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媛媛

　　晋商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存在，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青睐。这样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言说话题，山西省这个地处黄河流域的古老省份，自然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背景。作为一个客居山西多年的异乡人，我对山西这片土地充满着好奇，时间越长，这种好奇感越强烈。虽然同属华北地区，山西的民风民俗与河北、山东、河南迥然不同。我身边多有晋人朋友，就我个人印象，无论是晋南还是晋北的，他们大都淳朴厚道，重情重义。但是，我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维行事与我熟悉的家乡人有很大不同，到底不同在哪儿？怀着这种好奇，我翻阅一些文章，有学者从地理角度对山西人性格进行解读：山西山多水少，水资源严重缺乏，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山西人多山性少水性的性格特点，如多稳定性少流动性，多原则性少灵活性，多封闭性少开放性，多质朴少浮华等。山西人的性格基本上是由此决定和派生的：高山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使人们视野狭窄；交通闭塞又使得人们信息封闭，内外交往不发达；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耕生活，使他们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恋家爱乡，成为挥之不去的不老情结，流进血液注入骨髓，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生态无不打上了鲜明的黄土地烙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张志蓬《山西人性格的文化解读》）。也有学者从历史角度探析，乔志强先生在其主编的《山西通史》一书《绪论》中指出：“山西自古有经商和贸易的传统。从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到了汉代山西已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自唐宋迄至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活动大都有山西商人进行，明代晋商成为与安徽的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商帮，至清又大盛。清朝盐的贩卖几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揽，而当时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一半。”乔先生还提到：“山西的票号自清中叶之后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道光初诞生在山西晋中，自那以后，山西的票号不仅遍布国内市场，而且逐渐伸向日本、俄国、朝鲜、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时称‘汇通天下。中国历来为人们所注目的是宦海仕途，而清代山西的民情风尚却是重商輕官。”但是很显然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如果说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封闭性强是山西人的性格特点，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在最需要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商业领域独占鳌头？近年来对晋商的研究书写很是热闹，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外地人对晋商的印象。而晋商真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他们在金融市场开疆拓土攻城掠地靠的是什么？近日，有幸读了晋中作协主席郝汝椿先生的大作《合盛元票号》，这部七十六万字的巨著，从某一个角度，解开了我的疑惑。

　　《合盛元票号》可以说是一部带有很强纪实色彩的长篇历史小说，非常契合当下山西文坛力推的非虚构写作导向。所写的合盛元票号是当时山西祁县一个著名的票号，也是第一家开拓海外金融市场的票号。作者郝汝椿先生以数十年的研究积累成就此书，是一部心血之作，其厚重大气自不必说。小说场面恢宏，情节曲折，涉及人物众多。以合盛元票号的发展壮大直至打入日本市场，到最后遭遇挤兑终至衰落为主要线索，再现了一幅晚清社会图景。作者以合盛元票号为中心，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各个阶层都有涉略。其焦点人物是合盛元的东家和掌柜。小说基本上是以这两大派系人物为线索，铺陈构架了整部作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人物都是灵魂，作者的终极目的都是要完成对人物的塑造。郝汝椿笔下的合盛元东家和掌柜这两大人物序列，完美体现出来晋商的精神内核，也诠释了山西人为什么能在中国金融界获得如此大的成就。这两类人物集中体现了晋商的“信”“义”。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晋商不只合盛元，其他票号也一样有这样的传统：在三年或者四年的账期中，东家不得干预号事，全靠大掌柜一人说了算。这种经营模式，无疑给了掌柜绝对权力，这一方面考验东家识人的本领，一方面也考验掌柜的人品和能力。合盛元之所以发展壮大，正是因为二者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东家用人不疑，全盘托付，掌柜全力以赴肝脑涂地。以郭大元、郭嵘为代表的票号东家，善于审时度势，识人用人，有雄才大略而又能信任他人。以渠寿昌、郝克凝、申树楷为代表的掌柜，个个忠诚敬业，为东家竭尽所能。这种合作模式，已经具备了现代职业经理人的雏形，可见晋商经营思维的先进超前，这也是他们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因。

　　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郝克凝，是合盛元北京分号的掌柜，最终靠自己的才干在危难中成为合盛元最后一任大掌柜。他善于交际，又懂麻衣相术。他结交朋友的秘诀就是仗义疏财，而且“不厚道的人不交，无用处的人不交”，这就充分体现了山西商人的精明本色。他相准了那桐是个有官运的人，于是为他筹措十万两银子“买官”，那桐果然

　　就此官运亨通，得到慈禧太后的垂青，当然也为合盛元的生意打开了官府的通道。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后，正是通过那桐的疏通，得到李鸿章的应允，合盛元得以第一个在京城复业。又因为和那桐的密切关系，郝克凝跟随那桐等朝廷官员去日本考察，为合盛元远赴日本开拓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郝克凝这个人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晋商形象，一方面，对父母妻儿尽职尽责，对东家尽忠尽力，是一个恪尽职守仗义疏财的大丈夫；另一方面，他长袖善舞，善于笼络、结交权贵，在商场上圆滑融通精于算计。作为商人，他们确实善于精明算计，但是山西人固有的天性以及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又将“诚、信、义”作为经商的准则。

