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香草山》出发,试着把它作为一面镜子,照一照眼下的百花齐放。无论是附和权势,批判他人,还是揭露朋友,充当卧底,显示出的只是人性中的愚昧、自私与卑劣。所以我不主张将主要的矛头对准个人,而应该着力于时代与制度的反思。一些文化老人,他们的人生中交杂着委屈与苦难,同时也杂糅着对他人的批判与告密,他们既被别人伤害、同时又伤害了别人。这是一种令人忧伤的社会现实。在一个纷纭变化的时代,一个文人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所得的学术理念,没有坚守学术理念的内在定力,很难能有个人人格的坚守,这尤其值得我们的深思。
去冬以来,偶染小恙,镇日啜饮小粥。读书的口味也改了,高头典章太费消化力,不甚喜欢。忆起《香草山》,余杰的,遂从柜子里掏出,一翻摩挲,甚是怡然。
《香草山》是素来以杂文向人的余杰唯一一本爱情小说,带自传色彩,文浅情深,读之如喝粥,不费劲,且香沁心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宁萱是有家国念想的红颜,余杰意气方遒,其时已暴得大名。山上的余杰藏起了冷对人间的刀剑,深情婉转,缱绻雅致,沉醉在带着圣经气息的情爱。“香草山”上有香草,有羊群,还有牧羊人。香草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要爱,就是选择自己的“香草山”,保持自己灵魂深处的“牛奶般的纯净,阳光般的明媚,细草般的清丽”。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再和平的粥影偶尔也会晃出一两道刺人的剑光。呢喃着“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的余杰对校友海子大声表达不满,海子有一首诗《秋天的祖国》:
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 爱与死的诗人 他要我在金角吹响的秋天走遍 祖国和异邦……土地表层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 如今全要 化为尸首和肥料 金角吹响 如今只有他 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 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 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
有中国最后一个田园诗人之称的海子,精神孤绝至于卧轨山海关的海子,竟然写颂体诗且风格独特,还不辞辛劳将毛领袖扶上十字架去“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彻底让余杰生气了,他告诉情人宁萱“我绝不原谅”。
《香草山》,大抵如此。而海子这位“以梦为马的诗人”终究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如若泉下有知,他或许会不安于那些不够洁白的言辞。
绝不原谅的余杰渐渐走到说难、孤愤的境地了,听说一度沦落异邦想念家国。毕竟不够和气。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耀南这样评余杰:“英锐刚正,斥奸邪,骂暴君,不只表现对国族文化最真挚深沉的大爱,更从基督教的终极关怀与超越价值中,取得精神资源,表现了‘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大勇。”什么是勇呢?老子做了最好的诠释:“勇于敢,勇于不敢,皆勇也。”敢者,恃气,敢为其所当为;不敢者,非恃气而必藉于理,不敢为其所不当为。
现今,不敢为其所当为者,固然大有人在;敢为其所不当为者,也是大有人在。于烹谷为粥的闲暇,我无意间在网上惊悉一个惠风和畅的文人雅集,某部长在首都举行诗歌选集的首发式,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大师文怀沙及其门下弟子、教授谢冕都来了。某部长高倡诗歌方面的“新国风运动”。“半为苍生半美人”的文怀沙大师拈须含情地说:“复兴诗歌,一要向古人学习,二要向民歌学习,这就是新国风。”其关门弟子空林子女士则直截了当尊称某部长为文坛领袖。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率先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为现代诗的发展扫清理论障碍,而驰名海内的教授谢冕据说“与某部长神交已久”,下车伊始就来了句堪称豪放的评论:“我发现,某部长的旧体诗功力比新诗还要深厚!他的《百花吟》,水平超越了郭沫若的《百花齐放》!”顿时,躬逢其盛的群贤们群情崛起,一片欢腾。
郭公沫若的《百花齐放》水平究竟有多高呢?1958年全民“大跃进”,郭沫若随即在《人民日报》刊发咏花组诗《百花齐放》,十天日左右写出105首。郭公平生不识花香,胜场乃甲骨与女人,于是很多群众自觉帮忙,有送标本的,有送种子的,供诗人体验生活。可惜,红墨水写出的诗全无半点蓝墨水的风节了,如《美人蕉》:我们总是呕心喋血地从事生产,谁学得这种精神,就能又红又专。又如《鸡冠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像样!其中的代表作要数《郁金香》,诗人的意境和心胸于此可见一斑了,全诗如下:
波斯诗人曾经把我们比成酒杯,但他错误地只用来作自我陶醉。我们今天是要为大跃进而干杯,高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黄河之水今后不会再从天上来。高峡出平湖,猿声不再在天上哀。最大的变异要看到黄海变青海,全民振奋,真真正正是大有作为。
1949年以后,郭沫若写诗已经是一种残忍了。但是,郭沫若的《百花齐放》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无论用心用意还是结语造句诸多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巅峰水平,那个让位于政治,成为政治附庸的诗歌时代。
前有屈原咏兰,接着有陶渊明咏菊,接着有林逋咏梅,接着还有郭沫若咏百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句话并非虚言。诗歌最能烛照时代的须眉。
《百花齐放》的单行本初版于195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集在排印和装帧方面煞费一番苦心,书中的每一首诗都相应配了一幅木刻花卉作插图,而且均出自名家之手,刘岘、王琦、黄永玉、李桦、力群、马克、肖林和沃渣等名家都倾心献艺。现在旧书市场上,1959年版《百花齐放》成为人们淘书的重点对象,不是为了诗好,大多是冲着精美的插图以及出于窥视历史奇观的猎奇心理。
然而,谢冕教授竟然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称许某部长的《百花吟》——“新国风运动的第一声号角”超越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笑柄——郭体百花诗,而某部长及其拥趸们竟然豪情汹涌,以为凭谢教授一言就可登堂入室甚至永垂不朽于诗坛了。诗坛下、学术界外的人难免要糊涂了,谢教授是真以为郭沫若的《百花齐放》好?还是以为某部长有此成就已属出人意表不可过高期望?还是特地赶来只为给人家一句春秋笔法式的评价?我不想再揣测下去,在读舒婷的诗还会流泪的年龄,我很尊敬谢冕教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岛、顾城、舒婷等年轻一代诗人携“朦胧诗”粉墨登场之际,谢冕用他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为这次争议纷纭,攻讦备至的登台担任了一回著名的“理论旗手”。
那场文人雅集终于一直惠风和畅,群贤们怡然散去,准备下一场雅集去了。
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典论·论文》中下了一个惊心动魄一千多年的结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相轻论”惹得向来以浑身静穆自居的中国文人引经据典地鄙薄中国文人。偏有在民国炮火中穿行的鲁迅先生一向不与众同,一论再论至于七论“文人相轻”,为“不随和”、“不回避”的真正文人辩护,坚持“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替素被鄙夷的文人相轻之风说了一点好话。鲁迅先生的一生正是以笔为刀纵横文坛的一生,“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 轻林纾,轻胡适,轻梁实秋,轻徐志摩,轻林语堂,轻沈从文,轻张恨水;口诛之,笔伐之,绝不饶之,他和论敌的“相骂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民国时代的“思想论争史”。民国的文坛并没有因此而萧条,文艺的花果反而在文人的骂声中日渐成熟。
王国维先生在民国自沉,两周年后陈寅恪先生写下《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亦有一时代之俗谛,俗谛一日不破则学术一日无以立。旧时代的俗谛,如三民主义,也笼罩了黑压压一大片文人,但还可闻见鲁迅的骂,炮声与骂声夹杂之下,民国的文坛非常热闹,很是出了一些让今人佩服的大师。新时代也有俗谛,闹得文坛更不平安更不寂寞,“文革”时候扣帽子、打棍子,现在众声喧哗的要么是口蜜腹剑的文人相捧,要么是滑落到腰部以下而流于文人相亵的卑琐争论了。
最近一段时期,某些文化名流在“文革”前后的若干表现引起网络媒体的热议。先是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文怀沙,谓之“造假”;接着是著名书画家黄苗子,谓之“告密”;又接着是翻译家冯亦代,谓之“卧底”。读着这些誓要揭示真相的材料,使人灵魂不禁阵阵的震颤,看似百花齐放的背后,原来也有着百家真相,恍若又回到那个人人自危、道路以目、人性异化、荒诞诡异的岁月。
