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母亲的老师

　　悄然而至的心情，通常都不是意外的，而是在它前来的道路上已经行进很久了。

　　（一）

　　一般说来，维系一个家庭、家族绵亘传承的是经纬两条线。经线是血缘，这是人类薪火相传而不可更改的关系，成为了家庭成员组成的基础。纬线为教化，这是人类世代进化中承受政教时风、知识授积、环境变迁的潜移默化而蔚然的家风，成为了家庭成员价值追求的立世态度。这样说，家庭和家族二者构成了—个个的基本特质。

　　具体到我们家，从父母到我们，再传子系。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几十年来，无论是身在何时，还是处在何方，都有一个地方让人梦牵魂绕。如果说一家三代人流淌的血液是有记忆的话，那么它的源头也该是从这个地方出发。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父母均出生于风雨飘摇的乱世。刚烈的外祖母冲破家法编织的篱笆，带着年幼的舅舅和两岁的母亲背井离乡，辗转异地，于解放前夕客居雷波县的永盛街口上。父亲祖籍江西，因避战祸，高祖携家带口逆长江而上，差不多在同时也举家栖息于永盛的二屯崖。是新中国的建立，让穷人得到了解放，母亲和父亲顺应时代的潮流，跨进了学堂，还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也就有了我们。

　　从孩提时代起，我和弟妹们无数次地聆听了母亲“痛说革命家史”。其中的一段，即她与父亲于五十年代在雷波中学的求学经历，那是家史中着重强调的内容而成为了不可缺少的部分—成分。对这一段经历若干遍地重复，已让我们一家大小似乎经常地观看着同一部经典话剧一样，对剧中情节的演绎和发展，人物的主次地位及其出场的先后顺序，都完全了然于胸，娓娓道出。

　　（二）

　　母亲与父亲于1954年的夏季，与500余名同年级毕业生中考上了雷波中学。那时的雷波中学可谓声誉鹊起。校长刘苇章老先生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井泉署名任命的，学校汇集了一大批毕业于著名学府的教师。常言道：教之本源在于师，没有名师的学校绝对成不了名校。母亲、父亲及同期录取的50余名叔叔、阿姨们幸运得遇名师！他们的班主任正是李显贵老先生。

　　李老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此时恰值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德高博学。

　　当时，住校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为六元。学校将助学金按照一定的条件划为了甲、乙、丙、丁四等，分别为捌元、六元、肆元、贰元。没有获得甲等生的：获得乙等生只有一个，还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丙等生十多个，母亲与父亲属其列。本来外祖母一直是按月带送生活费的。殊不知读到初中二年级时，有好几个月，外祖母突然出走，音信杳无，这就让母亲一下断了生活来源，要想补上贰元钱，当得自己想法。虽然上山打柴壹佰斤才挣得伍角钱，但确实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了。于是，在一个周末，天还没有放亮，母亲、父亲和另外已约好的四名同学，顺着校园后面的落水湖畔沿小溪上行。近处早已无柴可寻，渐行渐远，深入到了锦屏山腹地几十里才看见林子，便赶忙剁枝拾遗，捆成六坨。待拾掇妥了，就着溪水吞下干粮，急着往回背。

　　早上一路空气清新，且头晚又是休息够了的，大家利脚甩手，感到神轻气爽。返回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了：一来走了大半天，还四处找了一阵柴火，已经感到疲倦了;二来背负着几十上百斤的生柴，更是疲上加压了。起先几个人尚能按正常的速度前进，但走不了多久，就减慢了，这时感觉背的不是一捆柴火而是一座大山，简直不堪重负，真想把它扔了，却又舍不得。捱到后来，一步一挪，歇气的次数越来越多，直到天已黑尽，也没有走出山谷。山影绰绰，疏星寥寥;阴风朔朔，暮帷森森。渐渐地，大大小小的动物开始了窃窃私语，“嗖嗖嗖”、“唰唰唰”的突奔倏窜此起彼伏、愈发频繁，与传说中的野狼山精，都让这群只有十四五岁年纪的他们，处在这道望不到出口的深沟峡谷中不寒而栗。无助、孤寂、恐惧都快要压垮他们的心里承重了。大家绷紧神经，拱背耸肩，吃力地辨认着路径，高一脚矮—脚跄掩趋行。

