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维民

　　鼠年春节临近之际，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对于治理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能力测验，谁在真抓实干，谁在虚与委蛇，一目了然。此次，在网络舆论场上向来低调的广大乡村，就因“硬核防疫”，大获关注。

　　都有哪些“硬核”法儿？比如，为劝说乡亲们宅家，多地村干部借大喇叭“暴躁喊话”;为减少人员流动，村口值班组拿扫帚棍子等严防死守;为让宣传入脑入心，各类横幅标语简单直白……种种手段，见事早，接地气，执行快，营造出浓厚的防疫氛围。

　　这般防疫，初看“土味”，细思可敬。然而，在许多人点赞的同时，亦不乏声音对“土味方案”嗤之以鼻，认为如此这般不够“高级”，话里话外一股精英视角的优越感。是的，或许以教科书的角度，这些防疫方式是不够光鲜，但什么又是所谓“高级”呢？现代化的治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基于发展程度生长出来的呢？

　　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讲授中国研究课程时，第一节课就向学生强调，理解中国要注意三件事：中国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大！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这个“大”，不仅是指面积之大、人口之巨，更意味着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程度不平衡不充分。

　　就拿此次来说，疫情消息一经传出，各大城市立即緊张地行动起来，但在广袤的农村，人们关注最多的，显然不是新闻或科普。信息缺位导致防控意识不足，雪上加霜的，还有走亲访友的浓重年俗、并不宽裕的医疗条件。人命关天，是守着文明的形式牺牲防控效率，还是顶着“土味”的帽子守护村民安全？事缓从恒，事急从权，实效才是硬道理。

　　之所以要为“硬核防疫”分辩几句，不仅在于其治理实效，还在于其治理思路。什么是真正的巧妇？不是拿着海参鲍鱼做出满汉全席的那位，而是拿着白菜豆腐端出四菜一汤的那位。“硬核防疫”就可贵在，思路的以人为本、为民负责，手段的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没有为了追求形式美而透支落地的可行性。疫情防控如此，其他工作何尝不是如此？

　　借由“硬核防疫”，我们看到一次成功的乡村治理，也得以一窥真实的中国农村。许多人的意外甚至不解，恰恰说明对国情社情了解得并不全面。传播学有个回音室效应，在媒介的筛选下，人们会只看想看的、只听想听的。一旦身处“信息茧房”，也就竖起了一道阻碍认知的高墙。且看网络世界，大城市永远处在高光之下，“人均985”“月薪过万”成了社群中的常见标签，那些失语的地域和人群则容易被忽略。看不到一个全面的中国，更遑论对一项公共政策进行公允评价。

　　有一部纪实性乡村调查叫《中国在梁庄》，写的正是城市化进程中，河南一座县城里普通人的命运起伏、悲欢离合。或许再经过许久的发展，“梁庄”们也不见得能达到批评者口中的治理水平，其中的张三李四也难以获得网络关注，但那里藏着一个真实的中国，也孕育着强劲的生命力。一套接地气的治理方式循着自己的轨道悠悠运行，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还会给外界一个“硬核防疫”式的惊喜。

　　卧龙荐自《北京日报》2020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