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人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精神困境的深刻体验和文学表达，是弋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他在当代作家群中一个鲜明的身份标识。弋舟总是能够透过斑驳陆离的生活表象，敏锐地发现和捕捉时代剧变中小人物破碎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隐痛，在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探寻中建立起一条隐秘的通道。同时，弋舟对精神的观照和叩问并不是悬空的，他是从时代剧变的社会框架中为个体生命进行取景，所有的想象和虚构都是回指现实的，最终所要抵达的是“对普遍生活的忧虑”。弋舟以自己的方式沟通了中国文学的现实关怀和超越性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视域和智性品格。
关键词：弋舟;生命记忆;精神叙事;智性
发现和重建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构成了70后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徐则臣笔下怀抱卑微理想主义却在现实生活中左奔右突的北漂青年，张楚通过小镇生活对生命残缺性的诗意表达，路内以一种狂欢化的语调倾诉着大厂青年成长的叛逆和忧伤，等等。70后作家在个体粗粝芜杂而又充满野性和活力的生命形态中发现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对人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度探寻和边界扩张。70后作家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不同于以往的陌生的文学经验，他们不再着力于塑造那些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昂扬的生命意志和精神世界，而是走向了时代的背面，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小人物精神的溃败、迷茫和落寞。在以往由启蒙、革命、民族国家等词汇所建构起的文学的高光地带，这一片和外在理性世界所分裂的幽暗领地，总是退隐和蛰伏在时代的褶皱里，无法被各种主流话语命名和指认。当文学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回落到个体叙事之中，70后作家从时代的边缘打捞和认领了这一面目模糊但却充满诱惑力的领地，从人的存在的角度不断地拉伸和扩张其中的生命感觉，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起他们的诗学理想。
在对人的精神世界开掘的维度上，弋舟无疑是其中异常执着的一位，从早期的长篇小说《跛足之年》到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化学》，尽管其间作家的写作观念和叙事方法时有调整和改变，但是对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体察和喟叹，依然是弋舟在当代作家群体中最鲜明的身份标识，“我的书写将注定萦回在时光之中，我的目光将注定恒久地锁定在岁月所能附着于人的无尽悲欢之上。”①这位具有先锋气质的跨界作家，既具有现实主义作家对时代的现实关怀，又充溢着一种存在主义的超越精神，他的小说既是沉重的，又是轻盈的，沉重来自世俗生活围困中心灵的苦楚和疼痛，轻盈则源自投身理想时那种奋不顾身的生命激情。对人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精神困境的深刻体验和文学表达，使弋舟的小说具有一种强烈的思辨性和穿透力，他的创作始终立足于小人物在庸常社会中的生命体验，在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和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探寻中建立起一条隐秘的通道。
一? 理想的失落和重建
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就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疑难出发，找到切入世界独特的角度和表达方式。对于弋舟来说，在一个变化時代如何面对理想的失落和重建心灵的整全，既是他自己的切肤之痛也是创作的重心所在，他就像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拾荒者，在社会巨变的鸿沟中捡拾起破碎的生命记忆，透过斑驳陆离的生活表象，敏锐地发现和捕捉时代剧变中小人物破碎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隐痛。
