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云

　　摘要：“十七年”儿童文学既与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学合辙同构，又因其“儿童”的独特性而带有浓厚的教育色彩。其中的劳动教育可谓“热闹有声”，在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领域交互呈现、扬葩吐艳。不论是以教导为主的劳动理念的灌输，还是依托人物形象和情节营构的教育思想的熏浸，劳动教育在儿童文学涵濡化人中的重要分量均得以彰显。这一文学图景生成的各种因素互相胶着、合力熔铸，形成了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劳动教育书写范式，也为当下儿童文学书写劳动教育、实现儿童文学与教育的互融互促提供了重要参考。

　　關键词：“十七年”;儿童文学;劳动教育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浦漫汀曾评价，“十七年”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回看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风景，批评和眷恋往往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座巨大宝库，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后人细细考察。

　　在“十七年”文学中，“劳动”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将政治意志、文化逻辑、美学趣味紧密聚合。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既与整体文学合辙同构，又因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儿童”的独特性而带有浓厚的教育色彩。通过钩辑考辨中可知，“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劳动教育可谓“热闹有声”，在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领域交互呈现、扬葩吐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儿童文学理论主要移植取法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后期，一支具有鲜明本土意识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逐渐建立。无论是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儿童文学研究》等报刊上，还是在《童话创作及其它》（金近著）、《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陈伯吹著）、《儿童文学简论》（陈伯吹著）、《散论儿童文学》（贺宜著）等专著中，理论家们无一例外地赞同“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统摄性的特征，儿童文学的其他功能、特征都要接受它的规约”①，又因“劳动”如此密切地影响着少年儿童的生存问题、生活习惯、生命体验，劳动教育也成为理论家们认可的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行之有效的表达主题。

　　比如，贺宜在《为达到少年儿童文学的新高峰而努力》一文中指出，儿童文学应以最大热情拥抱“劳动”，应将“教育孩子们从小爱劳动，正确认识劳动的意义和价值”②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无独有偶，杜高也曾在《新的儿童文学的诞生》中提出过类似观点：“我们要教育今天的孩子，告诉他们生活是劳动创造的这个真理”③，“新的儿童文学……应该充满对劳动的歌颂”④。在理论家们看来，劳动教育与儿童文学紧密缠绕，深化对劳动的认知、涵养劳动情怀、注入积极的劳动价值观、塑造具有良好劳动素养的文学形象，是当时儿童文学发展的应然、实然与必然。

　　这样的理念的确直接而鲜明地体现在“十七年”儿童文学创作、尤其是儿童小说创作之中，代表作有：马烽《韩梅梅》《青春的光彩》;任大霖《蟋蟀》;任大星《刚满十四岁》《耐心的中队委员》;谢璞《小桂游春》《吉平得宝》;揭祥麟《桂花村的孩子们》《竹林牛会》;张有德《五分》《月光下》;浩然《水生》《大肚子蝈蝈》;胡奇《镰刀弯弯》;袁静《小黑马的故事》《红色少年夺粮记》;孙景琦《小小的牛司令》;张少武《摸鱼》;刘厚明《教育新歌》（短篇小说集）等。值得一提的是，从1957年开始，由于不断提倡和强化反映现实，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⑤的儿童小说创作明显增多，在这些小说中，劳动教育附着于生产劳动的实存状况，有了更显性、更具体、更绵密的表达，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时代特质。

　　如果以劳动教育为视点，这类小说中的新中国少年儿童形象起码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导”式少年儿童，主要表征为有着极强内驱力的、标杆式的小劳动模范。如《月光下》中的高小田和《五分》中的张福珍，创作者张有德试图通过她们的话语或心理，揭橥儿童向“劳动”的积极靠拢：

　　高小田：“刘劳模说过，无论做什么事，要想做出点成绩，就得要艰苦地劳动！”⑥

　　张福珍：……老师在学校里说过，我们要爱劳动，回到家里要帮大人做自己能做的事……⑦

　　高小田和张福珍对“劳动”表达出宗教式的认同与笃信，“爱劳动”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她们的行动之因、动作之源。这两者均可被视为典型的“自导”式儿童：从文本的开始到结束，她们的性格基本不变，她们的形象始终保持光明、健康、昂扬，由于具有强大的自驱力，她们能够迅速地将长辈或劳模传递的劳动价值观内化为自身成长的精神动力，并形成自觉的劳动意识和较高的思想觉悟。

