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姿

　　摘要：在传统城市观的认识中，哈尔滨是东北的一个城市，有关它的城市书写主要从一时一地出发，所体现出的独特性不过是关于东北已有知识的一个注脚，缺乏解释城市历史的能力。《烟火漫卷》以东北为视角，审视哈尔滨的变迁，不但突破了现代性的判断标准，还走出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盲区，显示出哈尔滨在东北欧亚的召唤结构。这一结构深化了宗教、习俗、族群之间的联动，拓宽了城市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的边界，有助于重新理解东北的超地域性特征。区域感在城市文学中的显形，结束了以往封闭的、孤立的、内部的惯性模式，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文学表达对全球主义的复杂理解。

　　关键词：城市文学;区域感;东北视角;《烟火漫卷》

　　王德威在2019年11月“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东北学”这一概念①，其后在大连大学演讲再次提倡推动“东北学”的研究②，显示出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研究的新方向。在近四百年的长时段视野中，东北从边缘走到中心，再从中心滑落至边缘，蕴含了巨大的历史动能。关于中国东北的研究，目前代表性的有两种思路：一是以“满洲特性”构建“新清史”模式，突出满人强势文化与前朝的断裂和区分，借助“内亚”视角颠覆“中原-江南”的纵向清史叙事，进而重新定义“中国”的形态构造;二是以伪满洲国显现东亚式现代性的“文化本真性”，解构中国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或者发掘“满洲经验”的负面因素来探讨日本的泛亚洲主义。两种思路都是将特殊时段剥离出来，肯定其地域异质的、自主的文明，虽然世界史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典型的后殖民史学意识忽略了现代世界是长久以来相互影响、不断整合的结果，缺乏解释漫长历史演化和融合的能力。比如第一种思路的针对性仅在于宋明之后的“夷夏之辨”学说，未涉及宋之前的中国传统，而第二种对殖民事实有所漠视，割裂了“伪满洲国”和中国这个主权国的关系。王德威的“东北学”概念立足于文学研究作为进入东北的路径，尽管梳理出了东北文学的谱系，但这种粗线条的分段和分类尚未解锁文学创作和东北经验的关联性，这中间需要若干个抓手，当然也可以认为“东北学”本身就是一个有待细化的方法论。因此本文拟从城市文学这个抓手出发，一方面东北城市经历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是层层累积的产物;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和城市文本共生在地理、生态、社会和历史的整体结构中。

　　迟子建从东北最北的北极村走出来，地缘政治很早就进入她的边境故事，早期的故土写作也显示出对民族、文化、礼法等多重问题的考量，她很少在一个单一的维度中定位故事时空的属性。哈尔滨作为城市成为她的写作对象，也并不意味着她要做一部城市史或者地方史，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断延伸又反复聚焦，探索哈尔滨之为哈尔滨的缘由。这种创作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在《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作品中已有显影。而《烟火漫卷》的出现，是一个信号，城市文学从既有的概念中区分出来，或者说城市文学以新的形象面对旧的理念，城市将会置于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中，以此塑造居住者和居住地的新的联系。

　　一 ?区域感：城市遗产的继承方式

　　城市的历史久远，鉴于话题限制，古典城邦暂不纳入论述，本文从现代城市的兴起开始讨论。文学对现代城市的发现实质上是启蒙观念的作用，此后，形成了城市文学的三种经典样式：其一，肯定从封建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的文化革命，书写城市的阶级和城市的秩序;其二，反思城市与土地的隔绝，揭露商业化孕育的罪恶，批判都市封闭的熵增系统;其三，把城市作为一种心灵状态加以认识，刻画居民的主观性，以及主观性的丧失。归结起来，城市文学的发展围绕着关于城市存在利与弊的辨析，始终是现代性结果主导的逻辑。对今天的城市人来说，感受居住的世界，已经简化为要么更摩登要么更原始（原始自然不可能，只是更加返璞归真）这样的二元选项，不得不说与文学的塑造有极大关系，城市文学提供的思考方式亟待突破，应当是回应时代变化的突围。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烟火漫卷》关于哈尔滨的建构，作品并没有抹去城市在物质形式上的进阶，但开辟了另外一条深入城市的路径。

