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晓炎老师在《跨越“冻土观测段”》一文中提出我目前创作“捉襟见肘”的几点,我非常认同。
评论文章中,马晓炎老师写道:“由此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真实是否只有这些?当下时代,生活本就已经进入一种散文化的沉沦状态。面对驳杂的现实,群像式碎片化的写法显然缺乏有效的阐释力,如果文学不以一种贯穿式的强劲想象力进入一个绝对的语言乌托邦,那我们将只能止步于咀嚼那别有滋味的苦涩,从而简化了造成当下现实的多重原因。能否在更为巧妙和隐秘多变的关系中开展小说叙事,从一般性当中创造出特殊性,可以说是董夏青青需要突破的艺术难题。”
在这里,马晓炎老师提到我目前写作最为弱项的一点。即我已能局部地“发现”事实进行描摹,却难以架构一个相对完整的虚构世界,通过人物丰满的形象、连贯性的命运和交织错综的故事来全面地抵达社会生存与终极命运两个层面的“实在”。
这两年,我对自己小说写作的省思也集中在这一点。《冻土观测段》是自我开始短篇小说写作以来,最感到力不从心的一篇。也正是通过这篇小说的构思和写作,我意识到“看到”是个人愿望,更是一种能力。是否具有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方面基础知识的广泛储备与调动能力,决定了文本构思之初,作者观察的广度和把握素材的深度。
几年前,我在读《战争与和平》时看托尔斯泰写道:“‘要是人人都只为自己的信仰打仗,那就不会有战争了。安德烈公爵说。”时隔许久,我才在库斯图里卡的《我身在历史何处》中读到他说:“战争不是世界末日,这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最赚钱的事业。”但只有当我心中同时存有这两句话,我才能在头脑中再次“发现”经历过却被忽略了的现实。
就始终处于同一认知水平而言,哪怕再费时耗力地在现场多待几个月,也仍旧可能对某些近在眼前、至关重要的信息“熟视无睹”。同时,认知层次也使我难以具有“贯穿式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虚构或者胡思乱想,而是想象他人的能力,想象他人此时此刻的情感,心里面的愿望(张定浩)”。能看到垫起这些“情感”“愿望”的基石,才具备扩大想象力的前提。
目前我能写下的,只是我能“看到”的。如果想要创作一幅“大总谱”,就得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乐器”“声乐声部”“音域音高”有着绝对清晰、准确的认知。而只有尽快地全面地积累常识与智识,才可能训练出“洞若观火”的能力。
前段时间,读到“战壕派”作家瓦·贝柯夫的小说《第三颗信号弹》。小说中,战前曾是建筑院学生,战后遭遇过敌方俘虏的兵士鲁基扬诺夫在一次聊天时说出这样一段话——
“我告诉您,我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有许多错误的看法,不懂得某些事情的意义。可是俘虏生活却教会了我不少东西。人一做了俘虏,就立刻从身上掼掉了所有骄傲的包袱。只留下人的本质:信心、良心和人性。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一切,他在俘虏生活中就会堕落成畜生。我看够了一切。有时会想:他们德国人曾经为人类贡献出巴赫、歌德、席勒和恩格斯。马克思也生长在他们的国土上。突然,却出了一个希特勒!希特勒把他们变成了坏蛋。由于丧失信仰或者由于贪婪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比毁灭还糟糕。我们那个集中营的警卫营里,有一个德国兵库尔特。有时候我们也跟他谈话。他恨希特勒。可是他又很胆怯,特别害怕上前线。这样一来,这个仇视法西斯主义的人又驯服地为它服务了。他枪毙人,鞭打人,叱骂人。后来,真的,他吊死了自己。在厕所里。用卡宾枪上的皮带上吊的。”
“鲁基扬诺夫”的内心维度和情感层次,尤其是令人动容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来自于作者本人。而养成贝柯夫思想和心绪的,除自身之外,还有国家、民族、宗教的精神气质的绵延积淀。