　　突然，前方一粒星火缓缓移动，隐隐现现。这下把大家吓着了，连忙把柴放在外面围成一圈，几人缩在里面，攥紧手中柴刀，目不转睛盯着。星火越来越近，越来越亮，原是有人来了，这才放下了心。忖度议论间，一个熟悉的声音压过一切聒噪清晰地传了过来，是李老先生接他们来了！

　　大家喜极而涕！欢呼着、雀跃着直向光明奔去。

　　先生借着手中的灯光，一一看清了每个人的脸庞，方才释了口气。

　　原来传说中的狼还真存在于现实之中，且不止一只两只，前些年落水湖边的村民就有被狼伤着的。眼看天黑下，找柴的几个还不见回来，先生心里着急，提着马灯只身就进山了，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他怜爱地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吩咐把柴匀一匀拴成七捆，最少的让母亲背着走在前头，自己背最多的一捆走在最后边。在恩师的鼓励下，大家忘记了饥饿和疲劳，惧怕更是丢到了爪哇国。到了学校，先生请来炊事师傅秤柴、热饭、烧水，并一直等着几人吃完饭进宿舍了，这才回家休息。

　　母亲说，雷波中学的三年，她和同学们一直生活在李老先生春风般的温暖中。学生没把先生当作老师，而是看成“妈妈”了。母亲依然记得，每当熄灯铃响后，大家躺在了床上，过一会儿，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是先生来查铺了。有的同学故意把手伸出来，先生总是轻轻地把手顺进掖好，再轻轻地走向另一張床。三年如一日，周而复始。

　　（三）

　　泣露千般草，风吟一样松。在母亲的记忆中，她从来没见先生对人疾言厉色过，而是以“妈妈”的慈爱和智者的贤德去呵护和引导着他的学生们。润物无声，蕙树滋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母亲和父亲从六十年代初登上三尺讲台，直到退休的三十多年间，他们对于学生的点点滴滴，完全可以溯及到李老先生对他们的滴滴点点。而当我1982年师范学校毕业即将启程时，母亲着重讲的还是李老先生的故事。它伴随着我迈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第一步。如果说血缘关系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身份证，那么李老先生烙印于母亲和父亲灵魂深处的仁、善、知、行，则成为了代代传承的全部内息。

　　作为李老先生的再传弟子，我仅见过他老人家一面，那是十二年前的一次校友聚会，我陪着母亲去的。当母亲向他倾诉父亲过早离世的情形时，老先生静静地听，泪水不停地淌，清癯的脸庞透露出深切的悲悯感伤。我站在不远的旁边，凝望着这位早已融进我们的生活，深刻影响了且继续引导着我们全家前行的老头儿，他那单瘦的身躯怎么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感召力量呢？

　　（四）

　　生命中不经意的剧幕，或是不可重塑，就如我们永远也追不回的青春一样。然而在岁月的变迁中，我们应当庆幸，一切都那么及时地发生了。爱过的丰满了感情，失去的构成了人生，一如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时光如水，师恩如炬！

　　春运时节话春运

　　人们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住行。这可见“行”是一个人一生中多么重要的最基本行为。当然，这里所言的“行”乃“行走”之意，不涉其他。

　　刚刚过去不久的2020年春运因受到疫情的影响，旅客发送量大幅下降，据交通部门的统计，仅为13.19亿人次，是近五年来的最低点。但就是这个最低点仍然惊人，相当于全欧洲和美利坚的总人口集体“搬家”了一次，也是最集中、最生动地展现出了行走之“行”的意境。好在我这次不属于“搬家”中的一员，这是因为在去年的八月中旬就以西昌冬季的阳光好为由，作通了母亲和弟弟一家来这座春天栖息的城市过年的思想工作。但是，在已逝岁月中所经历无数的蹒跚于崇山峻岭羊肠小道的钻心痛楚和奔波于神州大地舟车辗转的“人在囧途”，犹如时光隧道一路飞落的重物，已沉淀为自己人生旅程的路基石了。不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

