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越嶲东路”是连接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路之间的商旅通道，也是重要战略要道。本文就经嘉州（乐山城）至海棠镇西（甘洛）相关线路的走向、开通时代及历史沿革作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浅析。以供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了解参考。
主题词：越嶲东路 历史 意义 初探
一、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越嶲东路”
“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正式提出的、指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东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线。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正式开通了从中国西北通往欧洲大陆的陆路通道一西北丝绸之路。
相对于西北丝绸之路、史学家把从成都出发南下经云南、贵州、两广在东南亚、南海、印度、西亚、欧洲的国际商道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中、西三线。西线即是《史记》所称的“蜀身毒道”。从成都平原经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再至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交通大动脉之一。西线又分东、西两路。东路称“五尺道”（又称“石门道”）经四川乐山、犍为、宜宾、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至大理;西路称“清溪道”（在不同时期又称“牦牛道”或“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由此东、西两路在大理会合。东、西两路之间有三条横向支线连通，分别是：平羌江道（起于嘉州止于雅州）、越嶲东路（又被称为“镇西古道”，在乐山称为“阳山江道”，起于嘉州止于甘洛海棠）和安上道（起于宜宾止于西昌（l》。
“越嶲东路”（因甘洛县1956年12月始建，历史上现甘洛隶属于越崔，所以此道进入今甘洛境后称为“越嶲东路”，又被称为“镇西古道”），此道起点是嘉州（乐山城），水路取道大渡河，旱路部分走向与大渡河一致，大部分地段则与今乐山到峨眉，再到峨边的公路一致，离峨边后经金口河（宋时称普雄乡，其地属于大理国虚恨部（2》、翻梅岭顶、下龙门沟（甘洛阿兹觉）、老木坪（今吉乃彝各）、进入阿兹觉“灵道县”（蜀汉时称新道县，两晋时称为护龙县，宋时称新兴县）境（3），经开建桥、苏雄、下自物山“解莫”（驮运路）到煖带密（1838年开市，始称“大兴场（4）”，<今田坝>），经大菩萨至海棠后与南方丝绸之路西线清溪古道相汇。
二、“越嶲东路”开通与沿革简述
“越嶲东路”的开通或以为在唐代，但由于符溪和金口河均發现战国晚期蜀人墓葬，故极可能在战国晚期此道己成为民间通道，并为蜀人南迁时所取用。蜀汉于阿兹觉设新道县（灵道县），建安二十三年（ 218）越嶲叛军高定围困新道县（灵道县），犍为郡太守李严率骑兵驰援。当时清溪古道（零关道）不通，其后22年张嶷任越嶲太守后，才重新开通（5）。由此，很可能蜀汉时，因战略需要，“越嶲东路”一度成了官修的官道。
明代，明朝廷多次官修“越俺东路”，但修建线路重心有所调整。从嘉定州起，经苏稽、符溪、罗目、高桥、龙池、射箭坪后，过虎皮岗（今峨边新场）、大渡河经沙坪到罗回（今金口河永和镇）分左右两路。左路基本不变，左路罗回（今金口河永和镇）、安上、梅岭项后直接进入甘洛境龙门洞（甘洛阿兹觉）、老木坪（今吉乃彝各）、开建桥、舒快（今苏雄）、煖带密（田坝）、大菩萨到镇西驿接零关道， “越嶲东路”因此又被称为“镇西古道”; 右路逐渐成为线路建设重心，右路经罗回（金口河）、天池、松坪、至青刚寨（今乌斯河地。此处分岔过大渡河到甘洛乌史大桥，翻大、小老木坪与左路汇合）、马烈，到清溪县（汉源）接零关道达镇西（“越嶲东路”因此又被称为“阳山江道（6）”）。
