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良

一

村里的社公叫隆安社，坐落在一棵老木棉树下。

　　社公是方言。鲁迅先生《社戏》里的“社”，原指土地神或土地庙，我们这里称之为社公。

　　长湾塘不是塘，而是一畦长长的、月牙形的稻田。长湾塘的堤坝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木棉树是南方一种极其常见的树木。可在我们村里，这棵木棉树就显得很不一般。它高大、挺拔，高数十米，树身要几个人才能合抱。早春到来，光秃秃的枝桠上，便开出一朵朵木棉花，如一只只火鸟在跳跃，也如一只只系着红丝绸的小喇叭，吹响春天的歌。

　　这棵高大的木棉树，是家乡村子的标志树。更主要的，是树底下有一座社公。据我观察，周边村子的社公，大多都是设在榕树底下的。为什么我们村的社公会设在一棵木棉树下？也许，当初也是设在榕树底下的，后来那棵榕树被雷劈或虫害，总之倒掉了，生长在其旁的木棉树渐渐长高长大，便取代了它的位置。

　　木棉村肯定与木棉树有关，但按照这样的推理说来，木棉村绝不是因这棵木棉树而得名。也许当年村边或河岸，到处都长满木棉树，如同现今长满竹子一样。

　　大概祖先们在开村驻屯的时候，都要建立一座社公的。我不知道，我们村最初建立于哪一年，但应该早于道光七年吧！因为这社公的柱子上，雕刻有“道光七年众村同立”的字样。道光七年，即是公元1827年。无论是先建村再立社公，还是同时建立，木棉村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

　　听六公说，我们这支黄姓人家，是从广东搬迁而来的，有当年厅坻大门的一副对联为证：“莺迁自粤东，龙池祖德家声远；燕居于桂南，浔州宗枝世泽长。”这副对联，不但让我知道了从哪里来，还知道期盼向哪里发展。

　　六公还说，旧时北区每年都要举行游神活动的。这游神活动（实际上就是庙会），一般要游三四天。最开始，就是从我们隆安社出发，沿着山脚的村庄，一路游过去，直到邻村的都乐社才结束。所到之处，锣鼓齐鸣，爆竹连天，真是一片喜庆、热闹的景象。

　　

　　插图：张皓宇

　　我没有见过村里的游神活动，但我见过村里舞狮、拜社公的场景。那时，村里有一支舞狮队。这支舞狮队，除夕那天一早，就先给社公舞狮一场，然后到各家各户去拜年。

二

我家与社公之间，是一畦长湾塘。这是村里最肥沃的田地，水源也充足。可就是这样的田地，也不能使我们的童年丰衣足食，饥饿还是唱着主角，像幽灵一样，在村子的各家各户飘荡。

　　好在社公坪上有一棵百子树。百子树的籽儿很多，酸酸的味道，想起便会流口水。还在籽儿发黄的时候，我们便去采摘了，怕成熟的时候，轮不到我们，一夜天光，鸟儿便会吃之殆尽。为了减轻那种酸味，我们有时会拿到社公里，用香火烧烤。

　　经常与我玩的是土哥和石弟两兄弟。土哥的做食方法较多，用香火烤籽儿，就是他教我们的。他还常常将在冲坑里捞到的小鱼，拿到社公用瓦片来烧烤，给我们分享。

　　除夕、冬至等重要的社日，拜厅坻、社公是必不可少的。捧上阉鸡、烧酒到厅坻烧纸后，又到社公烧纸；或到社公烧纸后，再到厅坻烧纸。这些事情家里人就可以做。而结婚、孩子满月挂灯要烧纸的时候，往往要请“专业”的人来帮忙。

　　十九婆，也就是土哥、石弟的母亲，她在这方面特别精通，可谓是“专业”的人。她点上香烛后，说一堆的话，既吉利又顺口，深得主人的喜欢。村里那些小伙结婚，都请她帮铺床，出阁的姑娘也请她做指点。村里的大宗小事要拜社公了，都得请她去做主持。

　　她生得矮小，却聪明。生产队办幼儿园，她是幼儿园的第一任老师。在水稻将成熟的时候，每年都去看鸡。也就是看守长湾塘那畦稻田，不让鸡偷吃。看鸡貌似清闲，实是离不开半步的。你刚赶走这头的，那头的又来了。她认真负责，爱岗敬业，每天从早到晚拖着一条竹竿，从塘头走到塘尾，又从塘尾走到塘头。

