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万敏

　　横断山脉，即使置放于世界山系地理单元来讨论，都堪称是最为独特的。与绝大多数横向伸展的山脉迥异，横断山脉的纵向阻断，将青藏高原沿纬度绵延的大型山脉扭曲为南北走向，来了一个几乎呈直角的大转弯。

　　在横断山相对狭窄的空间中，山脉与江河并列相行的特殊地理构造，几乎早早地就为人类的交通埋下伏笔。无论艰难抗战时抢修而成的乐（山）西（昌）公路，还是多少次回转盘旋泥巴山的国道108线；无论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奇迹的西南大动脉成昆铁路，还是近年才贯通、首创有双螺旋隧道的雅（安）西（昌）高速公路，均以南北向穿山跨河不出其右。

　　聪慧并懂得遵循自然的先人，囿于工具的简陋以及科技发明还迟迟未现，他们有力的双脚和身后负重的马帮，巧妙地选择出更协调的路径，就地取材修凿栈道、铺垫青石、搭建藤桥，行人和马帮经年累月在路上踩踏出浅浅深深的凹坑，天长地久形成了连接起驿站的古道。这样蜿蜒于山脊和河谷间的人文地理奇观，带动了彼此生活所需的衣帛、油盐、药材、粮种和珠宝的交流。

　　在登相营

　　天空飘着密雨，云雾也遮掩了北麓高耸的小相岭。在97岁的王青美老人越来越模糊的印象里，登相营里的上北街和下北街好似一条扁担，两头挑起了她人生中炽热的青春与从容的晚年。未满20岁时由越西嫁到深沟，先住到九盘营，后来迁入登相营。“从越西走到九盘营，走一天。”然而把家安定，她便把根扎在了登相营。王青美是小胡的外婆，小胡名胡宏媛，那时在喜德县委宣传部工作，她说，外婆知道好多登相营的故事。

　　而我要讲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今天我们俗称的“西南丝路”，古时候叫蜀身毒道。“身毒”是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表明蜀身毒道的起点在成都，终点在印度，据说是阿萨姆邦。也有人认为这条丝绸之路的终点还可能延伸到了伊朗，或者罗马。反正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更加著名的另一条丝绸之路一样，正是如此沟通的道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便串起了古代文明并形成了交流。

　　从成都出发，蜀身毒道分东线和西线。东线经乐山、宜宾，进入秦时开辟的五尺道，过昭通、昆明、楚雄与西线汇合。西线经双流、新津、邛崃、名山、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以后，折向西南，走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直达大理。

　　西线古称牦牛道，也还有灵关道、西夷道等称谓。

　　早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唐蒙通夜郎时，西夷邛、律之君长就自愿比照南夷请求归顺汉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律、再、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律、再、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从司马相如和汉武帝的谈话中知道，邛都（西昌）、笮都（沈黎）、再駹（汉嘉）这一条路线，秦时曾经设置过郡县，道路也曾沟通，是秦末农民起义后，群雄割据时无人过问，这才放弃的，现在要恢复它，比通南夷容易。后来，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汉武帝在邛都设置了越{圭；郡，辖十五县，属益州。

　　在地貌与气候多变的崇山峻岭、湍急河流之问，一条漫长的驿路上，时而荡起马嘶欢歌，时而闪烁刀光剑影；脚步匆匆的商贾忙于贩卖蜀地的丝绸、盐巴，也不乏铤而走险贩卖人口的鸡鸣狗盗之徒。三教九流，形色各异，好不热闹。

　　当然，热闹的场景，是我电影画面般的想象。王青美似乎仍有隐隐作痛：

　　“那时还在九盘营，穷得很，基本上忙于吃的，找到啥子吃啥子。只有洋芋、荞子，吃得最多的是洋芋。”她说的是二十世纪初叶的往事，“妈死了，后来爸也死了，只剩下我和一个兄弟。”

　　中午时分，盛夏的山雨依然忽大忽小。没有手撑雨伞，我从城门走进惟一的主街，一条南北向的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土墙青瓦房，一些墙体的下半截是用石头堆砌而成，其上的土墙因此显得稳固；只是看得出来，历经风霜雨雪，墙体表面的斑驳和脱落，默默沉积了时光的印记。有几户人家的房屋，则在外围砌起来高过一人的围墙；已经没有多少人居住了，即使置身其中，本该是一段热闹的时辰，登相营里却十分安静，连一丝鸟鸣都没有。

　　王青美老人生育有六个子女，二儿子杨洪明1942年出生。那天他穿了黑色上衣，头戴一顶深蓝色单帽；得悉我是专程来采访登相营的记者，热心讲解他所知道的一切，精神矍铄，不知疲惫。

　　“听老年人摆，去成都去西昌，马帮南来北往都要在登相营歇。那些马帮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随便走，需要送哨，就是喊當兵的护送一起走，免得遭遇路途上的不测。”他说，有五天送一哨的，有七天送一哨的，“每回送哨都要打仗，那些人看到毛瑟枪就啉得很”。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旧时，“灵关道”为驿道，道路艰险，全长500多公里。由成都到西昌有16个大的驿站，即使路途顺畅，人和骡马至少要走16天。穿行在这条道路上的运输力量，一是人力；二是畜力。人力担负货运，在山区里用背架子背，在平坝地区则用肩挑。背，便于攀登履险，可耐长途跋涉，一个青壮年脚夫，背七八十斤，一天可行程五六十里。挑，疾走前行，速度较快，宜短程运输。货运也有用畜力的。著名的“建昌马”虽然矮小，但善负重爬山。一个马帮少则十余匹马，多则几十上百匹马，大商家进出货物，大多包给马帮运输。一般旅客多为步行，翻山越岭全凭脚力。富裕些的旅客可雇“溜溜马”，即客户出租供旅客乘骑的马匹代步。这是一种短途客运，往往以一天的路程或某地到某地为一站。一个马夫管三四匹牲口，只在其家门所在那一站从事客运。雇主与马夫讲好价钱，便可上马骑行，马夫步行尾随。如果行李过重，马夫还可为旅客代背。到站以后，第二天又须重新雇马。至于有钱的达官贵人，则多乘坐“滑竿”，这是一种长途人力客运，两个健壮的轿夫抬“滑竿”，日行也就五六十里。

　　登相营当年就是驿站。因为地处小相岭南方，下行的道路更加陡险而艰难，附近还有九盘营、白石营、象鼻营、甘相营以守护商旅，历来经营这条路着实不易。在接连的七处营屯中登相营规模稍大：厚实的城墙把居民的房屋围得严实，“城墙为条石嵌砌，依山势平面作椭圆形，开四门。地处高寒地区，城内无农业居民，只有旅店、铺房、驻军游击衙署……”。当时东门名为“水东门”，西门名为“西关大炮台”。《喜德县志》记载，登相营驿站始建于明代初期，最初只有几户原住民在此经营小客栈为生。公元1466年（明成化二年），宁番卫（今凉山州冕宁县）建成“三关、两营、七堡”屯兵护路，登相营驿站从此正式屯兵。如今的有心人实测过：现存墙高3米、宽2米，墙顶设垛眼，周长600多米。南城门至北城门道长265米，东城门至西城门170米。从高处看，登相营依山平面顺水而筑，呈鲫鱼形状。如今，只有站在$208省道边，才能体会到登相营当年作为驿站的感觉。

　　传说，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南征时途经此地，并驻扎军队。他迎风而上，背着左手，伸出右手细心捋着下巴的胡须，疾步登高检视军情。登相营故此得名，当地人也称登相营石城、登相营古堡。

　　遍寻各地，传说毫无来处。史书上写满的是，历朝历代的大历史。

　　经历过防不胜防的大地震、火灾的侵扰，登相营早已几番改变了模样。当杨洪明孩提时代，登相营的东西门都不在了，只剩南北门。现在的土石房原先也多是木板房，居住舒适，隐患却也明摆着。“有一对老人早上起来就吵架，女的把灶膛里的柴退出来就去掏猪草，11点过，没熄灭的火把房屋烧起来了。大家赶紧帮忙扑火。那女的冲进去，手头拿一个盆盆，想拿水浇火，也想浇灭自己身上的火。男的不拉她，她自己也烧死了。”