在工具理性主宰的商业时代，理想主义遭遇了全面的溃败，信仰和意义的世界土崩瓦解，在物质时代的废墟之上，却依然有一群人在倔强而孤独地捍卫着精神的阵地，弋舟对这群人生命的破碎和心灵的痛楚“心有戚戚焉”。《怀雨人》中那个心怀庄严充满生命热力的潘侯，是这个世界仅存的理想的化身，在充满功利和算计的世俗社会中迷失了方向，只能屡屡以自己的肉身去撞击坚硬的墙面。《随园》中杨洁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和“启蒙”“雪峰”“墓园”“诗人”这些精神性问题深刻的缠绕在一起，演绎了一个鲁迅式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精神母题，对薛子仪老师的迷恋，和诗人老王的流浪，到北京的白领生活，再到患病后的重返故乡，杨洁的故事既是一条精神的突围之路，也是一条心灵的皈依和重建之路。但是与1980年代先锋小说那种高度提纯的心理描写和凌空蹈虚的人性批判不同，弋舟的小说具有一种自觉的现实关怀精神，“作为一个小说家，有没有这种自觉，能不能在意识中比较清醒地让自己的写作与时代相勾连，并且以符合文学规律的创作，给予这个时代某些劝慰性的温暖，都是值得我思考的。”②正是基于“与时代相勾连”的现实诉求，我们对弋舟作品中那种弥漫在小人物身上的孤独、忧伤、迷茫和虚无的感受，都可以梳理出大致清晰的来路和现实指向，这些破碎的伤痛经验不是要把读者引向对人性和命运的抽象思辨，而是内在的连接着社会剧变给人带来的价值裂变和情感创伤。
时代价值观的断裂和溃败对个体生活的摧毁，和破碎之后的个体如何重建生活的理想和信念，是我们通往弋舟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路径。出生在1970年代的作家群体，“经历了理想主义的青春岁月，然后是面对极端物化的后青春时代，两个时代的断裂，无疑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和思想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③。如果说“两个时代的断裂”构成了70后作家创作的一种精神底色，那么，弋舟则是直面这种断裂给人带来的精神困境和心理创伤。在由《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部中篇组成的“刘晓东三部曲”中，弋舟以小说的形式探讨了个体在理想和欲望、过去和现在、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撕扯与挣扎。这三篇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过去是由诗歌和纯洁的爱情所构成的“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世界，而现实却是“敷衍”的、是“没有规矩的世界”、是由权力和欲望主宰的“远古的荒原”，这两个世界经由叙事人“刘晓东”对主人公悲剧命运不断的追问和回溯连接起来，从而揭示出这个时代和一代人的精神真相，“刘晓东这个人物不但有了一个具体又清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而且，他对自己的厌恶，以及由此生出的种种内心活动，就有别的读解空间，避免变成孤独个人的孤独故事”④。
《等深》中那个在大学时代贫穷而又敏感的周又坚，被一件旧夹克上卡住的拉链彻底摧毁了自尊，他开始对生活中诸般谬误拍案而起慷慨激昂的加以痛斥，以一种不妥协的姿态对抗着时代对个体尊严的践踏。年轻时纯真的茉莉因为怜悯和道义选择了周又坚，但二十年后的她却用身体去交换权力和金钱。时代改变了茉莉，也改变了周又坚，这个过去曾经怒吼着的男人，早已失去了质问的勇气和资格，只能选择沉默和离家出走。当周又坚、茉莉、刘晓东都在以时代的名义改弦更张的时候，十四岁的少年周翔独自承担起了声讨正义的责任，他选择十四岁生日这天为父亲复仇，“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而黑夜已至》，“黑夜”这个标题的隐喻意义在文中再明显不过，这是一个黑暗和黎明互相对峙的时代，也是一个良知和罪恶交错混淆的时代，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深陷欲望和自责的深渊难以自拔。酒吧里唱歌的女孩徐果经历坎坷而混乱，为了给关心自己的老师买房，为了帮助男朋友到日本留学，她布局敲诈企业家宋朗。大学教授刘晓东，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却在儿子老师的床上，内心的愧疚使他一直无法直面自己。企业家宋朗十年前撞死人让司机替自己顶罪，但他却也因此深陷罪感无法解脱，他们都是生命的完整性遭到破坏的人。内心的羞耻使他们选择不同的方式来替自己赎罪，刘晓东通过帮助徐果来重建自己对生活的信心，宋朗明知被人敲诈却甘愿支付100万来减轻良心的谴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抑郁症就是这个时代人类精神病症的隐喻和写照，弋舟以犀利的眼光撕开了城市繁华背后所隐藏的心灵痛楚，不断拷问着这个时代的良知和正义。
