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华

　　关键词：雷雨 命运色彩 基督教 古希腊悲剧

　　摘 要：《雷雨》时时显现出神秘的命运色彩。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悲剧对《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影响最大。《雷雨》中的对悲剧命运的思考，贯注了基督教文化。同时，曹禺把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内化进《雷雨》的创作中。

　　曹禺的《雷雨》时时显露出神秘的命运色彩。《雷雨·序》中说他的创作是情感酿成“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①。

　　一、基督教文化与《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

　　曹禺的《雷雨》创作明显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在曹禺的主体意识中。曹禺说:“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②《雷雨》中暗合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贯注了基督教文化。

　　“序幕”和“尾声”中蕴含了一种浓郁的基督教氛围。“序幕”和“尾声”中的教堂、十字架、耶稣受难像、修女、祷告、《圣经》等是基督教的外化痕迹；其中重复出现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极力渲染庄严、神秘的气氛，充溢着浓郁的基督教氛围。

　　《雷雨》体现了基督教的原罪观。“原罪观”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按照“原罪说”理论，人在尘世中呈现自己的天性，难免要犯下种种宗教意义上的罪恶。《雷雨》充分展示了人性的罪恶，这种罪孽就是原罪。因为有了罪，就该受惩罚，罪与罚是并存的。《旧约·诗篇》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③

　　从周朴园的罪孽与报应，可以看出基督教色彩。根据基督教教义，“为夫者，以高压手段胁迫其妻处于不平等地位，使其生活于一种与神圣婚姻相违反之境地，即犯罪；婚姻既为天定，又属神圣，人世不得无故拆散之、离弃之，若谓必须分散之，以耶稣之意见论，即奸淫矣。”④周朴园离弃侍萍于前，又胁迫繁漪于后，“犯罪”、“奸淫”都占，周朴园不仅是一个“原罪”的形象，同时还犯有大量的“本罪”(现实罪恶)。如，他“故意淹死了三千二百个小工”⑤，从中大发死人财；他残酷镇压罢工运动，下令开枪打死三十名罢工工人等。负罪者周朴园给众人带来了灾难，灾难也同样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一家人死的死，走的走，疯的疯，只剩他一人还存活于世上。那么，《雷雨》作者为什么要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性人物统统沦于毁灭之后，而唯独留下周朴园这个制造悲剧的元凶活在人世?答案也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圣经中有这样一段劝善惩恶的箴言: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罪人，“耶和华必记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⑥周朴园疯妻丧子的下场，正是应验了上帝的诅咒。

　　剧中其他人物之间也充满着罪孽与报应的情结。基督教的教义将血缘乱伦视为人生一种最大的罪恶，《旧约·利未记》中说:“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下体。……这本是大恶。”⑦圣经中还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治死……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须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应担当自己的罪孽。”周萍与繁漪的乱伦、与四凤的乱伦使他陷入罪恶的旋涡，得到报应。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要“劝恶从善”。要求人类洗心革面，不断地向上帝忏悔，上帝就会宽恕一切负罪者，并启示和感化他们，使他们扬善抑恶，灵魂得到净化。《旧约·诗篇》中写道:“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周朴园最后的皈依基督和深刻的忏悔正显示了这种转变的结果，证明了作者“劝恶从善”的成功。曹禺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途，首先，他弃绝繁华，将周公馆捐为教会医院，以物赎罪；其次，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被他逼走了的儿子鲁大海，以唤醒侍萍那发狂了的虚幻意识，用行动赎罪；再次，面对疯妻，自己也成了生命中两位女人最后的赎罪者或仆人。他虔诚地倾听修女朗读圣经，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这种独特的设计，无疑渗透着基督教的伦理意识。

　　基督教认为，人世间的邪恶、混沌和不公都是因为人类违背了天命造成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任其发展下去，必将赏善惩恶，把人类引向光明的彼岸。《雷雨》剧作从前至后依次经历从原罪——审判惩罚——救赎的嬗变过程。其中浸透着大量的基督教人文意识。

　　二、《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

　　曹禺对古希腊悲剧非常感兴趣，曾受到古希腊悲剧的影响，他说过:“我在学写戏以前，读剧比较多。我喜欢埃斯库罗斯，他那雄伟、浑厚的感情；从欧里庇得斯，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⑨《雷雨》问世不久，曹禺又说:“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悲剧的影响。”{10}由此可见，《雷雨》确实受到古希腊悲剧很深的影响，作者力求把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内化进《雷雨》的创作中。

　　曹禺在《雷雨·序》中对剧作的解释表明了他创作时所持的古希腊悲剧美学观念。“这篇戏……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因为它太大太复杂。”{11}郭沫若在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作者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12}《雷雨》探索着命运背后的神秘力量，弥漫着浓厚的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气息。古希腊悲剧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与命运冲突的审美模式来表达人类对不可理解的宇宙人生的神秘困惑。古希腊悲剧家都有共同的命运观：人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在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被理解为先天注定的灾难和死亡。主人公按照自己的欲望竭力奋争，但终究难逃命运的罗网。古希腊悲剧笼罩着一层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和一定程度的命定观念。神秘的命运主宰人生，这是古希腊悲剧昭示出的一个概念。而曹禺表现在《雷雨》中的命运观，与古希腊悲剧极为相似。在《雷雨·序》中，曹禺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13}“狭的笼”意象在《雷雨》剧作中反复出现，就是作者受古希腊悲剧影响而产生了“人难以逃脱命运牢笼”的观念的映射。《雷雨》中的人物“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14}《雷雨》剧中的主人公都在命运的火坑里打滚，都拼着性命与命运抗争，最终又都无一例外地被命运的巨掌击得粉碎。侍萍为了反抗不幸的命运远离周家三十年，然而，三十年后，她的女儿四凤竟然重蹈覆辙，不仅去周家做了使女，而且还与周家大少爷关系暧昧，在“残忍”、“冷酷”的命运面前，她只能仰天长叹，承受命运的捉弄。繁漪在被不幸的婚姻压抑了十几年之后，“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她寄情于周萍，抓住他不放手，而周萍却退却了，想悔改“以前的罪恶”，利用四凤来拯救自己，不料却陷入了更可怕的罪恶的泥沼中，直至走向毁灭。曹禺对宇宙中斗争的主宰的理解与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一脉相承。在《雷雨》中，曹禺强调了命运的冷酷和强大。他力图达到的戏剧效果也是古希腊悲剧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