　　“房屋烧得多吗？”我问。

　　“火势太猛，上北街连到的一排木房都遭烧光了。”杨洪明瞪大了眼睛，仿佛火光还在跳跃。

　　“是哪一年呢？”

　　“1989年嘛。”

　　这之前不久，登相营东北角还新建一处庙宇，接续起了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办庙会的传统。附近冕宁、越西、甘洛、西昌的香客远道赶来，前后三四天每天聚焦数百人，帮忙的、上香的，挤满了僻远的登相营，共镶人声鼎沸的和谐时刻。

　　王青美老人健在时，逢农历初一和十五，只吃素，上庙子。更久远的片段，一直在老人的生命历程中。只是久远了，成了模糊的显影底片。

　　“耳朵不好，眼睛不好，哪儿也不想去了。”她的四女儿杨洪秀即小胡的妈妈，退休后住到西昌去了，多次要接她过去；她前些年去耍过一回，不习惯城市里喧嚣的生活。采访当天我刚见到王青美老人时，见她头上太阳穴位置贴有一片绿色的树叶，她告诉我是用来明目的。坐进屋，我才发现她光着双脚。小胡解释外婆一年四季都不穿襪子，晚上睡觉脚都要伸出铺盖。老人笑笑：“年轻时走很了，脚杆烫得很。”她接着说，“这儿的人不种庄稼，全部是开店的：天要黑了，赶马帮的就来了，叮叮当当的，热闹的很。”

　　城墙外，一段古道在青草的掩映中依稀可辨。杨洪明带领我们去寻找，一些青石上，仿佛还有马蹄踏凹的痕迹，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默默记载着历史的生机和活力。

　　幸好还有登相营古驿站，成为了灵关道上清晰的实体。

　　出登相营，我们顺河南行，直抵孙水河畔，方形的冕山，已经兀然耸立于西方。

　　今天的地图上，登相营属于凉山州喜德县2207平方公里的版图内。喜德的彝语称“夕夺拉达”，意指制造铠甲的地方。因“夕夺”近似汉语谐音“喜德”，故在1953年2月25日建县时，经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以“喜德”为县名。在这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墓、汉墓群的出土，为古代灿烂文化增添了难解的密码；南方丝绸之路的灵关古道，曾留下司马相如进入凉山察访风土人情的记载；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十万大军从此北上大渡河，惨遭失败，全军覆没；一代枭雄邓秀廷借此道称霸一方、威风一时；1935年5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左权、刘亚楼部，率先遣部队路经此道北上抗日，留下“回彝起来成立自己的政府”的宣传标语。

　　在奴隶社会的漫漫长夜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靠着火塘中的温热驱散寒冷与迷茫，靠着刀耕火种取得糊口之食，靠着自己的韧性抗争天灾人祸，顽强地生存繁衍。1952年，迎来解放的喜德历史，终于翻开崭新的一页。

　　走清溪道

　　思绪仍然要到泛黄的地图上去查看，“南方丝绸之路”的迷人曲线也是由北向南的。汉称牦牛道、灵关道的西路，从今天的雅安市汉源县富林镇南下，走进四川省“凉山北大门”甘洛县。只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这一段路因穿越清溪峡而取名为“清溪道”。

　　史书上也还没有甘洛县的称谓，汉武帝开始在凉山设置郡县时，甘洛这方属越蓓；郡辖。而甘洛建县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12月11日。

　　河流成为方向，峡谷即是良好的通道，导引着人的旅程，避免误入群山的迷宫。

　　问题是，南方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必经凉山的这一段，“从汉代历经唐宋乃至元明清，始终处于一种规律性开闭状态中”，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馆长邓海春的观点是，“中央王朝强盛时，道路能开城设驿保证畅通，一旦中央王朝到了末期或实力衰落，边疆少数民族势力又强大后，又处于封闭阻隔状态。如此循环往复，一条古道，就会在不断的战乱中湮灭于历史谜团中”。

　　不妨翻阅史书上的蛛丝马迹。多年来，对清溪道城驿有过考证的邓海春认为，唐人樊绰所著《蛮书》中记载最为详细，并且又以向达校注的此书最为确切。他拿出中华书局1962年版本，翻到这里：

　　“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二千七百二十里。从府城至双流县二江驿四十里，至蜀州新津县三江驿四十里，至延贡驿四十里，至临邛驿四十里，至顺城驿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驿四十里，至名山县顺阳驿四十里，至严道延化驿四十里。从延化驿六十里至管长贲关。从奉义驿至雅州界荣经县南道驿七十五里，至汉昌六十里，属雅州，地名葛店。至皮店三十里，到黎州潘仓驿五十里，到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土驿三十五里（过汉源县十里），至通望县木良驿四十里，（去大渡河十里）至望星驿四十五里，至清溪关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里，至达士驿五十里（黎、嶲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箐口驿六十里，至荣水驿八十里，至初裹驿三十五里，至台登城平乐驿四十里（古县今废），至苏祁驿四十里（古县），至蓓；州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三阜城上）至沙也城八十里……”

　　可能有些枯燥了，但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勾勒出，遥远时代清溪道的走向。邓海春解释，唐时的一里，约等于现今的540米，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城驿之间的实际距离。

　　古道依旧蜿蜒，暗示着时间的久远。

　　循着马夫的汗味与马匹的蹄印，2014年立冬时节，我来到清溪峡南端的甘洛县坪坝乡。“想去深沟，阿啵，我太熟悉了。”帅气的乡党委书记罗阿木执意要陪我去。这位43岁的彝族汉子所说的深沟，就是指清溪峡。他1990年3月招聘到坪坝乡做计生专干，对这一带山水相当熟悉。他称自己“工作25年一直在坪坝、前进、大桥”三个乡。由于坪坝乡远离县城，海拔较高，冬季十分寒冷，农作物以马铃薯、玉米、苦荞为主，当时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两千元，但他强调：“老乡很淳朴。”

　　罗阿木同样踏实，帮我拎起摄影脚架就上路了。乡政府所在地是坪坝村三组，一条古街径直连接着古道。说古街，其实不尽然，约两百米长的街道本是用混凝土铺面的，却因当作燃料的干枯蒿草，和背兜、摩托车随意摆放路边，加之前几天的雨水流淌一地，留给人一些零乱的印象。古意犹存的是街道两边的房屋：低矮的屋檐仿佛支撑不起发黑又泛着天光的青瓦，斑驳的土墙与石墙脚底普遍因雨水侵蚀已附着一层绿色苔鲜，家家户户的陈旧木门板多数门锁紧闭，若不是看见金黄的玉米棒子垂挂在屋檐下，或者有些木门上还贴着红底金字的春联，我实在怀疑村庄已是人走屋空。偶尔见到一位白发太婆坐在家门口的木椅上歇气，她头戴绒帽，棉袄外罩着紫罗兰色上衣，双手向上摊着，手指似乎沾着什么，像刚做过家务事还没有来得及清洗，微笑着任我拍摄。我还见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在洗涤一盆红色的、粉色的衣裳，一旁幼小的孩子身背玩偶、手端彝族漆器的饭碗在吃午饭。村头以及街道中段许多处，扎眼的是已破败并遗弃的木屋、土房，默默积淀那些曾经鲜活的故事。

　　经过一片开阔的草地，清溪峡就在眼前。

　　当层叠的青山分列两旁绵延而去，伴随一条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流，泛着光亮的青石闪露于绿黄色的草甸间，我知道，这就是清溪峡古道了。而挟持清溪向北奔流耸立两旁的山峦，所组构成的当是清溪峡。

