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腐败难

　　曹勇（安徽淮南）

　　《雜文月刊》（文摘版2019年4月下），白雪松的《由“想不腐败太难”想到的》，文中“想腐败容易，想不腐败太难”是贪官落马后发出的感叹。后句“想不”与“太难”的双重否定就是肯定，等同前句“想腐败容易”。正是因为“容易”，贪官才能够有条件，轻而易举地前腐后继。可是，为什么要用“双重否定”来“绕口”呢？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可不是贪官在显摆“文化”，而是用“太难”掩护“容易”，是自己应对腐败责任的臆想与推脱。言下之意是想表明：官员自身本是清廉，腐败是由外部环境所致，不得已而为之。“容易”使腐败非常有市场：权力即使被关进笼子，也可能偷溜出来溜达溜达，因为没上锁或没锁严。那些不收不受的圈外人，要么在博弈中被踢出局，要么在同流中合污。

　　贪官的这些由衷感叹暗示：要想完善、落实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防范、保障机制，任重而道远。

　　我看养老钱被“精准围猎”

　　覃力维（广西河池）

　　读《杂文月刊》（文摘版2019年4月下）邓海建的文章《养老钱被“精准围猎”谁之过？》，意犹未尽，心里总想说点什么。

　　从总体来看，养老钱被“精准围猎”，虽然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是：目前我同养老体制的设计、构建和实施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尚有提升、完善的空间。正因如此，一些不良机构或个人，才趁机打着“养老”名义，诱骗老人将养老钱投入所谓的高额回报项目，最终致其遭受损失。

　　整治养老钱被“精准围猎”乱象，首先，应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体系，夯实养老事业基础，提升养老措施的可操作性、实用性与规范性，让养老事业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次，老年人应提高觉悟，擦亮眼睛，不断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从内心深处筑起一道防骗拒诱的坚同防线。老年人往往集数十年生活经验于一身，作风相对稳重，不应心存贪念，否则容易上当受骗。譬如，在我们小区，曾经有一位老人因贪财而误人歧途，被骗子引诱加入一个合资项目，最终东窗事发，骗子被查处，老人也因此血本全亏，损失十万元;还有一位老人，数年来参与赌博，先后耗掉数万元退休金……如此覆辙之鉴，世人宜当警惕。

　　陪伴式啃老，父母真的很喜欢

　　郑来福（河南郑州）

　　《杂文月刊》（文摘版2019年4月下）刊登了《“陪伴式啃老”算是孝顺吗？》，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都挺好》，苏明成就是典型式陪伴式啃老，虽然母亲心甘情愿喜欢这种陪伴式啃老，但他也遭到妹妹苏明玉的鄙视，也让自己妻子朱丽看不起。

　　最近一个网站发起了了一个话题，年轻人，你为什么负债累累？就这个问题，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年轻人负债是一种兀奈的选择，他们刚走人社会，收入是很少的，能解决自己的吃穿就已经是不错，哪还有钱去买房、结婚，就只能啃老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结果发出去不到10分钟，就有一个微信名叫“行者”的读者就拍砖，说：“郑来福，这真是个啃老的好借口，笑得我五颜六色。”还配了一个夸张的漫画。他这个讽刺的口气，让我不舒服几天。

　　啃老族名声很臭，无人敢给他们翻案和平反。即使是陪伴式啃老，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因为以前经济不发达，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作为成年人去啃老，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但是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提高了。老年人已经进入精神享受层次，而陪伴式啃老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诞生。

　　孩子刚走人社会，收入少，生活得艰难。看到孩子艰难，父母能不伸手拉一把。这就是中国父母的伟大之处，他们渴望孩子过得幸福，需要的是他们常回家看看，给自己丌心，所以我们要改变观念。

　　我今年50多岁，女儿也上大二，今年20岁。虽然在教育孩子上我是以素质教育为主，以应试教育为辅，全面发展。孩子比一般同龄人生存能力是强一些，生活费能自理，她利用课外时间兼职二三个街舞班，每月能挣1000多元生活费。但她的学费还需要父母去承担，她学的国际会计班，每年学费就要一万多。孩子算不算啃老族，按某些人说，这就是啃老族。像我的孩子在上大学期间能挣生活费，已经是很不错的。别的孩子上大学费用还得全部父母承担。既使走人社会，进入成年，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也需要父母支援。我单位新招的警察，他们上班就丌始买房子，费用都是家里人掏的。他们刚上班工资低，能买得起房子吗？作为父母，我们有工资，可以养活自己，我们百年之后，按照中国的传统，把家业传给了孩子。我们在有生之年，希望孩子能多回来看看我们，给我们精神上的慰籍。在物质上不需要孩子去赡养，自己能养活自己，甚至还有余钱去帮助孩子。我们只需要精神上的赡养，这就是让孩子多陪伴我们。这是我们这一代年老人愿望。陪伴式啃老，我们真的很喜欢。

　　由故宫开火锅店 想到药店卖日用品

　　苗志学（陕西佳县）

　　读于文岗的文章《故宫丌火锅店专访慈禧》（《杂文月刊》文摘版2019年4月下），得知“宫墙外，角楼下，250多年历史的红色围房，如今摇身一变——故宫火锅店。”这叫“跨界，就是涉足与原主业风马牛不相及的业务。”

　　由是想到另一种跨界。曾渎过几篇文章，《医保卡岂能变成“购物卡”》（《杂文月刊》2018年5月下），《“医保卡”竞成部分人“购物卡”》（《文萃报》2019年4月9口）。症结出在哪？监管不力。凡企业都为盈利，不良企业更是唯利是图。既然药店出售床单、被罩、卫生纸、化妆品、保健品、食用油，卡里有钱，何不变现，“医保卡”变“购物卡”就不足为奇。很多药店刷“医保卡”没有购药明细，只显示一个收款总额，这就为药店购物提供了可乘之机。围家不允许药店销售口用品，票据的设计显然存在弊端，是否有意为药店丌口子，不得而知。药店销售口用品，明显是违法，难道监管部门不知情，背后的情况很复杂。监管部门不查究是失职，难道不该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