　　迟子建编织了一个看似巧合却很本质主义的人物系谱，并把人物关系中最特殊的身份隐藏于故事的线索中。小说从刘建国找孩子开始，追述他丢孩子，最后找到孩子这个情节并不新鲜，但却牵扯出哈尔滨几代人的出身，包括犹太人、俄国人、日本后裔，等等。这样的人员结构是二十世纪哈尔滨的真实状况，这种聚居在二十一世纪被视为习以为常，中國国民的内部视角中已经不再有纯粹的第几代族人的意识，因为聚居带来了交融与同化。可是，迟子建以最传统的血缘叙事，呈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族群或国别的存在，并没有伴随历史的变动而消逝，反而内化到在地的文化中。

　　小说不但写了家族变迁的故事，变迁背后的中、日、苏以及更多国家在哈尔滨发生的事件都从博物馆、档案馆的收藏中活过来变得立体。不过，小说没有把这些事件处理成史诗篇章，尽管孩子失而复得的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但是叙述时间仅仅为一年：从哈尔滨的开江到年关。放弃对史实的社会时间的倚重，而转向人物各自的问题，这种写法是重新结构城市的尝试：不再从国别史的角度去衡量一个城市发生的悲欢离合，哈尔滨不止是国界线的内部存在，同时承担着其他国家和人民的生死离别。比如伊格纳维奇从哈尔滨返回苏联后被指控叛国罪，是由于娶波兰商人女儿为妻，被处决的理由是波兰商人和日本国有贸易往来。如果仅仅是从国族史的立场出发，伊格纳维奇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记忆是脱轨的，缺乏和其他人物的弹性关联，这个人物的构造就会干瘪。但事实上，把哈尔滨放回东北这个区域，既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西伯利亚出兵、苏日边境冲突、抗日战争、中苏边界冲突等的东北，也是经济活动、人口流动、宗教运动变化极大的东北，伊格纳维奇就具有了角色的活力。他所引出的人事变动，体现出东北不仅是拉铁摩尔所说的“冲突的摇篮”，还是衔接和沟通方方面面的门户。

　　当哈尔滨从被动承受侵略和压迫的城市角色转换为接纳不同族裔、化解人间矛盾、促成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的主体城市，城市的居住者怎样体会这种主体性？小说一开场就出现了刘建国和翁子安，尾声里翁子安才讲述并不是刘建国弄丢了他，而是被一个怀着各种苦衷的中国人偷走，收养在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家庭里。就在铜锤身份真相大白的时候，刘建国的身份却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他才是被收养的孩子，而且关于他生父母的信息，除了来自日本开拓团，其他一无所知。在作品中，哈尔滨的第三代主要人物是犹太后裔，以及有着日本血统的第四代，他们和中国东北深深地纠葛在一起，伪满时代结束了，但从伪满走过来的人的生命里携带了时代因子，难以区分族群国别的因子。

　　然而，在大多数以政权变更为中心的叙述中，对这些因子都是盲视的，虚拟出来的历史单一而均质，形成了东北文化的空缺和断裂。就好像翁子安一开始就是在场的，而刘建国却不知情，需要通过他的努力去解决翁子安就是铜锤的难题。刘建国的人生目标原本就是找到铜锤，可当这个目标实现了，自己却陷入“我是谁”的终极疑问。刘建国是日本人的遗孤，更是哈尔滨的遗孤，这意味着自我的确认和城市的确认是同步的。小说多处写到哈尔滨的旧货市场，市场上既出售日常起居的器具，也兜卖《远东报》《国际协报》《大北新报》《文化报》这样公共空间的声音，刘建国还在地摊上碰到了养父的遗著，可它们从哪里来、将会去哪里，却是未知。“每个旧物背后，都有无穷的问号。”③人也是城市的旧物，同时，还需要运用这种旧物意识，去重新认识城市。这就是城市的双向结构，准确地讲，这是城市人无可逃避的命运。

