烂不堪难以为继，当我了解到一位村支书三年到处奔波泪洒建校的故事，我就奔赴该村进行了采访，写了4000多字的报告文学以《泪洒教学楼》发表后多家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中央，教育部、省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解决了建校问题，结束了周围邻村2000多名农村娃上学难题。

 

    一位抗美缓朝的老英雄身陷苦难，难以为生，这位老英雄满泪纵横地问我，刘记者你说为啥打天下的人没有饭吃，而哪些坐享其成的人却山吃海喝，贪图享受，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呢？这是何道理。是啊！这是何道理，我无言以答，只是和老英雄相抱而泣。回来后我彻夜难眠，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报告纪实《英雄何时走出困境？》发表后多家报刊转载，在众多热心读者捐款相助下英雄才得以改变命运，有口饭吃。

 

    一位农村青年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一面务农操持家计，一面钻研文学创作取得了辉煌丰硕的成就，作品多次荣获全国省市大奖，可哪些靠当官的父母，亲戚、各种社会关系通过金钱铺路，权钱交易不会写文章，甚至是文盲的人塞进文化、宣传部门每月拿着上千元的工资，耀武扬威地成为国家干部。国家政策是量材录用，择优录取，而周应合这位难得的社会人才却无法得到工作，至今穷苦务农，难以为生。我的心在流血，又连夜写了一篇《农民作家周应合》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纷纷转载，全国数万人致信当地政府强烈要求解决周应合的工作问题。可哪些贪官不顾民意要求仍然以周应合是个农民，没有文凭为由拒绝不解决。试问哪些权贵一倾，拿着硕士，博士文凭浑迹官场的政客，哪一个不出三代不是从农村出去的呢？他们能写出周应合哪样的辉煌不朽的巨著吗？为啥他们一出农村就忘本了呢？幸好天水晚报的总编看了我写的文章深受感动，也许是文人的良知发现才聘请到天水晚报当了一名文学编辑。

 

    现在的农民有多苦，有多难，你们不知道，就连我这个经常在农村调查研究的记者也不知道，也无法感受到。2000年下乡采访所见到的一幕幕悲惨情景，让我的心在流血，流泪，当地政府借收公粮严重加重农民负担，家具被拉走，门被封，到处抓人打人。群众一看到干部进村就喊鬼子进村了，然后就纷纷乱窜逃命。面对这样凄惨的场面，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人能坐视不管吗？我流着泪调查采访后当地政府知道后，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不要管这件事，要钱可以给我几万元，要楼房可以给一套楼房，但被我拒绝了。不是我不需要钱，不需要楼房，整天我为钱、为生活发愁，钱楼房我都需要，可我怎能忍心和贪官一起同流合污，聚敛财富鱼肉百姓呢？每当我眼前晃荡群众被贪官逼得老泪纵横时，我就钻心地痛。我不畏强权，以题为《秦城区一些乡镇有违粮食政策、粮站压级压价百斤变十斤、农民不受保护反被敲诈》在全国十大报刊之一的农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曝光后，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进行了查处，一大批贪官落入法网，撤职。我也一夜之间成了领导人见人恨的刁民，处处遭遇威胁，打击。

 

    我一面用笔反映民情疾苦，一面挺身而出为有冤屈的普通老百姓义务抱打不平，伸冤昭雪。一次采访中一名农村妇女在众人面前给我下跪让我给他做主伸冤。她结婚三年支持男友做生意发了横财，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又娶了一个妻子，经常打骂不给吃喝，虐待前妻， 受尽了非人待遇生不如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一名教师的指点下给我下跪请求为她伸冤。面对这位没有文化可怜的农家妇女我当众接下了状子。在我准备帮助她代理起诉之前找了一回他的仗夫希望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商量解决此事。而她的仗夫却把我赶出了家门，并恶言辱骂说，江泽民来把他没折，何况你能把我怎么样？他大言不喘的说，他娶了两个妻子，都没有领结婚证，他舅舅是法院院长有的是人是钱。这时我才知道我接的案子是一起永远无法打赢的官司。可看一看哪可怜的农家妇女，再看一看他哪位杖势欺人的仗夫，我就此不管，当地群众会说我被人卖通，再则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结婚没有领结婚证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受害者大多是女性，如此下去还会有更多的女性深受其害。我知道打不赢这场官司，但我要决一相斗，看一看法律究竞有没有公道，是法大还是权大？我写好了状子法院连接都不接，我不得不拿起笔杆子进行舆论监督，写了一篇《只因不生子、一夫娶两妻》在省报上曝光后，省市领导做出重要批示。开庭那天对方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辩护律师，这位律师面对我这样一个破烂书生代理，大视嘲笑说他的官司赢定了，他说其一他们没有领结婚证不受法律保护，在法律上赢定了，其二、他们当事人的舅舅是法院副院长人事上赢定了，其三、他是有名的辩护律师从没有打过败官司。这三种优势就是神仙都改不了他们的赢官司。面对对方盛气凌人的样子，我没有气馁，向他直言，你是一个律师，但你不是一个优秀的律师，你不懂国情，不懂人性良知，至于官司谁赢谁输，用不着咱们争吵，判决一下来不就知道了吧。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我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亲自把状子送到市委书记哪里督促解决。结果法院判决这位农家妇女赢了官司。通过这件官司我才知道，在中国法律只不过是贪官鱼肉百姓的一种武器罢了，权大于法，法可以随意改作。

 

    步入社会七年来我坚持反映民情疾苦，为老百姓鼓与呼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先后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新闻达2000多篇，近200多万字。我不知道我为多少失学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为多少受冤屈的老百姓讨回了公道。可我大概算了一下，通过我的笔得到社会各界捐款达500多万元，受助人达3万多人。我虽然没有像其他记者一样，吃、拿、卡、要、成天拍领导的马屁，拿一个条子转手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聚敛财富成为富翁，至今还是一个穷落书生，但每当看到一位位相识和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千里迢迢给我送来一篮篮鸡蛋，一筐筐苹果，梨子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我真正地感到了我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无怨无悔。我可以坦荡地说，我好事干的不多，但决没有干过一件违背自己良心，鱼肉百姓的事。

 

    现在我到北京一面打工，一面进行文学创作，为实现我的人生理想，又开始了我的奋斗足迹，不管前进的道路上多么坎坷，多么艰难，我都一如既往地克服一切，勇往直前的向成功的彼岸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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