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昆

　　摘要：近年来，全球化不断深入、文化同一性不断加强。作为写作者强调文化多样性的手段，地方性叙事日益凸显，而且在空间尺度上愈发精细，超出了已有文化类型范畴的涵盖能力。胡学文的新作《有生》，以并不为人熟知的口外地区为现实依托，将地方性语言融入文本的美学创造过程，形成了清朗雄健的语言风格;铺陈了极具地方性的地理环境、天气物候、衣食住行、经济产业等方面的种种细节，并把握住细节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构拟出独特的地方感;以次要人物勾勒普通民众置身的地方性群体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探索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活肌理，有点有面地描绘出地方性精神图景。胡学文《有生》所建构的“口外世界”，丰富了当代文学地方性叙事的谱系。

　　关键词：胡学文;《有生》;地方性;口外

　　地方性特征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也是文学研究的经典话题。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赵树理的晋西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些作家与特定地方的关系，已经积淀成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常识。而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论，又有中原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齐鲁文化、江南文化、荆楚文化等概念，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进路。“地方”一词在语义上并不自足，先天性地带有一种结构化的背景，即特殊的地方惟有在某种普遍性的参照对比下才得以成立。近年来，在全球化愈发深入的时代情势下，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日渐消弭，地方性叙事作品却层出不穷，而且在空间尺度上愈发精细，超出了已有的文化分类范畴的把握和解读能力。胡学文的新作《有生》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例证。

　　事实上，胡学文的作品，基本都是以今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口外地区为蓝本，《有生》也不例外。通过小说中的种种方位提示，我们可以将《有生》的故事空间进一步定位在张北县附近。当然，文学作为虚构的话语，有着独立的自律性，但是与现实之间鲜明的互文关系，也为解读文本提供了一个窗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有生》与中国北方或普遍的乡土文化之间的关系①，但这种大尺度背景下的分析，在有所发现的同时，往往也会留下许多空白。必须承认，《有生》铺陈了极具地方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土的种种细节，并用语言传达出特定的地方感，所建构的乃是一个“口外世界”。因此，引入“口外”这一并不为人所习见的地域指称，将该地区的语言特性、自然和人文形态等作为解读文本的视角，无疑可以更为细致、切近地揭示《有生》在美学和思想等方面的褶皱与幽微。

　　一

　　巴赫金认为：“在真正的小说中，每一个话语背后都觉得存在着一种社会性语言，连同它的内在逻辑和内在必然性。”②而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段义孚看来：“人们感到他们生活在同一世界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用相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件事。……言词建立了联系的纽带……不仅将人类个体联结起来，还将人与环境联结起来，这两种联结对于人类生存是不可或缺的。”③语言并非晶莹剔透的纯粹介质，反而蕴含着相当体量的自然和社会生活信息，不仅表现着客体，同样也会为其所表现的客体性质影响塑造。因此，在进入语言组成的内容之前，我们首先可以从语言本身发现一个世界。

　　《有生》所依托的地理空间，是地处由内蒙古高原向冀北山地过渡地带的张北高原，地形平坦開阔，气候寒冷、干旱、多风沙，人口稀少，动植物群种结构也比较简单。这里临近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文化的分界线——长城，又因地处外长城的一系列关口如常峪口、青边口、张家口等以北，故得名“口外”。游牧族群和定居族群的交流融汇，赋予了口外多元的文化基因，而长城沿线长期的惨烈战争，又几度将口外文化近乎彻底摧毁。直至清代建立，长城内外锋镝减少，口外的历史才重新开始：北部的草原，被封给迁居于此的蒙古察哈尔部八旗作为驻牧地;靠近长城的南部地区，则有从口内各地“跑口外”的流人垦荒耕作，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相对简单的自然物象，水平低下的生产生活，让口外的语言在称名指物上显得简明质朴，甚至简陋，又因为缺乏外来的绵密高雅的精英文化浸染，口外的语言也没有过分地理念化，保留了原生态的本土民间特质和与天地万物直接感通的经验特性。

　　胡学文有两种语言资源，其一就是上文所分析的、通行于口外地区、被称为“晋语-张呼片”的地方方言，这是他从幼年开始就浸淫其中、堪称母语的口头语言，包含了本乡本土的故事、经验、趣味和观念;其二是通过阅读和学校教育所习得的口头和书面的汉语普通话，联系着现代中国的几乎全部的信息和知识。他能动地调用着自己的语言凭借，通过特定的语言策略和一系列的修辞细节，让小说形成了清新刚健、朴拙大气的总体风格，与口外的自然人文特点交相辉映。

