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代大历贞元年间文士衡量文章价值，一般都将现实政治功用作为关键标准。对于“文”之政治维度的高度关注，带出了一系列相关思考：如文章影响政事的方法与途径、作者政治地位与文章价值的关系、各类文体的政治效用之差异等，都是当时文人认真思索的问题。这些思想成果较之前代更为全面深入，并为稍后的古文运动提供了直接资源。
文章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唐代文人论及文章价值，主导倾向，也是以现实政治功用作为最关键的衡量标准，大历贞元时期的文士自不例外。李舟《独孤常州集序》中有段话颇具代表性：
《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数成而文见矣。始自天地，终于草木，不能无文也，而况于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渎，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鸟兽之文也；华叶彩错，草木之文也。天无文，四时不行矣。地无文，九州不别矣。鸟兽草木之无文，则混然而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无文，则礼无以辨其数，乐无以成其章，有国者无以行其刑政，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诫。文之时用大矣哉。
此处他把文章之“文”纳入文饰之“文”的范围，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子目。这样，文章便与天象、万物的样貌以及人类社会的礼乐刑政制度等等牵合起来，成为同质同构的东西。既是同质同构，不难发生关联，从此再推一步，便自然得出文章可作用于礼乐刑政的结论。这一整套思路并非孤明先发，前人早已言之，最集中的体现，当推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但李舟对此大加标举，仍充分反映出大历贞元间的文坛风气。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文人对文章与政治关系的探讨，其全面与深入的程度，远远超过刘勰，更成为稍后韩愈等人相关思考的最切近的来源。本文分时用观、位文观、文体观三个层面，就大历贞元间文人这方面的观念作一系统梳理，由此也可略窥唐代古文运动发轫之初的时代氛围。
一、时用观
文章要发挥政治功用，对时代有所影响，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与途径。这是讨论文章与政治关系，最先应解决的问题。大历贞元文人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多有论说。他们表述的侧重点，随场合的不同而不同，要而言之，可归纳为两大类：自下而上，强调美刺；自上而下，强调教化。
第一，关于美刺。“美”即“润色鸿业，藻饰王度”，赞美、夸饰现实政治。独孤及《萧府君文章集录序》说：“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极为肯定文章这方面的效用。李华《崔沔集序》则兼顾了两者：“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这里哀、乐并举，据他解释：“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可知所谓“乐”，实即美颂之声；所谓“哀”，实即刺讥之作。必须指出，随着天宝以来唐代政局的日益黑暗，强化文章的“哀”即刺讥渐成趋势，吸引了文士更多的注意力。而且，在某些文人那里，刺讥已经不再限于以下对上作讽谏，而是逐渐延展为对社会万象的深度批判。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元结。其《文编序》总结自己的文章创作，说：“尔来十五年矣，更经丧乱，所望全活，岂欲迹参戎旅，苟在冠冕，触践危机，以为荣利？盖辞谢不免，未能逃命。故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他说的“救时劝俗”，从创作实际来看，实质是通过社会批判以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其创作的动机与讽谏说一致，着眼点却比讽谏说更为广泛，批判更为深刻，对后代影响极大。
第二，关于教化。文章的教化作用向来受到重视，李华《著作郎厅壁记》说：“化成天下，莫尚乎文。”语气相当强烈。但由于这时期儒学的发展，教化内容从单纯的“礼乐”上升到了儒“道”层面。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说：“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他明确把文章之本定为教化，进而又明确把教化内容定为“君子之道”。其《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又说：“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对他来说，“道”与“教化”是体与用的关系，彼此具有内在关联。贾至则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发了如下一节议论：“《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文章应有助于移风易俗是此《疏》的言说重点之一，他的主要经典依据有二：一是《毛诗序》中“美教化，移风俗”等语，但原文所言只限于诗，贾至则将此说施于一切文章，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二是《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原文所言“人文”，指礼乐制度，贾至则用以牵合“文章”之“文”，运思方式与本文开头所引李舟《独孤常州集序》十分接近，再次证明了当时此类思想的盛行。而“移风易俗”的目标，则归于“先王之道”，这较之礼乐刑政，范围更宽。因此贾至的说法，是对儒家经典论述的泛化和深化。当时同类论说甚多，表明经由文章而实现儒“道”指导下的教化，乃是大历贞元文坛上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质言之，即“要用一种符合儒家经典的思想，去充实文的内容，使文章有益于政教”①。
