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今天回头研究20世纪女性文学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如何理解女性文学的内涵和女性文学批评、如何选择一个较为客观的切入角度这两个问题。而将女性文学的“质性”与“史性”有机统一起来,并重点考察一下女性文学视界中的男人形象,会使女性文学研究敞开一种新的可能空间。
已经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学随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完成自身过渡、转型的重要一百年。在这其中,女性文学取得的重大成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既往历史相比最大的艺术超越。如何看取这一百年中女性文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学术界、批评界而言,这并非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无疑,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至少还有这样两个问题,依然可以作为对当今女性文学研究的共同的、不断的提示:一是什么叫女性文学?二是怎样切入女性文学更有利于(相对)避开男权传统的批评惯性?这里只想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女性文学的内涵理解及理论边界问题,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术语境中出现过许多种解释,归纳起来应该是这样三种认识:一是女性文学即“写女性”的,即不论男女作家,凡涉笔女性现实、女性命运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女性文学;二是女性文学即“女性写”的,即写作主体一定是女性身份,内容却不论写女写男;三是女性文学即“女性写女性”的,即女性作家写女性的生活经历、女性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女性文本似乎更具典型性。这三种认识曾在各自所属文学时段互不相干各唱各的主角,也曾在某一阶段狭路相逢打得不可开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女性作品数量的暴涨,人们日益较多地倾向并采纳了第三种认识,因为此时人们已经切实感觉到前两种女性文学观在实际研究中范围实在是太大太难把握。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些苍白、浅薄、低俗、无聊的“身体性”、“写真性”女性文字的不断涌入文学市场,“女性自己写自己”这种外在形态已经很难作为女性文学的界定标尺而存在,女性作品的泛滥开始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女性文学的“内在品质”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女性文学不仅特指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创作实践,更重要的在于其中独立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包括两个层面:既包含女性经验的觉醒,又包含女性话语的自觉。比如评论家王侃就曾撰文明确指出:“‘女性文学不仅仅意指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创作实践,更重要在于‘女性文学对摆脱男性中心语言,赋予女性本真经验以表述形式的目标追求。这一追求使得‘女性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挑战性的文学行为,它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的对世界的介入,打破男性在这方面的垄断局面。二是挖掘超出男性理解惯性和期待视野的女性经验,实现对男性世界的叛离,以构造出具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①
显然,这样的关于女性文学的解释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概念应该具有的基本内质,体现出了与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相契合的一面。但是,如果“吹毛求疵”而再作一定补充的话,还应该指出,女性经验、女性感受总是历时性地不断变化着的,女性话语、女性形式也是在与男性中心话语的不断对抗、不断剥离中逐步予以确立的。尤其是基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实际,我们更有必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恰是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最大的不同所在。这样认识问题,有利于对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女性写作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与评价,那些被特定的意识形态压抑了的女性声音,表面上看是“‘性别文本的缺失”,是“女性文学整体上的‘黑洞”②,而实际上也正是中国特定语境中女性写作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也许,揭示女性文学“实际是怎样的”与探究其“应该是怎样的”相比,起码是同等重要,因为20世纪女性文学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女性意识绝不是一个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外的纯粹之物,恰恰相反,它一直就是在与现实生存问题的复杂纠葛中寻求出路、得到发展的,或彰显或隐匿,或炫耀或压抑,或汪洋恣肆或小心谨慎,都是女性文学真实形态的一种体现。