　　对共同语/普通话与方言土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张力的仔细调和，是《有生》文学语言策略的核心要点。《有生》的叙述语言贴合着口外方言的特性。从句法结构上看，《有生》的文学语言并不繁复，多用短句，具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例如：“（在）（我）一筹莫展之际，花二娘（突然）登门。（她）是李富伯派来的。顺水推舟，（在）父亲遇害百日后，我（只好）嫁给了大旺。（虽然）（按照）宋庄（的）规矩，婚丧不（能）同年。但（是）我等不及了。”④这一句群基本上由动宾结构的短句组成，而且违拗书面语的规范，尽可能地省略了介词、连接词、修饰词和部分主语，向着口语的习惯靠拢，因而显得清朗俭省，别具美感。《有生》也选用了一些富有地方色彩的词汇，如“有个回娘家的和他相跟了五公里”“不再驴马一样地受了”“剪子太笨”“她的心就盐杀了似的”中的动词，和一系列如“害害”“粘惹惹”“猫眼睛”等地方博物知识系统中特定称谓，以及一些拟声词“傀儡”“妈妈”等。对其中较难理解的语词，还给予了恰当的解释说明。因应着语言的简单，祖奶在解释自己作为接生婆的使命时所使用的字句也颇为平易，如“我是接生婆，接生是天道”“我必须尽全力将孩子平安引到世上，那是天命”等。胡学文并没有趁此机会大肆铺张，以古奥难解的语汇谈玄论理，而是尽量保留着民间信仰的朴素面容。

　　《有生》还利用一些特定表述，传达出某种地方意识，最典型的是“侉子”和“猴子”。在小说中，只有祖奶的第二任丈夫白礼成和与麦香私奔未遂的南方人邱姓男子即邱猴子被称为“侉子”，原因在于，他们分别操着与晋语不同的冀鲁官话官话和南方方言。由语言的“侉”而被区隔，进而被蔑称为“猴子”，体现了一种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对共同体形成的深层次的高度依赖，进而格外重视内外分隔，乃至封闭自守的思想观念。《有生》的文学语言还保留着强烈的感官性，宋庄中弥漫的声音气味，祖奶敏锐的嗅觉与听觉，麦香身上不绝如缕的香气和罗包身上难闻的豆腥气，都在富有地方性的语言中被准确把握，并贴切地表现出来。

　　在新文学语言的发展历史上，晋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和以曹乃谦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利用晋语营造地方风味，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文学晋语”的传统。胡学文和上述作家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语言资源，但是并不沉迷于在地方语言的氛围和“文学晋语”的既成传统中，一味通过凸显方言特点来营造地方色彩，甚至割裂与共同语/普通话的关系，而是谨守着晋语与规范的文学语言之间的距离，既不让其在无形中消弭，也不使之过分扩大，以至形成语言沟通的隔阂。虽然小说的叙述语言在句法和用词上都吸收了方言的滋养，但是占据大量篇幅、最容易表现地方性的人物语言，却更多地向着共同语靠拢。小说如何让人物说话？《有生》中有两个人物的语言极富个人特征：其一是乔枝式的土言俗语，如“我的个蛋蛋丢了！”“金砖配银砖，个溜椽子配犁弯”。这样的语言，在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中，是毫无争议的语言主体，在《有生》中却仅仅出现了两三次;其二是钱玉“书疯子”式的语言，如“世界不是我们专有”“叮我对马蜂无益”“我没有一日荒芜”。这样的语言，便显得过分“洋”化，直接割裂了语言的在地联系。

　　而在这两个凸起的例外之间，大多数人物的语言实际上都处于叙述者的控制之下，其中过于浓重的地方色彩被剔除，经过转述，表现出“土洋调和”的语言形象。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叙述者没有选用与晋语语音相一致的“赧”“俺”“额”“那”等等，而是采用了规范的“我”。一字之别，让语言风貌大变，每个人物的声口，都不再是“土里土气”方音俗调了，自然也不是字正腔圆的“撇侉”，更像是一种具有淡淡的晋语味道的“大众普通话”。这些人物也就存活在了晋语和共同语的交界地带，与口外保持着细若游丝却又极为强韧的联系。可以看出，胡学文的语言态度是审慎的。方言作为语言肌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微粒般均匀地散布在共同语主导的小说语言中，最终改变了整体的美学性质，也使得地方特色冲淡而坚实，昭示着口外世界中雄荒大野的粗犷、简单与淳朴。