　　刘建国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不自知地在接受命运，在接受的过程中认识到命运的不可抗争。城市的遗产就在这不可抗争中凸显出来，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身和城市遗产的关系，对命运就有多大程度的认知，这是迟子建在《烟火漫卷》里的隐语。人的命运在以往的城市文学中，有过性格论的解释，也有过不可知论的解释，总是在偶然的一维去描述命运的不可捉摸，《烟火漫卷》让读者领会到人的命运不再在那个普遍性的虚空之中，而有着落地的、必然的关联，支撑哈尔滨人命运的是东北作为区域的遗产。从情节上看，小说的原点是铜锤在火车站被偷走，而且，刘建国终其一生，包括铜锤母亲谢楚薇都频繁出入火车站，希望奇迹发生。现代小说里火车站的最初出现，就是一个隐喻，到了《烟火漫卷》更是如此。1898年6月9日，中东铁路公司将位于松花江畔的一家制酒作坊田家烧锅买下作为工程局的办公地，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开建，这一天后来也被俄国人看作是哈尔滨城的诞生之日。铁路的殖民色彩是无可否認的。但筑路增加的人口流动和城市扩张，的确使哈尔滨从传统分散的自然渔村，发展成具有多样化职能的城市。铁路的修建改变了哈尔滨的城市结构，也改变了整个东北区域的构成。移民（包括中国境内和外国）的出现，使建筑、饮食、服装、语言、艺术等文化交流变得频繁且深入。更直接地说，今天的哈尔滨人，谁也无法逃避三代以上的问题，近两个世纪以来，俄（苏）、日、中、朝、韩、美等在此地展开的竞争性活动虽然构成了重要主潮，可是，争夺伴随的涵化，也形成哈尔滨人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看，犹太后裔在火车站的遗失，就不只是情节的原点，而成为迟子建创作的原点。

　　从遗失到找寻，反映出哈尔滨的时代精神状况，移民浪潮的高峰出现在二十世纪，尽管移民现象衰微了，但是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迟子建以二十一世纪中一年的时光对整个二十世纪做了一次探视，在极度压缩的时间中哈尔滨变得陌生化。这种陌生化是区域感的体现，这意味着：第一，城市不再是简单的从乡村到城镇、从荒野到都会，不单是纵向的进化史，也包括横向的嫁接和渗透，嫁接和渗透还是无规律的、混沌的;第二，城市的代代传承，并不是按照优等与劣等比例筛选的结果，它的随机性与开放性有关，无论是主动开放还是被动开放;第三，城市现存的一切，不能再循着可见的轮廓去理解，它也来自于不可见的世界，只是可见与不可见是变换着的，例如种族间性。

　　二 ?区域-城市：对抗性经验到共同体命运

　　如何认识哈尔滨？讲一个关于哈尔滨的故事？近期的东北故事讲述极其热闹。无论是“铁西三剑客”以经济改革以来工人阶级情感和生活遭遇为题材的“创伤记忆式书写”，④还是类似于张猛《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等电影，都集中于重工业城市承受的“失业潮”，发掘失败者群体的被压抑情绪。这些阅读性和观赏性都极强的作品，一方面回应了被抛出时代的底层危机，另一方面也不自觉把城市简化为“中产阶级”和“草根”的二元对立。⑤本文无意就“新东北作家群”和迟子建做比较，而是想指出文学批评界对这个群体质疑或赞同的声音背后所隐藏的逻辑。之所以有“东北文艺复兴”⑥这样的宣传，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内部体制变革，属于共和国建设和想象的一部分，是以市场逻辑为导向的“东北振兴”焦虑的反映。

　　事实上，这种思路还是受到了冷战思维的影响，由于冷战时期各个国家都加强了边境管控，东北区域虽然比不上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流通程度，但“三线建设”工程却刺激了中国东北境内的边疆建设，东北模式仍是提供精神信仰和情感依恋的基础;而伴随冷战结束，旧的计划体系转型，老的工业城市出现了二十世纪以来最为“荒废”的局面。可是，讨论东北问题，如果直接回到冷战时期，无意于制造了历史的断裂，因为冷战东北并不是东北的起点，只停留在曾经的城市记忆，难以真正实现“振兴”。

　　突出城市的特定印象，其本质是就已有知识或已有历史的加工，比如工厂生活之于路内，警察生活之于阿乙，下岗生活之于班宇和双雪涛，虽然对理解城市更为细腻、也更细节，但始终是对阶段性历史中的城市进行深描，对于复活城市的张力显出不足。因此本文提出“区域-城市”这个概念，即城市在一个跨体系社会中被重新认识，有可能并不是《烟火漫卷》的原意，但迟子建在构建哈尔滨的时候，不是单一要素地理解城市中的族群或宗教，而是放在一个习俗、礼法、价值、日常生活的综合体中去结构城市。