　　不用说，走进峡谷，本来已是清洁的空气更加清冽，沁人心脾。茂密的植被覆盖着群山，天气寒冷的缘故树木长不高大，季节正开始把铭黄、橘黄和绛红泼洒上绿叶枝头，缤纷的颜色悠然透过云层的阳光照耀，亮丽而令人心旷神怡；踩踏在铺满深褐落叶的古道上，清脆的塞率声与凉爽的流水声相应和，音乐旋律般回荡于峡谷。当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声音听成马帮铜铃的叮当，或者穿越时空的历史跫音像一个幽灵在溪流上飘浮。绝壁处是凿空的甬道，行人得低头勾腰，不知道当初马帮怎样能够通过一難道好久没人从这儿过，沉重的山体又压下来一截了？有几处坡陡弯急，道路右下是悬崖，步步惊心不敢大意。从崖缝中生长的小树，伸枝展叶凸显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也快要挡住行走。走到峡谷深处，树木愈加长得浓密，仰望山顶的森林竟有原始的模样。如影随行陪伴着古道的清溪层叠而下，奔突婉转于巨石之间，跌落成乳白色的流水美得像刻意雕琢的风景明信片。一路美不胜收，只顾按动照相机陕门，也就忘了疲劳和困顿。

　　徒步两个多小时，到一大跌水处，道路改至右岸，我跃跃欲试，想跨越过去继续前行。估计跳不过去，罗阿木也婉言劝告，说若摔下那几个块被水冲得光滑的巨石会很惨。脚下是河溪左岸建有小型水电站的引水渠，据说已舍弃不用，此处原先搭建的便桥也不见踪影。石上仍有依稀可辨的马蹄印凹痕，我有些依依不舍，想象着路途的艰辛，只得遗憾地返回。《甘洛县志》有文：“清溪关是唐贞元十一年（799年）川西节度使韦皋为和吐蕃通好南诏所设关隘。清溪峡为南北走向，全长5公里，南起甘洛县坪坝乡政府驻地，北至汉源县的大湾。”此文明显有误。《资治通鉴》记载贞元十五年（799年），“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嶲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当天我走了6公里未到目的地，所以我觉得另有资料上说清溪峡甘洛段长约7公里，至大湾约10公里，比较可信。

　　我还感兴趣的是，在折返走出峡口的河滩开阔处，偶遇十几匹建昌马悠闲地在草地上晚餐。这些建昌马中除有3匹为粽黑色外，其余全都是粽褐色，嘴唇均为浅白色。它们背脊处两边各有两处鬃毛被磨得可见皮实，那是驮运物资劳累摩擦的印迹。做人不易，何况任由人支配的马匹。中国原生马种分为五大系：蒙古马，河曲马，西南马，藏马，哈萨克马。其中，西南马系统身材最矮，建昌马又是西南马系统中最矮的一支，成年公马平均体高为1.2米左右，也就与成年人腰部差不多。别看建昌马体格短小精悍，它们吃苦耐劳、善于跋山涉水和长途驮运的美誉，也算赫赫有名。建昌马也当仁不让地成为西南丝路灵关道匕的绝对主力。

　　除了从甘洛县坪坝乡向北至汉源县大湾，清溪道更长的一段是坪坝乡一路南下至蓼坪乡白沙沟，全长达48公里。明清时，这一路段设有坪坝、窑厂（古新安城遗址）、尖茶坪、海棠关、镇西、清水塘、腊梅营、蓼坪等关、铺。如今，这些地名在1：200000的甘洛县地图也找不到几处，更不要奢望发现什么有价值的遗址。但我知道古道等待着我，我没有理由不去走一回，即使从坪坝经海棠镇再到蓼坪乡的古道大多筑成公路，也只得驾车缓慢在山间起伏间寻觅。所幸海棠古镇尚留有许多材料供我下一篇文章专门讲述，太多遗迹已随岁月和季风散尽。

　　在时间深处，古老的文明消失于星光闪烁的夜空。

　　现为凉山州博物馆馆长的唐亮，2006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曾率领凉山州和甘洛县组成的文物普查队，背着干粮和设备，沿途用GPS定位仪器测量，用数码相机记录，徒步5天时间，理清了一路的驿站、营房遗址、青代石桥、清代墓葬群等等。“这就是全新的线性文化遗产，不是孤立的一个点，而是形成了一条线。”唐亮当时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所幸，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心血浇灌出结果。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洛清溪峡古道”名列其中。

　　随后，在清溪峡古道南口，可见甘洛县政府置大理石碑，碑文明确了古道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南北自双石包至横岩子的水源、植被及青石板路面，全长5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以20米范围为界。该范围东、西外延至峡沟两边山峰为建设控制地带。

　　清溪峡古道升级以前，零星有驴友慕名而来，体验远古的清风侠骨。据说南京大学旅游学院20多个师生来此调查，号称受富商委托搞开发前期规划。甘洛县城建和旅游方面也设想投巨资加以开发，但不菲的资金成大问题。

　　平坝乡党委书记罗阿木也忧愁经济的增长。甘洛县是凉山黑苦荞种植基地，全县一万亩的种植面积，坪坝乡就占到一半。他成天焦虑的是贫困农民脱贫攻坚“战域”的大事，还没有精力去打古道发财的主意，无法顾及古道上五颜六色人来人往的浪漫想象。

　　歇海棠镇

　　前文提到，清溪道进入四川凉山的第一个重要驿站，是现在的甘洛县海棠镇。

　　与都市的繁华喧嚣，灯火辉煌迥异，海棠镇的夜晚完全称得上寂寥冷清、静谧空廓了。尽管这里离东南方的甘洛县城只有35公里，翻山穿过雅安工业园区上G5京昆高速石棉站口也不远，但路况大为改善的交通缩短了距离，海棠不再像以往那样接近饭点，喷香可口的海棠腊肉似乎对好吃嘴的味蕾也少了诱惑力。车辆欢快地奔走，若不是为了采访，我也不会留宿在“海棠竹园”。

　　刚过立冬，天气立即给出冷峭的面孔，这里四面都是山，海棠镇其实依靠在一座山的半山，面前是山沟，寒冷空气由山顶压下来，不费吹灰之力。

　　梦回唐朝，当年穿越清溪道走进凉山“北大门”，过坪坝一路向南3个多小时，赶到海棠古镇已是人疲马乏，个个气喘吁吁，只肯席地休整，哪管前途茫茫。店主掌出飘摇着火苗的豆灯，赶马人和建昌马都唏哩哗啦开吃晚饭，起劲的声响撑破暗夜，古镇睡眼腥松地强打着最后的精神……

　　有一个春天，在两河乡秀水村采访完天近傍晚。我没有急着从正在扩修的近路折返县城，特意绕道坎坷的乡间公路螺旋式爬升至坪坝乡，因为之前我已三次造访海棠镇，知道从坪坝乡到海棠镇，走的正是清溪古道的一段。

　　沿途可见山间坡地上排列整齐的地膜覆盖，勤劳的农人播下一季的玉米，接近圆润山顶处，零星的树木上端正浸染新绿。

　　俯瞰海棠镇，呈长条形呈展在看似平缓的台地上。云层厚实，天空开始暗黑，山色多了几分厚重，也显得踏实可靠。色彩对比之中，镇上的建筑，更多的是四四方的几层楼房，外墙除了白色就是黄色，跳跃明快。旧时的青瓦平房，被拔高的楼房或遮档或打破格局，我从中极力去辨识古城，古城己然模糊得只剩一大块积淀时光岁月的底色。

　　那之前，我曾去过西北方向拍摄海棠镇全景，所处地理环境显得更加明白一些。公路边的半截古城上新增了挡墙，上面附着藤蔓，如果当地人不告诉你，哪儿知道那是城墙。远望只看得出古镇端口的几处房舍。建筑的主角毫无例外属于簇新生长并仍在增添的楼宇。