　　二

　　从语言内容上看，胡学文还在《有生》中全方位地展示了口外世界的地理环境、气候天气、动植物和饮食结构、膳食方式、民居民俗、地方特色行业和文化活动，为小说展开提供了诸多细节性背景，也让口外世界的风土细腻可感。张北高原“南、北分布着低缓丘陵，中部是波状高原。地面基质大多由火山喷出的熔岩构成。波状平原往往由一系列岗梁、滩地、湖泊组成，构成独特的高原滩湖景观。区内河流除闪电河、鸳鸯河、白河属外流水系外，其他河流均为内流河，短而浅，以湖泊为尾闾”⑤。宋庄村东的河流及其汇入的蝴蝶状水淖、开阔的河滩地、村西的岗梁垴包山，就是一处典型的例子。寒冷、干旱、多风沙、极端性天气多发，是口外最为鲜明的气候特征。口外的冬天“以特有的突然和张狂”⑥给祖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曾在狼嚎风中听到钱家被抢的声音;一对躲在草垛中偷情的苦命鸳鸯不仅被冻死，还成了戳咕咚的主角，而说唱戳咕咚的艺人王瘸子也在破庙中被冻成了冰棍;一只觅食的饥饿黄羊掉进了一间鼠屋，反而成了这户贫穷人家的美餐，堪称奇遇，而外出捡拾野物的大旺却遭遇了同样饥饿的野狼，悲惨地死去。口外的冬天漫长而严寒，人们冻馁交加，为了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命运造成的不期然的悲剧，伴随着刻骨的寒冷体验进入到记忆的深层，因寒冷而长期足不出户的乏味生活，促使人们从稀松平常的坊间传闻中寻找亮点，并加以补缀推衍，甚至改编传唱，冬天的故事由此格外地丰富和密集。小说也写到了口外多发的干旱，“土地龟裂，被烤糊的麦苗一碰便骨碎尘扬。艰难飞行的鸟突然间从天空栽落，饥饿的黄鼠靠食同伴的尸体在草原上挖着一个又一个洞”⑦。还有一些具有高原特点的极端性天气，如迅疾猛烈的黑旋风，祖奶曾经遇见过两次，其中一次直接从营盘镇被卷到了崇礼的太子城，具有很强的传奇性;又如黑雨和红雪，其实是因为降水中掺杂了大量的泥沙和其他物质而形成的，在小说中却表现出了神异的色彩：黑雨在乡间的传言中变成了从南天门流下来、老天爷用来收人的记号，红雪则被看作被清查署强灌辣椒水惨死的宋辇条的冤情的感应。

　　恶劣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影响了口外世界的动植物的种属结构，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口外的自然植被，以生命力顽强的低矮灌木和草本植物为主，亦生长有各种菌菇。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认识自然的需求，逐渐积累起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在塞外，不识花草、不识这些菇菌，就像蒙上眼睛行路，是极其危险的，可能嗅嗅就没命了。”⑧除了避害，这些知识也用来趋利，例如大旺就对哪里有酸柳、害害、蘑菇、野韭菜等了如指掌，毛根则善于在野地里寻找鼠仓，从中挖获老鼠储藏的过冬粮食。这些知识和技能，无疑已经成了口外日常生活的固定组成部分，其养成则受制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缺衣少食的贫苦生活。小说中还写到了一些地方性饮食。朱晓进指出，食事描写的地方特色有两个影响因素。“这种特色既来自饮食结构中所包含的山西地理条件的影响因素，即饮食结构受制于农作物种属结构;同时，这种地方特色又来自山西人长期形成的一整套膳食方式。”⑨口外的农作物以耐寒耐旱的旱作禾谷类、豆类和茄科作物为主，如黍子、小麦、莜麦、胡麻、黄豆、土豆等等，其中以莜麦最为重要。“莜麦是耐寒植物，用莜麦面做的饭特别耐饿。起先我吃不惯，渐渐竟离不开了。”⑩小说中对莜麦多样的制作方式进行了详细描写，莜麦必须先炒熟，再磨面，继而做成各种食品，如“三下鱼”：“和好莜面，搓成鱼状，筷子粗细，蒸熟。然后麻油炝锅，搁葱蒜调料，加水煮沸，再放切好的土豆条。待土豆条八成熟，将莜面鱼、菠菜叶或白菜叶放置，水沸即捞，相当于莜面稀饭。”11又如“推窝窝”：和好纯面，然后在窝窝砖上抹油，“一个窝窝两三秒完工，要揪、背、顿、滑、推、揭、抖、卷、抹九个动作”12。