二、位文观
这里所说的“位”，指文章作者的政治地位。文章与政治之间，关系既是如此紧密，则文章作者的政治地位，也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大历贞元文人一般都承认，作者政治地位较高，有利于所作文章发挥政治作用。相对的，志在救世的文人不得其位，则是令人惋惜之事。对“位”与文章关系的格外重视，成为这一时期文论的重要特点，位、道、文三者合一则成为文士的最高理想。这有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能登“论道之位”受到格外重视，甚至被视为文学生涯的最高理想。在这时期的诗文中，论“文”而牵涉到“位”的现象往往有之。李舟《独孤常州集序》高度评价了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诸家之文，誉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这批文士中，只有贾至一人得到机会为玄宗作“巡蜀分命之诏”，故《序》中称其作“历历如西汉时文”，评价最高；其余三人位卑职微，则引发了李舟无限的感慨：“若使三贤继司王言，或载史笔，则典谟训诰誓命之书，可仿佛于将来矣。呜呼！三公皆不处此地，而运蹇多故，惟独孤至常州刺史，享年亦促，岂天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在李舟看来，未能“司王言”“载史笔”，是三人文章生涯的最大欠缺，甚至可视为“天之未振斯文“的表现之一，故为之惋惜不已。“位”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文”的价值高低，两事关系甚是密切。《序》中又提及：“博陵崔贻孙又为神道碑，悉载行事，而痛共不登论道之位。崔公刚而好直，其词不党，君子谓之知言。”可证此非李舟一己之见，而是当日文坛通行的看法，类似表述比比皆是。如权德舆在《兵部郎中杨君集序》中对李华、独孤及、梁肃、崔元翰与杨凝的文章皆有好评，然而仍不免为他们未致高位而叹息，因而发问道：“造物者不与其全欤？复舛错欤？”许孟容为穆贽撰写《穆公集序》，也称：“向使假其永龄，登金马石渠，与献纳论思之臣，发挥谟训，润色王度，则圣朝文苑，颂《甘泉》，赋《羽猎》，卿云褒皋群子之列，加一士也。斯杨嗣仁所以赋已友之哀，余所莫疑矣。”所说虽或有溢美，但其所向往者，在于得为“献纳论思之臣”，而撰作与此职位相称的文字，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凡此均可见出，在大历贞元文人心中，文章的价值与“论道之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论文时重视作者的政治地位，还体现在看重辅臣之文，崔佑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搜罗了不少前代例子加以论证：“国之大臣，业参政本，发挥皇王之道，必由于文。故虞有皋陶洎益、稷以嘉言启迪，舜、禹以降，伊、傅、周、召，训命策诰，并时而兴。秦之李斯，着事而僻，自兹厥后，蜀丞相孔明有《出师表》，晋司空茂先有《鹪鹩赋》，皆辅臣之文也。”有意思的是，他举的例子中不但包括训命策诰等文，甚至还阑入了张华《鹪鹩赋》这类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作品。换句话说，作者身为辅臣这件事，不仅对于朝廷公文的写作，即使对于个人化的写作，也同样是有意义的。作者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拘何种文体，都产生了作用。如果说这篇《序》善于举例，崔元翰的《与常州独孤使君书》则是长于说理。后者写道：“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其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文才之于辅臣，在此成了必备品。他进而提出：“为天子大臣，明王道，断国论，不通乎文学者，则陋矣；士君子立于世，升于朝，而不由乎文行者，则僻矣。”范围又从辅臣延伸至一切立朝之士。尊于位必须优于文，对臣僚之文的重视，至此可谓无以复加。同类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权德舆《姚公集序》说：“文章者，其士之蕴耶？微斯文，则士之道不彰不明。”而后特别指出：“又况宗公大君子，网纪百度，琢磨九德，以至于经大猷，断大事，不由此涂出者，犹瞽之无相欤？”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也说：“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浃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其有不由此者，为理则粗，在音则烦。粗之弊也悖，烦之甚也乱。用其道行其位者，历选百千不得十数。嘻！才难不其然乎？”皆可为证。梁肃的文章尽管统君主与大臣而论之，但他作序的对象，是李泌这样的承辅之臣，则其重心所在，显然也是在辅臣一面。