1987年，文物普查时，在甘洛县海棠小学内（明时的镇西守御后千户所衙）发现一记“重修越嶲东路”碑，己成残碑。碑宽0.6米，高0. 51米，厚0.1米，两边有波纹雕刻。残存字样有皮堡公馆名，里程是三百二十里，残碑主要记叙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年）景川侯曹震复设“眉州、峨眉至建昌（古）驿道”和“嘉靖已亥（1539年）宪使富好礼……命宁越指挥丁整，率诸边土目，自镇西之首涂，随山刊木，缘罗回之境而东……，凡为戌堡五：日小菩萨、日黑麻沟、日一碗水、日板房、日金口河;为公馆四：日舒快（今苏雄）、日老木坪（今吉乃彝各）、日回（罗回，今金口河永和镇）、日射箭坪，堡馆置连三百余里……”。这是修复越嶲东路古驿道的事实和经过。此碑存放在甘洛县文化馆内。
从镇西碑记《修复越嶲东路记（7）》中，有四层含义：一是明洪武年间（1368年一1398年）此路畅通，碑中记述“国初景川侯曹震来略蜀（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谓有古驿以通越嶲，盖利其风候宜人，番酋音顺履坦，而道里捷尔、今废道陈迹具在，盍而治复之”;二是嘉靖已亥（公元1539年）宪使富好礼命宁越（治地海棠）指挥丁鳌率边士，百姓再次修复古道。碑中记述“则斩关有遗成，绝豁有遗梁标界，而编织种落有遗虏，约费省劳故不数月而遂达于峨眉之麓为通逵矣;三是从碑文中梳理出修复“越嶲东路”所走路线是：峨眉山麓高桥出发，顺龙池河到峨边境内，沿大渡河逆流而上中间一大站日金口河，再沿河上，经松坪土千户辖地旧称猡回（今皇木地区）至青刚寨（今乌斯河地），过大渡河到曲曲鸟（今乌斯大桥）翻大、小老木坪，于开建桥处过尼日河翻舒快（苏雄）、下自物山（前进）、经煖带密（今田坝）、大菩萨达海棠镇西古驿道相汇（8）;四是设置兵站：凡堡馆间置连落三百余里，每堡徒越嶲卫军十人，每馆设马五匹，射箭坪则编峨眉民夫五十人，猡回则土民五十人，舒快、木坪则各设越嶲军二十五人，仍各设一人总领之以防守焉。
清代，在“越嶲东路”沿线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历经数百年的松坪彝族土司马氏消亡，松坪千户治地改土归流。
在甘洛县城东北，尼日河西岸、G245公路西侧岩石上，距县城23.2公里的“重修开建桥”摩岩石刻，是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清溪县属彝族土司马龙（林），因不满改土归流举事，其势波及今越西、甘洛、石棉、汉源、峨边、马边诸县，清政府派四川提督杨芳率军镇压，平定清溪、峨边后，进剿越嶲，过开建桥重修该桥后题词刻碑。高1.4米，宽0.85米。全文如下： 御前侍卫、太子太傅，提督四川全省军务、诚勇巴图鲁，世袭罔替果勇侯杨芳，率汉屯劲旅四千，克平峨边河北二十六地，河南十二地熟夷，曲曲鸟野夷，进征越嶲重修开建桥。
道光癸已孟秋十有四日渡河（石碑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扩建乌金公路时被毁，字为仿隶体。注：道光癸己为1834年，孟秋为农历七月，就是说此碑是1834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前建成的（9》。
从“重修开建桥”摩岩石刻所记，此碑讲述影响凉山彝区重大历史事件：前清道光十三年（ 1833），清溪县（汉源）所属的松坪彝族土司马龙（林）因不满改土归流“令夷人滋事、希图复印”，勾结越嶲厅属之曲曲鸟、岩润、坭母猪、摸格阿路等俱反，另有大树的汉人黄大五也附和作乱，与马龙（林）隔河呼应，形成猗角之势。他们始则焚烧清溪属之富林营，直犯大树堡，焚掠无数，乡村不保。黄大五焚毁晒经关，关帝庙及街市。将关羽的绿袍穿在身上，头插雉尾，啸聚关顶，号召其众四下焚掠。此举波及到峨边、越嶲的安危。大树堡经历（官名）彭光华飞报越嶲，转呈上宪。四川提督桂涵（满族，叶赫那拉氏）率军征讨，积劳成疾，殁于越嶲之桂皮罗（今汉源县桂贤;民间另述死于战场）。后又由果勇侯杨芳领兵（绿营兵）分两路进剿，一路从峨眉、金口河（越嶲东路）直攻马龙（林）的老巢皇木、红花、松坪、马烈一带：另一路二千多人藏族土司兵从雅安、荥经（零关道）沿流沙河直攻富林。采用“远捕近搜、捣其巢穴”之战术，兵分三路围剿及扑岩、几子山和水桶沟等处，焚烧无数村寨。最后，官兵包围住寨水桶沟（今汉源县马烈）， “枪炮火箭齐发”，“焚毁寨堡、杀毙千余人”。最后，马龙（林）余部及妻妇家属，逃至邛部“煖带密土千户”辖地马溪（今甘洛县黑马乡）， “煖带密土千户”协助朝廷生擒叛首马龙（林）并伊妻女家属共八口，并无一名漏网。随后撤销松坪千户所，进行改土归流。从此，显赫数百年的马氏土司在彝族社会中消失（10）。杨芳令游击马庆丰、张富，都司姚鹏程，千总马宣，练勇陈德新，参将王尽忠等大范围封住要道隘口。又授意煖带密土司做夷人的工作，使曲曲鸟、岩润、坭母猪等地夷众反戈。经多次激战，黄大五被擒，押成都凌迟处死。在此期间，杨芳曾率师从金口河，经乌其坡、中曲曲鸟（大桥）、大小老木坪，过开建桥、上苏雄、下自物山“解莫”（驮运路）去媛带密（田坝）、海棠布置军务，在开建桥刻碑，自我歌功颂德（1D。整个道路时断时续。蜀汉时诸葛武侯向南用兵也有部分军队由此而行。“越嶲东路”在民国时期还常有旅客来往，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凉山时184师53团也走该路。