　　1970年10月份，我满了六岁，在珙县孝儿外婆家上小学一年级。一天，母亲带着三岁的弟弟从遥远的屯阳县回来了。她此行的目的就是把我接回去。

　　从外婆家到最近乘车的高县县城有七十多里路。启程的那天，舅舅背着弟弟，母亲背着行李包并招呼着我沿着山间小路从早晨走到天黑，好不容易进城找了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住下。当第二天起床时，我的两只脚背已肿得老高，根本下不了地。见此情形，本来只请了两天假就要打转身的中学教师舅舅，也不得不再继续护送我们母子仨到宜宾。

　　从宜宾到成都的两天路程，我近乎是拖着两条腿用手支撑着身体吃力地抓爬傍靠，一路磕磕碰碰不知哭了多少次。来到成都火车北站，母亲一阵奔忙买到了车票，又在乘务员的帮助下终于挤上了去西昌的列车。这是我第一次站在了火车的车厢里，也是这条贯穿祖国大西南万水千山的成昆铁路正式通车不久的时候，因此车上谈论的话题大都与修这条路有关。

　　当然，那时我是听不太明白大人之间的这些龙门阵，再说车上人头攒动，挤得脚都搁不到底，哪里还有听闲的心思！母亲面前搂着弟弟，肩上扛着两个大提包，努力地朝预定的车厢座位上奔，已经没法牵着我了，只能嘴里喊着“跟到！跟到！”。我呢，脚背尚未完全消肿，落足阵阵胀痛，呲牙裂齿硬撑起紧紧跟着，直到火车开出一阵，才好不容易挤到座位前。

　　在母亲座位对面坐着的是两位解放军，一高一矮。高个叔叔问明了空着的就是母亲的座位后，便站起身来抱过弟弟递给了窗边的矮个叔叔，然后帮着母亲摘下提包。待母亲安顿完坐下后，弟弟已睡着了。母亲一面口言谢谢，一面想把弟弟抱过来。矮个叔叔说你带着俩孩子挤车够呛，就由他继续抱着弟弟睡，让母亲休息一会儿。母亲谢罢，把我按坐在包上靠着她。靠着靠着，在摇摇晃晃中我也睡过去了，待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到了西昌火车站，两位叔叔又提着包包、抱着弟弟把我们母子仨送到了站台上，然后在母亲的再三道谢中登车前行了。

　　这一次出行，让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路途上的艰辛和不易。到了八十年代初，当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屯阳工作时，父母早已调回了珙县。从这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每年至少要在两地之间往返一次，且多数恰恰就是处在有名的“春运”时节。

　　且说我的第二故乡屯阳，即使到了2020年的今天，国家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已经雄居全世界第一了，仍然与“两高”无缘，而且在可预料的未来也不会建高铁。在1990年以前，除了几家当时的“万元户”能买上私车运货让人感到风光外，全县大大小小的单位包括县委、县政府在内拥有的公务用车屈指可数。大多数人的出行要么步行，要么都挤班车。那时屯阳和外界的客运只有与西昌、拉县各有一班车，每天进出一趟，车厢里往往是站着的比坐着的还多。车型一是解放牌的红尖脑壳客车，有35个座位，一到上坡，就如老牛一般摇摇晃晃“呜呜”喘行，让人老是担心它爬不上去。临近春节，各个单位陆续放假了，大批人员离开屯阳;春节过完该上班了，大批的人又涌了进来。这种情况对平时进出屯阳就显拥挤的客运影响很大，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车票更成了紧俏货，经常是一票难求。那时还没有票贩子，要不然会炒得相当的火热。