　　但海棠古镇的来路实在悠长，比如今“甘洛”的县名都早去四百多年。《甘洛县志》有文，明洪武十七年（1384），督蜀的景川侯曹震，令民开通至建昌古驿道，该道至海棠。弘治年间在海棠设“镇西守御后千户所”。嘉靖四年（1525），建昌兵备道，观察使胡东皋修筑海棠土城墙。这就是说，海棠古镇的建城时间，可确凿地认定为公元1525年。明朝时期，海棠属地越嶲卫。唐《蛮书》称海棠为达士驿，彝族人称它“夏达铺”，直译是休息的地方，意为驿站，是清溪古道上的重要关隘，所以清雍正六年（1728）在此设海棠都司府。民国时海棠区仍由越西县管理，直到凉山实行民主改革时，这里都还是越西县的第三区。

　　当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海棠古城，并非初创时的模样。历史上，古城经过多次大规模的修整，一次在清雍正八年（1730），另一次在同治二年（1863）。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宰辅赖裕新余部从蓼坪南白沙沟至海棠，“海棠都司无力抗敵，纵火烧城而走”，后又修葺。而这笔账，被今天的海棠百姓口口相传，记在石达开名下。

　　有关古城，《中国文物图集·四川分册》记载：“海棠堡址，海棠镇，明至清，县文保单位。堡始于明嘉靖四年（1525），时为土城，清雍正八年（1730）补修，开北、西门，道光十八年（1838）改筑砖石墙，增开东门。堡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800米，高4米，宽2.3米。条石砌基，条石长1.3米，宽0.34米，厚0.35米，上砌青砖，砖长0.33米，宽0.21米，厚0.15米，有的上有清道光十八年铭文。现存北门城门和南城墙约140米，北门城洞宽3米，深3.6米。”

　　各地的古城，大抵都有四门，为何海棠古城只有三门呢？那天带我去登高望远的蒋学尧老人，顺口背诵早年的民谣：“好个海棠城，四门开三门，独不开南门，气死越嶲人。”他说这其实是—句玩笑话。

　　老人是海棠镇名人，他说道光十八年改建海棠城模版仿照的是越西古镇，毕竟海棠属越西管辖，依样画葫芦实在正常。眺望海棠像个簸箕状，至于命名，有一种说法是明代时，都司府后园有一株奇艳的海棠花树，称此地为“海棠香国”，镇名由此而得。我想象，绿叶红花仿如古道上的标识，南来北往的商贾旅人走到这里，就该歇脚了。

　　说蒋学尧是海棠“知名人士”，名不虚传。他家祖辈是这里的大户人家，家道波澜起伏与海棠古城的兴衰变迁，有许多交集。

　　由他做向导，我跟着老人游逛于古城，走街串巷，街巷中亲热招呼“蒋三哥”的熟人络绎不绝。蒋家有8兄妹，蒋学尧排行老三，人称“蒋三哥”。

　　“如果不是‘文革，我家是海棠最富裕的。”生于1944年的蒋学尧衣着整洁，背着双手边踱步边走进记忆的深处，向我娓娓道来。

　　祖辈都是海棠人，但爷爷以上的先祖他未见过。只记得，爷爷蒋大观，字如章，家境殷实，1947年去世。爹蒋炎，字康南，生于宣统元年（1909），1975年去世。爷爷办私塾并教书，字写得好画得好；爹降生那年设海棠小学堂，正是蒋家祠堂捐建。书香门第的蒋炎受人尊敬，曾在田坝最有名的土司岭光电的私塾教书，以后回海棠小学，桃李满天，号称“海棠第一文人”。当年站在进东门不远的十字街口，掐指数来大街、中街、马街、新街，就算蒋家、罗家、丁家、高家人丁兴旺。其中蒋家是大家族，有五六十户，及至东门外，尚有蒋家坝坝。蒋学尧至今记得自家园子：“冬天里，雪下得越大，梅花开得越艳，好香呀！”

　　蒋学尧两三岁时，爹即捉手教写毛笔字。从小欢喜舞文弄墨，却没敢将此雅好一以贯之，那是后话。反正耳濡目染，唯读书为高。1957年他背起行囊离家远走越西中学读书，1963年高中毕业，虽成绩中等，考大学应不困难。但政审不过关，终不得成考，不久就来了“文革”。腊月三十，鞭炮声迎新中的爹乘着酒兴，提笔画下一幅中堂《好鸟枝头亦朋友》，区革委会秘书认不得“亦”字的意思，歪解成“无朋友”，爹遂被打成“五类分子”。气急之下，爹命后人谁也再不准写字画画，悉数扔弃笔墨纸砚。

　　蒋氏祖屋是一大院，木板房子，木格子的窗户白天撑开来采光，好让私塾学生上课。院子里栽种有松、竹、梅，私塾名曰“三友书斋”。蒋学尧把正直的爹铭记心间的是，爹教给他许多做人的道理：“一是不能说谎，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二是众怒难犯，钻欲难成。”如此教诲，让他受用一辈子。

　　没有考读大学，蒋学尧回海棠当了一辈子农民。“过往年岁，尤三四月间，青黄不接，没有吃的，饿得最惨，临街的商铺多，除了土产也没有啥卖的，甚是清淡。”加之地处山区，气候寒冷，出产不好，交通不便，一时萧索。大家族中，人多米少，日子确实清苦。“蒋三哥，你还能干什么名堂？”别人这样取笑他。

　　改革开放解放了聪明人的思路。上世纪80年代初不愿受穷挨饿的蒋三哥开始做生意，到成都去提百货来海棠卖，赚取差价，但这件事是有力气的人都能干的，没有发挥出自己能写会画的优势才干。“我一想，咋个不这样来发展？！”他远赴南昌学画瓷像，买回钻子，开始打碑。他打石碑与众不同，不仅刻字，还嵌瓷像，又把山水、花鸟、龙凤都雕刻其上，生意比谁都红火；做大了，又购买机器，从西昌拉花岗石来，一分钟打一个字可挣1.5元钱。画用粉笔起底稿，机器刻划，一通碑上有画3幅的，有画5幅的，每幅收100元，连字带画最多有花到5万元的。他成了闻名全县的“农民书画家”。1987年，被甘洛县委组织部评为“农村优秀人才”，以后又被评为州级“土专家、田秀才”。“我说，迟很了，”蒋学尧感慨，“我这一生贡献给国家有好多用处哟！”

　　除却家世，蒋学尧还知道许多古镇史料。本来带我去北方高山处，指点古城与新城比对差异，“原先挨门对户是旅店和马店”，2013年他曾爬上高处，“怕以后没有人知道，必须把历史遗迹画下来”。我们在垦植的农地与荒野间摸索，忽然他提高了嗓门几乎是吼起来：“哎呀，这里还安埋着吉林省代理省长呢？”

　　吉林省，离西南四川那么遥远且偏隅大凉山中？代理省长，声名显赫怎么算也是一个大人物，有没有搞错？疑问暂且按下不表，寻觅踪迹要紧。毕竟七旬多的老人记忆减弱，关键置身野外不易拣识方位，试着踏勘几处未见踪影。

　　“哎，应该是附近嘛？”他扶正蓝色帽子，似在挠头搜索思绪。

　　“不急，慢慢来找。”我怕他累着，示意放慢脚步，安稳稍纵即逝的线索。

　　他又四下张望，没再答话，径直向着一块绿色林地行走在前。我跟紧脚步，预感到有一件重大历史谜团即将被掀开沉重帷幕。

　　果然，一片松柏林深处，透过没有枝桠遮挡的树杆部分看去，有一不显眼的墓碑，坟茔低矮，由于旁边另散布三四坟墓，可判断这处为墓地。走近，只见其它坟墓均无墓碑，惟立于旷野的一块墓碑，上取圆弧下端长方，青石正面镌刻有文字。蒋学尧像久违故人，自言自语“就是他了”，去地上扯起一把泛绿的青草，仔细擦拭历史的尘埃。繁体字像从黑色底片上显影出来，碑中正文“故吉林省政府主席诚公讳允之墓”，左侧落款“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吉日”。