细说前阵子,《人民日报》资深编辑李辉和以“太炎先生私淑弟子”自傲的文怀沙在舆论阵地争吵,形式和内容颇为群众喜闻乐见。生于1910年还是1920年?是贩卖春药入狱还是革命入狱?头戴“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当代屈原”等好几顶高贵帽子的文怀沙竟集这些问题于一身,几让外人以为他是中国男子足球队员出身,篡改年龄与春药等事似乎是足坛的特色,不知道文大师什么时候有所濡染了。从事传记文学和随笔创作,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的李辉则完全没有体育记者、香港狗仔队的精神,声称早已洞悉文怀沙其人,却能玄默十几年,任由其声誉日隆一路做到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甚至是当代屈原,禅定的功夫了得,真不像媒体的文人和似乎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当然,我们不能以鲁迅望李辉,“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
最后,李辉还是非其所非了。他有点害怕下一代人要为“当代屈原”多过一个端午节了。我想。
文怀沙先生的弟子,如空林子,为师父祝寿的五言排律被师父誉为:“尤胜杜甫当年名作”,簇拥师父为领袖。然而,是非成败未转头前都是梦,尤其是文坛的是非,转头后也是梦。李、文之争一度议论纷纭,现在也寂静了,看客慢慢一哄而散,转而围逐娱乐圈的绯闻明星们了。如果争论的两派都投入了真诚,那么争论本身及其结果都足以让两派人流泪,文怀沙的及门和私淑弟子们难免要怆然泪下,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竟然连一个垂垂老矣的国学大师都容不下,真该怆然了。李辉等一帮人则要愤然泪下了,他们认为以中国之大竟会让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俨然国学大师,真该愤然了。我总感觉,国内学术界不但失去了培养真大师的能力,连甄别假大师的能力也没有了。一群人,既不能闲适地闲适,也不能讽喻地讽喻,旧雅新风一扫而光,剩下的要事就是在鸡群里捧来捧去,亵来亵去,造成一鸡不如一鸡的局面,哪能指望鹤的降临呢?我国文人相捧、相亵一至于斯,吾侪能不向天一洒泪乎?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回忆在那风雨如晦的年头,梁启超“海天寥廓立多时”之际年仅28岁,当时,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遇害,他被迫逃亡,期间,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自砺》。盖古往今来,有志于推动社会进步、为民众谋取福祉的志士仁人,常常并不为社会所容纳、民众所理解,甚至还受到社会的严酷迫害,为千万愚民所唾弃。何况他不是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而主要是用笔去写作,他要介绍一种文明哲理,输入一种新的思想学说,决心倡导普遍的人人都享有的民权,改变一种旧的体制与风俗。他深信这是时代前进的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如此则他的论说便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就可称“百世之师”了。也许十年之后人们会想到他的主张,然而眼前的局面却是举国若狂,声讨、叫嚣,一浪接着一浪,自己内心的孤独无人可以告诉。面对着寥廓的海天久久地站立着,眼前苍茫的世界、胸中无穷的意愿在激荡,这一幅景象既是真实的写照,也是诗人的誓词,他决心以此自我砥砺,决不妥协消沉。青年周恩来东渡日本“邃密群科济世穷”时读到这首诗,在冷雨大洋中流下了眼泪。
追求和谐的写手们著书都为稻粱谋,已经不甘作万矢的,已经不求为百世师,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不是历史的睿智和担当,而是增长了明哲保身、夤缘干进的世故人情和官场智术。自上世纪90年代“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成为大陆学界的时尚以来,民权、新知也成了过时的歌女,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魏晋的嵇康说:“文人相轻,先轻后重,文章之道。”文章之衰已有六十年了,人民翘首以盼已经很久了。果真有文章出世,必定出自文人之手,何谓文人?《尚书》曰:文人,乃文德之人。
人民不见文人也快六十年了。
作者简介:曾穗菁,文学硕士,广东金融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余杰:《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 海子:《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3] 李辉:《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2009年2月18日,《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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