　　小说中還写了口外三种主要的住宅形式，即泥皮屋、鼠屋和窑洞。口外奇寒，高大的乔木林较少，缺乏充足的建筑材料，人们只能就地取材，或用泥筑成厚墙，建造泥皮屋，或在山坡上戳窑洞居住，或直接挖掘地穴，都是尽可能地因地制宜，以防寒保暖。小说中写到的拉骆驼和煮盐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行业，也与口外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落后的农业发展水平，要求人们必须在耕种之外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其他利用方式，以对生活进行必要的补充。口外的湖泊多为内流湖，含盐量高，包货郎一家从怀安逃荒来到口外，发现了一处盐淖，便以土法熬盐为业。口外临近草原，人口多由流民组成，且与游牧族群经济、文化联系密切，社会文化中贵农贱商的观念比较弱，因而商贸活动发达，传统商路穿越沙漠、草原，形成了以骆驼为主要运载工具的商队，也就衍生出拉骆驼的行业。一些在地的特色文化活动如戳咕咚、二人台、口梆子、“挂胡”、鼓乐班子等，小说也一一触及。这些看似零碎的细节描述，其实深深勾连着口外民众与自然环境互动中形成的总体性认识和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具备着内在的统一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种有关口外世界的风土细节，在《有生》中并不是以“民族志”的知识形态存在的，而是融化在了小说的故事和叙述之中。这有赖于胡学文体验式的写作方式。胡学文曾表示，自己“写作靠的是感觉和冲动”，“最适合写的，还是身边那些可以感受、可以触摸的人和事”，“一旦写到乡村，脑里便会呈现完整的图景：街道的走向，房屋的结构，烟囱的高矮，哪个街角有石块，哪个街角有大树。如果写到某一家，会闻见空中飘荡的气息”。13可见，在胡学文的创作意识之中，口外的风土不是以客体化的知识和景观形态，而是以主体化的感觉形态存在的。“优秀的作家都具有独特的感官经验、丰富的想象力和极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14，凭借着自己的体验和感觉，遵循着“从生活到生活，从感觉到感觉”写作路径，胡学文才能呈现出诸多风土细节的同时，抓住这些细节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成功地构拟出口外世界的独特地方感。

　　三

　　“自然环境与世界观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只要这种世界观不是从外界输入的，它就必然由人们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最重要的元素里面演化而来……世界观也反映出自然变化的节律，以及自然环境的约束。”15口外风土孕育的地方性文化以及民情民性，是《有生》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对象，也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伦理背景。如上文所说，口外地区是定居族群和游牧族群的交接地带，今张家口市的口外五县张北、尚义、崇礼、康保、沽源，正式建县的历史远不过清初，近则至民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人口变动剧烈，而且长期被中央王朝视为化外之地，文教不盛。因此，口外的地方文化具有强烈的原生性，基本来源于本地民众与地理环境的互动，鲜少受到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普遍文化的影响渗透。在《有生》中，口外的地方文化规范，是通过一些次要人物或曰扁平人物，以及一些次要的事件表现出来的。

　　首先，从总体上看，“刚性”在口外文化规范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无疑受到游牧族群尚武风习的影响。生活在口外的人，性格中往往有粗犷直率、不拘小节、雷厉风行的一面，有些时候甚至较为暴躁。如花的父母就是“刚性”文化的主要载体，“爹是雷命，嗓门大脾气也大”16，“娘则是火命，又急又躁”17。文化性格也会影响到社会评价体系，在“刚性”主导的价值规范中，一切柔性的存在都处在比较低的位阶。在罗包向麦香求亲时，麦香爹表示反对，因为“他在铁匠铺烧了半辈子火，外号二铁匠，喜欢叮叮当当的男人，而不是罗包这种白净如书生，性格如娘们，看见母猪双腿发抖的样子货”18。

