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万和

　　中国的小说，和我们一样，相信多数人会比较偏重乡土题材。中国许多有文学成就的作家，大都写过乡土题材的小说。有一点很奇怪，就是很多作家不能持续下去。印象中，陕西作家路遥就是坚持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之一。我以为，写乡土版块也好，写青春版块也好，写畅销书版块也好，作家写作的路子是宽阔的，但方向性的恐怕就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了。一个作家需要什么样的创作观，以什么为标杆，似乎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喜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后起之秀的文学创作发展模式，是以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文学为借鉴和参考的，这个过程不算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不少国外的文学经典，如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拉美文学丛书，其中就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为中国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打开了一扇亮丽的窗口。这套书不仅有小说、诗歌，还有作家们的创作谈等，为中国许多实力派作家所喜爱。拉美文学引起世界文坛关注，是因为“拉美小说‘轰然崛起于无声处”。像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作家尤为喜爱的作家。而对于出生于1904年12月26日的阿莱霍·卡彭铁尔来说，中国作家可能熟知的程度不如豪·路·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出生时的“拉丁美洲小说可以说还是一片荒芜”。后来的阿莱霍·卡彭铁尔成长为“在文学、历史、哲学、音乐、建筑、绘画等方面获得了很高的造诣，为他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界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开创一代拉丁美洲小说的风气奠定了基础”，使他成了古巴当代著名作家，魔幻现实主义先驱之一。我们在这里重提拉美文学巨匠们的文学贡献，并结合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创作观谈谈作家李美桦的创作风格，是希望借以引申或倡导中国的作家在中国的文学道路上不再迷失，不再彷徨。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民族纷繁的国度，有些情况相似于拉美。我们认为，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创作观是一种文学活动方向性的指引，这种观点没有国度的限制，是可以拿来作为论证和探讨的。

　　之所以拿李美桦的作品来进行探讨，是因对李美桦的小说有如下印象：一是语境表达平民化，对于一般读者不说很好读也很好理解。二是小说情节看似没有起伏，结局却令人意外。三是个性化的地方性语言特色。四是小说大多是反映农村小人物的境遇，在质朴，宽容，豁达，乐观，仗义的背后，还有辛酸，苦涩和悲悯。李美桦及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李美桦同类型的这部分作家并非从事专业创作，确钟情于文学，并十分执着于乡于土题材。这部分作家来自农村，对农村有熟悉和认知的基础，其作品反映的是广袤的农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中国农村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近60%。对这么一个近8亿人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缩影。农村题材的小说本身就具备多重的探讨性。选定李美桦的作品进行探讨，就是基于这种代表性、广泛性。初读李美桦的小说，印象深刻的是对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揭示。这些小人物在作家笔下是那样积极乐观，豁达宽容，自尊诚信。就是在灰暗的日子里，也是那样的从容，乐观，向上，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希望，读来给人以情感诚挚，清新扑面之感。再来看长篇小说《凤凰春晓》，生活条件恶劣的农村青年倪万德，“常常看着天上的流云发呆。他的思绪，随着悠悠的风，飘到了山外的世界。倪万德想得最多的，是今后有了出息，一定把爹娘老子接出去，天天让他们吃香喷喷的白米饭吃香喷喷的炒鸡蛋。因为，家中有一颗米、有一个鸡蛋都得省着。那些，都是他读书最为重要的支撑”。为了走出那个极其穷困的乡村，倪万德发奋读书，就是想通过这个途径跳出农门。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不以他的愿望为转移，他是全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是全校靠自己发奋努力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标榜。然而，发生在倪万德身上戏剧性事件，在城市里就是打破天也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就发生在倪万德身上。倪万德的老家，离有邮电所的乡上几十里地，来回往返一次要六七个小时，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我们看看这个乡下青年的心境：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每到逢场天，倪万德就一路小跑，到乡邮政所去打听，报上登没登高考分数，有没有通知学生去体检的消息。可是，每次都一无所获。倪万德在家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父亲也急得上火，成天捂着半边肿胀的腮帮子，扯烂风箱一样，呼哧呼哧走出去，再呼哧呼哧走进来。”戏剧性的情境来了，得到体检的消息还是在乡场中碰到同学告诉他的。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是体检的最后一天了。