　　短篇小说《韩梅梅》中的主人公韩梅梅，同样体现了作家对劳动的认同与归附。小说中的韩梅梅因中考失利，果断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虽然遭到诸多质疑，韩梅梅始终保持高度的思想觉悟，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积极贡献，连创作者马烽都忍不住透过叙事裂缝跳出来，对韩梅梅的劳动行为表达了充分肯定——实际也是对当时“年轻一代爱好劳动的品质和社会主义思想”⑧的赞颂。像这样标杆式的劳模形象，其劳动认知、劳动情感、劳动习惯对文本内的次要人物和文本外的受众群体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其隐含的教育意义自不待言。

　　另一类是“他导”式少年儿童，需要他者引导、被动员、被改造的少年儿童形象。这类主人公一开始往往具有劳动认知不足、不爱劳动怕吃苦的毛病，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们会在集体或先进个人的劳动教育中开始反思自我，参与劳动实践，最终成长起来，由后进到先进。与韩梅梅相似，短篇小说《吉平得宝》中的吉平也是毕业回乡，但在一开始，他懈于劳动，工分很少，后经过痛苦的磨炼和他人的教育帮助，最终领悟了劳动的价值。1958年动工且竣工的十三陵水库大坝“在政治和文化上有高度象征意义”⑨，作家浩然以此为故事场景，在小说《水生》中着力刻画水生在工地劳动中的迅速成长，并通过凸显做为重要劳动力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呼应劳动教育的必要性。袁静《小黑马的故事》中的“小黑马”原本是旧社会沦落为乞丐和小偷的流浪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国营农场学习、劳动，通过集体的帮助，最终改掉了恶习，变得能吃苦、爱劳动。

　　除了儿童小说，儿歌、童诗、童话、寓言、儿童剧也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表达载体。阮章竞的诗歌《金色的海螺》根据田螺姑娘的民间故事编创，旨在歌颂勇敢勤劳。袁鹰的《仙杖在哪里？》推崇世界由劳动创造的观念意识。刘饶民的《炼铁工》《印染厂里是春天》《锄草》《浇园》及金近的《我做了记工员》引导儿童认识劳动的意义，收获不同门类的生产劳动知识。1957年下半年，全国各省市出版社出版了诸如“《欢唱总路线》、《歌唱工业大跃进》、《欢唱农业大跃进》、《歌唱人民公社好》、《别看我们年纪小》”⑩等上百个儿歌集、儿童诗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追寻的叙事目的就是以劳动教育儿童。低幼童话同样具有明显的规劝性，如严文井的《小花公鸡》《三只骄傲的小猫》《蚯蚓和蜜蜂的故事》及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皆以拟人体描摹低幼儿童的日常生活，教育儿童劳动创造了美，应热爱劳动。相比之下，《三只兔子》（刘饶民著）、《神笔马良》（洪汛涛著）等寓言则具有更浓重的讽刺意味。张天翼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借主人公王葆的梦批判不劳而获思想，并提醒广大儿童：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没有一项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需人们用劳动去换。在儿童剧中，有些作品也选择了以器物赋能的方式灌输劳动教育思想，如《宝船》（老舍著）、《马兰花》（任德耀著）、《纽扣》（刘厚明著）。有些作品则借助长者身份、以一种强劲的教育诉求阐释劳动的必要性，如刘厚明的儿童剧《星星火炬》中有这样一段：

　　郭大平：我们不得上劳动模范的奖章（一个呵欠）不回家。

　　父亲：噢，昨天夜里我还没听明白，原来你们要当农民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呀！ 你们在学校闯了祸，到农村避难来了！ 这个目的不正确。好了，考试不及格，再加上参加劳动目的性不明确！ 完全不够社员资格！ 11

　　这段朴素的对话很有症候性，“不正确”“不及格”“不明确”“完全不够”等一连串“不XX”句式的运用烘托出严肃的对话氛围，对儿童框范自身劳动态度、纠正自身劳动动机亦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可以说，依托丰富的创作成果，儿童文学常以形塑劳动人物形象、灌输“劳动光荣”理念、教导生产劳动知识、批判不劳而获思想等方式教育儿童，劳动教育在儿童文学涵濡化人中的重要分量也得以彰显。

　　这一文学图景的生成夹杂着各种因素，在蒋风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儿童文学直接承续“三十年代革命儿童文学和延安解放区儿童文学”12——如此一来，自“十七年”之始，儿童文学已自然地具备了前期儿童文学的特质。呼吁儿童积极参与生产劳动实践曾作为1930年代革命儿童文学和延安解放区儿童文学的重要宗旨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儿童观、文学观、教育观的一脉相承，儿童文学對劳动教育的重视和书写可谓水到渠成。