　　難道，这里真的安葬着一位大人物？重大的发现让我兴奋不已。

　　回到西昌后，我不断查阅《甘洛县志》人物辞条，动笔写作前断续用了半年多时间，多方从书籍和报刊的字里行间详细梳理，大致勾勒出诚允命运多舛的人生轨迹。需说明的是，甄别比对众多材料比较烦琐，需综合考量当时境况和实地踏勘海棠古城才能得出较可靠资讯，但并非不再存疑。比如：诚允生卒年份。志书上的生年为空缺，只说是清同治初年，居多的资料记为1881年生，予以采信；而所有资料写明其1944年8月“病逝西康”，惟有县志记载为1946年3月，战火纷扰，一个人的流落他乡乃至死亡，谁又会用心顾暇，既然客死异乡，我更信海棠当地人。总之，面对各种差池，综述如下：

　　诚允，生于辽宁省辽阳满族家庭，正红旗人，字执中，姓瓜尔佳氏，汉姓关。曾任吉林省代理省长、省政府代理主席等职。1906年，诚允毕业于北京法政学堂。民国初年，在一次全国法官考试中名列前茅，被任营口道地方法庭推事，后升审判官。他执法不徇私情，有“诚青天”之称。1916年诚允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吉林省民政厅厅长。

　　诚允是大汉奸熙洽的表弟，还是其妹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俩人分道扬镳。11月，张学良请示南京政府任命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为吉林省代理主席，在哈尔滨附近的宾县建立吉林省政府。而此前，熙洽已经在吉林组织了伪省政府。两个吉林省政府开始分庭抗礼。

　　1932年1月16日，熙洽调遣伪军大举北犯，扬言要踏平宾县抗日政府，同时企图占领北满重镇哈尔滨。诚允特委任原吉林省城卫队团长冯占海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又联络爱国将领李杜等人，发动哈尔滨保卫战。同时，积极为抗日军筹措粮饷、械弹，为前线官兵发放了两个月的军饷，有力地支援了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沦陷后，日军先出动飞机轰炸宾县，2月7日派兵进犯。这时城内只有少许警卫部队，情势十分危急。汉奸张景惠、熙洽派人前来劝降，诚允断然拒绝。遂留在城内指挥抵抗，最后才撤出宾县。

　　5月，吉林抗日联合军成立，公推诚允为总司令，并成立吉林省政务委员会。至此，诚允感到临时省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电请张学良同意撤消后，他侨装商人由水路经山海关进入北平，受到嘉奖，被任命为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议。东北沦亡后，诚允满腔希望落空，遂潜心佛学。

　　钻研佛学或许铺垫了诚允后来受命成为护送班禅第九世回藏专使的基础。

　　1933年12月17日，达赖第十三世在拉萨逝世，西藏政局恐生变化。前后藏的僧侣群众以群龙无首请求班禅回藏主持政务。蒋介石深谋远虑班禅在西藏的政教地位，于1934年2月任班禅为国府委员，20日在南京就职。确认班禅回藏，并组成护送班禅第九世回藏专使行署。派诚允为专使，马鹤天为参赞，高长柱为参军，率领仪仗队200余人，积极准备护送班禅返藏。

　　1934年7月，班禅由南京回抵北京，1934年8月至1935年3月，班禅又到内蒙古一带进行宗教活动。1935年4月4日，班禅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表示内蒙古宣化事务已经结束，是以决定4月中旬首途赴青，转道回藏。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派诚允为护送班禅回藏专使。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诚允委托南京光华照相馆制作发行“奉使护送班禅大师回藏纪念”照片。

　　发黄的纪念照片为诚允半身正面像，面容端庄，目光炯炯，仪表堂堂。

　　查阅资料时，我另外还与诚允先生碰面：那一张朴素的黑白图片，诚允站立中间，没有东北人的高大魁梧，是1936年5月26日，作为国民政府护送班禅通藏专使抵达拉卜楞，当地保安司令黄正清设帐欢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参赞马鹤天陪同。图片刊于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出版《尘封的历史瞬间》中，出自庄学本之手。我还于《庄学本全集》查证到，1936年6月第116期《良友》刊发庄学本先生的《从西京到青海》：“我这次随护送班禅大师回藏的誠专使西行，预备由极东边的上海，赴极西边的拉萨……”直到5月18日，“专使行署”得到“班禅大师定于5月18日离开塔尔寺，向拉卜楞进发的消息”，同日，行署官兵八九十人及骡马300多匹，“也离开兰州，向拉卜楞前进，以便和班禅大师在该处会合”。

　　遗憾的是，班禅大师行前即身有不适，一路又劳累过度，于1937年12月1日凌晨在青海玉树结古寺圆寂。

　　而从那个时候直至诚允海棠去世的漫长7年时间，其行踪因为无迹可寻而显得扑朔迷离。如果按照蒋学尧“可惜他到海棠才3年时间就病故了”的说法，至少他举家到达海棠镇前的4年我们仍不得而知。时局复杂，动荡的生活即使是许多人无常的命运，但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流淌着英雄般的烈性血液，诚允的个性不应是怯弱的，也不会自甘沉沦。

　　《甘洛县志》记录了一段，在成都，诚允认识了汉源县的饶近如，将自己想找景色较好、气候与东北相似的偏僻之地安度晚年的相法告诉对方，饶便向他介绍西南方的西昌，让他看看择而定之。诚允率亲属随从20多人安居海棠。在古镇，他支持儿子诚轼麟出墙报宣传抗战，用木板置放在十字街头，每周一期，持续一年多。本想安度晚年的他，眼见此地农业经济相当落后，创办了“种田实业两和公司”，积极垦种及买卖百货。因道路阻险，匪盗横行，凉山盐贵如金，他让公司尽力盐业，收益不小，然在离海棠约10公里的大坝垦荒，水源奇缺，气候严寒，不产粮食，蚀本不少；又去田坝莱子山开办铅矿，入不敷出，只得到河道（今石棉县）开办石棉矿，情况不佳，终亦停办。全家生活日渐清苦，随从各自另寻出路，只剩妻弟不舍离去。到了三天只能吃上一次大米饭，其余多靠玉米、洋芋充饥时，诚允身体也很快虚弱，终一病不起。

　　诚允“和我爷爷很好，文人嘛”。蒋学尧意犹未尽，“诚允死后，程太太给我爷爷叩头，让派几个人把他们三娘母（有两个儿子）送回成都。”据蒋称，程太太为表谢意，送了8幅画给爷爷，其中有几幅来自皇宫，是当年末代皇帝溥仪偷出宫带到长春，为拉拢诚允抱画给他的。动乱年代，这些画连同爷爷祖传的字画，散失殆尽。提及那些曾经拥有的珍藏，蒋学尧咬牙：“日本鬼子可恶。”

　　诚允究竟为何要远走大凉山中并选择在海棠古镇定居下来？去世后其夫人和双儿又走向何方？半个多世纪过去，为什么再没有他的后人来拜谒或者迁骸回归故土？历史的空白，留下太多谜底，有待解开。

　　蒋学尧老人心中是记得诚允先生的，虽然颇费周章，待伫立诚允之墓前，他的内心五味杂陈，并不好受。

　　绿色的松柏随春风轻轻摇曳，颜色一天天浓密起来。从半山往开阔的前方看去，海棠古镇层层叠叠的房屋拥挤在一起，那里曾经有过诚允艰难的岁月。客死他乡，吉林已是远方的远方。

　　出会理城

　　一大早坐在拱极楼上喝茶，因为还没有几个人，安静、悠然，仿佛是一个只属于个人的时光。放眼楼下的街道，两旁的店铺都还没有开张，时间像是凝固了的。我想象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达官、商人、马锅头北来南往于这个重镇，人们擦肩而过，或者同桌而饮，便有了中华南北的文化共生。

　　这是会理县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最南端了，不远处湍急的金沙江成为了川滇两省的自然分界线。有人称它边陲，实在不想再挪动沉滞的脚步；有人唤它边城，为自己走过那么远的勇气感喟。

