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余华;跨文化传播;《活着》;接受与互动
1990年10月，日本中央大学饭塚容教授将余华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季刊·中国现代小说》发表。这是余华作品第一个海外版。①接着，以《活着》为代表，余华的作品大量被翻译到世界各国。从第一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到《活着》引起海外读者的关注热潮，余华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与其他中国当代作家相比，余华作品的翻译从初出茅庐到成为经典，用的时间更短、速度更快。截止2019年，余华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不同国家的译本共有238种，就是说，在近三十年中，余华平均每年有8部作品翻译到国外，这在国内的作家当中，是非常少见的。
余华通过《活着》走向世界，同时以一种“活着”的写作姿态与视角面向世界。纵观余华作品在海外的接受与研究，海外研究者更偏向于将余华作品视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镜子”，试图从余华作品的主题思想与细枝末节中，寻找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痕迹，这种“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批评视角尤为明显。同时，余华作品的语言、对人的命运的执着探索引起海外学者的共鸣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余华作品在海外传播中面临着跨文化传播中的挑战与困境，這种困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共同面对的，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叙事层面，余华作品有其独特的叙事节奏与方式，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寻找最恰如其分的表达存在难度。二是就跨文化语境而言，在处理文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时，外国读者倾向于将余华作品视为“中国社会史料”，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文学性与艺术性，余华的作品首先是文学作品，是文学视域下的想象与虚构，是作家在向世界乃至宇宙发问时的艺术化处理方式，若是单从历史与现实的象征意义上接受余华的作品，必定会对历史和文学都造成一定的误读。三是从文学就是人学的本质上来说，余华一直秉持写真正的人、真正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却仍旧面对外国读者对其“不懂人”的诘问和发难，跨文化互动中文化语境的差异带来了其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接受与认同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余华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接受与困境，超出了余华作品本身的意义，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融合。
一? 以“活着”的姿态走出国门
《活着》几乎同时在国内与国外传播。1992年《活着》在《收获》上发表，同年，德国Klett-Cotta出版公司推出德文版《活着》，成为其最早的外文译本。译者乌里希·考茨（Ulrich Kautz）认为《活着》是从底层视角来写中国当时的历史。1993年11月，《活着》在中国国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同年，AnchorBooks公司推出最早的英文版单行本《活着》，1994年，《活着》被译成多种语言单独出版，如法国Hachette出版公司、荷兰De Geus公司和希腊Livani公司均出版《活着》。1998年1月，德国的《柏林日报》评论道：‘这本书不仅写得十分成功和感人，而且是一部伟大的书’。”②“《活着》外文版有31种语种版本，销量20多万册，其中韩语版本销量5万册、英语4.3万册、法语4万册、西班牙语2万册、德语1.5万册、意大利语1万册、俄语1万册、阿拉伯语1万册。”③根据世界主要图书馆联合检索系统World Cat检索，仅美国兰登书屋2003年出版的“活着”译本《To live》至今就已经被全球736家图书馆收录馆藏。④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社《活着》的英文版封底这样评价：“余华《活着》的故事感人至深，内容深刻，不仅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还深刻地剖析了人性。小说人物生动鲜活，阅读作品能深刻地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小说人物拥有传统美德、敢于反抗、充满希望。阅读余华的《活着》能带给人精神上的救赎。”2003年11月，《华盛顿邮报》认为：“《活着》是一首朴素粗粝的伟大史诗，作品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⑤在美国，《明星论坛报》甚至以“经典”这个词来评论余华的《活着》。在阿拉伯国家，尽管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和接受开始得较晚，但余华的《活着》一经翻译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5年，《活着》的第一本阿拉伯语译本出版，随即埃及文化部最高委员会组织了专门讨论。这是埃及文化史上第一次有组织地专门讨论中国小说的会议，足见余华这部小说在埃及的广泛传播与影响。⑥