　　德国二战期间的灭犹行动，制造了大量的犹太难民。1939年上海采取了限制犹太难民赴沪的措施，曾有“被剥夺德国籍的犹太人31户， 其中男39人，女29人，共68人”经东欧沿西伯利亚大铁路， 辗转来到哈尔滨。⑦他们对哈尔滨的认同感与他们的建设生活是一致的。他们集中在道里区以中央大街为中心的犹太人社区，但是他们的经商活动遍及道里、南岗和道外。犹太人在哈尔滨创建了卷烟厂、啤酒厂、商场、高级宾馆、保险公司、银行，发展了早期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使哈尔滨成为世界的哈尔滨，并使得他们的宗教慈善、文化艺术等活动从哈尔滨一地拓展到东北以及中国其他省份。可以说，犹太人的侨居，和其他侨居者一起，使哈尔滨成为典型的侨民社会，侨民中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增加了文化接触，也引发了各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小说写移民带来的宗教观念融入建筑、婚姻、伦常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迟子建特别刻画了谢普莲娜的墓碑，显示出时代的包容性，营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而且，犹太公墓在哈尔滨的存在，也体现出移民与本土文化的弥合。“与流散到德国、波兰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不同，他们用了近百年时间才团结、凝聚在一起，而哈尔滨犹太社区几乎是在一夜间就形成了。”⑧也就是说，哈尔滨以自己的方式在接纳移民，包括对待日本后裔也一样，同时，这样的血统和传统又反哺着东北人。首先，谢普莲娜丧夫失子之后，于民生用修琴的方式修复了她的哀痛，创造了爱和家庭;其次，刘建国的父母在日本战败后先后亡故，刘鼎丰并不因为婴儿是日本人后代就漠然，反而对他视如己出养育成人;最后，犹太后裔翁子安，以最纯洁的爱对黄娥的罪进行了救赎。迟子建反复渲染人物的“身份”，有意识或无意识里都透露出她要把哈尔滨作为兼容性的对象，既是中东铁路的中枢，又是战乱的中心，但却安抚了那么多流亡之人。

　　《烟火漫卷》在刻画哈尔滨这一特征的时候，借用了建筑和音乐作为载体。不但让谢普莲娜之子于大卫精通建筑和音乐，同时也在情节上突显两者的关键作用，一次是于大卫错认儿子，那个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年轻人讲到了与哈尔滨的渊源，表达哈尔滨建筑对自己的吸引力;一次是夏里亚宾《伏尔加船夫曲》的唱片，从中国到莫斯科再辗转回到哈尔滨，乐曲实现了对历史错误的净化。文学不是历史的档案，迟子建对城市艺术的再现，却表现了以文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补偿。为什么哈尔滨能够提供这样的文学基础？其实迟子建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意识到哈尔滨的特殊存在，她在2000年的时候去了挪威，二十年后再一次回到挪威小城卑尔根，用她的话说“城中心广场的拼花地砖，一如从前”。⑨这种静默之力使她感受到飞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不但吞噬了人对城的熟悉感，也丧失了城市艺术对人的沉淀。因此她要写出变化中那个恒常的哈尔滨，那个容纳力强大的哈尔滨，也只有在区域的层面上，才能更好地完成这座城市的历史讲述。

　　区域-城市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它是认识城市的视角，对城市的形成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东北之所以成为哈尔滨的视角，是因为这个区域既有外向的扩张，也有内向的吸收，它的内外所经历的交往、融合、对立与冲突，最终形成了哈尔滨的联结性。小说设置的基本问题是寻人，无论是找铜锤还是找卢木头，这个问题都关系到找寻过程中如何与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打交道，在城市里既寻找线索，因为线索的一次次中断而碰壁;也寻找安慰，好比刘建国以犹太人用石子祭扫的方式，不断去公墓忏悔来获求内心暂时的宁静。而且，与找不到的遗憾和解，是于大卫获知了刘建国的日本遗孤身份后的选择。这都源于东北区域曾经的混居性经验，是一种彼此并存相互关联的文化形态，已经融入如今的哈尔滨文化之中，并支撑起城市的信念。

　　三 ?东北的在场记忆与不在场想象

　　写作《烟火漫卷》，对于迟子建来说有着个人契机。她谈到父亲年少时曾被寄送到哈尔滨，最终因为贫穷而离去，1950年代投身最北疆的大兴安岭建设，而她自己是通过写作发生工作调动，1990年代从大兴安岭到了哈尔滨。父女之间这一去一留形成了迟子建的创伤记忆，她说自己是哈尔滨的“过客”，意味着那种伤痕的常在，当她决定要正面写作这个城市的时候，伤痕并没有愈合，不过是一种创伤的叙事。但显然，迟子建有一种强悍的介入，没有使小说成为伤痕文学或者伤痕文学的变体。这中间并非对创伤的刻意抹去，却是经过了一个中介，她思索个体被拒绝或被接纳，并不是停留在父辈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或者她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是以城市的感觉结构变化来讨论个人情况。