　　与西昌一样，会理建县也是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当时叫会无县，隶属越嶲郡（今西昌）。这一年，是汉武帝开拓西南夷道失败后的第15年。西晋时期，越嶲郡移至这里，时间长达140年。虽然此时的郡和西汉时期已经有了区别，不再是一级行政区划，但仍然可以看出会无在当时的地位。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会无县更名为会川县（隶属云南），一直到明朝洪武二十七年才再次归四川管辖。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称会理县。

　　有了那么悠久的历史，会理很容易得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而在2015年底，会理古城荣升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则是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更加夯实底气的结果。

　　“前去穿会理坝子平坦走，四望一片稻田。两边矮山脚下，散布有村子不少。穿坝行约五里，走过一道跨在会理城河上的有顶大木桥（名为‘金带桥），即到会理城郊……正午十二点，我们安全到达会理，由东门进城。”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名叫曾昭抡，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1941年7月，由他任团长，“乘暑假之便，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经康省步行入川，作实地考察”。他们到达会理，还到了西昌，并从西昌步行进入彝区。这一趟历时101天、行程上千公里的远行，对于曾昭抡来说，算得上是兴趣盎然的旅行。尽管行程相当艰苦，他仍感慨“半考察、半探险式的旅行”收获良多。

　　而曾昭抡亦颇有来头。他是清朝后期名臣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毕业于清华，留学美国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的妻子俞大絪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也就是说，曾昭抡与妻子俞大絪，是表兄妹。因此，两人于1927年结婚后，虽然感情甚笃，琴瑟合鸣，但为避遗传问题，他们没有子嗣。

　　这一年7月12日，考察团一行11人抵达会理。“会理是一座典型的四川县城，虽则现在业已划归西康，从人物、街道、建筑、店铺、风俗，种种方面看来，我们的印象，都是如此。城不算小，大约有一公里见方。鼓楼一座，位在城的中心。从该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向四个方向伸出去。城的东边，流着一条颇大的河，名为‘会城河或‘会川河。西祥公路，在此河东岸，靠着城墙，向北展出。紧贴城根，四周还绕着有一道窄窄的护城河。

　　曾昭抡后来在《滇康道上》书中，详细描述了会理古城的模样。“会理的繁华热闹，真是当初意料所不及。原来我等心目中，以为这处逼近边陲的城市，必然相当冷落，和富民、禄劝，相差不多。一到此处，看见如此热闹，大令我们惊奇。不独云南外县，远比不上，就是四川腹地各处县城，赶得上会理的，也并不太多。清时西昌是府（宁远府），会理是州。可是自来会理就比西昌繁荣得多。据说在滇越铁路未通以前，由上海及外国运到云南的货品，是由长江达重庆，然后由川省经会理达昆明。同时自会理西行到三堆子后，溯金沙江而上，為当时自宁属通往大理的大道，由大理可以通到缅甸。”

　　尽管只有短暂的两天半时间，曾昭抡似乎对会理印象很好。会理街道给他的印象是，四条大街和好几条旁街全部是用石灰三合土筑成，正街普通宽窄，路面异常光滑，只是需要当心雨后湿滑容易摔跤。巷子虽然较窄，大部分是铺得整齐的石板街。房屋建筑全部是旧式中国建筑，殊为整齐。各种店铺，当然是应有尽有，也就人气兴旺了。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会理自古以来就成为了人们理想的栖息地。亚热带气候带来的丰富物产，潇洒的阳光褪去一路奔波商人的湿寒与倦意。人们开始习惯了漫步大街，老茶馆也迎来了人声鼎沸。

　　现在的会理古城格局，自明初建立以来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全城南北长约1770米，东西宽约920米，古城总面积近25万平方米，内城和外城分为若干规矩的街坊，布局严谨有序。内城主要街道以钟鼓楼为中心，呈十字形延伸到四城门，成为东街、南街、西街、北街四条主要街道，组成了“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的四街三关（即东关、西关、北关）二十三巷”的棋盘式格局。

　　城中七条大街，街宽7米。临街铺面为活动铺板。店铺多悬门匾，木柱梁枋为栗红色；沿街的店铺有600余间，均为—楼一底的木板楼房，木楼上有镂空雕花木窗；青瓦屋顶，瓦楞上有垂吊的百草和青苔，色调古朴，亦构成了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街景轮廓。现保存完整的20条小巷，巷内多为清代建筑，路面为石板铺砌，加上形式各异明代以来的民居院落，组成了古风依旧的历史文化街巷。

　　原先的小巷保留完整的还有20条：上巷子、中巷子、马王庙巷、钱局巷、明义巷、赵家巷、蒋家巷、东明巷、东城巷、会中巷、科甲巷、华兴巷、民主巷、胜利巷、和平巷、幸福巷、公园路巷、产生巷、节约巷、小巷。

　　令人佩服的是，内外城的功能区分清晰：城西主要设置学署、文庙、公园等，属文化建筑群；城北以手工业者聚焦的小巷为中心，是客栈、旅舍建筑群；城中七条大街就是商铺街市；城中巷道是乡绅宅院、民居古建筑群；西北面则集中了官衙行署、道观寺院和戏楼、广场等大型建筑。正如陪同我采访的会理县文广新旅游局局长祁开虹所说：“会理古城的合理布局所体现出来的文明与科学，值得珍惜与重视。”

　　无论新城的高楼大厦怎样日新月异，可以说，会理的核心在古城，而古城的核心在钟鼓楼。

　　远远地望去，钟鼓楼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出炫目的光彩，仿佛是要让人感叹它的雄姿。本来嘛，钟鼓楼又名“凌霄楼”呢。

　　此楼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由当时的会理知州主持修建，到乾隆年间两次改修和补修。咸丰十年（1860年）被毁，只有座基尚存。光绪三年（1877年），会理一位名叫马见田的致仕回家，一心想要修复。于是在进京时，找人将皇家园林里的一个角楼描了下来，按图修建，终于建成了一座精雅而不失雄伟的楼台。

　　中国的古典建筑历来讲究风水。清朝以前原本没有这钟鼓楼，为了弥补传统建筑文化上的“中轴空虚”，而在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专门修建这一豪华建筑，形成了以钟鼓楼为中心的四面对称格局。

　　真正算得上古为今用了，从2012年端午节开始，会理县又恢复了逝去近百年的钟鼓楼上晨钟报晓、暮鼓定更的传统仪式。每天早晚鸣钟击鼓，悠扬的钟鸣鼓磬声响彻古城街巷，已成为会理古城焕发文化积淀的雅韵。

　　会理古城北门朝南的城门匾额上，题写有“永固北辰”大字。这句话出自《论语·为政》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辰即北极星，方位居中而众星拱之。同出此门的北面却题写“望帝”，让人猜测是遥望皇朝的意思。会理建置的历史是从西汉元鼎六年开始的，城池的建立则以元初修建的黄土城为标志，这就是今天的外城。后经过明清对外城的续建以及东、西、北三关，才基本奠定了这个由古道和大江交汇拱卫着的城池。

　　还有科甲巷、西成巷、金江书院、仓圣宫、天主教堂等等，即使边走边看也有些目不暇接。

　　如果问一下会理人，值得他们骄傲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他们都会看似漫不经心地望向那些古老的院落：“去看看那些老房子，再去问问那些住在里头的人。”

　　现存的会理古城民居主要集中在南北大街和两侧的东明巷、科甲巷，而这三处的民居又有明显区别，南北大街均为前店后院，东明巷多属普通居民居住区，科甲巷则是官宦人家聚集区。

　　那天下午肩挎相机，沐浴着早春的阳光迈进胡家大院时，一袭浓浓的古意扑面而来。堂屋外的大柱上贴着手书的春联，楷书字体中透着汉碑的道劲古朴，绝不是那种花五元十元钱随手可从街边买来的印刷对联。整个院子的居民源自同一个祖先，历经600多年也未曾改变，不像其他一些院落换了主人或来了新的姓氏，这胡家就守着明代的门窗走过了数十代人的青春年华。在外工作或定居的胡氏后人，会在每年的春节和端午回家祭祖，现在这院里年龄最大者已近九旬，而最小的还不满周岁，合了字辈的整整有五代人。

