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风萧萧》的叙事形式有大众化的倾向，首先，徐訏的《风萧萧》的叙事模式通过讲述奇情、奇恋来吸引读者；其次，徐訏《风萧萧》的叙事模式不仅醉心于故事模式的奇特，并且十分追求叙事情感的曲折与优美。但《风萧萧》的表现主题却是形而上的，表现为主人公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宗教般的理想主义情怀。
徐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港台和海外华人界享有盛名，拥有大量的读者群。港台评论界认为:“徐先生可说是文坛鬼才，也是全才，小说、新诗、散文、戏剧样样都来，也样样都精。”①198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开始分别重印、影印了徐訏的《风萧萧》。1943年，长篇小说《风萧萧》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风靡大后方”，有人称这一年为“徐訏年”。大陆评论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文艺思想和文学评论多元格局的逐步形成，过去长期被冷落和忽视的一些重要作家逐渐重回到研究领域，这才开始关注徐訏，其长篇代表作品《风萧萧》也受到了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风萧萧》这一长篇小说作一次新的解读。
一、俗：大众化的叙事形式
都市发展是以跳跃式的速度闪进人们的视野，人们在来不及的心态下面对着巨大的都市诱惑。都市日益膨胀的物质空间释放了人的欲望，将人们的感觉和身体扩展到了新的维度。它不是人的附庸，相反，它时刻汇聚了人的意志，成为人的一种物化标志。人们沉浸其中享受着都市文化的时尚与快感、孤独与焦虑、游戏与狂欢、寻找与救赎，以及游荡与穿越。都市由此成为作家笔下独立的审美对象，并奔涌着生动鲜活的文学想象，唤起人们对都市的文化思考。这类小说之所以有生命，是因为都市本身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新的想象生活的空间，并为人们展示了都市意识的多种可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化大都会，—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上海的都市繁荣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庞大，市民阶层的庞大又决定了其在文化消费市场中的主体地位，也决定了市民的阅读媒介——报纸杂志的通俗化倾向。吴福辉认为:“海派作家本质上是一种报刊作家。”“因为海派须臾离不开现代文明产物之一的报刊，他们是依附于报刊为生的一群。这种依赖性，具有近代的历史背景。海派如要以文学谋生，把小说‘卖给报刊先行发表，或者干脆自编刊物‘推销作品，是很自然的事。”②作为“后期海派”代表人物的徐訏，1938年从法国回到“孤岛”的上海后，开始卖文为生，投稿对象主要是《西风》月刊、《宇宙风乙刊》和《中美日报》等通俗刊物。而徐訏代表作《风萧萧》则是边写边在重庆《扫荡报》上连载的，可见，徐訏的《风萧萧》创作有其追求经济效益的一面，这一先在的目的决定了徐訏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文学策略以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事实上，这种策略使徐訏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放任自己的主观情感，又使他赢得了客观世俗社会的青睐，由此《风萧萧》在当时的阅读市场得以“双赢”。陈乃欣说：“重庆渡江轮渡上几乎人手一纸，这应是纯文学小说与报纸结合最成功的例证之一。”③1944年10月《风萧萧》由成都东方书店出版发行，此后不到两年时间便接连五次出版，由此可见《风萧萧》在当时的畅销之热。
徐訏的文学创作十分注重读者的阅读感受，他认为:“文艺创作不是仅为发泄作者心灵的冲动，更希望能博得读者的接受和共鸣。”④他的小说以浪漫传奇的风格荣升20世纪40年代初畅销书榜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满足了这一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兴趣。新浪漫派的“新”，即在于把早期作者情感的自由化原则转化为文学形式上的放纵，通过形式的新奇与叙述方式的别致来实现对市民阶层阅读兴趣的满足。
首先，徐訏的《风萧萧》的叙事模式通过讲述奇情、奇恋来吸引读者。正如徐訏在《〈风萧萧〉后记》中所言：“故事与人物的健全与活跃，是小说艺术里最基本的条件。”⑤《风萧萧》的故事在多角爱情与间谍生涯的交错中展开，“柔情与铁火交织，美色与智勇辉映，既缠绵又惊险”⑥。情节繁丽，引人入胜：有温馨的沙龙聚会、盛大的假面舞会、赌窟里的豪赌、密室中的偷窃、诗意的星夜公园漫步、血腥的朋友仇杀、紧张恐怖的逃匿、浪漫轻松的郊游……在叙事形态上同时采用了言情小说、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等通俗小说的结构样式，“使生命哲学的高雅主题圆融无间地体现于错综复杂的故事迷宫之中”⑦。