　　一天中午，见她那么辛苦，我从灶门里捧来一碗粥水给她解渴。她很感动，一见母亲的面，就不停地夸我懂事，有礼貌。

　　在兄妹当中，我生得最瘦小，胸脯突出，像鸡胸，筋骨一条条的清晰可见。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一条藤。“啊！你妈不给你吃吗？都瘦成这样了。”十九婆每次见到我，都这样说。那语气，有痛惜，也有怜悯。不知是见我生得瘦小，还是给过她一碗粥水，总之，十九婆对我特别关照。她拜社公回来经过屋门前，总会叫一声：“亚冠。”然后给我一小片发糕或两只福寿饼。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生长在和平年代，那种爆竹火药的气味，和酒肉的气味一样，是人间的烟火味，便成了我童年记忆最深的过年过节的味道。

三

木棉树下是社公。母亲常说：“村里社公家家拜，众人阿姑无人待。”这是一句古语，多少说出了世态炎凉。其实，凡事都有例外，八叔就是不拜社公的。

　　八叔没有什么文化，生得高大，有一身死力气，能将一只两百斤的石碾举起，在生产队的地堂走一圈，供销社曾想招他做篮球队员，因他手笨脚拙而作罢。八叔后来当基干民兵，家里人因此都格外有精气神。

　　长湾塘田边，有一口水井。井深丈许，一条小路直通水井，石级砌到水井半中。村里人担水时，便挽起裤脚，走进没到腿肚的水中，用水桶底拨一下水面，便吸水噔噔地担上来。八婶觉得不卫生，又不能不到这里担水。一次，在担水时，由于水井边太滑，她没能将水桶吊上来，反而被水桶拖了下去。幸好，被我使牛回来的父亲看见，将她救了上来。

　　八叔只有一个儿子叫大粒。大粒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去工农兵大学深造，后来当上了县里的干部。

　　没几年，八叔便建起了一座平顶楼，还购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村里的第一座平顶楼，也是第一台电视机。虽然人缘不太好，可村里的人都争着到他家的天井里观看武侠片。他干脆把电视机搬到天井去，让大家观看。

　　一天，父亲见八叔将牛拴在社公坪的百子树下，撒满牛屎牛尿，就说了他几句不是。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老实说，别以为你们多子多女，我告诉你们，我一条银包铁胜过你一窝泥蛇！”

　　父亲明白，八叔说的你们，也包括六公在内。八叔没有什么文化，却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着实不简单。大概他也会活学活用，因为村小学的伍校长就说过：“要相信科学，一把尿素，胜过一筐牛粪。”

　　从此以后，村里人不叫八叔的儿子大粒了，就直接叫他银包铁。

四

父亲勤劳、虔诚，把打扫社公坪、铲除杂草，给字体上漆当作自己的分内事。他老实巴交，在村里默默无闻，十分卑微，却对拜社公，十分积极。

　　做梦也想不到，我也能考上大学。村里人很是羡慕，都说是我父亲修阴积德的结果。于是，关于我以前的许多故事便被村民挖了出来。十九婆说：“亚冠挂灯的时候，我也去帮主持。虽然挂的不是头盏头，可他父亲十分虔诚。不但早早去社公坪搭好灯棚，还一日几次去添油，看见谁的灯灭了，他都要帮添上油的。而他的灯最旺，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五，那灯一刻也没有熄灭过。”说得神乎其神。

　　我能考上大学，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不用多说的，我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二个考上大学的孩子。第一个是银包铁，银包铁靠他老子八叔的庇护得以保送，而我则是硬打硬靠自己考上的。坏事，就是学费令人发愁。母亲为此狠狠地骂了父亲没本事。

　　我一年的学费要5000元，任凭母亲怎样骂，上纲上线到人格和命运，父亲也束手无策。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每天早出晚归地饲弄田里的庄稼、过年过节打理好社公。骂过之后，我还是没钱交学费。

　　母亲只好去找八叔借钱，绝对不是因为父亲救过八婶的命，而是基于她们同一年嫁到村里结成的姐妹情，结果却撞了一鼻子灰。

　　我在房间看书，母亲进来说：“又不能读书了，还看什么书？”我没有说话，心里感到一阵酸楚。父亲对社公的虔诚，并不能换来家庭的富有。多少次黄昏时分，我在社公边的堤上徘徊。没钱就不读了，我做好了去广东打工的准备。