　　（二）

　　1983年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后所过的第一个假期。那年是元月15号放寒假。刚过元旦，我就托请在县城的程叔叔帮忙买票，但当他赶去车站时已经买不到16号的票了。善解人意的程叔叔便打电话找拉县的朋友。因为当时拉县运输公司是凉山东五县的汽车总站，屯阳尚是它的一个站点。程叔叔的朋友又找了他的朋友，朋友再找朋友，才买到了16号的车票。当程叔叔讲了买到这张车票的过程后把票递给我时，还半叮嘱半开玩笑说：“你要把票放好哦！如果整落了到时候走不成，你小子就不要来见我了哈！”我急忙承诺：“保证整不落！”

　　令人愉快的假期终于到了。16号凌晨5点过走出招待所，尽管天空黑漆漆的，刺骨的寒风直扑耳鼻却丝毫没有影响我轻快的脚步。当6点左右跨进车站时，里边早已是人声鼎沸，兩辆客车稳稳停靠在坝子的中间。看着行色匆匆的人群及其所表露出紧张焦急的神态，我不由攥紧了手中的车票。

　　这时，一对中年男女来到跟前问我是哪趟车。我展开票来看了看，对了对班次，指着了其中的一台。两人又问我是到西昌还是到拉县？我说到拉县。因为我将要乘坐的这趟车是到西昌的，他们便给我商量，意思是其一家人回的是西昌，却只买到了一张，另一张是同一天到拉县但不是同—个车，所以看能不能对调一下？我拿过认真看了，票倒是真的，但彼此素不相识便不想换。那男的见我迟疑，指着旁边的两个小孩和一堆大小包包，恳求道：“同志请帮个忙嘛！我们俩分开了照顾不到他们。”看着面前的小朋友，想到当年母亲带着我们出行的不易，犹豫了一会儿也就爽快地和他们把票换了。

　　七点半，西昌班车开走了。拉县班车的发动机开始轰鸣，我已坐在了位子上，环顾车内认识的不少，还有和我一个单位的刘文、张树。车上的人大概想着就要见到久别的亲朋和故土了，个个喜笑颜开，问候连连，浑身洋溢着满满的快乐。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发动机持续地轰响着，只见驾驶员面带怒容，口吐秽言，一会儿上车，一会儿又下车，但车子就是不动。大家渐渐静了下来，喜悦的心情开始变得忐忑不安。果然，车站一个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上车宣布：“总站来了通知，波洛梁子正下大雪，班车不开了。大家通通下车！”

　　这个通知犹如一盆雪水兜头泼下，一颗颗滚烫滚烫的心刹时变得拔凉拔凉的。大家极不情愿下了车，聚在车站不愿散去，想等等再看。车站的一个女的催促大家不要再逗留了，很不耐烦地提高声音说：“根据天气预报，一周以内车子都开不了了，都回去等通知！”

　　怏怏出了车站，我和刘文、张树，还有在仁义田公社教书的王明富四个人站在街边发愣。我们都在乡下教书，学校离城是四、五十里的路程。如果回学校，万一班车提前走了那我们才渗呢！而要在县城逗留，吃住则成了问题。刘文说：“我正好有陈宗家的钥匙。他家两口子才走不久，我们可以去他家歇脚等消息。”听他这一说，我们稍感慰藉。陈和刘、张都是“文革时期”的自贡知青。他们同年插队到屯阳，同年推荐读“共大”，再同年分回屯阳，如今又同在一个公社教书，真可谓是相濡以沫、风雨同程！陈宗的老婆也恰和他们是同类项，只不过她被推荐讀的是“共大”农业专业，因此毕业后就分到了县农业局。我们要去的就是他们安在农业局的家。

　　车站在北，农业局在南，正处在县城的两头。两端约有三公里的距离，要去车站打听消息就须得穿过全城。从被撵下车的那刻起我就懊悔把票换了，最难为情的还是害怕遇见程叔叔和他的家人，因此我不想出门，整天猫在陈宗的屋里。