二? 被孤独重塑的生命
孤独是弋舟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弋舟小说的内容和精神特质，但是这个充满了高蹈超拔气质的词汇，在弋舟的小说里却是和文学的现实关怀精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暂时放弃自己既往那种无度的将世界‘虚拟化’的习性”⑤，回到当下进行“在场的虚构”。《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出警》《平行》《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锦瑟》，这些以孤独作为主题的作品中，可以勾连出老龄化、警察执法、犯罪、底层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这只是弋舟小说叙事的起点，文学最终所要抵达的，就是要驱散这些纷繁的社会表象，丰盈生命内在的层次和辗转，去触摸和理解这些极端事件是如何把人逼入一个生命的绝境，而人在绝境中又是如何无望的挣扎和相互眺望。
与青春的肆意，中年的平庸相对的，是老年的落寞和孤独，即使是处理现实感强烈的空巢老人这样的宏大题材，弋舟也写出了精神问询的气质，他避开了对老年人生活困难的表层再现，以文学这种感性的方式，揭开了生命的另一种真相。《锦瑟》描写了老年人衰老的肉体和炽热的欲望之间惊心动魄的对抗与挣扎，《平行》则深入到老年人的精神困境，通过对“老去”形而上的追问，赋予了这个沉重的话题以灵魂的轻盈。小说中那位已经“秃了头，老花了眼睛”的地理教授，从退休起就开始孜孜以求反复追问：老去是怎么回事呢？他从那位曾经桀骜不驯却在老伴去世后变得脆弱不堪的哲学教授身上，从依然年轻却变得威仪而宽容的前妻那里，明白了老去的本质就是：生命被岁月的沧桑和孤独重新塑造，从与大地站成一个直角的姿势到与地面保持平行，放弃与世界较劲的执拗，自然的回到生命的终点——死亡。
在《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中，弋舟以一种非虚构的方式走入现实，走入当下，怀着对生命的尊重走进这个沉默的群体，剥开被岁月和衰老所尘封的生命记忆，倾听他们孤独的心声，完成了一次心灵的交付，以小说家的笔为孤独的心灵赋形。在由进化论主导的现当代文学史上，老年人的形象就和那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时代的灰败形象重叠在了一起，他们是《家》中冷酷专制的高老太爷，是《创业史》中那个携带着小农社会局限性的梁三老汉，甚至是余华《现实一种》中那个衰老腐朽的祖母，他们承载了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对过去的想象和否定，“众多的老人形象作为现代异质文化的对立者被赋予了否定性的文化涵义，承载着专制、腐朽、守舊、落后、愚昧诸多负面价值”⑥。就连文学对这个群体似乎也失去了体察的耐心，他们内心中沉积着的生命伤痛从未被真正的“看见”过。弋舟作品里的老人，不再是那个作为青年对立面的沉默的“他者”，他们以倾诉的方式向世界敞开自己。陇中山区那个把五分钟能走完的路，用十分钟来走的老原;那个功德圆满并富有诗人气质的李老，在生命的垂暮之年也感受到了衰老的重荷。在作品所涉及的十多位老人中，因为孤独而格外激烈的是七十多岁的老杜，这个一辈子独立要强的老人，为了儿女的意愿在丧偶后坚持独身，他赢得了家人的尊重却独自吞下孤独的苦果。在衰老和疾病让自己的尊严逐渐丧失殆尽的时候，他始终无法接受生命的软弱和残缺，以致陷入严重的抑郁而选择自杀。
