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健

　　关键词:靳以 民粹主义 悖论 乌托邦 忏悔 惩治

　　摘 要:靳以在创作中具有浓厚的民粹倾向,但在追随大众化潮流的同时,又不乏悲观色彩浓厚的内在困惑。在抗战小说中塑造了全新的女性形象,既具有巨大的乌托邦色彩,又伴有知识分子固有的忏悔意识。对人类的总体失望情绪及对其原罪的惩治欲望,构成了靳以独特的创作母题,也导致了其理想中民粹大厦的最终坍塌。

　　著名现代作家靳以(1909-1959)在建国初写过一篇简短自传《从个人到众人》(1950),描述了自己如何从个人狭小天地走向大众的路程,也体现了其创作中极为重要的民粹主义诉求。但是这条“从个人到众人”的道路又因其独特的个人体验而注定是艰难而崎岖的,其中的巨大悖论也是探询其整个创作的重要路径。

　　一、新生旅程的悲剧意味

　　在193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靳以,最初主要写爱情小说,“作者一向是以善写哈尔滨白俄生涯为人所知的。那种流离落魄蕴藏着一切可能的伤感故事。”{1}这些小说多以作家本人的情感伤痛为蓝本{2},书写青年男子为失恋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爱情故事,透露出浓重的感伤与绝望,以及对负心女子的无比憎恨,体现了一种极端情绪化的浪漫文风。在小说集《虫蚀》(1934)序中靳以写道:“现在我是走进社会的圈子里来了。”这一宣言从表面上可以看到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感召,内里却隐含着作家欲通过扩展题材来抵御内心痛苦的追求。通过深入解读就可以发现,个人情感体验始终像巨大的阴影,笼罩着靳以的整个创作。

　　小说《夜》(1935)以巨大的象征色彩,表露了靳以走向大众洪流的诉求及困惑。在令人恐怖的黑夜,一位铁路员工在上车检查时,轻轻踢了一下一位过道中的旅客,对方竟翻身掉了下去,被启动的火车轧死。倒霉的主人公在极度恐慌中回到了家,脑海中时刻浮现那个死去的人对自己的谴责。他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中,看着外面下着的急雨,突然间想到:“为什么我不能到外面去呢?”便走出家门,在越来越深的大水之中跋涉前行。小说这样结尾:“曙光已经从天边微微地透出一点来,狂雨依然在落着,雨的雾气弥漫了空中,溪流更大了,向着东方流去,水面上十分平静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为什么我不能到外面去呢”,是靳以作品中的常用句式。综观其全部创作,不难看出《夜》的寓意所在:主人公要走出自我,融入大众与时代的洪流,从中显然能够看到从“五四”前后就涌入中国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深深印痕,这种思潮所宣扬的知识分子应舍弃小我为大众谋取幸福的观念,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作家的创作之中。俄国作家迦尔洵就有一篇充满民粹色彩的小说《夜》(1880),与靳以此作无论主旨还是表现手法都极为类似,写一位青年为了大众利益而毅然告别旧我、选择自杀的故事。靳以笔下的铁路员工闯祸回家后,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染满血污的人头时,意识到“正是他自己”,象征着他本人就是那个在人生旅途中死亡的旅客。这与民粹主义在实践上“更倾向于采取特别的暴力行为”{3},往往在毁灭中求得新生的追求与极端化手段极为近似。

　　已然恐怖地“死”了一回的铁路员工,满怀重生的愿望走出家门,但最后仍被大水吞没,这种双重死亡显然带有更为浓厚的悲剧意味。结尾黎明到来时狂雨不停的场景,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主人公回到家后一直害怕妻子去告发他,这一情节的出现,与爱情小说中对女性的不信任态度密切相关,也增添了主人公出走动机的暧昧色彩,也削弱了其走向大众的坚定性。

　　二、走向大众的内在困惑

　　靳以的情感挫折发生于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期间,他在早期爱情小说中经常将女性的堕落归咎于社会的诱惑,并对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表达了强烈的厌憎。与此同时,小说中经常出现人物在大自然中摆脱烦恼、慰藉心灵的情节。这种否定物质文明、讴歌纯朴自然的倾向,具有浓厚的民粹色彩,并在抗战时期愈益鲜明。