　　困了两天出太阳了，通常只要天一放晴车就能走。同室“难友”们早早去了车站，了解到的是天气虽然好转可以放行，但驾驶员不在了。原来呐，这个脾气很大的师傅赌气搭其他车子回昭觉了。我们又能奈其何呢？只有继续熬下去，直到第七天中午，确切的消息告知明天可以走了。

　　大家很高兴，去食品公司凭票购买了两斤腊肉，一瓶时值5元的五粮液和两三样蔬菜来犒劳犒劳自己。酒足饭饱之后，刘文说我老是蜗在屋里不行，该和他们出去走动走动。我想也对，况且农业局在城南边边，哪会那么遇巧喔？于是就随着他们出了门。

　　当顺路逛到县城下边拐角正要向二层公路踱步时，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程叔叔的爱人苟姨孃。这时巴不得有一个地缝缝能够钻进去！苟姨婊把我喊住问为啥还在这儿晃？我吭吭磕磕地叙述了经过。她责备道：“既然没走成，就该到家里来呀！”便把我带回她家中。程叔叔见着我也很惊讶，问是咋了？我又把换票的事说了，他调侃说：“安逸！做好事把自己做来走不成了。”

　　（三）

　　又是一年春节后，我从珙县回屯阳。

　　当凌晨5点过从西昌火车站下来，我就进城直奔长途汽车站，好远就看见买票的人已经排成老长一串了。等到我拢窗口时卖到后天了，容不得多想，在售票员的白眼中也只好先买着。

　　由于心有不甘，没忙着找住的，就在车站一带旋。踽踽到了中午一点过正想要买点吃的时候，遇见了当年一起进屯阳的华生俩口子。

　　寒暄几句后，话题自然就扯到了买票上。我说一大早排队才买到后天的，你们恐怕连后天的都成问题了。他说他不需要买票了。他们一行八、九个人上午从泸沽赶过来后，已经联系好老营盘乔玉华的货车了。乔师原打算是拉货回屯阳的，但价格没谈好就不干了，正好有人问他能不能搭个车。他说如果你们找得到20个人以上就可以跑一趟，这些人便分头联络，很快凑够了人数，也包括华等人在内。我问：“你们几点走？”华答：“乔师说川兴口子上的交警要到五点左右才撤。他要我们四点过上车，等车子出城到川兴时，交警已不在了。”

　　想到三天后回去注定超假，且留在西昌这两天的吃住也得花费一笔钱，我何不如就随他们一同乘货车回去便了！即请华生帮忙说一说。他言不需要，到时一起上车就可以了。我于是跑去车站把票退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三十多人爬上了货厢，一看多数是教书的都认识。待大家挨挨挤挤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时，蓬头黑胖的乔师傅睨着醉眼、打着饱嗝过来一一收钱。

　　车一出城刚过城北大道黄葛树不远点就停了下来。正诧异间，乔师傅从驾驶室跳下来说交警还没撤，催促赶快扯开篷布把货厢遮住，大家躲在里头。

　　由于来不及安插蓬杆了，篷布便直接罩在了货厢一米多高的挡板上，满车的人蜷缩着身躯连腰都伸不直，封闭拥挤的空间异常浑浊呛鼻。二月下旬的夕阳又正喷射出一天中最后剩下的道道热焰，透过篷布闷烤全身，人瓮其中如居蒸笼。厢底激起的尘埃和顶篷抖落的细沙在涔涔汗水的渗合发酵下惹得众人周身发痒，不得不搔首抠背、挤眉擦涕，着实让一帮读书人斯文扫地！好像过了很久，其实就几十分钟，前方终于传来消息：交警下班了！我们赶忙掀开篷布，集体来了个深呼吸，让清馨的空气直抵肺腑，沁人心脾。缓了口气后，大家才把蓬杆插好，铺上篷布拴紧后，车子重新启动了。