当然,这样说无非是出于对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历史演进“过程”的一种强调,而绝不是否认对于女性文学应有基本品质的重视。比较理想的做法,应该是既共时性地考虑其“质性”,又历时性地注重其“史性”,二者尽可能达致一种和谐统一。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女性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问题,是一个同样关涉女性文学研究能否获得起码的“公正视点”的重要问题。我们知道,学术是不可能不带有个人偏见的;但我们也同样期待学术见解能够尽可能地超越个人偏见,尽可能地靠近“公共真理”,这一点甚至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学术理想与学术境界的核心所在。就是说,在无法避免的个人偏见的前提下,追求学术研究在“公共真理”意义上的最大值,也许正是许多为学者的共同目标。这一认识,置换到女性文学批评领域尤为必要,因为对于女性文学研究工作而言,潜在的也是最大的障碍,源自几千年沉积而成的男权传统,我们的思想、观念、话语方式、评价标准等等与之血肉相连,我们就生长在它的肌体之上,浸润于它的血液之中,须臾难以分离。正因如此,寻求女性文学批评的切入点,构建与女性精神世界进行深层对话的学术通道,就不单单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而更是对批评者(不论男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男权传统束缚的严峻挑战。
就近年来评论界对女性文学的研究状况而言,人们较多关注的是男性作家如何写女性,以及女性作家如何写女性,也就是说,女性艺术形象一直是我们性别批评的一个焦点。如果说到男性形象的塑造,也较多地是将目光投向男性作家的作品,而对于女性作家如何写男性,男人在女性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怎样的审美理想,获得怎样的价值评判,似乎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系统的研究。这里面也许本身就隐藏着文学批评的一种“男权式默契”:回避进入女性文学现场,回避被审视的“他者”地位,在有意无意中将“自性”、“自在”的话语特权牢牢掌控手中。当我们作为男性去讨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洞穿男性话语对女性独立生命意志的有形或无形的覆盖,最终成为男性写作主体的同谋,致使女性在被塑造和被阅读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曲解;当我们走近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时,又因女性文本不避嫌疑、高度敞开的美学品质而使得男性化的解读目光难以逾越“窥视”的心理障碍,也就更加无法给予女性写作一个科学的、理性的估价。也许,能够有效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比较公正的评论眼光的办法,就是用心去关注一下女性文学视界中的男人,看看在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情感的、伦理的、世俗的、审美的多个领域内、多个层面上,这些女性作家所代表的女人们,是如何对男人们企盼着、幻想着、依恋着、包容着、忍受着、怨恨着、指责着、规劝着、算计着、等待着……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女人的期望就一定是男人的努力目标,然而,真的应该换个角度,即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男性世界,这对于共建两性和谐未来无疑会有很大益处。
而在女性关于男人的文学言说中,爱情问题又是一个旁不可代的女性思想、意识、情感的“集结地”。纵观整个20世纪女性作家创作的爱情文本,连贯起来看就是一个女性心目中的“男性理想大厦”不断搭建、不断修制又不断动摇、不断坍塌的环复、变化的过程。从女性的情感立场来看,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她们的期待?好男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内质和外部条件?为什么她们笔下的绝大多数爱情故事最后总是留下了女性掩饰不住的失望和叹息?这其中难道不正浓缩着女性在解放自我进程中所有的痛苦和向往吗?尽管,我们看到,随着不可阻拒的时间流程,每个女性作家对于爱的理解,对于男性的认知角度和评价标准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里深深刻印着社会前行、时代变迁的痕迹,由此构成了一个因爱而造就的男性人物长廊,其间活动着形神各异、栩栩如生的男人们;但是,女性作家所共同体现出的对爱情奥秘的探究热望没有变,对生命中拥有一个好男人的期盼、渴念之情一脉相承,对现实生活中为爱而挣扎、呼号、沉吟、哀叹、思索的女性群体命运的深切关注贯穿至今。当我们努力从传统的男权话语秩序中稍息片刻,试图将我们的目光转移向女性视角,并由此轻轻揭开女性作家笔下所构筑的那个“男人世界”时,我想,女人——我们这个生命世界的一半——最为内在、最为本质也最为精彩的部分,已经悄然向世人敞开了。
当然,这种“敞开”肯定是无比艰难的,这同样是一次对男女两性世界相互认知、相互理解、相互关怀、相互感悟能力的挑战。作为男人我感到,读懂那些文学中的女性不容易,读懂那些文学女性的创造者们更不容易:她们互为叠印又彼此分离,相隔很远却息息相通,必然造成这种敞开的困难;而其中,对于那些“诗意地栖居”于女性文本的男性主人公们,我们又该怎样才能很好的理解和把握?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地靠近、谛听、触摸、追问、思考。
作者简介:李有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①② 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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