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才子佳人”的結合模式历来受到文人的青睐，在“才子”“佳人”的特定身份下产生了诸多不同结合形式、不同结局走向的文学作品。以《西厢记》中的“崔张”、《牡丹亭》中的“杜柳”和《红楼梦》中的“宝黛”为例，作者的爱情观对情节构造的影响举足轻重，从“才子佳人”的不同结合模式入手，既能分析作者爱情观之进退，又能窥其所处时代的婚恋观缩影，探索此三者中“才子佳人”结合模式的侧重与偏离、坚守与异化，以此来剖析作者爱情观的走向，进而对爱情这一永恒母题产生历史纵深方向的探究，实现对于人类精神简谱上的观照。
关键词：“才子佳人” 《西厢记》 《牡丹亭》 《红楼梦》 爱情观
元代杂剧《西厢记》，明代传奇《牡丹亭》，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成书年代横跨元明清三代，但题材却大致相同，都着重以男女爱情为主线进行情节的构筑，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关于“才子佳人”模式的盛行动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由于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受到质疑，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学派开始肯定人的正常物质欲求，传统的儒家思想地位开始动摇，加上文人在社会选拔上的诸多失意，他们开始把目光聚集在人生情感的走向上，也曾有以佳人之情来实现自我价值认可的心理；另一方面，“才子佳人”的题材与戏曲的优美唱词、跌宕情节、圆满结局有相似之处，是文学作品内部的共通性使然。
在此三本书中，虽然男女主人公均是“才子佳人”，但他们在文本内部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才子佳人”的既定形象，尽显才子对待功名的贪恶喜厌、佳人对待爱情的情感鲜活。值得肯定的是，文本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合方式是作者情感的外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爱情观。本文拟以《西厢记》中的“崔张”、《牡丹亭》中的“杜柳”和《红楼梦》中的“宝黛”为范本，探索此三者中“才子佳人”结合模式的侧重与偏离、坚守与异化，以此来剖析作者爱情观的走向，进而对爱情这一永恒母题产生历史纵深方向的探究，实现对于人类精神简谱上的观照。
一、性的觉醒：一见钟情的“崔张”
《西厢记》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经过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发展，至《王西厢》时已是盛极一时。唐人传奇是在唐德宗到唐宪宗年间发展到鼎盛阶段，其典型特征便是爱情题材的作品骤然增多。{1}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谈到唐人传奇时说：“大抵情钟男女，不外乎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2}因此唐人传奇《莺莺传》奠定下的男女爱情基调便一直延续到后世作品中，以王实甫的《西厢记》为最。
《西厢记》开篇便交代张生家世背景，“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后又借正末口唱出“游艺中原，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这俨然塑造出漂泊在外又胸有大志的书生形象，可担才子之名。至于莺莺出场时的形象则是通过张生的视角进行呈现，“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莺莺未上场则借张生之口先声夺人，张生的种种夸赞和后续的相国千金的身份，莺莺的佳人形象得以确立。直至“临去秋波那一转”，更是让张生神思缱绻，认定莺莺无疑，渐至相思。
从“崔张”相识的过程来看，因张生为莺莺美貌所折服，尽管这种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的语言交流，全凭体态获得二人之间的好感，可概括为视觉艺术下一见钟情式的爱情，而爱情的展示主体是张生的个人情感历程，在初次相识的过程中，莺莺处于哑声地位，未曾能表达自身对于张生的印象，这是作者塑造张生风流倜傥、莺莺羞涩矜持而为，还是男性话语权较强的社会潜意识的表达？《西厢记》的高明之处便在于莺莺未曾表态之际，逐步展开二人九曲回肠式的结合历程。莺莺通过红娘之口得知张生这一“不曾娶妻的傻角”的存在，便在深夜祝告，引得张生赋诗一首，二人诗词唱和，更是深情暗许。直至张生因害相思，莺莺许他“待月西厢下”，却在见面时翻脸否认，大家闺秀的身份也让她却步。即便在二人互托终生之际，老夫人的阻挠险些让伉俪情深沦为兄妹之情，而老夫人同意后，张生踏上求取功名之路，一直未出场的郑恒上场骗婚，如此种种，更是让“崔张”二人的结合历程跌宕起伏，多了些许饱经风霜后终成正果的欣慰。