其次，徐訏《风萧萧》的叙事模式不仅醉心于故事模式的奇特，并且十分追求叙事情感的曲折与优美。如《风萧萧》尽管表现的是抗战硝烟中的热血爱情，但作者却用优美奇特的叙述方式把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柔情似水。故事中的“我”抱着独身主义的信仰，在白苹、海伦、梅瀛子三位美丽超绝、性格迥异的女子间周旋。白苹被误认为是日方间谍，美方谍报人员梅瀛子要“我”去白苹那里窃取重要情报。在双方拔枪相向的紧急关头，终于清楚白苹原来是重庆方面的间谍。最后，白苹为获取情报牺牲，梅瀛子为白苹报了仇，“我”则在日军的追捕中婉言拒绝了海伦的爱情，到大后方去从事“战争的、民族的”工作。小说把“言情”、“谍战”糅合在一起，在一连串迷雾缭绕的悬念中使读者如坠烟海，不加卒读，不知谜底。这种跌宕起伏的叙述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阅读功能和世俗化卖点。
在笔者看来，正是徐訏的这种带着离奇情节和浪漫情调的倾诉，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纷起、动荡不安的人们的漂泊凄苦的心灵以温情的抚慰。徐訏融进作品的情感是以乱世之悲鸣，爱之渴盼为基调，或以重温旧事的伤感为主色，这种情感迎合了人之生命中动极思静、苦中思乐的要求。香港李辉英说徐訏的小说“用传奇式的形式美以及贾宝玉式男人必为若干女人所喜的爱情，织结成奇幻虚渺的故事引人入胜，纵任空虚幻想的奔放……使那些每天奔忙于敌机轰炸下的小市民像是寻到了一角乌托邦”⑧。这种乌托邦不是读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而确乎是徐訏苦心营造的灵魂的避难所。如果抽去《风萧萧》中浓得化不开的情，同样的故事换一种写法，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二、雅：形而上的表现主题
从上文可知，徐訏小说《风萧萧》叙事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在浓郁的现代都市文化气息影响下的大众化模式，这种特征表现为尽可能地取悦读者和对都市文化的偏爱。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徐訏对都市文明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徐訏虽然生活在繁华的都市里，但却是一位对都市文化无时无刻不充满矛盾与困惑的作家。这种矛盾与困惑表现为：徐訏笔下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刻意营造出一种远离心理真实的感官刺激和精神松弛，但这种外在的商业性和宣泄性特征却无法掩饰作者人格意志与理想失落的无奈心理以及自己的理想追求。因此，他一方面徜徉于世俗浮华，一方面又执著于理性探求，这种矛盾性使得他常常于天堂与地狱间挣扎。徐訏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我有时很兴奋，有时很消沉，我会在狂热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袭我心头。我爱生活，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爱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的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激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⑨从中可以看出徐是一个容易处于两种情感极端的人，面临理想与现实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心灵阵痛。也正如史蒂芬太太所说：“你一方面很厌憎繁荣的都市，另一方面又醉游于都市的繁荣。”⑨这种“厌憎”与“醉游”，使“我”陷入到自我矛盾与无可奈何的悖谬之中。徐訏难于超越现实，但却具有知识分子的智性与清醒，这决定了他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因此，《风萧萧》里的主人公虽常沉溺于灯红酒绿、儿女情长，却仍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想”与“自由”。因此，对“理想”和“自由”的寻找是徐訏小说《风萧萧》的一个隐性主题。
但是，固守圆满的理想只是徐訏执拗地追逐人生价值的一个幻影，在一个充溢着太多欲望的现实中，斑斓艳丽的生活无时不在诱惑人们的感官，这是现代都市的一个客观存在，凡身肉体的徐訏又如何能够抵御灯红酒绿里满是欲望的诱惑呢？因此，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徐訏试图寻找一种终极存在来实现对世俗与困惑的超越。
徐訏是个天真热情的诗人，是个执著追求爱与美、真与善、梦与诗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在骨子里他对现实人生是怀着满腔热爱与赤诚而去积极投入的。在许多小说的后记中，天性率直的徐訏坦诚地展示了自己的灵魂。他在《风萧萧?后记》中说：“可是我是个不进步的孩子，多少的风尘未减我热情，苍老未加我世故。我还是有爱有梦有幻想，世界与人类还是不断在演进，死的已经死了，但生的还在不断地生长，基督教的信条是信是望是爱，我不喜欢基督教，但我爱这个信条。”由这段坦率的自我表白，可见出徐訏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的信仰。他还说：“我是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徐訏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印证了他的宗教般的理想主义情怀。