三、越嶲东路的历史意义
（一）“越嶲东路”的功能
“越嶲东路”的功能与学界认可的南方丝绸之路一样，其各种功能是从千百年的商旅往来中自然形成，具有多种功能。主要有：文化交流、对外贸易、民族迁徙三种。 文化交流功能。通过长期的边疆经略，到清朝中、后期，在凉山彝族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奴隶制、半奴隶半封建制、封建制），“越嶲东路”（峨边至甘洛）沿线的社会形态在政治上己完成了封建化进程，已逐渐具备了封建社会形态，其文化形态由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元化，具有了鲜明的包容性，先进的汉文化以主导地位方式逐渐由北向南融入、交流、融汇，形成了甘洛北部、中部片区与东南部片区的明显文化差别。“越嶲东路”沿线的彝族在清朝已开始崇尚汉文化、说汉语，并接受和学习汉民族习惯过“春节”，官方人员到土司衙署或彝族头人家要办汉族酒席招待（12）。彝族已有对汉族手工业人员、货郎给小孩认作干爹的做法。
对外贸易功能。由于个人知识所限，本文仅对峨边至镇西段贸易情况进行浅析。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标志性的贸易货物是“丝绸”，蜀丝绸正是“越嶲东路”上的重要商品。峨边谚语道： “大史山（马鞍山）下出美人（指甘嫫阿妞），依达（河流）河畔有佳支（丝绸）”的叙述。大小凉山各地至今仍称峨边沙坪沿河一带为“佳支依达”（丝绸之河），古时嘉定（今乐山）一代丝绸经大渡河航远至此，这里逐步成为物质集散地，彰显出“越嶲东路”的重要贸易功能。甘洛媛带密（田坝）的擦尔瓦、披毡沿路销往大小凉山，海棠古镇的白酒也享誉川内。“煖带密土千户”土司岭承恩，于清代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5年），在前进乡自物山始建“煖带密土千户避暑山庄”。该建筑坐落于“越嶲东路” 舒快（今苏雄）与煖带密（田坝）交界的摸摸洛“解莫”（驮运路）处，极具战略位置，依山庄而居的乡民开铺设店，方便往来行人、马帮憩息食宿。文革时所有建筑被毁，其遗址保存完好，清晰可见。“越嶲东路”的贸易功能自不必作过多考证。
民族迁徙功能。“越嶲东路”开建之初必是为方便相邻居民来往，相互往返频繁开辟了道路。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官修官道。战国晚期，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再经过30多年的蜀侯与秦国之间的抗争与镇压，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秦国才最终在故蜀建立起单一的郡縣制度（13）。先秦至后汉，均对巴、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大规模改造，这些改造带有血腥的武力手段。为此，古蜀民被挤出了古蜀国故地，为寻找生存空间， 时断时续的南迁已成必然。前面所述“越嶲东路”开通即说此情。后来在蜀汉，特别是后汉时期，都出现过大量的外来族群进入巴、蜀地区，又导致该地区的部分居民随“越嶲东路”南迁，沿大渡河而上，经峨边、金口河、皇木到汉源，部分定居甘洛大桥乡境。唐宋时期，因南诏国、大理国的一时强盛，蜀民南迁受到扼制。
明、清时期，受朝廷经略边疆的策略影响，大量的汉族民众随“越嶲东路”南迁，迁徙线路非常清晰明显。现居田坝、前进的汪姓家族，经考从仁寿至井研，经乐山、峨眉、龙池到汉源，过海棠到（部分到越西县）大菩萨、田坝片区，前后经历约十七代，到田坝定居约十一代。现居住在新市坝镇木古足的莫俄惹古家族莫俄所取支系，从峨边沿大渡河而上，经金口河、过梅岭顶、龙门沟、老木坪（部分住小木坪，后迁居汉源顺河（14）），再从特克拉尔、到木古足定居，后有部分迁至阿尔乡，现约有十五代。“越嶲东路”的民族迁徙功能不多赘述。
（二）“越嶲东路”古道的战略地位
“越嶲东路”不仅仅是连接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路之间的商旅通道，更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一旦某一路出现危情，此路即为最佳补给线路。历代王朝多次开建、维修，并在重要隘口驻兵把守。为此，道路的兴衰与政局的稳定休戚相关。
本文前述，建安二十三年（ 218），蜀汉于阿兹觉设新道县，当时清溪古道（零关道）不通，其后22年张嶷任越嶲太守后，才重新开通。并且，很可能蜀汉时，因战略需要， “越嶲东路”一度成了官修的官道。
唐、宋时期，因南诏、大理的一时强盛，现今大、小凉山长期属其所有，大渡河以南为其北部疆域，南诏、大理多次北上用兵， “越嶲东路”也是其重要军事战略要道。