在一定意义上，“崔张”的爱情相识肯定了性在爱情中的存在和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作者也是借助性这一载体，将其作为“崔张”感情升温乃至最终突破世俗界限在一起的根本动力。当性的地位过于放大，莺莺便有“自献”之嫌，尽管在送别张生之际，王实甫改变《莺莺传》中诗词出现场合，并通过莺莺之口唱出“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3}，以此来消除莺莺的“自献”之嫌，而后世文本中仍称其为“莺莺有自送佳期之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经考证，莺莺并非是一个贵族女子，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娼妓。{4}
有学者指出：“《西厢记》在爱情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婚恋的唯一基础是男女双方的‘有情（即相互爱慕），此外没有任何外在条件。”{5}诚然，王实甫笔下的“才子佳人”是通过性的方式相互吸引结合，在取得突破进展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情与性等同，即有性即有情。在作者构建的文本话语中，这样的逻辑是说得通的，但在长亭送别之际，莺莺再三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而张生答非所问“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莺莺的担忧不可忽视，而张生却未曾意识到此处，幸而王实甫编造了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团圆梦境，若是张生未能夺魁，莺莺又该如何自处？值得肯定的是，王实甫的爱情观又将“才子佳人”叙事深化一步，“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6}，王实甫的着眼点已不再局限于“才子”“佳人”的身份特征，而是但凡“有情的”，都可成眷属，这着实将爱情的封建观念边界再一次打破，肯定了人性中情的重要地位。尽管王实甫在杂剧中将情与性姑且等同，但以古人眼光而言，已属于难能可贵的观念突破。
二、自我的辐射：以己及人的“杜柳”
汤显祖于《牡丹亭》开篇题词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7}《牡丹亭》爱情主题可谓成一时爱情之经典。相较于《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人物形象更为鲜明，柳梦梅求功名之心强烈，杜丽娘的反抗意识突出，具有自觉性和自醒性，春香形象较之于红娘显得弱化许多，主要定位在侍女的层面，反而不失活泼可爱。加之还魂等一系列具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可观性大大提升。明中叶沈德符言：“牡丹一出，几令西厢减价。”
“河东旧族、柳氏名门最。”《言怀》开篇就交代了柳梦梅的家族历史背景，而柳梦梅本人不仅“能凿壁，会悬梁，偷天妙手绣文章”，也是个“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的逐名书生，完全符合才子的基本特征，甚至在重视功名上更甚。而杜丽娘则是由父亲南安太守杜宝自报家门时提及“才貌端妍，唤名丽娘，未议婚配”，由此“才子佳人”的形象基本确立。
有学者指出：“从对抗具体的封建制度到对抗抽象的封建意识，《牡丹亭》并没有构成对《西厢记》爱情模式的彻底突破。”{8}从表层结构来看，都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洞房花烛大团圆”的基本模式，但《牡丹亭》也存在一定的进步性。一方面它“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爱情，充满了为争取自由幸福而超越生死界限的精神力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至情境界”；另一方面，《牡丹亭》所以比《西厢记》进了一步，就在于它虽以还魂的爱情故事为内容，却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杜丽娘不只是为柳生还魂再世的，它所不自觉地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自由期望和憧憬。{9}
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才子佳人”模式在超越时空的爱情结合方面成为一桩美谈，但剖析二人的情感起因则尽显端倪。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开端，因由名字说起，正是柳生做得一梦，梦中美人曾说道“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由此改名为柳梦梅。毋宁说柳生对于杜丽娘的爱情萌芽在于自身的功名成就系在对方身上，由此将功名与爱情维系一体，对于功名的渴求越是强烈，对于杜丽娘的想念越是深刻，此种爱情的不成熟性仍在于将“洞房花烛夜”与“金榜題名时”捆绑操作，基于自身的考量而未曾思索对方的种种。杜丽娘作为大家闺秀，自有才思，跟随先生读书而又不屑于“挑灯夜读”式的死板理念，因读书困乏，经侍女春香提醒去后花园游览，由此产生了诸多感慨。