杨义先生如此评价徐訏：“徐訏早期的小说往往以爱情描写为经纬，以心理剖析为动力，最终以哲学沉思为归宿。”⑩徐訏对人生的哲学沉思在作品中表现为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在《风萧萧》中，不难看出主人公在浮华的都市生活中内心所隐藏的苦难真实：对欲望的选择使其失去心灵的尊严，而对尊严的选择又使其招致现实的残缺。徐訏试图寻找一种完美的存在来实现对现实这种无法解脱的悖谬的超越。徐訏只能在现实的诱惑与理想的追求中痛苦地行走。像他这样生逢乱世的作家，一方面有着太多传统文化的式微带来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又目睹着太多的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丑恶，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夹击中痛苦徘徊，在精神漂泊中追寻自我而又无以为家，最终只好把苦难的心灵寄放于宗教的澄明与理想的乌托邦，以此弥合现实中的种种残缺。
综上所述，《风萧萧》这篇小说的诞生，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生成，它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承继着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及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学精神；既响彻着这个时代特有的多语和弦的共鸣，同时也以相当惊人的一致性延续着19世纪至20世纪以来中国浪漫文学的理想主题。《风萧萧》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更值得我们借鉴。这部作品实际体现的是作者对生命和人性的探求，而作者想要把这种探求写成一部作品，当然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带给大家严肃的思考。徐訏在这点上做到了充分尊重不同阅读层次的读者。他把这种严肃的主题融入了传奇小说、爱情故事的情节中，不但不显得突兀，反而将通俗性与高雅性完美结合，让读者们不会对高深晦涩的主题望而却步，也不会对流俗易懂的故事情节不屑一顾。吴义勤在《通俗的现代——论徐訏的当代意义》中对这种充满矛盾美的故事情节大加赞扬：“他真正为我们拆除了‘雅‘俗对峙的藩篱，其‘雅俗共赏的成功经验甚至对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那些先锋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扰中国文学数十年的所谓‘曲高和寡的艺术怪圈也有着有益的启示。”{11}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杜云南，文学博士，广东肇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① 吴义勤.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舒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1
② 吴福辉.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J].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1.
③ 陈乃欣，等著.徐訏二三事[M].台北：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7.
④ 潘亚墩，汪义生.徐訏简论[M]//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北京：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202.
⑤ 徐訏.风萧萧?后记[M]//风萧萧.上海：上海怀正文化社，1946：502.
⑥ 金宏达.风萧萧?前言[M]//徐訏作品系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4.
⑦ 陈旋波.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195.
⑧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M].香港：香港东亚书局，1976：269.270.
⑨ 徐訏.风萧萧［Ｍ］．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166
⑩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38-440.
{11} 吴义勤.通俗的现代——论徐訏的当代意义[J].当代作家评论，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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