　　长篇小说《前夕》(1942)开始时有这样一段情节:大学毕业后自愿终生服务于家庭的黄静宜,每天为无尽的琐事而苦恼不已,当她走出空气沉闷的家来到郊外,看到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时,“极自然地在心中对他们发生了羡慕的心情”,“‘更容易满足一些,生活就更快乐一些,她时时这样想,可是知识把人类带到广大的宇宙里,那是很难得着满足的,所以人类才在悲惨中过着日子……”民粹主义者虽然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具有卢梭的‘善来自头脑简单之人的信念和他对知识分子与专家的不信任。推动民粹主义的,实质上是知识分子深刻的与世隔绝之感和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需要”{4}。民粹主义突出的平民化崇拜和反智倾向,在以上情节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抗战作品中,靳以经常选择“妹妹样”人物,作为民族未来希望的代表。《前夕》中静宜的两个妹妹静玲和静茵,就体现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静玲虽然在家中年纪最小,却是抗战最有力的支持者;静茵则在冲破家庭阻力奔向远方后,在信中这样讲述自己所见:“终于我们到达了我们所要去的地方,这里,一年都是春天,花草无时不在生长。”小说结尾全家多数人都在出走途中沉河遇难,静玲和静茵则会合在一起,走向了民族抗战的前线。“以人性新生的单纯信仰为基础的乌托邦之梦”{5},同样是民粹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所受的民粹影响主要来源于俄国,不过正是“俄国革命党人以俄语复述当年卢梭以法语呼喊过的一切”,卢梭的平民社会观才获得了其公认的学名“民粹主义”{6}。卢梭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者,笔下充满了对不染尘世污浊的儿童的赞美,他所倡导的“回归自然”就包含着重寻人类本原,从而对抗文明进化所衍生的一切丑恶现象的含义。可以说,在静玲、静茵,还有中篇《秋花》(1946)中的方明智等新生人物身上,寄托了靳以的全部美好理想。但是,这些被人为拔高的“小大人”由于公式化、概念化严重,同时伴有浓重的宣讲色彩而并不成功;她们所表现出的巨大乌托邦色彩,也由于完全脱离了生活的根基而倍显虚无缥缈。

　　靳以笔下的新人形象又体现出一定的忏悔意识。收入小说集《遥远的城》(1941)中的《被煎熬的心》《她扑向了祖国》《路》,依次描写女学生孙青芷在战火中由上海撤退到内地的旅程。孙同其他年轻女性一样,也扮演了抗战宣传者的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不时认为像自己这样的学生在抗战中作用不大,根本无法与像男人一样工作的劳动妇女相比。“忏悔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普遍意识,其实与知识分子特有的原罪感有关,而原罪感,则与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民粹主义思想有关。”{7}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知识分子获得的全部文化都是人民创造的,而他们却靠人民的血汗无耻生存。靳以本人在多种场合也表达过这种自责,比如如此评价自己在抗战期间出任复旦大学教授一职:“我起始做一种对自己无益对别人也没有好处的事,我像一些伪善者一样站在讲台上。”(《我怎样写〈前夕〉的[代跋]》)

　　孙青芷的忏悔意识,与作家本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也使新人们走向大众的书写更显得无比空幻。就这样,《夜》中人物的自我分裂特征,在靳以的抗战作品中再次表露无遗。

　　三、民粹大厦的最终坍塌

　　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具有天然渊源,“在整个俄罗斯民粹运动中都有无政府主义因素。”{8}鲁迅曾对《工人绥惠略夫》主人公所具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特点这样概括:“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9}靳以在首部小说集《圣型》(1933)序中写道:“无论如何,当我自身在最得意之中,也没有把人生看得如何好,静下心来的时节,总有那淡淡的阴影,在我的眼前。为着一时过分的悲痛,文笔也就立刻成为一个烈性的汉子,渐渐地,却仍然能平下去。这原因是我早就知道了人生是什么。”这种由爱情体验所引发的极端主观化心态,使靳以的笔难以真正“平下去”,而是始终以阴郁的眼光来审视和评判一切。他同样因无法真正接近大众而产生一种极为痛楚的“单身”之感,除了《夜》中的自我毁灭,还时常鲜明地表达出一种毁灭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早期散文《人之间》(1934)中他就这样表白:“如此的世界为什么不毁灭了呢?我希望着能有那么一天,把所有活在这世界上的有钱的和穷的,压迫人的和被压迫的,同在一刹那间到了末日……”