　　一路顺利到了拉县县城纪念碑旁的横街子，乔师傅把车停在街边，过来说他肚子饿了要去吃饭，大家也可以去买些吃的，一个小时后再走。

　　乔师傅径直扬长而去，我们便跳下车来活动活动酸麻的身板。拉县离西昌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但海拔高度抬高不止1000米，冬季常常在零度以下，是一个高寒小城。这时天已黑尽，刺骨的寒风在空旷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街的两旁店铺大都关门闭户，昏暗的路灯照着摇曳的树影绰绰幢幢。一些肚子饿了的人，走到还没有关门的小店里买点饼干合着冰寒的矿泉水吞咽。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乔师傅终于喷着酒气爬上了驾驶室再次发动了车子。但是刚走了一段路，车子就停下来了。车上的人不明究竟，问又咋了？旁边的人介绍说：乔师昨夜打了一宿的牌，白天又不断喝酒，现在是倦意、醉意一齐涌来，开着车都在打瞌睡，只好由他开一阵眯一阵了。想到几十个人的安危操在这个酒师傅手上，大家简直无言了。任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凌晨两点过到达丙底时，他实在是睁不开眼了，晕晕乎乎从车上下来敲开丙底道班一个熟人家仰头便睡。

　　丙底是一个离县城约50公里的小镇，海拔在2800米以上，平常天气一变，哪怕是六七月份都会下大雪。六、七十年代我父母就在离这三十余里外的地方工作。那时但凡外出，都得走几十里山路到丙底来赶车。对这个地方，我是非常熟悉的了，但无论之前步行逗留过无数次，还是之后也乘车路过无数次，都没有这次乘坐“乔氏客车”三更半夜被冻在这儿的印象深刻。

　　此时正是丙底一年四季最冷季节中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头气温最低的时辰，四周阴气弥漫，凝滞的冰雾在空中连风都吹不动了。货厢内早已冰透，跟在野外没啥区别，跟人的感觉似乎是身无寸缕，全身所有的热气都被抽走了，身躯变成了一根冰棍儿。乔师傅倒好，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噜山响，撂下我们在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为了抗寒，大伙儿只得下车来，趔趔趄趄相互搀扶着冒着被摔倒的危险不停地在公路上跺脚、跳跃、奔跑，嘴里还时不时吼几声，喊几句，极像《十日谈》中的冻僵女那个渗样儿了。

　　好在乔玉华他老人家酣睡了两个来小时，被我们的催促中还了魂，终于想起他正在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加上这有质量的睡眠很有效果，于是，“咳咳吭吭”出得门来，吆喝着大家又一次爬上货厢上路了。

　　凌晨四点过，车子开始翻越海拔接近4000米、绵亘三十多公里的波洛梁子。所有的人都从包里、兜里摸出衣物、巾帕围头裹身，背顶着风，紧偎在一堆。众人早已身心极度疲惫，神志渐漸模糊，除了喘气再也听不见其他动静了。待车子摇摇晃晃开进县城边，乔师傅喊了好几声，大家才眨了眨眼，慢慢挪动已经没有感觉的双腿，相互搀扶着站立起来，缓缓下得车来。

　　这一车程坐下来，长时间的受冻使我得了重感冒，打针吃药十多天才恢复过了。

　　（四）

　　那些年代，班车一天就只有一趟。到了春运期间，大量进屯阳的人抵达拉县时，一般都要滞留三五天才走得了，我在拉县滞留最长的时间达8天之久。如果能在到达拉县的当天即可转车回屯阳的话，那会让人感觉像似中了500万元的大奖。

　　在几十年来来去去的“搬家”过程中，我还确实中了一次“大奖”。

　　1985年的春节一过，就到了该返程的时候了。在连续乘坐十几个小时的慢车到达了成都北站去转票时，买到的还是一张到普雄的慢车站票。待攒劲上车挤进车厢，目之所及满是人头，连行李架上和座位底下都躺着人。真没办法再挪动了，我便只好撑着一旁座椅的靠背站着。随着火车渐渐加快，不管是坐着的、站着的，还是躺着的都在原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从车窗灌进来的阵阵凉风，也使人慢慢变得呼吸正常了。