　　其二，就是讲求实际，注重实利的“务实”作风。19钱庄和宋丽华就是一对精明能干的夫妇，他们经营小卖部兼娱乐室，在集市上做各种小生意，日子过得殷实富足，为乡人所推重。钱玉在煤窑遇难后，钱庄鲜少表露出伤感的情绪，而是冷静地接受现实，自觉担当责任，与矿主讨价还价，索要了尽可能多的赔偿。然而，宋丽华接下来就频频去“探望”如花，旁敲侧击，促使如花支取赔偿金，偿还钱玉欠他们的债务。求实重利，仔细经营，是在并不富庶的口外维持生活，积攒资财，壮大家业的必要要求，本是一种正面的生活精神，但其中也蕴含了理性、无情甚至狡狯的因素。

　　最后，尚武崇实的文化氛围一旦发展到极端，就表现出一种慕强凌弱的价值取向。在小说中，乔石头富甲一方，财大气粗，听闻他即将回乡的消息，村支书宋品和麦香都紧张到了极点，所作所为以常理审视，可以称得上过度甚至反常。当乔石头回到宋庄后，麦香更是谨小慎微地侍候支应。与之相反的是，乡人对待羊倌的态度便显得轻佻，甚至十分残忍。羊倌把羊当作自己孩子一般照顾，给每一只羊都取了名字，而且不忍杀生，见不得人杀羊，自己也不吃羊肉。羊倌温良的品性被解读为窝囊，被妻子背叛、遭到妻子与奸夫合谋杀害的厄运不仅没有引来乡人的同情，却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用来调笑的谈资。在尚武崇实、慕强凌弱的文化氛围中，平等的相互理解、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超越生活实际的畅想等，都是十分稀缺乃至受到压抑的东西。

　　在以次要人物和事件简笔勾勒了地方性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胡学文将书写的重点放在了几个主要人物上，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环境中的“反面”典型——人物并不集中地顺应并体现环境的特点，而是与整体环境对抗、冲突或融合，在这种张力关系中，单个人物形象和地方性的民情民性环境都得到了更加充分地表现。

　　如花在口外的文化体系中不是一个好闺女。出嫁前，她敏感、温柔，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喜欢在野地里漫游，亲近自然，却很少与人交流，而且对花投注了太多的情感，动不动就哭泣。乡人视之为异类，二十五岁尚未婚嫁已经有违常理，频频去野地只能是被狐仙迷住了。如花对花的喜爱也丝毫不被父母所尊重，伤心时流下的泪水，只为她换来了“泪泡”和“哭娘娘”的蔑称。出嫁之后，她和精神投契的钱玉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会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去树林里看闪电，会一起倾听花开的声音。然而，乡人以为如花不够实在，不是个过日子的女人，大哥钱庄直接上门，斥责二人的胡闹辱没了钱家的声誉。钱玉死后，如花陷入了疯癫，一心以为钱玉变成了乌鸦，每天用细粮精肉给乌鸦喂食。乡人们一方面把她当成疯子，对她的“疯言疯语”敷衍應付，对她内心深处的苦楚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又虚情假意，想方设法从她身上获取好处。

　　罗包的经历与如花有相似之处，他们的性情相近，都有柔顺、懦弱的一面。不同的是，罗包除了干什么事情都是慢吞吞的之外，还心思深沉，喜欢自己琢磨事情，和时常哭泣的如花相比较，罗包的性格更显内敛柔和。也正因此，罗包小时候曾多次被父亲斥责，甚至被带到祖奶面前加以诊治，为的就是将他改造为一个符合口外文化想象的精明强干、富有力量的男人。罗包不仅被父亲和岳父鄙夷，同时也因柔弱善良被妻子麦香欺凌。与邱猴子私奔未果的麦香，和罗包结婚之后，逐渐显示出了泼辣强势的一面。罗包的豆腐事业渐渐壮大后，麦香对待乡亲，愈发盛气凌人，就此与罗包多次产生冲突。她还嫌弃罗包身上的豆腥气，罗包只能以自戕式的沉默来应对。麦香隐瞒自己不能生育的实情，凭借罗包的信任，推说是他的生理问题，这种欺骗无疑是对软弱的罗包肆无忌惮的欺凌。