在余华作品的海外传播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为什么是《活着》？活着，是生命根本的要求，是最质朴也最强大的生命韧性，是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展示生命中最深厚最顽强的精神力量，《活着》可谓余华文学中的哲学。这种思考中国有，世界也有，余华在思考，人类也在思考。《活着》不仅被翻译到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在国内，《活着》出版近20年热度依旧不减，从1992年到2020年销量突破2000万册。2021年，余华新作长篇小说《文城》刚出版上市3个月，就已经印到了100万册。出版社给《文城》拟定的宣传口号是“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余华甚至自己也说“我是依靠《活着》活着的。”《活着》在国内外引发热潮，那为什么是《活着》？《活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文学的方式对残酷的人生和苦难的命运进行最顽强的承担——活着。余华通过死亡来写活着，到最后主人公福贵似乎是毫无意义地活着，而毫无意义地活着就是活着的意义。《活着》在埃及上市仅一个月，各大书店就已经售罄。这是因为活着的精神与埃及的文化有一定的契合，他们对《活着》中展现的人生的艰难沉重与个体的轻如鸿毛有深切的感受。余华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⑦加缪曾言：“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肉体的判断并不亚于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在毁灭面前是要后退的。我们先得到活着的习惯，然后才获得思想的习惯。”⑧只有先活着，其他一切才有可能，活着的权利和习惯是人文精神的基础。“活着”式的人物在余华的笔下贯穿着汪洋恣肆的原始生命力量。在《活着》中有太多的残酷与苦难：福贵的家族衰败，父亲气死，母亲、妻子病死，女儿难产而死，女婿被水泥板砸死，外孙苦根因长时间饥饿吃了太多豆子被撑死……福贵在三四十年间历经人生的惨淡和苦难。通过《活着》，余华在讲述生命如何存在的命题，他一次次写到各种人物面对不可抗拒命运的历程，一次次注视着人的生存与人生的灾难之间的摩擦，透过苦难看到人性的光泽，在残酷的命运中写闪烁的温情。余华说：“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⑨这里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这让外国读者清楚地看到从古到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看到十几亿的中国人是怎么活下来的。《活着》的故事是没有诗意的，可以说中国人祖祖辈辈是没有什么诗意的，能够温饱，能够活下来就知足了，看起来这是最低的要求，但却是这个民族最坚韧的地方。活着承载了中国人对于苦难的忍受能力，体现了中国人本性当中坚韧的品质，“活着”两个字最彻底地体现了余华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艾米·丽卡特在评价《活着》时就曾说：‘如果现在要读一些东西，显然你应该读一些永恒的东西。《活着》就是这样一流的作品。’”⑩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余华的作品始终呈现出一种“活着”的姿态。余华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海外媒体的宣传、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海外文化交流活动融合在一起。按地区和语种分布来看，余华的作品在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区均有翻译。1990年10月，《十八岁出门远行》最早被翻译为日文。余华作品译本较多的是在法国与韩国。在韩国，自1997年《活着》韩译本出版之后，相继翻译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1999）、《往事如烟》（2000）、《我没有自己的名字》（2000）、《在细雨中呼喊》（2004）、《兄弟》（2007）、《灵魂饭》（2008）、《炎热的夏天》（2009）等作品。2007年6月，《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再版。在总人口数五千万左右的韩国，《许三观卖血记》的销量达到了10余万册，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不仅如此，2000年，《许三观卖血记》成功入选韩国“《中央日报》100部必读书”。112009年，美国兰登书屋推出英文版《兄弟》，美国的诸多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纽约客》《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都给予了好评。12《兄弟》封面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广播著名评论家科里根的评论：“鉴于《兄弟》代表着伟大的文学成就，今年（2009年）不仅是牛年，更应该称作余华年，”13足可见《兄弟》的海外影响为之大。在对外汉语教材编选方面，余华的作品受到广泛的关注。现行的主流教材中，经常能够看到余华的作品。例如，孙冰、徐巍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典导读》中选取了《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入选王晓凌编的《看电影学汉语》和欧阳桢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十八岁出门远行》入选姚宏强主编的《留学生中国文学读本》与王琼，汤驿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还有本文作者李春雨的《尔雅中文 中国当代文学》也选取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两篇小说。14此外，余华的《兄弟》上部问世不久，欧洲及美国一些大学的汉学系就讲授了这部作品，由于效果非常好，并已决定继续讲授《兄弟》下部。15余华的作品，尤其是一些经典的代表作品，正越来越被海外更多的读者阅读与接受。
二? 跨文化傳播中的互动与对话
余华作为1980年代后期中国先锋小说家，“先锋性”在于其文学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明显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在同一批先锋小说作家的作品中，“人们可以读出卡夫卡的恐惧与颤栗，可以读出美国作家福克纳、索尔·贝娄、雷蒙德·卡佛的神采，可以读出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等的影子，还可以读出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拉美作家的气味——总之，他们和外国文学新潮息息相通，还有人干脆说他们的作品就是用汉语书写‘某种外国文学’。”16