　　过节时，院子里数十人便一起热闹吃家宴，虽然春节已过但可以想象热闹的景象，传统的节日和喜庆的场面，烘托出生活的幸福。后来听说他们家里还有清朝皇帝亲赐的“皇室旧影”的照片，这常让他们津津乐道。

　　这一条科甲巷，固守着往日家园的人家还有许多。而最大的要属吴家大院，它用四合五天井舒展演示与众不同的风姿，今天还为28户人家提供开放与隐秘的空间，同时也让植物、猫狗与房顶一样可以享受阳光的抚摸。吴家的风光停留在一块题有“大夫第”字样的厚厚的木匾上，光宗耀祖的牌匾至今仍是拥有它的主人的珍宝，平日里不见踪影，节庆时分成为科甲巷的一道风景。

　　古时的科甲巷走出了许多鼎甲、进士和举人。一条狭窄的青板石街的两边，均是老宅旧居，大大小小的院落，无一例外有一进二进三进的纵深，处处皆是青石地、镂花窗、雕花梁，不仅是老古董，而且充盈着一种无形的、慵懒的、漫长的人文气息。

　　有时候，某个地方让人停留下来，或者远离他乡还很牵挂，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美食。会理人范竞马是中国少有的几个独步国际乐坛的男音歌唱家，尽管离开家乡在北京已经多年，尽管记忆了世界上无数的佳肴美味，但他最敏感的味蕾还是留在了家乡。“饵块是会理人的早餐，饵块的鲜汤原料是鸡汤，没有加一点多余的调味料……比起四川和全国来说，会理美食做法和材料都比较单一，但它就是吸引着你，让你经常念想起那些家乡的滋味。”所以只要有机会，范竞马一定会到处去寻找曾经的味道。

　　会理美食物美价廉，不管是选料上的简单，还是做法上的随意，甚至入口也是不急不慢地体会舌尖传递到身心的愉悦，人在细嚼慢咽中顿时轻松起来。

　　尤其是，因为地处川滇之间，云南的材料、四川的口味，或者四川的材料、云南的口味，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会理美食。会理的厨师熟练地将云南特色的食材运用川菜的调料进行烹制，或者把传承于异乡的各色吃食大刀阔斧地加以改良；将汉族的烹调技艺和少数民族鲜活生猛的饮食习俗调和起来，把那些粗糙的原生态饮食精雕细琢成足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菜肴。

　　鸡火丝饵块，会理黑山羊汤锅，还有以猪排骨、羊肋条肉、牛肉牛杂等杂菜炖煮的铜火锅，都给喜欢美食的人亲近之感，吃过然后深爱上它。也就真切地爱上了一个叫会理的地方。

　　会理人大多为外来迁入，北方忽必烈的后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代，更有朱元璋从南京带来的兵士后裔。所以在会理，你看见北方的戏楼和四合院、南方园林厅堂、云南风格建筑的大象石雕以及别具特色的江南小院，一点都不奇怪。

　　会理是这样一个地方：资源富集，人们的生活相对富庶，不至于为生计而节衣缩食；优越的光热条件让这里拥有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天上地下，飞禽走兽、果叶根茎、蕨薇菌蘑，几乎所有在西南地区出产的山珍，都能在这方寻找到踪迹；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广袤的土地资源，更是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食材品种；自古以来较为便利的商贸交流，让各地的烹饪技艺在此交集融合，落地生根，为本地饮食文化的发达根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只是，旅人的脚步似乎是停不下来的。由此继续北上的人，心中或许揣着去建昌城一探究竟的愿望；而由北而来的人若想向南方迈步，渡过湍急的金沙江，南方丝绸之路就进入云南地境了。

　　进建昌城

　　我供职的单位在西昌古城的中心，走不了几步，就是古城往昔最为繁华的四牌楼所在。当然，曾经是地标建筑的四牌楼早已灰飞烟灭，我只是从老照片里一睹其黑白影像。和许多小城故事一样，今天的古城与新颖的城区两相比较，古老往往意味着凌乱而衰败。出门即是北街，向南经过一个十字街口来到南街，然后穿过大通门就算出城了。

　　记不清多少次，当我从城门洞下经过，往往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奇妙感觉。我知道，曾几何时，凉山往往被一些外省人视为“不毛之地”，被贴上封闭、落后、野蛮的种种标签。殊不知，由于它所处的特殊位置，偏居中国西南，在地理上却是内陆与边缘的一个交汇点，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最早”的碰撞点之一。在这个点上的西昌城，从古至今是许多条驿道、马道、公路、铁路的要地，它自然充当了部分中原人向南出入于云南，并再出入于老挝、泰国、越南、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国家的地方。

　　通常而言，西昌天气最热的时候并非盛夏，而是4月底5月初的十余天。因为在一年当中，这里的旱季和雨季几乎各占一半，夏天虽然总体气温偏高，但雨水的密集冲刷了热浪；反倒是经过冬春长达数月的干旱，春雨姗姗来迟的那些时日，西昌竟有直奔入夏的炙热。

　　我记得2016年一进入5月的酷热却不是天气，而是复建古城墙时掀开的古钱币热。西昌在恢复重建古城墙时，偶然在大通门施工现场挖掘出大量古钱币，顿时引发民众哄抢。

　　毕竟只有一步之遥，得知消息的那个傍晚我赶到现场，只见工地开挖出的泥土与石块之上，人头攒动：有人手执电筒仔细翻寻泥土，有的则拿着一串糊满泥浆的钱币战果等待买主，讨价还价的文玩商贩于人群中穿梭，生怕漏掉眼看到手的大鱼，后来几天随着媒体的报道，据说还有来自成都送仙桥的大佬星夜驰来一探究竟。我没有资本倒腾发财，却担心文物流失总不是好事。与西昌文馆所的专家热线联系。对方说得明白，年号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通宝”收藏价值都不甚高，如果你看到康熙、雍正的，品相又好的話，可以考虑。在渐渐暗淡下去的昏黄中，我悻悻离开还在旋转的人流。

　　文物专家们也不敢怠慢。他们请警方封锁了现场，仍然清理出187斤钱币。以后的鉴定结论是，从钱币上的满文得知，绝大部分产于云南宝东造币局（东川），其余少部分产于云南宝云局（昆明）和四川宝川局（成都）。史书记载，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二十九日，西昌东河爆发洪水，冲毁城墙二十余丈，西街、顺城街、大巷口等数十条街巷化为一片沧海。惠珉宫、五显庙、禹王宫、福国寺等庙宇荡然无存，田禾淤尽，倒流入海，淹良田二千余顷。出土钱币位于西街口打铁巷，“当年的钱庄或来不及撤离，最终被洪水淹埋”，专家分析。

　　那段时间，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件事，吸引着市民的好奇心。

　　一是随后不久“掏”出了800多米明代古城墙。西昌古城墙依据上百年前建昌古城图修复，发现一段长达800多米的明城墙，“城墙高达8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西昌市原文管所长张正宁，天天在工地现场指导，他的解读是，东河经年的泥石堆积，造成我们今天站在城墙外看，似乎城墙是埋在地下的现象，“但以前肯定是远远高于地面的”。依此复建的古城墙由南门一直连通东门，并对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安定门加以维修，重建了门楼和瓮城。

　　二是修复古城墙时，不用水泥而专门熬制糯米灰浆，将三层不同材质的墙体接缝填充和粘连。第一层鹅卵石，第二层为条石，第三层是按原先规格土窑烧制的青砖，用去37万块。

　　重要的是，糯米灰浆钙化时间长达两年，往后时间越久，粘连硬度越强。工地上，10口大锅下的熊熊火焰，蒸腾起翻滚的糯米粥，整个工程，共用去50吨糯米。

　　西昌，南方丝绸之路上名头响亮的重镇。作为城市诞生的历史，确切地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始。汉称邛都，到隋唐称嶲州，南诏称建昌府，元称罗罗斯宣慰司，明为四川行都司，清为宁远府，民国称宁属。