　　合盛元的两大东家郭嵘和喜财主，则代表了山西富豪的两种特点。喜财主荒淫好色，挥霍成性，最终败光家产。郭嵘则胸怀大志，饱读诗书礼贤下士，把父亲奠基的合盛元票号经营得风生水起。在时局动荡风云叵测的年代，他开阔的眼界胸襟和开明大度的处世风格，吸引着郝克凝、申树楷这样的精英人才为他肝脑涂地。在合盛元遭遇挤兑面临破产的危急时刻，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财产和生存，而是合盛元的口碑名声，是多年来对客户的信义承诺。“诚、信、义三字是我郭家买卖字号之所以兴隆发达的根本，到我郭嵘这儿岂可丢掉！”所以，他把家底和盘托出，一个元宝都不剩。他这种宁愿倒掉生意，倒掉自己的生活，也不肯让声誉受损，保持字号名声清白的诚意精神，正是山西票号能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站稳脚跟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样的“信”和“义”，在郭嵘家破人亡后，以郝克凝为代表的合盛元掌柜、伙计，依然忠心耿耿齐心合力，最大限度地处理好后续事项，保存了合盛元票号一脉延续。

　　这样一部大制作，无论其结构框架还是人物设置，都需要一种大视野大格局。而就这部作品本身来说，更难的恐怕是所涉及的政治背景。晚清至民国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变幻莫测的时期，晋商的崛起与衰落恰恰又与这样的时局背景密不可分。如何将二者这种错综复杂福祸相依的关系厘清，这就要看作者的功力了。郝汝椿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晋商，这本书不仅倾注了他对晋商的浓厚感情，更有他对晋商衰落深层背景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这样形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形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如腿脚上的皮外之伤；太平天国战争，如肚子里的霍乱之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则如心口被捅了一刀；俄国人趁机在西北、东北讹诈割地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则如左右肩头被砍去了两块大肉；而甲午战争向日本人割让台湾并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更如被剁去了一只脚且流失了一盆血！”这样文学化的语言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描述，生动了然。再比如他对山西票号最终放弃改组，不愿意走唯一一条“不君子”生路，这样分析：晋商称雄明清两朝五百年，山西票号又独霸中国金融界近百年，一直走着一条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英雄之路，英雄主义早已浸透了历代东家和大掌柜们的骨髓……而晋中商人群体脱胎于顾炎武、傅山、戴廷等仁人志士领导的反清复明运动及其秘密商社，秉承了他们的儒学精神，崇尚诚信义，崇拜关云长，从来都是讲求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即使万劫不复，他们也不肯走“不君子”之路。这样的深度剖析，表现出作者对晋商群体的深刻认识和不凡洞见，也给这部书增加了历史反思色彩。这样的描写议论在书中随处可见。因此，这部小说还可以看成一部晋商发展史，一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民生图景，书中有大量相當可靠的历史资料，因此具备宝贵的史料价值。尤其是书中提到的那桐升迁与晋商的关系，梁启超在日本与合盛元的交往，包括慈禧一行在山西境内尤其是在祁县的具体描写，都具有很强的史学价值。而能够将这样的历史重现，确实不仅需要大手笔，更需要扎实深厚的资料准备。

　　此外，这部作品在表述方式上有特别之处。一是语言上文白兼具，有浓厚的抒情格调；二是画面感强，有一种读剧本的味道。在后记中，作者袒露了如此使用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写古人当然最好古人古装，原汁原味地尽可能接近人物，另外就是对古典文学的痴迷热爱，作者希望能在当代作品中再现文言的优美典雅。这种语言的表现方法在当今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可能会见仁见智。喜欢传统文化的可能会觉得韵味无穷，爱不释手，而那些恨不能颠覆正常用语的网络文化拥趸们，大概会觉得过于松散拖沓。作者这样的写法，其实是在用一种语言方式，表达他内在的情感，那种流淌在血脉中的对晋商的敬仰之情，这种无法抑制的情感，使他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抒情味道，尤其到了下半部，这种苍凉沉郁的感慨之情更加浓重，文言句式中的短语和叹词恰恰应和了书中人物和事件所需要的那种悲壮慷慨的氛围，达到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和谐。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同样选择的是传统的对话，描写、议论、抒情的表现方式，不以新奇的表现方式吸引读者，中规中矩地以传统方式推进内容，这使得作品具有一种重现式的画面感和代入感，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创作者的心血和智慧，尤其是长篇小说这样体量庞大的创作，更是需要付出不同一般的辛劳。郝汝椿先生多年来辛勤耕耘，《合盛元票号》无疑是他奉献给文坛和读者最具诚意的辉煌力作，我们也期待这部书能够走进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