“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的美景使其惊叹，不由得发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感慨，惜春之情油然而生，韶华易逝的紧迫也紧紧攥着她心头，正在自怜自艾之际，柳生入梦来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也恰恰是柳梦梅契合了她春闺自怜的心境，二人才得以一拍即合。由此看出，杜丽娘对于自身的关注是主要的，而自身价值与时光流逝形成的落差使得她出现了期待落差和未知迷茫的痛苦，柳生的出现则是杜丽娘理想精神的外化，“他只是一个青年书生的文化共鸣，一个青春生命的有形存在，是女主人公心造的情感的符号和体验的对象化”{10}，杜丽娘将美好时光和青春都寄托在梦里来时的那人身上，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逃避。
由此看来，二人之间的爱情完全来自于各自心底的需求以及作者制造的种种巧合，让他们得以在梦中因缘际会，从而相识相许，而未曾能够相知。杜丽娘在游园归去后便神思恍惚，不断追忆梦中的柳生，渐渐人影消瘦，青春早逝。与其说杜丽娘想的是柳生，倒不如说思念的是满眼的繁华和正盛的青春，因无可托付而迷惘，将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柳生身上，这既是一份念想，又是一种虚妄。毋宁说，杜丽娘是在封建社会逼仄的闺房里窒息而死，而她的死，则是那个时代觉醒女性的普遍悲哀命运。
汤显祖的爱情观较之于王实甫则更为豁达，甚至可以超越生死，无所寄托而相互爱慕，即便这爱慕是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以命一搏，这是与个人命运抗争的同时，也是对于社会既定婚恋情况的一种反抗。汤显祖采取还魂叙事的方式，以笔续命，圆了杜丽娘的一个剧中梦。值得注意的是，杜丽娘在还魂后，首先想到的是“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婚姻大事“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具有先觉精神的杜丽娘也未能摆脱封建思想的窠臼，“才子佳人”的婚恋模式必是以传统社会框架为基础，加上男女双方的“才子”“佳人”身份而形成的完美架构。在杜丽娘还魂前的情节走向能够引发读者的情思共鸣，而汤显祖采取的还魂叙事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使得读者难以将其归纳到自身的命运轨道上，由此具有的探析和改变人类命运的可行力度降低，普遍性缩小为个别乃至是虚幻性，只能作为戏折子观赏，而无法对于人类命运的运行轨迹产生影响。
三、精神的共鸣：共读西厢的“宝黛”
《西厢记》对于《红楼梦》产生了诸多影响，“宝黛”初次见面，曹雪芹采用的也是一见钟情式的爱慕，二人都有种似曾相见过的幻觉。与“崔张”爱情进展形成对比的是，张生在一见倾心后便开始进行实际行动来达到婚恋的最终目的，而曹雪芹的高妙之处在于将这份感情以静谧的姿态前行，在交流和试探中让二者进行深入的了解，突破简单的“欲”到“情”的模式，而是由“欲”到“知”，进而转化为“情”。“崔张”的婚恋模式是“郎才女貌”，所谓“她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温良恭俭”，而“宝黛”的爱情模式是志同道合，“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这样的演化和相恋过程使得“宝黛”的爱情高度远远高出“崔张”。
《西厢记》中的莺莺在《红楼梦》中映射出的是黛玉，二人的运簿诸多相似，黛玉观莺莺也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一样的身家显赫，一样的美貌多才，一样的羞涩拘谨，羡慕的是莺莺晓知张生心意，而黛玉却为宝玉的心思琢磨不透，又不能主动询问，丢了女儿家颜面。“宝黛”相知的契机便在于共读《西厢记》，宝玉无心功名，又长年厮混在女儿家中，与张生有诸多相似，而黛玉也是不追求“蝇头小利”之人，活脱脱二人就是“崔张”的化身。但二人的命运走向并未曾像“崔张”那般圆满，这其中便存在曹雪芹的爱情观和文学观的观照。
一方面，从“宝黛”对话中“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可看出曹雪芹读的是金圣叹批本的《西厢记》，而金圣叹腰斩西厢后也让《西厢记》停留在“张生草桥淀梦莺莺”这一折，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有别于传统大团圆的文化心理，对于曹雪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致使《红楼梦》中判词便暗示“宝黛”没有完美的结局。另一方面，贾母在看戏时曾对“才子佳人”式的小说进行批评，“这些书就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像个佳人？”曹雪芹借贾母之口指出以往的作者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写故事多出于编纂，不尽情理。这源于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多是下层文人，鲜能有曹雪芹经历过的贵族生活，对于其中真实情形尚有距离，同时曹雪芹也在以贾母家长的身份透露给读者：封建观念容不下“宝黛”这样私会的“才子佳人”，更容不下封建礼教下的反叛。因此，“宝黛”的悲剧是曹雪芹使然，更是小说中“宝黛”命运的必然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对封建家族体制中保守思想的认可，以类似“崔张”爱情的《西厢记》为例，公子小姐亲自看是不对的，若是从别人口中听到却也不碍事，这种自欺欺人式的途径划分在勉强维持封建礼教的同时，又不免透露出戏谑性。