尽管现代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孤独体验，它变幻莫测的潜藏在灵魂的深处，使生命显露出脆弱而荒凉的迹象，但弋舟依然给这个幽暗的世界照进一缕人性的光亮，“在转折时代，观念艺术在其真正富于创造性的表现形式中，不应当放弃焦虑和希望，绝望与信心这个根植于人的自然王国的辩证关系。”⑦《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里描写了几个寄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年轻人，身处一室但却互相隔绝的生活。孤独的老虞就像活在这个世界的“多余人”，即使周末也在街头寂寞的游荡，卖栗子伙计的一个误会，让老虞体会到了“一种卑微的、粗糙的、患难与共的温暖”。《出警》则在一个警察和罪犯的故事里，写出了小人物之间惺惺相惜的温情。小说从一开始就描写了深夜超市门口旋转木马上兀自旋转的彩灯和播放的儿歌，用声音和色彩的喧闹反衬出世界的冷寂和孤独，颇有“鸟鸣山更幽，蝉躁林愈静”的神韵。这种静与动、冷与热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样体现在作品中的老奎身上，这个年轻时杀过人、卖过女儿、当过钉子户的老混混，却在孤独的侵袭中败下阵来，内心不断膨胀的孤独感把老奎体内那种邪恶的力量转化为愧疚和毁灭自我的冲动，促使他做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举动，寻找女儿，打报警电话、举报自己，为的就是能和人说说话。这种“浩渺的炽灼跟微茫的薄凉交织在一起的滋味”，只有同样年迈的老郭才能懂得，他宽容老奎、牵挂老奎、把他送进养老院，两个垂垂老矣的老人互相抱慰着走向生命的终点。就像鲁迅文学奖给《出警》的授奖词里所说的：“在急剧扩张的城市边缘、在喧嚣的人群中，被遗忘的也被守望着，令人战栗的冷被一盏灯不懈的寻找、照亮。”⑧
三? 世俗围困中的精神突围
格非认为，“好小说至少应具备三个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对人类精神现状的警觉及其表现。”⑨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弋舟的创作，他无疑具备了一个好小说家的文学趣味和精神品质。弋舟总是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反复演练着人应该如何安置自身的命题，如何生，如何死，如何去爱，如何面对生命的种种困境，“他近几年一系列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就突出地体现为对于当下时代国人普遍精神病症的敏锐发现与精准书写上”⑩。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弋舟虽然执着于对人的各种生命困境的反复书写，但却没有那种让人绝望的窒息感，原因就在于他总是赋予人物一种超越的冲动，超越生活的苟且和平庸，超越灵魂的孤独和痛苦。这种从世俗世界到理想世界的飞升，在弋舟的小说中经常被转化为一些独特的意象，《碎瓷》中经历摔打和淬炼之后依然完好无损的碎瓷;《少年拉飞驰》里少年手中那个钻进火车的墨绿色的啤酒瓶;《发声笛》中马政通过发声笛把难言的苦楚和青春的缅怀转化成虫鸣般的神秘。这些关联着彼岸世界的永恒、青春、理想等意象，反衬出现实的荒诞和虚无，置身其中的人们又都各自沿着幽暗而又偏执的方式不断的挣扎，虽然最后仍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但是突围中那种真实的痛感不但增加了人物血肉的力量，而且重新确认了生命的意义和方向。
作为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作家，弋舟笔下的现实生活往往呈现为一种庸俗和空虚的面目，它不断的挤压和侵蚀理想的空间，是需要被否定和超越的对象。但是在宏大叙事已经解体的当下，个体已经无法通过融入历史和社会的方式获得进入意义世界的通行证，它只能借助生命内部的元素来确证自身的价值，爱情这种高饱和度的情感元素往往被想象成能够瓦解世俗围困的精神力量，于是所有人都企图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把自己的理想从尘世中打捞出来。《但求杯水》中的女主人公，在丈夫的背叛和冷漠中孤独的渴求着爱的光亮，梦幻般的婚外恋带给她的不是童话世界里的完美，却是甜蜜和羞愧交织的痛楚，这种脱离现实的爱情幻象最终无法把人泅渡到理想的彼岸世界。《李选的踟蹰》在爱情幻象破碎之后李选的纵身一跃，才让人触摸到神性的光辉，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认为的，我们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通过“信仰的飞跃”，去抵达拯救的彼岸。现实中失败的婚姻、身体与权力的交易、悬浮而飘忽的爱情，让李选决定做一个不再渴望爱的废弃的药渣，但酒驾撞人之后李选果决的推走了曾铖，她终于挣脱了踟蹰和犹疑的羁绊，孤身一人奔赴爱情的理想之地，在物质时代的废墟之上成就一种生死契阔的深情。与李选带着光亮的爱情相比，《凡心已炽》《黄金》里的女性却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渴求爱情的救赎，在少女毛萍的眼中，王努的体面代表的是一个和齿轮厂里粗鄙的生活迥然不同的世界，“它是清洁的、优雅的、若隐若现的漂浮在齿轮厂灰蒙蒙的天空中，成了一个令人向往的东西”。而生活在齿轮厂的毛萍用以交付给这个世界的，唯有自己的身体，她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象征着庄严和体面的黄金。这种荒诞的自我救赎，使在想象中可以用来兑换理想的身体实际上却沦为齿轮厂粗鄙欲望的出口，毛萍不但没有抵达那个向往的世界，反倒一步步堕入现实生活的深渊。