余华以先锋派小说创作出道，但余华作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最被关注的是其鲜明的写实主义与批判立场。回顾数十年来的余华作品外译历史，可以看出，外国读者们把余华反映近年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从余华作品的译者评价可以看出“译介者除了关注作品的文学特性之外，还特别关注作品内容是否具有社会性、批判性，乃至政治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要素还有可能取代文学性，成为译介者的第一选择标准。”17余华作品的法文翻译者何碧玉就认为：“《世事如烟》是余华短篇中对中国现实的影射最为明显的作品之一。”18这还是余华早期比较抽离现实的作品，而对于后期回归现实之作，西方媒体更多看到的是这种由现实而来的讽刺与批判，譬如他们这样评论余华的《兄弟》：“这是一部大河小说，建构宏伟，既有流浪小说的特征，又充满着荒诞色彩，为了解当今的中国，慷慨地打开了一扇门。”19批判是思想的体现，作为严肃文学不可或缺的就是批判性，对批判性的注重体现了西方受众对余华文学的判断与选择。《英国独立报》认为“《兄弟》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是它试图赋予中国晚近50年的历史以某种意义。当代中国努力在暴力、哄笑和自嘲的混音中与自身达成妥协，最终使我们觉得整部小说仿佛纪录片未剪辑的片段，虽然似乎缺少一点章法，但里面有好听的故事。”2009年3月8日，《纽约时报书评》推出的中国专题介绍了《兄弟》，并评论《兄弟》是一部反映20世纪末跌宕起伏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小说。比利时《晚报》评论者阿德里·安娜·尼日特这样评论：“小说《兄弟》追述自‘文革’以来中国的变化。余华利用《兄弟》的故事来叙述中国的故事……透过这两种命运，看中国社会的动荡。余华向我们讲述中国的偏激、矛盾和踌躇。”而《卢森堡日报》上一篇署名让·雷米巴朗的评论文章更是以《中国的传奇之旅》为题来评论余华的《兄弟》：“他们成年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由于理解现实世界的方式极度不同，他们走向了各自的道路…作者在描绘两个兄弟的冲突当中，展现了一幅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完整图景。”20
余华精练有力的文学语言也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关注。余华用最直接、最直白的语言打通了国外读者进入作品最深处的通道，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语言转换的门槛。2018年，余华凭借作品《第七天》荣获了意大利Bottari Lattes Grinzane文学奖，评审团这样评价：“在不到两百页的篇幅中，余华献上了他的杰作。作者借托人死后的七天，以形而上学的深度剖析当代中国，严厉、生动、有时激烈地批判社会的不义与自私自利;另一方面，通过充满敬意的意象以及甜美的诗化语言，向这个古老文明的象征和诗意传统致敬。”21这种诗化的语言来自其干净、有力，具有感染性的表达。余华的文学语言极具控制力，不拖沓繁琐，富于穿透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在语言上很少使用方言俚语，也不用偏僻词语，总是用普通人读得懂的语言来表达，在平易与节制中生发出纯净的美感，具有质朴的诗性。余华说：“我对语言只有一个要求：准确……作家的语言千万不要成为一堆煤，即便堆得像山一样，能量仍然有限。”22
余华讲述的是中国的人和事，引起的却是世界性的共鸣。余华作品对人生的思索和对命运的叩问本身就是人类文学的重要部分，越来越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精神共鸣。余华的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揭示人物的命运，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人的命运，使读者深深为之共鸣和震撼。有韩国学者曾经指出：“在九十年代余华小说里，我们能感到对人生的同情怜悯之心，小说指向的是高尚、超越、真理、意义、永远和希望……《许三观卖血记》表明存在的深层爱情和信赖，是人道主义的作品。”23《许三观卖血记》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余华在作品中传达出这样一个理念：你以为是命运选择了你，但你能选择面对命运的态度。韩国读者们特别推崇《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的家庭、责任与亲情，甚至因此而称余华为“人道主义作家”。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有着怎样不同的文化特色，但在人生经历与命运感受上，总是存在着相似性和共通性。在余华的创作中，对人的生存关注是其创作核心，这也是他的作品易于在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福贵、许三观的故事内容本身尽管不同，但其故事的精神却是共一的。正如纽约锚（Anchor）出版社在推介《活着》时所说：“余华的《活着》不仅写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而且触及到人性的深处”“《活着》是一个震撼心灵的故事，融美德、反抗和希望于一体。”24余华的创作与世界经典作家一样，始终把深刻的人文关怀、深度的命运追问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在海外余华评论中，把余华与世界文学作家联系起来评说非常多，将余华如与狄更斯、拉伯雷、格拉斯、托马斯·曼等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推介余华的小说集《往事与刑罚》时说：“余华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面市时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他的创作是对中国文学传统观的反叛，令人想到卡夫卡、川端康成、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这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但其创作灵感完全来源于中国的传统叙事。”