　　洪水隐喻着对人类原罪的惩治,这是西方文学源自《圣经》的恒久母题,靳以对这一意象也极为偏爱,除了《夜》和《前夕》,在其他许多作品中都出现过大水吞噬人生命的场景。究其根源,对人类的整体失望及对其原罪的惩治,是靳以创作中的重要母题。这种惩治欲望在小说《洪流》(1935)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小说以1930年代哈尔滨大水灾为背景,面对肆虐的大水,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这样说:“都是他妈的鬼子强占我们的地方,上天才发水来淹他们。”这显然联结着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刘掌柜此后被日本人抓走去修江堤,他的妻子在水中逃生时,看到富人们拿穷人浮尸取乐,产生了极度的憎恨心理。一直较为平实的写实手法,在结尾的瞬间完全被暴烈的笔触所取代。在骤然而至的狂风大雨中,刘妻的形象也产生了巨大形变:“当着蛇一样的闪电亮了起来,就照见她那苦痛而愤懑的脸。她张开了手臂,像是想来和天搏战的”;她最终点燃了富人的楼房,“这场大火代替了她胸中一直燃烧着的火”,“她的手指点着,她的头发被风吹得向了前面,正像一个作法的妖人,还发着使人阴沉的笑。”

　　《洪流》的前后风格极不一致,刘妻的性格发展也缺乏内在铺垫。实际上,洪水的来临不过是惩治人类原罪的隐喻性框架,刘妻的行为也喻示了作家郁积已久的心头怒火骤然爆发,作为时代背景的民族矛盾则被完全淡化了。正如靳以本人对《洪流》及刘妻怪异形象的解释:他的批判对象是“这虚伪的社会中”的“十足的伪善者”,“就因为这过度的愤恨在胸中的滋长,结果她就作了失常的事。”(《泥路》序)

　　如果说《洪流》的惩罚对象尚指向特定的阶层和人物,对人类道德品性日趋堕落的总体性批判,极为显著地出现在小说《人们》(1942)中。“他们怕是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得长久了,丢失的比取得的多,渐渐他们也就‘聪明起来了,他们不再相信任何人,随时都在提防着,忘记了人类本来和善的天性。”为此作品痛心疾呼:“人们实在是应该快快活活过日子的,为什么一定要守着自己的樊笼,还造成那些高凸和低凹的阻障,用仇视的眼睛相望,用尖利的嘴相斥,用背信的行为相害,用不肯饶恕的心相恨呢?”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在国难当头呼唤人类博爱,但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度绝望和人间无尽的苦难,最终还是无法压制惩治人类原罪的欲望:“我写不下去了,我真的写不下去了,每逢再想起的时候我都不能自持,我只希望神话中的洪水再来一次,连那个挪亚的方舟也吹翻了,使人类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灭吧!”不同于左翼作家在阶级斗争的叙事框架内完成惩恶扬善的目的,靳以所偏爱的洪水意象寓意着天启般的终极惩治,也明显具有极端无政府主义的末世论色彩。

　　靳以在整个创作旅程中都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这和他走向大众的旅程几乎是双线并进的。也正因如此,其心目中理想的民粹主义大厦,由于根基的天然虚弱而易于坍塌。除此以外,由于延续了早期爱情小说中的极端情绪化风格,靳以告别小我、走向大众的书写往往带有忽冷忽热的“急就章”意味。可以说,靳以“从个人到众人”的旅程及其留下的缺憾,既可视为追随大众化潮流的现代作家的创作缩影,也折射出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都曾占有相当统治地位的民粹思想的兴衰起伏。对于热衷于民粹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即便他们是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抵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也多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因此,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但如果诉诸于社会实践,则必然陷于空想而遭到失败。”{10}“从个人到众人”正是多数现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之旅:对他们个人而言,这一自觉的追求既荆棘密布,又遥不可及。更富有悲剧意味的是,作为最应该具有精神个性的主体存在者,他们或许从未真正探究过这一追求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石健,吉林体育学院讲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 萧乾:《〈虫蚀〉里的三部曲》,载《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1月27日。

　　{2} 参见南南:《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靳以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第34页。

　　{3}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4}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5}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6}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

　　{7}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8}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49页。

　　{9} 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函,《鲁迅书信》(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10} 孟繁华:《思有涯》,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