青春在弋舟的小说中也往往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性力量，把生命从衰老和庸俗的日常生活中解救出来。作为一个西部作家，弋舟从一开始就挣脱了地方性的拘囿，而选择做一个“时间的捕手”，从时间的维度上理解生命和展开想象。青春蓬勃而汹涌的生命力，在弋舟的小说中显得格外的摇曳多姿，它往往具有惊人的力量，超越生活的平庸和琐碎，带领肉体冲向那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重新定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发声笛》中把马政从中年的麻木和乏味中唤醒的，是年轻的夏攀头上那一团橘色的毛球;《年轻人》里的曾经中规中矩的主流青年虞搏，在偶遇问题少女逗号之后，内心汹涌的生命激情被彻底点燃，从此踏上了哈雷所代表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自由大道，把前途和现实都甩在了身后，活出了“积极的颓废和热情的冷漠并举”的模样。弋舟笔下所呈现的青春镜像，往往带有一种非主流的特质，它超越了庸俗的情感关系和生存准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诠释了生命内在的激情和原始冲动。
对人在现代社会精神困境的思考和表达，在以启蒙和革命为主导的现代文学谱系中，是一个偏僻和薄弱的传统，个体的生命困境被各种宏大叙事的声音所搁置和回避。弋舟的创作正是在这一点上凸显了他的价值和意义，他对破碎时代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和思考，不仅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度勘探，有力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疆域，更重要的是弋舟对人的生命困境的叩问并不是悬空的，他是从时代剧变的社会框架中为个体生命进行取景，所有的想象和虚构都是回指现实的，是对商业时代里人的精神处境的拷问和观照，最终所要抵达的是“对普遍生活的忧虑”。弋舟以自己的方式沟通了中国文学的现实关怀和超越性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代文学的精神视域和智性品格。
注释：
①弋舟：《再版后记：跛足之年》，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②弋舟：《创作谈：而黎明將近》，《北京文学》2013年第10期。
③张艳梅：《“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上海文学》2014年第7期。
④李陀：《两个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评弋舟的组合小说〈刘晓东〉》，《读书》2019年第9期。
⑤弋舟：《代后记：重逢准确的事实》，载弋舟《丙申故事集》，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87页。
⑥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⑦〔德〕古茨塔夫·勒内·豪克：《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末的文学和艺术》，李永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⑧鲁迅文学奖《授奖辞》，《延河》2018年第10期。
⑨谢有顺：《精神困境的寓言——格非〈傻瓜的诗篇〉的意蕴分析》，《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⑩王春林：《我们时代的精神病症——对弋舟近期中篇小说的一种理解》，《文艺报》2014年2月28日。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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