体检得去县城，而百里外的县城，倪万德还是高考的时候第一次去过。孤立无助的倪万德，想到了见过世面有着体面职业的工人表哥。“那一天，倪万德足足走了160里的山路，他真切地体会到了口干舌燥，头昏眼花，虚汗长流，腿肚子直抽筋的滋味。”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获得完成了体检，生活却再起波澜，倪万德还得拿着政审表再次返回学校盖章，时间仍然只有一天。李美桦在开始动笔前，就曾对我讲过这个来源于他身上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头令人感叹，令人震撼。“我们的责任是表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表现的东西实在太多，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群人，他们远离城市，远离现代文明，无论是科技的还是物质的，他们是离土地最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读这个小说，内心是刺痛的，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小说。我敬重作家的责任，他俯察那片他熟悉的平凡世界，拥抱这群人，贴近他们，去反映他们的真实，尽管这个真实是苦涩的，但又透着坚韧，诚挚，向上，快乐。“陆续有人在乡邮电所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倪万德的却一直没有音信。倪万德成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一天比一天消瘦。父亲急得满嘴燎泡，成天瞪着眼睛呼哧呼哧喘粗气。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起作用。到了国庆节，倪万德的通知还是没有到。”元旦放假以后，已经在村小当上代课老师的倪万德，得知已经考上大学，找到乡政府，“办公室的同志在抽屉里翻了半天，说，8月底，对……9月初吧，你们中学校长带了封信来，我们又不敢私自拆开。你看，是不是这个？”倪万德拆开一看：老天，那正是他魂牵梦萦的录取通知书啊！报到的时间写得很楚楚，9月5到8日…… 倪万德大哭一场，把那张录取通知压在了箱子里。”小说一开始将倪万德当年没有读成大学的事件呈现出来，为我们揭示了那些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单靠个人努力和奮斗，要想改变命运是何等的艰难。个人的力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何等的卑微。倪万德的理想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看来，是一个微乎其微的目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盼望走出大山，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母吃上“吃香喷喷的白米饭吃香喷喷的炒鸡蛋”的理想，就因为偏僻落后，交通和通讯不畅而破灭。李美桦笔下的倪万德，类似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都是长在农村，志在城市，无论他们如何的拼搏，可命运总是垂青不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短篇小说《锉刀》是一篇看似平淡，生活气息却非常浓郁的小说，反映了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经不起半点折腾的生存艰难。小说的落脚点在永福与表弟对生活危机的处理和碰撞上，永福的儿子拿自家的锉刀捅伤了滋事的人，被捅伤的两人和儿子都躺在医院，等永福去解决。在如何了决这件事上，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永福不知道如何是好，进城找他的赖以依靠的表弟讨主意。进城混迹于一些有头有脸人物当中的表弟，给他出的主意是消极躲避： “你一个穿草鞋的穷鬼，能拿你怎么样？！”永福听了这话想不通：“永福在心里抽了一口冷气，穷人怎么啦，窮人就可以随便杀人了？”表弟还算是帮永福的，接过永福的手机对永福的儿子将他的“道理”说了。永福“感到那表弟一席话，就硬生生地把他和儿子锯开了。永福搞不懂像表弟这样的城里人，腿杆上的泥还没有洗干净，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花花哨哨的道理。”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以其平淡，朴实，感性的表述，直指人心，揪出人性隐藏的那种最深、最恶的东西。阿莱霍·卡彭铁尔在谈论批评家运用“摩尼教”方法时说：“世界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神仙与巫师永远争斗的舞台”。在现实的社会里，个体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的表现，客观上就体现了“人在自己灵魂深处进行的善恶斗争。”中篇小说《暮色黄昏》以一个凄婉、悲情的故事，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别具特色的乡村场景。这种小说的表现风格，在李美桦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小说写了一个地主老财式的人物郝老爷，一生都在用谎言欺世盗名。小说的情节表现较为平实，没有较大的转折，小说围绕郝老爷娶风姿绰约、美貌绝伦的十三房姨太太秋玉，与喂马遛马的伙计胡豆有了私情并怀上了孩子。事情暴露后，不仅没被郝老爷处死，还被“仁厚”的郝老爷放了，并给了他们一笔钱。郝老爷的善举，自然落得了个好名声。之后，秋玉生下儿子胡安，胡豆被郝老爷安排去守粮库，被强盗打成重伤只能躺在床上，胡安长到7岁被郝老爷叫去读书，“书院枯燥的生活让胡安感到无比的厌倦，他天天和那些富家子弟在一起，好吃懒做，欺男霸女，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小小年纪成了安宁古镇一霸。”胡豆带着“满腔的愤懑与遗憾，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秋玉天天盼着儿子能回家，可得到的却是儿子被投入了大牢，充军到新疆的坏消息。秋玉历尽万般磨难，顽强地活着，为了她牵挂的儿子活着。事情的转机是郝老爷遭人算计，从大牢出来被秋玉收留到自己残破的小屋，精心照料后发生的。郝老爷良心发现，吐露出秋玉儿子已被他害死的实情，企求秋玉的谅解。这个对郝老爷感恩戴德受尽苦难的女人，这时的表现令人悲戚， “秋玉把花白的头摇得像风车一样，嘴里讷讷地说： ‘天，这怎么会呢？”秋玉内心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以结束生命来抗争。而此时的郝老爷，已视秋玉为唯一亲人，他气得捶胸顿足：“天哪，这辈子我只说了一句真话！老天真该割了我这该死的舌头啊……”小说的戏剧性成分是那么悲怆，令人恐怖。生活中，应该多一些诚信，少一些欺骗，因为现实早己为我们准备了诸多不可确定的戏剧性。我比较欣赏阿莱霍·卡彭铁尔关于小说的“戏剧性事件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因为我们本就是“生活在活生生的戏剧性状态之中”。