2002年，余华获得了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评价余华的创作：“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它们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把这种有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回归到最朴实的自然界，正是这种特质把它们与詹姆斯·乔伊斯以及塞缪尔等西方先锋文学作家的作品联系起来。”25余华也说自己的创作受到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影响：“在二十年前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喜爱的作家是川端康成，而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可能会是七十多个或者八十多个作家的名字。”26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双重养料中成长起来的余华，他的创作在本质上与世界级优秀作家相通的是自然而然的。
三? 跨文化传播中的挑战与困境
余华作品在传播之后的接受与认同方面依旧面临挑战，叙事方式与结构的选择、对“人”本质的理解与表达的，文学性与现实性的关系等问题显示出余华作品跨文化交流的多重困境，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跨文化的互动中，余华文学作品面临的最直接的困境来自叙事，如何将独属于作家的叙事节奏与叙事结构精准地向另一种文化的读者传递，这是首先遇到的问题。余华有其独属的叙事特点，例如作品中的音樂性、重复叙事、叙事力度的起伏与延宕、句子语法刻意的不完整、冷静而克制的叙事方式等。余华多次谈到音乐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创作《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非常强调它（指《许三观卖血记》）的音乐感。我当初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用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的叙述方式来写。”27《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节奏中还有着越剧的腔调，显露出了“重复”的艺术，余华自己表示，这些重复是“音乐教给我的”，具体来说是巴赫和肖斯塔科维奇。余华将音乐力度运用到文学叙事中，其作品往往在不断加强的叙事力度中，以平静作为收尾。《活着》中福贵四十年的生活经历了败家、战争、丧子、丧女、丧妻、女婿亡故，到最后，唯一的外孙最后也死了。福贵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死亡的阴影不断在叙事中加重。到了最好，作者只写福贵一个人牵着老黄牛在犁地，平静地念叨着一个个逝去的亲人。最终的“平静”来带了任何沉重的语词都达不到的效果，重到无法再重的时候便是轻，福贵到最后承担的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许三观卖血记》中叙事力度随着人物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十一次卖血，不断加强，到了小说第28章，写了许三观卖了5次血。然而到最后一次，第十二次时，却没有卖成，因为卖血已经禁止了。故事的力度突然减弱，以如此轻的叙事节奏结束了“卖血”这一沉重的行为。这种叙事的“音乐性”本身通过汉语的表达已经很难建构，在跨文化交流中进入另一种语言的表达，更是一重挑战，海外读者是否能在阅读《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与余华在叙事的“音乐性”上达成默契，这很难确定。从余华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看出，他在作品中让所有人物、场景、故事以自我的方式自然呈现，叙述者不做任何主观上或道德上的取舍和评判，以零度情感进行创作，这种自觉的冷静、克制的叙述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是较难实现跨文化传递的。此外，余华小说的很多句子没有清晰的语法结构，因为故事中叙述者往往不是作家，《活着》中叙事的是福贵那样的农民，《第七天》中讲述者是普通职员杨飞。这些人物的语言就是小说的语言，他们用日常的、生活化的、通俗的语言讲故事，绝不会以清晰完整的汉语语法来组织语言，他们说一句话的时候，可能含混、嫁接、断裂。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句子缺乏完整的语法逻辑，使得故事内容的传递多了一层障碍。
文学性还是现实性？在跨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学作为社会资料的性质高于其文学艺术的价值，也是余华作品对外传播面临的误读和困境。对于广大的海外接受者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常常被他们视为了解中国的社会资料，他们看重的是它的社会性，被海外传播受众看作是了解与认识中国的媒介资料。“现实主义”与“批判”成为余华作品在海外评论界常见的关键词。例如“此后再来读《活着》，表面上似乎十分简单的‘活着’这一主题具有欺骗性，也对如何解读提出了一个难题。作为一次集体性的运动，先锋派最终还是要面对现实、写作和生活等问题。它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覆表述现实和人生的固有准则，虽然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先锋派作家的实际创作和艺术实践之间都大相径庭。”28 2014年10月，美国兰登书屋以“Boy in the Twilight：Storiesof the Hidden China”为名出版了《黄昏里的男孩》，吸引英语世界读者的注意力，译者白亚仁（Allan H.Barr）教授将该书英文名翻译为“黄昏里的男孩：隐藏的中国故事”。