对文人政治地位的追求，对辅臣之文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事之两面。无位者追求高位，背后的观念正是认为政治地位的提高，可以相应带来文章价值的提高。在此观念下，获致高位的辅臣之文，自然会受到特殊重视。这种将文章与政治地位直接挂钩的观点，最能展现大历贞元文士，对于“文”之政治维度的强烈关怀。
三、文体观
回到文章的层面，文分各体，文体不同，适合表达的内容也不尽同。要求文章发挥政治功能，若是细究起来，则必须考虑到不同文体的差异。事实上，大历贞元文士对于各种文体也不是一律对待的，细检他们标举文章与政治关系的表述，论说重点主要集中在有数的几类文体上，分别是：制诰、奏议、对策和赋。
最受推崇的是能够“润色鸿业”、“铺陈理道”的制诰之文，即所谓“王言”。当时文人莫不以掌“王言”为荣，并视之为最应传后的文字。权德舆《答杨湖南书》自言为制集求序，是想“使夜光冠于鱼目，永为子孙秘藏”，使自己的制诰成为传家之物。李纾《朱府君神道碑》说：“国朝铲迩代之弊，振中古之业，掌文命官，发华归本，出入二百载，上下十数公。灿灿然与汉魏同风矣。”高度评价本朝制诰，以为它足与汉魏比肩，也显示出制诰一体在当时的尊崇地位。
同时，直接对时政提出见解的奏议之文也为人所重。有些奏议一出，便成为朝廷内外关注的焦点，广泛流播。如《旧唐书·颜真卿传》记载，大历年间，宰相元载惧怕朝臣揭短而上奏请示：“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颜真卿上疏反对，言辞激切，“于是中人争写内本布于外”，即是一例。中人之所以争写，当然是因为外界有此需求，可知当日此文曾受到广泛关注，而这种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广泛流布。奏议文不仅有可能行时，而且有可能垂后。权德舆《陆贽翰苑集序》便说：“公（陆贽）之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为别集十五卷。其关于时政，昭昭然与金石不朽者，惟制诰、奏议乎！”在这里，奏议正是因其“关乎时政”，而和制诰一同迈入了“不朽”的行列。
制诰与奏议都是朝廷政治运作的一部分，对策与赋则不然，但在当时人眼里，后两种文体只要合乎儒“道”，也可间接起到“佐政”之效。对策和赋体同列为科举的主要文体，固然出于多种缘由，但文体本身具备的功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对策多就具体政事出谋划策，其政治功能自不待言。赋则自汉代以来，便以“美讽”功能为人瞩目，其中“美”的重要性又多过于“讽”，至此时也不例外。权德舆《张君集序》说：“善乎扬子云之言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亦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业，美盛德之形容，皆源委于是，而派流浸大。”便是从美颂的角度为赋体的存在寻找到了依据。
而在各体文的区分之上，作为它们共同典范的，则是三代的典谟。“典谟”一词，俨然成了大历贞元文士称赞文章的常用语。如崔佑甫《独孤常州集后序》称独孤及：“若赞尧舜禹汤之命，为《诰》为《典》，为《谟》为《训》。人皆许之，而不吾试。”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称李华文章“其馀虽波澜万变，而未始不根于典谟”。权德舆《陆贽翰苑集序》也称陆贽奏议：“敷其道也，与伊说争衡，考其文也，与典谟接轸。”这些例子，也可看作当时文坛不懈追寻政教意义的证明。要指出的是，把多种文体的典范都指向三代典谟，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当日文士，对不同文体的区别虽有一定认识，但远不是充分的。他们在“文”的政治维度上无疑倾注了许多心力，然而尚未在观念上深切把握住文章自身的规律。大历贞元间的文章，成就逊于稍后的元和时期，这应当也是原因之一。
四、小结
综上所述，大历贞元间文人讨论文章价值，往往把它与政治功用挂钩。这原是老生常谈，但这段时期此类论说的特点在于，较之前代更为全面而深入，讨论的问题遍及时用观、位文观、文体观等各个层面，从而为不久后的古文运动开了先声。其后韩愈等人的主张，与大历贞元文士的想法正是一脉相承。当然，大历贞元文士仍遗留下许多问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加以解决。就本文讨论所及言之，主要有这么两个：第一，对于文章本身的规律把握尚浅，创作成绩也大有提升空间。第二，所重视的文体中，制诰、试赋等完全不属于古文的范围，换言之，这时古文与时文，在好些文人心目中尚未区分得泾渭分明。这些工作，都需要韩愈等人续加开拓。然而作为古文运动的先导，大历贞元文坛自有其史的意义在。古语云：椎轮为大辂之始。在领略大辂的华美之外，对于椎轮的构造，似也有必要细细观察一番。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获得一个宽阔而更切合历史实际的视野。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范明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儒佛道文化与唐宋文学。
①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4页。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