　　在尚武崇实、慕强凌弱的地方文化规范中，弱势、边缘、异类都难免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而在反抗命运和文化规范的过程中，又往往会偏离正确的航道，导致人性的畸变，毛根和喜鹊就是两个例子。毛根的祖父是宋庄有名的猎手，弹无虚发，而毛根的父亲虽然也手不离枪，但一生从无收获，因此为乡人耻笑，甚至编出了专门的歇后语。家庭生活的贫困，为人轻视的屈辱，以及对父亲的强烈不满，都极大地刺激了毛根的自尊心。成年之后，他先是报复了曾经欺侮过他家的王保，随后就开始了对野物的疯狂捕杀，似乎要借着恢复祖父的威名，给自己一点安慰。他变得又傲又拧，保持着对抗的姿态，在诸多微末小节上都故意与人过不去。“他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在乎，如果说这是长处，那么这长处到了极致也就成了短处。毛根不信神灵不信鬼怪，总之，什么都不信。”20毛根以自弃抵御了地方文化氛围的规约，却彻底倒向了虚无。

　　有着类似生活经历的喜鹊，却在抵抗中毫无保留、甚至颇为极端地认同了这种文化规范，走向了另一种异化的状态。因为父亲的软弱和母亲不检点的私生活，喜鵲从小就生活在不怀好意的飞短流长之中，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行动淬炼出了她“刁蛮”、强势的性格。在母亲入狱之后，喜鹊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家庭的掌舵人。一方面治内，为父亲说亲，给弟弟改名志钢，塑造他的阳刚品性;一方面御外，逐渐变得心深似海，对人情世故的枝枝节节愈发熟稔，颇为大气地按照自己的意念和地方文化的标准经营着生活。作为当家人，喜鹊充满了力量而又极其务实，而作为女性，她所欣赏的也是那种豪情满怀、顶天立地的阳刚汉子。在渴慕力量的心态下，喜鹊对父亲和弟弟都极为失望，被敢做敢当的黄板深深吸引，认识不久后就草率地交付了自己。黄板回乡创业失败，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在地穴中日夜不停地挖掘着一座传说中的辽代墓葬。喜鹊为了让黄板找回血性，想出来的计划居然是先勾引乔石头，再故意让黄板撞破，以激发起两个血性男人的打斗，唤回黄板的神勇。受到地方文化压迫的喜鹊，在捍卫、重塑尊严的过程中，却深度认同了地方文化的价值规范，不仅丝毫不去考虑价值规范的不合理，而且将地方文化的逻辑推至极致，最终在设计一场荒诞的闹剧之时，彻底矮化了自我。

　　这些口外风土中的普通民众，仿佛是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小城畸人”的当代倒影。“人自己创造真理，而每一个真理都是许多模糊思想的混合物。……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虚妄。”21胡学文饱含温情地探勘了如花、罗包、毛根、喜鹊等畸人的精神细节，揭示了他们所抱持的真理和虚妄，更凸现了他们所认同或是对抗的地方性文化氛围。口外世界生民的悲喜、遭逢与命运，也就在作家笔下，凝聚为可以把握和感知的地方性精神图景。

　　通过《有生》，人们得以触摸到细密的语言氛围、有机的风土情境和与之相协和的情感和伦理生存，触摸到它们融汇而成的口外地方生活，也由此在想象中重建了观察、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角度。

　　注释：

　　①如韩松刚：《时间和生命的综合——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申霞艳：《生如蚁而美如神：论〈有生〉》，李珍妮、贺仲明：《建构以民间为中心的生命观——评胡学文的长篇新作〈有生〉》，《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等。

　　②〔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③〔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31-33页。

　　④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91页。括号内的内容由引者所加。

　　⑤唐金江编著：《河北地理读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⑥⑦⑧⑩111216171820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页，第273页，第799页，第123页，第437页，第924页，第45页，第46页，第263页，第148页。

　　⑨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13胡学文：《我小说创作的穴位》，《文化与传播》2015年第3期。

　　14周志高、张曦月：《论叙事中声音的再现方式》，《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15〔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5页。

　　19这一表述源于朱晓进先生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对山西民风民性的描述，参见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由于山西与口外有地域上和文化上的亲缘性，本文对朱先生的一些描述、概括和句式都有所吸收和化用，无法一一注明;朱先生大著中对山西地理条件的描述及其与日常生活、民风民性、地域精神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对本文的思路和结构有很大启发。谨致谢忱。

　　21〔美〕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吴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