将余华的作品与“隐藏的中国故事”勾连在一起，足以见得国外读者对其的期待视野总是建立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之上的。余华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很多的评述和自白，最重要的是，在余华看来，小说创作有其自身的节奏和规律，文学有很强的自主性，而非作家刻意为之。余华曾这样说道：“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如果只是用来批判现实，文学是没必要存在的，但与此同时，文学永远在批判现实。”29对于文学与批判现实的关系，他进一步说：“写小说和写社会批判文章是完全不同的。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能把新闻批判语言带进小说。评论语言需要紧贴现实，但小说语言恰恰相反。小说用社会批判的模式来写，那是灾难。”30我们看到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态度：他期待读者的接受视野是多元的、甚至是出其不意的。而那些总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视角期待余华小说的海外研究者，自然会进入一个偏颇的世界，他们过分注重现实，有时则远离了文学真正的奥义。既然作为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理念如此清晰和分明，为何其作品在海外传播中仍旧面临错位的困境？这不是一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作家面临的一时问题，余华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其背后有一个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海外对余华作品的解读偏差启示着中国当代作家要以更加鲜明的中国文学的姿态与立场进行更加深刻而博大的创作，在宏观的、群体性的文化艺术跨文化交流中，逐渐降低国外接收者认知的门槛，纠正误读的偏离角。
余华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本质上面临着异质文化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偏差的问题。中外作家在对于“人”的看法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余华等人的批评，曾经引发不小的争论。2009年2月，顾彬在接受《星期柒新闻周刊》采访时，在谈到中国当代作家时，顾彬这样说道：“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他们根本不懂人是什么。” 顾彬的话不会是评价余华的结论，只能是引发人们思考的开始。在顾彬评价余华“不懂人”之后，余华曾在访谈中回应：“顾彬不喜欢不代表什么，文学是属于大家的。与好的作品相遇是需要缘分的，不能强求。”他认为，每个人应该遵从自己内心阅读的感受。而文学也不是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著名作家，文学是属于大家的。伟大作品永远是开放式的、未完成的，每个读者阅读的感受都在推动作品走向完成过程。
2017年，余华在米兰完成的杂文和2018 年出版的杂文集，题目都是《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在杂文集的封页上，余华还特别讲了这样一句话：“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31由此可以看出，余华对别人说他“不懂人”还是很在意的，而且是不认同的。这场“懂与不懂”的“纷争”中，归根到底的理解偏差问题。在这场对话之外，余华早在1998年就曾说过“我的兴趣和责任是要求自己写出真正的人，确切地说是真正的中国人。”32文学的核心便是展现人，世界上经典的文学创作无一不在追问人性、探究人生及命运的维度上发力，顾彬对余华“不懂人”的評价在引来了中外作家的对话的同时，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差异：中外作家对人的理解是有显著不同的。根据顾彬之后对余华的诸多评价，可以看出顾彬强调和看重的是从“内”来塑造人物，时刻要坚守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和诡秘的命运牵引，而非文学中的人都跟着其所处的环境的变换而改变。但余华也绝不仅仅满足于写社会环境中的人物，他同样善于从人物内心为“切入点”来挖掘人的无意识、非理性、反逻辑甚至反道德的冲动，对人性深度剖析。余华小说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他对社会、时代做出怎样的“宏大”判断，而在于他极富勇气地将笔触深入、探寻人性的深层结构。从“是否懂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读者在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都是从自己的已有经验出发，再鲜活、再奇特的故事，也会从读者的期待视野中被接受、对话和映证。如何处理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与中国形象建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文学艺术的共鸣，用文学书写人类共通的命运，是中国当代作家走向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这种文学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艺术层面的，更是思想层面的。要深切体恤人类存在共通的境遇、共同的情感，直视人类当下生存的苦难，对人类的历史与未来的进程中找寻文学的表达。文学作品中对人的同情怜悯之心，对人存在意义的追寻，对人类共通的情感追求，这些开放性和世界性的元素，才是破除跨文化互动困境的根本旨归。讲好中国故事真的不简单，讲好不意味着真正的好，还要让别人听得好，听了以后还能觉得好，这才是讲好了一个故事。