　　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北视域内，哈尔滨的容纳能力极为强大，无论是对流离失所的种族迁徙者，还是战乱中的流亡者，但这些都是哈尔滨城市的历史性，那么当下性是否也一样？换句话说，迟子建讲述的历史和她正在讲述的当下怎样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将直接影响哈尔滨作为城市属性建构的完整性，这也是迟子建要处理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可对于作品现有的处理方式，批评者并不买账，认为迟子建落在“传奇的惯性”中，过多的“巧合”設置，根本无法兼顾“神性”和“人间”，最终导致城市的“平面化”。⑩这些否定性评价，与其说是不满迟子建以抖包袱的方式去解释和支撑传奇性，不如说对《烟火漫卷》建立城市历史和城市现实的关系不太认同。对这种关系的设置，迟子建安放在城市如何给外来者提供归属感的问题上。

　　现实社会中最典型的一代外来者是黄娥、大秦、小米、陈秀、小刘、胖丫这批寄居在榆樱院的租客。这批租客就像是路人一样，随机地碰到一起，各自经历自己的谋生之业。在讲述这些人的时候，叙事人特别琐细，家长里短、写尽了他们的艰辛、不堪、甚至彼此的斤斤计较。某种意义上，这批人更像是分散了寻人线索的枝枝节节，他们在小说里不产生故事发展的任何推动力。这大概也是批评者所谓的“繁盛的负累感”11，但我想应该进一步分析文本结构，才能明白外来者叙事的意义何在。刘骄华的儿子小李无比兴奋地描述他和胖丫的未来，说要找实力雄厚的企业，把榆樱院打造成未来哈尔滨的重要文化景点，但除夕夜胖丫离开小李回到榆樱院，跟小刘回乡。陈秀也因为老郭头突然死亡，却没有把榆樱院的房产留给自己，在正月里张罗打官司。过年的分崩离析作为结局，可以解读为各怀心思的恋爱，但这样的理解还是浮面，重要的不是爱情在什么时候结束，而是散漫的小说背后那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哈尔滨为一切外来者开放了所有大门，或者以一技之长或者以出卖劳力，总之留下了扎根的各种机会;另一方面，种种机会的前提，又充满了诱惑、背叛、算计、迷失，还包括资本的碾压。这种紧张被迟子建营造的“烟火”人间所稀释，其本质是生活的形式就是“漫卷”。

　　为什么现实漫卷，而历史却紧致？

　　这大概是小说对城市文学最大的突破，也是最大的局限。当哈尔滨在一个更大的东北区域版图中被塑造的时候，既演绎东北战争，也消化东北移民，具有无限的张力，能够解释各种各样的传奇，个人家族的奇异也是一种日常;但当哈尔滨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实现外乡人的梦想之地，小说就容易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日常虽然仍旧有描写的必要性，但是“烟火”的纵深度就受限了。比如胖丫议论新闻电影院的二人转只剩下插诨打科的杂耍，正宗的二人转失去了观众，叙事人在这些人物语言的背后，并没有开掘出言论的生成语境，因此就只体现出一种干巴巴的价值判断，这也整体地带来了现实哈尔滨的单一与历史哈尔滨的复杂的脱节。我并不认同批评者关于日常性和神圣性出现悖论的判定，这种脱节应该回到迟子建写作初衷来看，她有着把个人对城市的感性认识转化为城市对个人的理性规训的动机，也很好地通过血缘代际建立了必要的联系，问题就在于血缘之外的人物联系没有被经验化。也就是说，当迟子建立意为哈尔滨写史的时候，她的个人创伤正好打开了城市过往的密钥，对于哈尔滨的前半生，她抓住了东北区域这个视角，居民的城市经验恰好吻合了哈尔滨的召唤结构。理解哈尔滨，就理解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东北亚的风云变幻，也凸显出哈尔滨的结构性力量。而到黄娥、胖丫这一代，根据黄娥和翁子安的恋爱年龄来看，也就是到了铜锤这一代人，迟子建突然显示出组织力量的虚弱，这暴露出迟子建在潜意识中松开了这代人和东北的关联性，而这恰恰是她应该用力的地方，毕竟她已经完成了哈尔滨至关重要的前半部分。