　　这期间，在马克思主义（比如马克思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对儿童文学引导和调适的同时，域外特别是前苏联的多方影响也发挥了重要的形塑功能，苏联儿童文学、俄苏文艺理论、苏联劳动教育理念互相胶着、合力熔铸，形成了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劳动教育书写范式。

　　从1949年到1985年，大多“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13被译成了中文出版，高尔基、马尔夏克、伊林、尼诺索夫、盖达尔、卡达耶夫、索诺夫、奥西耶娃、米哈尔柯夫、涅克拉索夫、阿·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成为“十七年”时期中国少儿界一道风景线，深受中国儿童文学界和儿童读者的欢迎，这些作家以文本为媒，在输出劳动观的同时真情浮跃。马雅可夫斯基曾在诗体童话《胖孩子彼佳和瘦孩子希玛的故事》中呼吁“孩子，爱劳动吧”。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人和山》着力表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人的劳动……劳动从困苦的负担变成了‘光荣的事业，荣耀的事业，豪迈和英勇的事业’”14。马尔夏克的儿童诗《邮局》《军邮》向儿童介绍了邮递员的劳动生活;童话剧《十二个月》取材于关于月份兄弟的民间故事，作家以“劳动”和“自然”互嵌，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爱劳动、爱人民、善良、美好的学习典范。米哈尔柯夫更是直接在他的自传里对儿童“讲爱自然、爱劳动、忠于祖国”15。对此盛况，国内儿童文学理论家也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和推崇。贺宜就曾在《向杰出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学习》一文中提笔推介盖达尔，褒奖盖达尔秉持宣传共产主义伦理和道德（其内容包括热爱劳动）的文学旨归，且试图通过“善良、聪明、机智、勇敢、热爱劳动”16等具有优秀品质的苏联儿童的展现，对读者形成明确而积极的教育观照——盖达尔笔下的儿童形象“铁木儿”即为明证。家喻户晓的“铁木儿”具有一种代言的意味，是契合以上宗旨的成功范例。

　　与苏联儿童文学作品译介同向同形同步的还有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书籍的译介，这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密德魏杰娃编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格列奇什尼科娃的《苏联儿童文学》、伊·阿·凯洛夫和李·维·杜伯罗维娜的《论苏联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李·维·杜伯罗维娜的《从儿童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看苏维埃儿童文学》等。穆木天在北师大担任我国高校第一个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之时，主编了两卷本《儿童文学参考资料》，也用大量篇幅收录了苏联儿童文学的论文。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内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尺度”17，而这些理论专著无一例外提到了劳动与劳动教育，如被收录的阿·苏尔柯夫的《苏联儿童文学和它的任务》、普什卡辽夫的《劳动是传统魔法故事社会理想的基础》。又举《高尔基论儿童文学》一书为例。该书收录了高尔基关于儿童文学的主要言论。在《生活底故事》里，高尔基提到：“要使孩子们能够估价和爱几世纪以来的劳动”18，“让儿童学习尊重历代底劳动和自己祖先们底劳动”19;在给A·C·马卡连柯的信中他又饱蘸深情地点明：“我始终相信：‘学习和劳动可以战胜一切’这句话是真的”20;在《给库页岛的孩子们》的信里，他再次重申：“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21。无怪乎季莫菲耶夫由衷感叹：“使人高贵并且可以使世界改观的劳动的主题，像一根红线般穿过高尔基的全部创作。”22

　　由于儿童文学中的劳动教育书写直接受到时代的教育观的影响，译介到中国的苏联劳动教育理论所发挥的作用亦不能忽视。1949年11月，《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凯洛夫的教育学理论，凯洛夫从培养苏维埃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角度入手，界定了劳动教育的内容、性质、意义，并对劳动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方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更加直奔主题的相关译作则有伊·弗·斯瓦德科夫斯基的《苏联儿童的劳动教育问题》、斯卡特金的《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克鲁普斯卡娅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等等。这其中，马卡连柯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观在今日依旧盛行。马卡连柯阐释了劳动教育的内涵和意义，将劳动育人的观点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苏霍姆林斯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的相关观点，并提出了创造性劳动这一突破点。在“十七年”语境下，由于教育观与文学观的强关联性，劳动教育思想对儿童文学中的劳动教育书写具有或隐或显的模塑作用，与文学创作观合力同在。

