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

　　老城在南，新区在北，火车站建在清水河东岸。住在老城、新区的人，要到火车站，都要经过清水河上的斜拉桥。五湖四海的旅人到了这儿，从火车站涌出来，无论坐出租还是乘公交，也都得透过车窗，看着桥上的铁索，望着河道里一线清浅的流水，过桥，或左转，往老城而去，或右拐，奔向新区。

　　我对这座桥毫无感觉，也对过往的旅人不感兴趣。我之所以每天不少于四趟跨过这座桥，是因为清水河镇政府所在地和火车站一样，都在河的东岸，中间只隔一站地。

　　饭碗在那里，岂可大意。

　　我原住在老城。街道坑洼不平，楼宇低矮逼仄，下水道不畅，秋天一场大雨，老城的人就后悔没买一艘冲锋舟。但老城也有好处，学校、医院、菜市场、酒店、银行、寿衣店，从生到死所有用得着的名堂全有。况且，每条街道两侧，都有绿塔一般的古柳，夏撒阴凉秋飘叶，春天柳絮如冬雪，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安心地住在这么个地方，也算祖上有德了。

　　但是一封信，把我搞烦了，到纪委“喝过两次茶”，折腾了大半年，虽然查无实据，没有问题，还是从县直部门调整到了清水河镇。我就把老城的房子留给儿子，在新区购买了新房自己住。新区离镇上当然要远一些，但对临近退休、升迁无望的我来说，时间是最不宝贵的。

　　每天在始发站乘公交，都有座位，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靠窗的位置。每当公交车即将驶上斜拉桥的时候，那个早已设置好的女声就会提醒人们：“车辆转弯，请抓紧扶好。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下一站，桥头东站。”

　　在桥头东站下车的人不是很多，有时候甚至只有我一人，这让我多少有点儿优越感，认为这个站点就是为我设立的。更多的人，是奔着下一站即火车站去的，而到镇政府上班、办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开着私家车的。普通民众要办事，都是去民生大厦，不会到镇政府来，除非是上访或者是往纪委的举报箱投匿名信。

　　在“车辆转弯”的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桥西头的那个修鞋摊点，但因为那里并没有公交车站，所以从未驻足。今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因为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前面大桥上发生了车祸，造成拥堵，我只好提前下车，步行前往。

　　那个修鞋的摊点上，撑着一把印有啤酒广告的遮阳伞;伞下，一辆轮椅上坐着修鞋的年轻人，旁边蹲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尽管我不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但在“车辆转弯”声里睁着一双酸眼看风景的人，也能推测出这一“景”的大致内容。但渐渐密集起来的雨点儿，还是把我逼到了遮阳伞下。

　　“师傅，您是要修鞋吗？”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抬头问我，一张笑脸。

　　那个蹲着的白发老人不等我回答，就动作敏捷地直起身来，将一张蒙着软垫的小凳递到了我脚下。

　　我的脚确实有点儿问题，哪怕是新鞋，行走一段时间后，鞋的脚后跟外侧就会磨损。今日天假其便，已经到了别人的“屋檐下”，顺带收拾一下也无妨。

　　“钉个掌。”我坐下来，开始脱鞋。

　　老人又递过来一双塑料拖鞋，说：“快穿上，今天下雨，地上潮，别凉了脚。”

　　钉掌没用两分钟，我之所以坐著没动，是因为年轻人脱了手套，接着遮阳伞上淋下来的雨水洗了手，和老人开始吃早餐。老人说：“您不吃早餐的话，尽管坐着，等雨小了再走。一大清早，没什么顾客。”

　　“孩子和他娘，也是因为车祸。娘走了，孩子的双腿残了。我呢，修了一辈子鞋，只好将手艺都传给他。他一辈子的路还长，总得有个手艺在身，赚钱活命。”

　　年轻人用手托着塑料袋，吃着还冒热气的包子，轻声说：“爹，说这些干啥。”

　　老人伸着胳膊用卫生纸擦去年轻人嘴角上的菜屑，又用一个小勺子，将装在塑料袋内的辣椒蒜汁舀出来，小心翼翼地倒进被年轻人咬破的包子里，笑着说：“没关系的，对陌生的顾客说说这些，就是个排遣嘛。好多难受的事，不和人说道说道，一直藏在心里，慢慢就会积攒成毒素的。您说对不对，师傅？”

　　“您老说的话，没错。”

　　年轻人一口一口地吃着，老人一勺一勺地添加着蘸汁。

　　雨点儿渐稀，车辆开始缓慢地移动。

　　我问清了他们居住的村组后，对老人说：“等天晴了，您抽空拿上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孩子的残疾证，到桥东的政府大院来找我。我不是陌生人，我是咱们清水河镇的镇长。”

　　如今，我还是每天在始发站乘公交，在桥西头车辆上桥转向火车站的时候，那个女声依旧说着“车辆转弯，请抓紧扶好……”，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转过头去，看一眼车窗外。那个原来在遮阳伞下的摊点已经不在，桥头显得空荡荡的，但我的心却格外踏实。

　　选自《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