　　想到自己终于挤上来了，心情还是不错的。随着车轮独有节奏的“吭吭哐哐”声，乏意阵阵袭来，一时呵欠不断，疲态毕显。这时，旁边座位上的人说：“来！挤到坐一下。”我低头一看是一个花白头发的中年人。他一面招呼着我，一面叫挨坐的往里挤一挤，腾出了小半个座位来，我连忙称谢坐下。休息了一阵，大家慢慢摆上话来。中年人姓黄，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爱人和俩个半大的孩子。小姑娘十来岁是姐姐，小男孩七八岁是弟弟。很巧的是这位黄叔叔在拉县养路段工作，他的爱人在县百货公司上班。他们一家也是过完年回单位的。我说：“我在屯阳工作，正好要路过拉县呢！”黄叔叔说：“那我们就—起走嘛。”

　　第二天凌晨从普雄下车天还没亮，我们又紧赶慢赶于上午十点左右到了拉县。在路上我就一直担心买不到屯阳的票。黄叔叔安慰说他们养路段和汽车站联系紧密，他来想办法，所以一下车顾不得回家，带着我就往车站售票口跑，果不其然两天以内的车票早已售空。他叫我莫慌等着，然后朝另一边走去。过了一阵，他转来告诉我，他去找了站长说是他的侄子明天必须要回屯阳，请他想法解决。站长被缠着没法，答应了补一张票。

　　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拿掉了。这时已过十二点，黄叔叔便叫我随他回家吃饭。我正想婉言谢绝，黄叔叔摆了摆手说同路便是缘分，一回生二回熟，今天在他家吃住，明天还要送我上车呢。我也就不好客气了，跟着朝养路段家属院去。进了屋，阿姨早已把煮好的饭菜端上了桌在等着。吃过饭，黄叔叔去上班了，阿姨便叫两个孩子带我去街上走一走，散散心。我和两个可爱的小朋友走出家属院大门，沿着街面一路说着话，走走停停，非常开心。正值中午，太阳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这是拉县冬天里难得的好天气。

　　突然，阿姨从后面撵来了。她的腿脚本来不太方便，走得又急，已气喘吁吁了。她缓了口气，对我说：“小刘快回去！你黄叔叔给你找到了车子，你今天就能回屯县了。”话音一落，就叫小弟弟领着我先快走，她们后面赶来。待我和小弟弟赶到大门口时，黄叔叔提着我的挎包已站在那里了。还没有回过神来，他拉着我就往前面走。

　　原来黄叔叔在单位的院子内看见一辆小卡车装满了猪肉、粮油、蔬菜正要往外走，便问师傅准备去哪里呀？师傅回答说这是段里为慰问春节期间上班的职工所买的慰问品，要往屯阳方向慰问沿线的道班工人。听说这是往屯阳去的，而且马上就要出发，黄叔叔急忙跑去找到领导，说自己侄儿在屯阳工作急着赶回去，看能不能带他走？领导听是本单位职工的亲戚便同意了，喊了一个同车的人下来，留下一个位子给我。这时阿姨和两个小朋友也过来了，一家人把我送上了车挥手告别。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温暖的一段出行。普通朴实的黄叔叔一家人，犹如山间田野的绿树青草毫不起眼，可是他们秉乎心灵的圣洁，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穷小子的善举，至今难以忘怀。

　　时荏苒而不留，将迁灵以大行。几十年来，随着国家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四通八达的交通真是让人感受到了什么叫方便快捷。即使春运这么海量的人流，国家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更有条序，已经很难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交通乱象了。但记忆是流传在本人内心的传说。人生难忘的经历会让我不时咀嚼着已过去了的酸甜苦辣，并不断昭示着从那些无私帮助过我的人们身上所散发的人性光辉，照耀我在前行中不断调整偏离的路径而不失初心。

　　（责任编辑：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