　　另外可与之对应起来观照的，是“十七年”时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里无意谈及该时期的文艺政策，而是试图通过劳动教育方针政策管窥儿童文学。爬梳《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小学教学计划》《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关于小学课外活动的规定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可知，劳动教育在这一时期不仅得到了国家宏观政策的关注和重视，且随着文件的陆续出台，以学校为主阵地的政策落实策略逐次细化、具体化。1954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曾出版《我们是怎样进行劳动教育的》，收录了各地学校有关劳动教育的经验。在如何进行劳动教育的问题上，这些学校除了建立平台开展劳动教育课程，还特别关注到语文课和语文教材，并提出了教材对能承载劳动教育目标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需求，同时通过已被征用的儿童小说《女孩子驾驶的拖拉机队》、童话《太阳山》《太阳瓜》等儿童文学作品强调劳动教育的必要性。从1957年开始，劳动教育观点和模式更加注重本土化，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966年，“劳动教育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认识论意义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实践中也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推进”23。以上都为当时的劳动教育提供了遵循，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儿童文学书写、阐释劳动教育的限阈。

　　近年来，劳动教育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对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基本遵循。其后，教育部又出台了专门性文件，在劳动教育“设计图”的基础上再添“施工图”，积极推动教育政策进一步落地。这些都为回望“十七年”儿童文学中的劳动教育提供了契机，为重新阐释和创新思考提供了便利。

　　纵观“十七年”儿童文学，作家们笔下的少年儿童常常通过劳动教育（尤其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劳动教育）获得启发，他们也时常将自身置入自然之中，通过“我”的劳动使自然物发生变化，并在劳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满足，乃至思想的超越。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中，劳动教育是小主人公与自然相通相连的有效方法、是儿童自我确证的重要媒介——这也为该议题的多元发散提供了思考维度：作品描绘的自然、特别是自然环境，是否接近当时生活的本然状态，是否被作家有意地纯化、诗化或欢腾化，从而进一步突出勞动“释放”的亲切感、以顺应儿童心理？另外，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曾在其著作《林间最后的小孩》中提出“自然缺失症”的概念，表达了对21世纪儿童与自然疏离的忧思，“十七年”儿童文学将“劳动”与“自然”紧密贴合、有机涵融，这能否为眼下方兴未艾的自然教育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这些问题都应得到足够的正视和深入。

　　此外，如何在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中书写劳动教育，实现儿童文学与教育的互融互促，“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也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十七年”儿童文学中，不乏作家关注到儿童的游戏精神，但亦有作品将“游戏”与“劳动”置于二元对立之中，“儿童的游戏无法获取知识和身份的承认”24，“劳动”成为肯定儿童进步的炼金石，与儿童成长严丝合缝。而且，由于群体原则、大我意识，个人往往深嵌于与他人共在的劳动环境之中，“‘我’不再是纯然的自娱个体……而是需要在集体劳动找到与他人等同的位置，获得来自外在的认可”25。明乎此，在充分强调儿童游戏精神的当下，如何避免儿童文学创作中儿童形象的脸谱化，避免劳动教育的概念化、公式化，需要深刻与高明。

　　早在1960年代，贺宜曾以《七小将搬山》为例阐释了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的劳动强度问题，批评这篇小说“因为要突出儿童的能力和作用，而结果却把成年人的能力和作用贬低了”26。因此，还有一个需要排除的掣肘，即对儿童劳动能力的过分夸大：在“十七年”儿童文学中，劳动教育能有效地为儿童的身体赋能，儿童身体的劳动能力常常与人物品质高度吻合;但也不排除有些作品对这种劳动能力的刻意追求，从而产生了儿童身体成人化、成人身体弱小化的问题——这些现象不仅对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有警示意义，也为“儿童身体”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值得进一步深耕。

　　注释：

　　①张永健：《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②⑧1626贺宜：《散论儿童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第103页，第21页，第40页。

　　③④蒋风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希望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第217页。

　　⑤⑩陈子君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第292页。

　　⑥张有德：《月光下》，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版，第8页。

　　⑦张有德：《妹妹入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28页。

　　⑨范雪：《现代化工程的“民歌”——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劳动、诗歌和工地文化》，《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11刘厚明：《星星火炬》，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65页。

　　12蒋风主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3韦苇：《俄罗斯儿童文学论谭》，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415〔苏〕格列奇什尼科娃：《苏联儿童文学》，张翠英、丁酉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第326页。

　　17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的多维阐释》，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页。

　　18192021〔苏〕密德魏杰娃编：《高尔基论儿童文学》，以群、孟昌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79页，第80页，第167页，第204页。

　　22〔苏〕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水夫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91页。

　　2324李珂、曲霞：《1949年以来劳动教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历史演变与省思》，《教育学报》2018年第5期。

　　25吴翔宇：《国家文学体制与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