因此,广泛积累的紧迫感是强烈的。“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这句话对写作者亦然。
马晓炎老师还提示了——“固然,在叙述中保持较为疏离冷静的姿态符合董夏青青记录当下时代军人的担当,但矫枉过正地与叙述对象和事件保持距离,放弃制造逻辑关系、塑造饱满人物,拒绝以一种强有力的统合性理念贯穿现实材料,就会使小说难以从一般性中创造出特殊性,继而错失深入摹写现实、刺穿现实的时机,失去拓展小说深度和广度的气魄。就这一层面而言,董夏青青善于使用的叙述姿态也恰恰显示出她处理宏大现实问题时的乏力感。”
确实,在这几年的写作中,我针对语词的淘汰性训练造成了叙事逻辑断裂、人物的扁平化等问题。想解决这些,需要尽快强化和稳定语感,进入任何故事题材和人物角色时都能“恰如其分”。
对于写作者而言,语言是“倔强地介入现实,挑战并刺穿现实”的唯一工具。恢弘的构思、非凡的理念,最终需要字词来执行。在我想来,之所以会出现马晓炎老师看到的问题,是因为我还无法自如地运用语言——长时间瞄现实而不产生偏移。
曾听一位狙击手说,她刚端枪瞄准时只能撑一分钟不到。随后为了训练时长,她将弹壳放置于枪杆上,只要弹壳掉落,就加练十分钟。一段时间后,她的瞄准时长就延长到七十分钟,枪口上可以同时放置三枚弹壳而不掉落。有意识地锻炼语言,就像狙击手训练端枪瞄准。我目前就处在这样一种训练的过程中。担心如果无法保证“准确度”,当人物角色增多、事件叠加交织,随语言抛掷和造型的描述会使得“一种强有力的统合性理念”变得可疑。由此被制造的逻辑关系和塑造的人物,也可能失去读者对其“反映现实的能力”的信任。因语言受到个人视野、心性、智识的制约,稳定输出准确度于我而言还有待达成。
最近在读意大利犹太人普里莫·莱维所写的《若非此时,何时》,在导读《普里莫·莱维:一种鉴赏中》,欧文·豪说道:“在这里,我引用T.S艾略特的一段话:‘唯有凭借强烈的时刻或者经年的知性努力或者两者兼具,方能赢取伟大的简洁。这代表人类精神艰苦卓绝的一大征服事迹:感觉和思想征服语言的天然罪孽。”随后,欧文·豪将艾略特提到的“语言的天然罪孽”联系到大部分大屠杀写作,继而写道:“写作大屠杀之时,警惕‘语言的天然罪孽是指作家必须控制、抗拒,甚至拒斥内心激动的迸发。并非所有‘出自心灵的东西都是真实或好的:素材必须经过筛选、锻炼。”欧文·豪认为,绝不能“鞭策语言去做力不能及的事,去做超越思想、想象、祈祷所能做的事”,更不能滥用语言。
当获得了小说语言的稳定性,我会尝试进行戏剧写作中的训练,有意识地在一个个情境中,立起人物和展开连贯性的人物矛盾关系。如此一来,语言不会绞缠事实,叙述也不会成为一层油膜覆盖事件,让本就被多种阐释性话语所针对、包裹的“现实”再次受到不准确表述的“污染”。
在《董夏青青的“在场”写作与“空间”叙事》一文中,贺江老师写到“并置”的概念——“约瑟夫·弗兰克最先提出‘并置的概念,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中,他认为‘并置是指‘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
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文本中“并置”的概念,并非常感兴趣。如贺江老师谈及的,我有意识地引入不同空间和故事模块,是为了让内容形成“落差”。读本科时,曾听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一名作者終生所写的其实只是一个故事,他要说的,只有那一句话。”我想,我前些年的创作也是如此。我和文中人物想实现的,并不是精神情感要在某个具体空间安顿下来,而是通过在不同空间反复跳跃而不居留的状态,时时具有“负疚的省思”——作为生活的观察者和体验者,因为发现没有一种生活和人的命运是应然的,而在空间的辗转中自觉承受“落差”带来的内心难安。“并置”的方法,让游离却指向明确的琐碎话语,成为作者与人物进行自我批判的“连续的参照”。叙述中引入小说人物观察到的生活状态之间的“鸿沟”和“落差”,所产生的内在矛盾张力就是一份重要的心灵资源。
再次感谢两位评论老师的鼓励及鞭策,我会更努力地创作每篇小说,写好那个心中原初的故事。
(作者单位:陆军宣传文化中心创作室)
责任编辑: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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