　　傍晚，十九婆将她的生命钱悄悄地拿来了：“老妹，你拿去，让孩子读书再说。”

　　母亲很矛盾，不敢去接十九婆的钱。母亲知道，这钱是十九婆大儿子土哥用生命换来的。

　　土哥大我几岁，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儿，去社公那里捡拾没有燃过的爆竹，然后引爆抛到空中，或丢到江中炸鱼。在我去读高中之后，土哥当兵去了海南。不久，他的部队便开往云南老山前线，不幸的是，他牺牲了。

　　土哥牺牲后，民政部门给他家里发了一笔抚恤金。

　　战争是恐怖的。这以后，我对一直感到似年味那么喜庆的爆竹味有了一种恐惧感。我不知道，十九婆在拿出这笔钱给我读书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反正，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五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西十万大山的一所学校任教。路远，交通不便，我很少回家。十九婆是我的恩人。每次回家，不是我去探她，就是她来看我。

　　参加工作后回家过年，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回到村边的小商店时，正好遇到十九婆。于是，我二话没说，便将她搭了回来。

　　刚回家放下东西，我还来不及去看望，十九婆就过来了。那时，我正在屋门前摆弄着那辆新买的自行车，摇摇车轮，那些钢条在轮子的飞速转动下像一块银饼，闪烁着耀眼的白光。

　　“亚冠，教了半年书，就赚得这辆自行车是不是？”八叔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面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脸上的表情特别丰富，朗声回应：“是的。”

　　十九婆没有理他，母亲也没有理他。他看了看，没再说什么，无趣地走开了。

　　紧接着，老李鬼来了：“我到你家不见你，就想你一定是来这儿的。十九婆，准备咯！”

　　对老李鬼，我的感情一直是疙疙瘩瘩的。小时候，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次肉。一次，经过她的家门，我看到她一家正在厅里大块地吃肉。我站在门外，直咽口水。我多么希望她能给我一小块肉啊！可是，她不动声色地走出来，“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经老李鬼的提醒，十九婆这才记起，又要给人家去拜社公了。今天是老李鬼的孙子出月，她叫十九婆帮去拜社公。

　　母亲说：“烧下纸罢了，自己做就可以了。”

　　老李鬼头也不回地将此话抛向身后：“我就不懂做这事的。”

　　十九婆向我挤挤眼，说：“谁天生懂的？还是不懂好过懂，烧的香多，惹的鬼就多。亚冠，你说是不是？”

　　“我不懂的。”我说。

　　不一会儿，十九婆便出来了，担着一个挑子，一头是寿桃、阉鸡、烧酒等供品，一头是婴儿的襁褓衣服，慢慢地走过我家门前的地堂儿，穿过竹林，穿过长湾塘，爬上堤坝，再走下去，便到了社公。

　　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不用等十九婆回来，讨发糕、饼干之类的食物了。摆弄完那辆新买的自行车，我还和母亲在地堂儿上闲聊。当社公那边传来一阵爆竹声之后，我就知道，十九婆主持拜社公的仪式结束了。

　　一会儿，十九婆和老李鬼一前一后地走回来。回到地堂儿上，十九婆笑着说：“亚冠，要发糕吗？”

　　我想起了从前，她给我发糕或糖饼的情景。这是一种习惯的提问，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母亲很羞涩地笑了笑：“他十九婆，你以为还是旧时吗？”

六

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可是，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变得贫乏了。过年过节，他们减去了许多仪式。时代变化之快，令村里人谁也没有想到。西山的香火依然越来越旺，而村里的社公日渐冷落。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了乡村的没落，加上村民们大都外出，即使到了过年过节，拜社公的人也极少了。十九婆的心情难免失落。

　　父母过世后，我也很少回去了。长湾塘不再是稻田，已经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竹子。那口被父亲洗净过的水井，也塞满了污水和各种垃圾，虽然井边生长的荆棘已将其覆盖，却遮不住散发出来的臭味。兄弟们都在别处建起了新房。老屋门前的地堂儿，早已杂草丛生。偶尔有人从屋门前经过，也要弯下身子，侧着腰，从屋檐街上穿过。屋檐街是用石灰石铺就的，野草尚未撑破，只是上面爬满了青苔。