迄今为止，余华的所有作品表明，他是坚守人类性、世界性写作的作家，他以博大的温情写苦难的人生，做历史的返回者和时代的同行者。在余华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中，我们在一个更加开放的视野下，看到了他创作的出发点与经典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对话、启示和张力的观察角度。余华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被关注和接受的方式，存在的挑战与困境，既属于余华，又超越余华，既属于翻译与传播，又超越翻译与传播，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涉及一个作家创作的真正价值。这是在一个更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中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在文学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找寻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怎样讲述中国故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注释：
①刘成才：《日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著名翻译家、日本中央大学饭塚容教授访谈》，《中国翻译》2019年第5期。
②邓亚平：《余华〈活着〉外译史研究》，《海外英语》2016年第9期。
③⑤12参见杨荷泉：《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山东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数据来源：世界主要图书馆联合检索系统World Cat检索数据，截止至2021年12月22日。
⑥参见《余华小说〈活着〉首次出阿语版》，中埃网，2015年5月9日。
⑦22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第250页。
⑧〔法〕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页。
⑨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载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⑩兰守亭：《〈活着〉是一部永恒的家庭史诗》，《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0日。
11参见张乃禹：《韩国文化语境中的余华》，《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
13曾玲玲：《余华作品英语译介中的编辑行为研究》，《出版科学》2017年第5期。
14参见孙冰、徐巍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典导读》，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王晓凌编：《看电影学汉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欧阳祯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姚宏强编：《留学生中国文学读本》，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王琼、汤驿：《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同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李春雨编著：《尔雅中文中国当代文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余华兄弟入选国外教材》，《青年报》2006年5月24日。
16郜元宝：《先锋作家的童年记忆——重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17杭零、许钧：《〈兄弟〉的不同诠释与接受——余华在法兰西文化语境中的译介》，《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18杭零：《法兰西语境下对余华的阐释——从汉学界到主流媒体》，《小说评论》2013年第5期。
19〔法〕詹妮弗·威尔卡姆：《受伤的中国景象》，法国《十字架报》2008年5月29日。
20以上评论转引自杨荷泉：《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山东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
21《余华凭〈第七天〉获2018年意大利Bottari Lattes Grinzane奖》，《新京报》2018年10月24日。
2324方爱武：《跨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以王蒙、莫言、余华为例》，浙江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25余华：《世事如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6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2732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28刘康：《余华与中国先锋派文学运动》，载高玉主编《全球视野下的余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0页。英文原文“The Short-Lived Avant-Garde：The Translation of Yu Hua”，发表于美国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2002年3月第63卷第1号。生安锋译，刘康校。
2930《余华美国出新书谈〈兄弟〉：已不再显得荒诞》，《钱江晚报》2014年2月23日。
31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弘扬国学背景下五四新文学价值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AZW014）
责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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