　　长篇历史小说《浪拍金沙》，是李美桦创作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和个质的飞跃，也是他创作上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个题材离我们今天已经80年了，作品要原汁原味再现80年前的场景，意味着作家要将一堆散乱的素材进行甄别、筛选和有效的组合，难度是相当大的。这部作品有一个难点要克服，就是如何写出活生生的红军官兵以及敌人阵营的官兵形象。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平民化、个性化语言的娴熟运用。作品中跌宕起伏与戏剧性变化的情节，流水般无处不在的悬念设置，让读者有一种被人物牵着走的急迫和紧张的心境：一方面是红军急于夺取金沙江渡口，全军上下争分夺秒空前紧迫的强烈氛围;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军政上下动员齐上阵，采取各种手段堵截红军渡江草木皆兵的气氛。敌我双方围绕能否渡江展开殊死搏杀，紧张的场景扣人心弦。小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给人一种心灵的激荡，激荡着你向往英雄。这是一种超乎现实及世俗的抱负，是一种浪漫，是一种潮流般的激荡。作品在塑造人物方面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红军先遣部队官兵，还是小人物向小发以及国民党皎西区的区长、国民党军刘元塘旅长、赵参议等人物的刻画都是入木三分，个个性格鲜明。阿莱霍·卡彭铁尔认为“假如我们的责任是表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应该以新的视角表现我们的事物”。作为一个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应当符合当时的现实。李美桦以他长期的素材积累，构架众多人物，谋篇合理，可见他平时善于思考和观察。人物间的对话纯朴，自然，直白，这也是人物性格所决定的。 《浪拍金沙》所表现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说话的方式，都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这部以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为主线的全镜式分镜头呈现的小说，似一道丰盛的迎客大餐，稳稳当当地再现在读者面前，使这部闪耀着那段光辉历史记忆的小说，为读者解决了一种久违的渴望。

　　由此可见，作家写什么如何写，是要有一定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生活底蕴，它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要在生活中潜心体验、观察及思考，容不得一点点的虚假或干扰，正如阿莱霍·卡彭铁尔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由于我们的报刊、我们的传播媒体，本世纪的信息速度之快、之普及都是上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假如有同样的事件发生）”。我们面临的这个社会，各种信息更替更为迅速，各种诱惑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在当今商品化的时代，道德诚信的沦丧与缺失，理想信念的迷茫和纷扰，各种类型的思潮都会或多或少侵蚀每个人的心灵及魂魄，要坚守一种清苦的文学信念更为不容易。我们看到了许多不纯正的现象，什么都是可以拿来玩的，地产可以拿玩（不是用来安居，拿来炒），影视可以拿来玩（演技不重要，颜值最重要，很现实很严肃的题材，也可以用来戏说）。对有些人来说，文化是可以拿来玩的，文学也是可以是拿来玩的，等等纷乱的现象，让我们无所适从。阿莱霍·卡彭铁尔说： “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展现一个世界”。我们认为，在中国，小说也是大众需要的。我们需要路遥式的作家多一点，曹乃兼式的作家多一点，他们拥抱农村，关爱农村，反映农村和农民的艰苦生活，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这就是小说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需要。当然，写出我们需要的作品，是要代价的。路遥弃家不顾深入农村，写了《平凡的世界》，影响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和读者，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云南作家孙世祥呕心沥血写出百万字的《神史》，这部地方特色明显展示滇东北农村众生相的长篇小说，作品所呈现的农村人在艰难困境下那种愤激而进取的人生态度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然后《神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在文坛是较为奇怪的事情。虽然艺术是自主的，自由的，是拿来反映的，是超越时空存在的，但所反映的艺术应当是有质有量的，或许更具深远的，甚至是经典式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们能否潜下心来俯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用笔耕耘民众的愿望。所以，小说既是民众的需要，更是作家的需要。正是如此，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李美桦执着的写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