明朝时期，明王朝以邛部长官司岭氏族亲长期争夺土司印信、部众无统之机，在“越嶲东路”峨边段沿线修筑“平夷堡”（今大堡镇）、“归化堡”（今金口河永和镇），以屯兵驻守（驻守官兵400人，乡勇200人（15）），保障道路通畅，并将原属邛部长官司岭氏治地“归化堡”（今金口河永和镇）隶嘉定州（明.正德七年1512年），乡民附入峨眉籍（16）。本文前述《修复越嶲东路记（17）》中，设置兵站即为战略之需。
清朝时期，从战略角度考虑，为限制土司势力的发展， “使其地小势分，事权不一，而不能为害”。在“越嶲东路”上较繁盛的媛带密（今田坝）弹丸之地，封授了两家土司，即“煖带密土千户”“煖带田坝土千户”，以达到对大土司分权抑制其发展，对小土司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本文前述“摩岩石刻”四川提督果勇侯杨芳进兵路线即“越嶲东路”。
随着“越嶲东路”右路（峨边至汉源）道路的多次开建、维修，特别是1939年8月，国民党修筑“乐西公路”（乐山至西昌），1941年底正式通车以后（18）， “越嶲东路”（甘洛境内）的各项功能被逐渐弱化，且渐渐地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
结语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整理，显现出甘洛曾是“越嶲东路”的重要一环，跨越千年的“越嶲东路”是一条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民族迁徙之路，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世移时易，时至今日“越嶲东路”的各项功能虽基本消退，且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但“越嶲东路”仍具有不可复制的重要文化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邓海春等：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四川民族出版2016年;唐长寿： 《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第80-81页
（2）、《峨边县志》：第一编第四章，“政区建置”县城，第43页。
（3）、《越西县志》：第二章第一节，第27页。
（4）、《甘洛县志》：清朝时期，第9页。
（5）、龚成藩： 《对灵关、灵关道、灵关县之再探索》，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63页。
（6）、邓海春等：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唐长寿： 《南方丝绸之路与乐山》，第81页。
（7）、余成勋（明）： 《越嶲厅全志》卷四之五，第3-4页。
（8）、龚成藩： 《一篇值得研究的碑文》，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60-361页。
（9）、龚成藩： 《释开建桥残碑之谜》，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67-269页。
（10）、姜先杰： 《涼山土司研究》第53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10月。
（11）、龚成藩： 《释开建桥残碑之谜》，甘洛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267-269页。
（12）、《甘洛县志》：第一编第三章第七节，第562页。
（13）、邓海春等：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段渝： 《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第32页。
（14）、代盛杰：《汉源彝族简介》，汉源文史资料第5辑，第125页。
（15）、《峨边县志》：“大事记”，唐一清，第9页。
（16）、《峨边县志》：“大事记”，唐一清，第9页。
（17）、余成勋（明）： 《越嶲厅全志》卷四之五，第3-4页。
（18）、唐长寿： 《阳山江道行记》，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学刊第39页，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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