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清龙

　　兵败失利 寝食难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南京政府试图“隔江而治”,与中共和谈失败。4月21日,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投诚起义,解放军渡过长江。“行政院”迁广州,李宗仁飞往桂林。5月27日,上海弃守。其后数月,国民党军接连在江浙、两湖、闽粤等地失利,可谓兵败如山倒。

　　11月中旬,西南保卫战进入最后决战阶段。11月28日解放军逼近重庆郊区,蒋介石巡视重庆市区,当天日记记载:“沿途车辆梗塞,宪警已无法维持秩序,一般民众更焦急彷徨,令人不忍卒睹。”

　　12月7日,“行政院”决议“迁都”台北,此时蒋介石仍在成都。两天后,蒋得知已率部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致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请四川各将领活捉蒋匪”,于是决定不飞西昌,而于午餐后,自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14时起飞。这是蒋介石对大陆的最后一瞥,从此没再踏上故土一步。

　　蒋介石途中不免心情沉重,以致“假眠3小时未能成寐”。当天日记记载:“18时半抵台北,与辞修同车到草卢寓(阳明山招待所)。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

　　来到台湾,蒋介石终于可以喘口气。然而西南战况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却让他寝食难安,噩梦连连。12月23日日记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到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当年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蒋未曾提及的是:“他的身边充斥太多共党间谍。”据长期担任蒋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三人在南京指挥淮海战役。但刘斐本身正是个大匪谍,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后来大家都认为刘斐十分可疑,总统却听不进去。”

　　刘斐后来担任了水利部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等要职。20世纪60年代“反右”时遭清算,毛泽东为了保护他把当年的秘密给抖了出来:“你们不要以为国家对刘斐同志待得太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能够解放全国,刘斐同志是立下了大大的功劳的,因为他曾经冒了非常大的危险,勇敢地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统统供给了我们,我们才能按原定计划把国民党打垮。”

　　幕后操纵 逼李赴美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下野后,其与“代总统”李宗仁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没有随之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4月下旬南京失陷前,“行政院”依蒋的指示迁往广州,李宗仁则飞往桂林。由于李滞桂不到广州,中枢一时无人领导,居正、阎锡山于是在5月2日飞桂林促驾。经过磋商,李宗仁提出6条方案作为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很明显,李宗仁对蒋幕后操控军政经大权却要他两手空空扛起危局,已经不满到了极点,因此有意借此逼蒋收手,否则就撒手不管。

　　对此,蒋也了然于胸,5月2日日记写道:“李德邻(李宗仁,字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但未敢明言又不能直说。以总统本有权,余亦无权可援,故以余在幕后操纵以牵制其做事作宣传。其真意乃欲余出国,否则他不敢来穗以逼之。”

　　因此,蒋对李的前5条只作了扼要答复,无非强调“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等等敷衍的话。至于李宗仁要求蒋出国一事,蒋则慎重答复说:“过去,汝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贾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有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家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众叛亲离 逃往台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为期3年的国共内战已告一段落。但战争并未真正结束,从10月12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直到当年年底,即所谓的“西南保卫战”时期,蒋介石亲临重庆坐镇指挥,面对众叛亲离的悲剧局面,过程备尝艰辛,在其日记上有极深刻的记载。

　　蒋介石于11月14日桂林失守后,自台湾飞往重庆,行前一日在日记中写道:“德邻飞桂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整个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不管李之心理行动如何,余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

　　许多研究者认为,蒋此行除为“主持残局”,也是调虎离山之计,把解放军牵制在西部以缓和对台湾的威胁。在渝期间,蒋为统筹川滇康作战方略,令胡宗南部队由秦岭转至成都,俾使成为保卫西南主力。11月28日,解放军攻抵南温泉,重庆危在旦夕,蒋不得已决赴机场宿营,“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略不通行,途中为车辆阻塞者3次,无法前进,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第二天一早,“中美”号专机自白市驿机场起飞时,在江口过江之解放军已逼近距机场前方10公里。到了成都,蒋随即约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向传义等军政领袖,但邓、刘避不应召。

　　蒋在12月7日日记中写道:“彼借口以怕本主席与其为难,而实则另有作为。彼等已经受匪威胁,决作投暗弃明之叛离,似已成竹在胸矣。滇卢(云南省主席卢汉)态度亦已渐明,既不愿大本营设昆明,亦不愿就滇黔剿匪总司令名义,其用心与刘、邓如出一辙。”

　　但蒋仍不死心,指派张群前往昆明安抚卢汉。隔天张群自昆明回到成都,向蒋报告与卢汉接触结果。日记记载:“岳军(即张群)面述卢正在戒烟,故其心身皆变态无常,只想退避要钱,至于公义私情皆不顾矣!”

　　蒋知卢汉已有二心。不久,情报单位拦截到卢汉打给刘文辉的电话,内云“请四川各将领活捉蒋匪”。蒋原本想飞西昌,但彼时西昌卫队只700余人,兵力单薄,于是决定改飞台北。当天蒋在日记中记载:“小子(蒋自称)粗疏,太不警觉儆醒矣!近月以来逆卢言行早露叛迹,如及时防范或趁早解决犹易为力,奈何一误再误,冥顽不灵如此也。”

　　蒋会如此懊恼生气是有原因的。早在9月初蒋赴重庆擘画西南战局时,卢汉就曾拒绝应召,理由是怕蒋不放他走。蒋为了表现诚意,派蒋经国到云南当人质,只要卢汉一天没回昆明,蒋经国便不许离开。卢汉这才肯到重庆与蒋见面。经过此番波折,蒋内心不免感慨系之,日记写道:“边区之人善变多疑,而况于苗夷卢、龙乎?今后益觉边人只有畏威而决不怀德,道义绝非边民与苗夷之所能感动。岂仅苗夷,一生经历,更觉凡是政治与外交,绝无信义更无情感可言,只有实力与强权方是政治与外交之本质也。”

　　西南虽已失去,蒋则以“在川滇康黔叛离混乱下,毅然独断迁移中央政府于台北”而自得。日记提到:“当时对于迁都台北多主慎重,不即迁台,盖恐美国干涉或反对,不承认台北为我国领土。余始终认余在台,政府迁台,美、英绝不敢有异议,如其运用武力干涉或来侵台,则余必以武力抵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其背盟违理,曲在彼而直在我也。”

　　从1949年1月下野,蒋介石就在布局“弃大陆保台湾”的战略。

　　蒋的“保台”布局第一个动作是加强台海防务,巩固国民党的掌控。1949年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1月18日兼任警备区总司令。此前,孙立人已经在台湾南部训练新兵多时。陈、孙两人一北一南,互为犄角,成为台湾防务的重心。

　　军事之外,财政金融也是关键。早在下野前的1月10日,蒋即命令中央银行将储备金移往台湾、厦门,由蒋经国、周宏涛负责督运。直到2月10日,大部分金银都已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这批资产依1949年市值估算,约为5亿美元左右。

　　随后,蒋偕家人到日月潭度假,面对湖光平静、山色苍茫的日月潭景致,蒋心有所感地在日记里面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之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

　　选自《作家文摘》

　　2008.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