　　一旦离开了社会历史机制，小说的描述就只能是新闻式的现象描述，而无力下沉到生活的结构。比如小说写刘骄华的儿子小李，一个依靠文化策划、写段子胡乱混日子的自由职业者，刘骄华极其反感这种生活样式，但是小李却认为这就是自由人生，是现时代最好的选择。小李也不是刘驕华的家庭产物，他与东北命运更是紧密相连，随着旧有的经济模式转型，工业无产阶级必然会被更无定形的群体所替代，貌似小李主动地选择了职业和生活方式，其实包括小李在内的这个群体都是被规定的对象。曼纽尔·卡斯泰尔把他们称之为“网络化个体”，他们的特征是年轻的、网络化的、相对自由的人类，在高科技制造业来临之际，被倾轧的普通劳动人口，他们是“被扬弃了的工人阶级”12。无论是年迈的刘光复，还是小李，作品都没有在更大的视野中去审视他们的生活，完全丢失了叙述上几代人生活时的那种绵密结实的感觉。

　　不是迟子建故意忽略小李所在的环境，而是她中止了前半期的东北视角，尤其是她写当下的哈尔滨时，全球化的变迁缺席了。如果对比1930年代的刻画，可以清楚地看到欧亚一体不断向东北集聚的趋势，而二十一世纪的书写，坐标系被取消了。倘若迟子建坚持如一的视角，就能够发现像小李这一代人，他们在感受哈尔滨的时候，会更强烈地感受到哈尔滨-东北-世界的整一化。那么，叙事人对小李的城市感觉就不会如现在这样简单褒贬，而是显示出与这个城市更深层的拉扯与榫合。小李们看似自由追求，实质是丧失掉对社会现实的抵抗力，内心倦怠更是对上一辈的工人阶级命运的一种反应，那种转折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遗产，与其说是自由的追求，莫若说是对自由的恐惧。这个精神源头恰好与二十世纪全球自由经济的发展演变相对应，要是把小李这代人的城市感觉追问至此，不但能解释归属感的弱化，也捕捉到时代症结，那么东北的哈尔滨以及世界的哈尔滨就趋于成型。

　　结 ?语

　　城市文学对迟子建而言是一个逐渐具备自觉性的产物，在漠河与哈尔滨的对比中，城市初具规模。但从一开始，哈尔滨又不仅仅是一个与乡土对立的存在，它的城市性建立在它的历史感上，既有《黄鸡白酒》里被动“进城”的底层人，也有《起舞》里棚户区的“老八杂”，不过那都是历史的截断面，哈尔滨还没有获得真正的立体感。直到《烟火漫卷》，哈尔滨才真正流动起来，这种流动是在三个层面上形成的：第一，放弃现代性的立场，重新看待城市的出现，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流动，而是多样文明的碰撞和重铸;第二，打通历史和现实，这一点上迟子建有局限，但是总的用意是如此，城市人继承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因子，代际相传;第三，从固有的城市时空中突围，沿着大黑龙江流域拓展到东北边疆和周边，在整个东北亚的流动中定位哈尔滨。由此城市文学告别过去以某一特殊性、抽象性去定义城市、描述城市特征的路径，脱离了从城市内部创作文学的模式。这实际上也是时代使然。随着全球主义文化的兴起，尽管我们对全球化并不持绝对肯定的态度，也要警惕它虚假的普世主义，可是，全球化正在成为每一个中国城市、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不得不面对的真相，在这个时势之中，城市无法不去感应更宽广的维度。

　　注释：

　　①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②王德威：《从摩罗到诺贝尔》，《大连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③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0页。

　　④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⑤张定浩、黄平：《分歧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文化与社会”公众号，2019年12月23日。

　　⑥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⑦李述笑、傅明镜：《哈尔滨犹太人口、国籍和职业构成问题探讨》，《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3期。

　　⑧[以色列]西奥多（特迪）·考夫曼：《我心目中的哈尔滨犹太人》，刘全顺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⑨迟子建：《我们时代的塑胶跑道》，“收获”公众号2010年8月19日。

　　⑩11洪治纲、郭洪雷等：《哈尔滨的精神漫卷——迟子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讨论》，“杭师大文艺批评研究院”公众号，2021年4月3日。

　　12[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