　　古城，是古代文明起源的标志，它的兴废和变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经济文化的兴衰。西昌境内遗留有11个古城和古堡遗址。时代最早始于汉晋，最晚为明清。规模最大的是唐嶲州城，保存最完好者为明洪武建昌城。

　　邛海以东北的开阔坝子，即如今的西昌市区，古城分布相当密集，明清的三座古城仍依稀可见。

　　高枧汉晋古城，在西昌市区以东的高枧乡中所村。当地人称此城为“孟获城”。古城北临姜坡山丘，东、西、南三面地势开阔平坦，考古实测，古城呈长方形，南北长373米、东西宽251米，城墙为泥土夯筑，四墙相合。除东城墙因修筑道路而局部受损坏外，其余大致完好。城墙上尚存十余处城堞。城墙残高1.8—3.6米，厚约5米。同时发掘出许多汉代砖、陶器残片等物，纹饰多系绳纹、弦纹和斜方格纹。专家们认为古城年代大约为汉晋前后，极有可能为三国时蜀汉大将张嶷任越侮郡太守期间所筑。《华阳国志·蜀志》载：张嶷任越嶲郡太守时“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嶷始以郡郛宇颓，更筑小坞居之。延熙五年（242年），乃还旧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就是当时少数民族积极参与修筑郡城的写照。

　　唐嶲州城，是唐代初期在西昌设立的嶲州都督府。唐太宗李世民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鼓励发展生产，使西南地区的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相对稳定。在此社会背景下，修筑了规模宏大的蓓；州城。这一古城至今尚陈布于西昌市区并跨越至郊区。城呈正方形，城墙为泥土夯筑，每边长约1750米，残高1-3.5米，厚约14.5米，总占地约306万平方米。除南城墙因历年基本建设所毁外，余皆完整。嶲州城内除残存着唐、宋、元各个历史时期遗物外，明代建昌卫城又重建在崔州的西北角上，其占地面积约为唐嶲州的四分之一。

　　据文物调查，嶲州城内外尚存重要遗址两处。一是唐代瓦窑遗址。在东城墙以东数百米处，窑为马蹄形，所生产的莲花纹瓦当与中原洛阳隋启官城内出土的瓦当别无二致。窑内发现唐开元通宝，证明此窑群属唐代无疑。瓦窑群生产的筒瓦、板瓦、瓦当等物，用之于城内建筑。二是唐景净寺遗址。景净寺为唐宣宗时南诏国景庄王母段氏所建，位于唐嶲州城西北角，后改为白塔寺。《宋史》卷四百九十六《黎州诸蛮》条叙，“山后两林蛮”于开宝二年（969年）六月“进贡”时，“由黎州（今汉源县）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嶲州。侮州今废，空城中但有浮屠（塔）一。”今存白塔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遭地震毁后，重建于咸丰九年（1859年）。塔为楼阁式七级砖塔，平面是八角形，底部周长14.8米，塔高21米，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有无地宫不详。塔的第三层，八面龛内各有石刻佛像一尊，真像身披袈裟、秃头，脑后有背光，跏跌，神态端详，系唐代珍品。

　　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当属明建昌城了。

　　城市是市井生活的基础，古城也就沉积为历史的记录。

　　据嘉庆版《宁远府志》载，建昌卫旧城，“明洪武中建土城，宣德二年砌以砖石，高三丈，周围九里三分，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后据北山，前临邛海，左带怀远河，右潆宁远河。四门：东日安定，南日大通，西日宁远，北日建平。”这是说，建昌城始建于1388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建昌城旧址位于西昌市区东北部，建在唐嶲州城西北角上。北与北山相结，西临西河，东有东河，东南为开阔平坝。与邛海相距5公里。明代建城时的北墙和西墙，完全重筑在唐蓓；州城墙上，其走向亦相同。只是后来城墙东南角因遭东河水溢之灾，几经培修，边角略成弧形。故有人把建昌城形容为一把展开的折扇。

　　考古实测表明，该城在明代时为正方形，四墙各为1200米长，占地面积144万平方米，现存占地面积130万平方米。城为砖石建造，以条石垫底再砌以青砖。城墙底部最厚处达20余米，高11米。城开有四门，南北东西相互对称。除西段城墙和宁远门早年被毁之外，其余三门尚存，城门上的年款为“洪武贰拾年四月吉旦立”。城墙上的纪年砖有万历、大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城内街道迄今基本保持明代布局，即以“钟鼓楼”（俗称四牌楼）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北称北街、南称南街、西称西街（亦称仓街）、东称东街（亦称府街）；另外城南有顺城街，城西有石塔街、三衙街、什字街，城東南有涌泉街。此外，各街之间又有20余条小巷相连，使各街巷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网络格局。

　　有意思的是，远在明清两代，政治、军事机关主要集中于建昌城东北部的北街和府街一带，故这一带的街道名称均与政治和军事相关联。如“都司堂巷”，因明代四川行都司衙门建在此处而得名，明代建昌卫署和清初建昌总兵衙门建在北街（今四川省彝文学校）；清代宁远府府署建在府街（今凉山军分区修械所），城中“中营巷”“右营巷”“后营巷”即清建制军事机构“营”（兼管土司土目）的衙署所在。明清两代的文化、宗教建筑大多集中于城西的石塔街一带，其中久负盛名的景净寺、发蒙寺、关帝庙、城隍庙、云南会馆、陕西会馆、泸峰书院等，均分布在石塔街附近。

　　明清时期，南街、顺城街为商贸、集市的主要街道，贸易的商品以银铃、锡锭、金银饰品、铜器、生絲、白蜡、药材、裘皮等为特色。时光荏苒，今天的南街肯定比过往更加人声鼎沸，但它的功能没有变，街道两旁的小商铺摩肩接踵，尽管不如大商厦日进斗金，但眼见小商贩阳光般的笑容，也知道小日子的滋润。

　　从建城的手艺与匠心来看，先人的智慧一点不输城建师。

　　建昌古城在明清时期的引水设施比较完备，采取以引河水入城为主、掘井取水为辅，构成溪水长流、水井星罗棋布的引水系统。引河水入城主要有三处：城西北角“白塔寺”和城东北角“千佛寺”两处分别从北山引水入城，城东南的涌泉街“过水庵”旁引东河水入城，今西昌市二中（研经书院旧址）尚存明代“水仓”遗址。城内有明清古井，居民凡有水井者，官府统一规定在其大门上绘以“井”图样，为防火患利于取水。公用井中最著名的有北街明代“梅花井”、涌泉街明代“豆芽井”、石塔街的“大水井”、仓街的“胡家井”等，这些古井建造讲究，水源充足，水质优良，数百年不衰，一直沿用至今。西昌古城区排水系统也是渠渎纵横，依地势高低自北向南排水，主道为大水沟、苏家坡沟。

　　建昌古城几乎就是西昌历史的一个缩影。数百年来，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在古城上留下痕迹。“大顺”纪事砖在古城上被发现，证明了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于公元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其部将刘文秀（抚南将军）确在西昌举“大顺”旗号据城数月，同时主持培修了建昌古城。城内曾发现记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过境情况的碑刻。北城墙上发现大量清咸丰元年（1851年）纪事砖，说明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西昌遭受强烈地震对古城墙的严重破坏，次年及时进行培修的纪实。

　　城墙的砌石和青砖都是可以触摸到的时光，但长途迁徙和漂泊一生的人们走进建昌城的时候，许多人选择了停下疲惫的脚步，开始生命中不一样的生活。炽热的阳光既给人温暖，也把未来的朗阔照得明亮。

　　沿着古道一路走来，我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举足轻重、又颇为有趣的“点”上，只不过文字中表述的“点”并非单个数字的实指。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眼界，汉朝“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

　　尽管横断山东缘的群山叠嶂、江河湍急，形成重重阻隔，对外界事物的好奇一直是推动人类持续寻路与探索的原动力。只要你有过在连绵的山峦或者无垠的旷野目睹道路网络般的延伸，你就会对此深信无疑。

　　责任编辑：罗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