爱情原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发生爱情悲剧必有其社会的根源。描写它，必定要揭示出它作为社会悲剧的底蕴。而凡是爱情悲剧写得深刻的，总应表现出它所包含的深广的社会内容。“宝黛”的爱情故事在曹雪芹笔下不仅是一段钟鸣鼎食之家的爱恋，更是通过二人的悲剧结局反衬出家族乃至社会的衰落。《红楼梦》不仅继承了“崔张”的纯洁和坚贞的爱情，更是冲破了至清代已是“才子佳人梦不醒”的俗套模式，从现实入手强调了传统道德观念对青年男女的束缚力量，以悲剧形式深化了其批判性的力度。
曹雪芹在“宝黛”爱情上寄予了浪漫情调的关懷和沉重现实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下降低了《西厢记》《牡丹亭》以来“才子佳人”的理想化程度，将“才子佳人”置于具体的话语环境中进行锤炼，并非刻意为其制造完美的大团圆式结局，反而具有深刻的社会观念形态的思考意义。但另一方面，曹雪芹过于遵从现实，甚至在现实投影中将现实更加“现实化”，使得剧中人物命运均是悲惨，具有消极的色空观念，这种没落阶级所具有的虚无主义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这一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爱情作为永恒的母题，文人以不同的文学形式，加之不同的情节构架和人物特征，均是为了塑造出心中理想爱情的模样，或是批判某种病态的爱情现状，或是探索爱情产生和维持的某种条件。“崔张”“杜柳”和“宝黛”的爱情故事，是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下进行的不同理想程度的探索，源于浪漫的，或止于完满，或散作殊途，作者在行文中本着自己的爱情观和爱情寄寓，都在进行或多或少的维护和挽留，终究写成了人与命斗争后残留的美梦。
{1} 陈文新：《〈西厢记〉：一个文本的复杂身世与多重面相》，《长江学术》2014年第1期。
{2}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0—561页。
{3}{6} 〔元〕王实甫：《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第193页。
{4}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5} 熊笃：《论〈西厢记〉主题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
{7} 〔明〕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题词。
{8} 李舜华：《花园内外，阴阳两界——试论〈牡丹亭〉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分与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9}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10} 马文楼：《一个走不出去的圆圈——〈牡丹亭〉情理构建的文化心理批判》，《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陈文新.《西厢记》：一个文本的复杂身世与多重面相[J].长江学术，2014（1）.
[2]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4]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熊笃.论《西厢记》主题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6] 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7] 李舜华.花园内外，阴阳两界——试论《牡丹亭》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分与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5）.
[8]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9] 马文楼.一个走不出去的圆圈——《牡丹亭》情理构建的文化心理批判[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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