　　我又想起了社公。过年过节时，妻子要烧纸了，就会对着天地说：“我们村里的社公叫隆安社。”先祖神不问你是哪里的，只要说出村里的社公名字就行了。

　　一棵木棉树被风吹倒后，八婶走了。她是在出圩回来的路上，被汽车辗死的。十九婆唏嘘不已。她曾对我说：“我时常跟你妈说，我与你妈、八婶是同一年嫁到木棉村的，三个女人，就她命最好。”可是，在人生下半场，八婶过得并不好。儿子在城里当了官，本应该享福的时候，却遭遇飞来横祸。

　　也许是因这个变故吧，八叔在没有多少人去拜社公之后，开始拜起了社公来。他想找十九婆帮做一下，十九婆却说：“我老了，记不起怎么说了。”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去做。

　　八叔晚年的时候，在村里待不下去了。银包铁回来，要接他到城里居住。

　　银包铁是开着小车回来的。小车到村外的公路边时，被村民用荆棘拦住了路口。

　　在村里集资修这条路时，石弟通知过银包铁，银包铁一毛不拔，还说：“你们村里修路，关我什么事？我的钱并没有多到铺出大路去。”

　　银包铁打电话叫石弟出来说情。他与石弟一家最亲，起码在五服之内。石弟说：“这路又不是我一个人修的，村里人不让你开车回去，我也没有办法的。”

　　银包铁想打电话给镇政府，又怕暴露自己的丑行，加之也不是很远，便只好走着回家接八叔出来。上车后，他将头伸出车窗外，恶狠狠地说：“木棉村，我屙尿也不会向你了！”

　　可是，没过几天，八叔又回来了。他说住不惯城里的生活，实际上是被儿媳赶出来的。村里人都没有跟他来往的，他变得十分孤独，往日的气势没有了，见到谁都是头低低的。

　　母亲说：“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那有什么用？”是的，做任何一件事，要有诚心去做，不要先考虑自己的得失。拜社公是不能带着功利之心的，如果带着功利心去做，十有八九是事与愿违。

七

往事越十年，家乡有新篇。近年来，村中邻舍有什么大宗小事，都喜欢把喜宴摆到镇上或县城的酒家。村里有人请我赴宴时，我就方便了许多，免去了舟车劳顿之苦。虽然好多年没回村子了，可村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不经意间，我会常常想起。

　　十九婆去世的时候，石弟邀请我回去做理事，我自觉义不容辞。近乡情更怯，这种情感，大概古今都是相通的。每次回村，心都狂跳不已。不敢轻易问某个人，因为很可能，那个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从石弟屋前的晒坪上看过去，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在村边徘徊。那不是银包铁吗？以前村里有什么事他都不参与的，有人告诉他、请他也不回来，包括石弟娶媳妇。这次，十九婆去世，他怎么回来了？

　　银包铁也看见了我。一会儿，他穿过一些客人，径直向我走来，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寒碜的笑容：“亚冠，你还在十万大山那边吗？”

　　多年前，当许多人都往城里跑的时候，我也去找过银包铁。那还是村小学的伍校长让我去的。

　　我知道求人难，特别是我家与他家的关系，可为了能从十万大山调回来，我还是去找他了。“大粒。”我叫道。他当即挂下了脸：“亏你也是做老师的，这乳名是你叫的吗？”我只好改口说：“哦，黄局长。”

　　知道我的来意后，银包铁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我与你嘛，说亲又不亲，说亲我们是同一个村，还同一个厅坻、一个社公；说不亲，我们起码超出了八代。我凭什么要帮你？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不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再说，收你的钱又难，不收也难。当然，收不收钱，在别人眼里，都是收的。”

　　最后，他又说：“木棉村人死没文化，除了去拜社公，还能干什么？多去外面走走，即使是遇到混蛋或流氓，也是一种见识呀！”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真的见识了从木棉村走出去的混蛋。

　　想起往日求他帮忙的事，我难免心生不满，不爱搭理他。其实，我通过一些朋友的帮忙，早就调回县城了。

　　他伸手进裤袋里，我以为他要给我分烟，便摆摆手：“我不抽烟的，也没钱抽。”

　　此时，侄子悄悄走来拉开我，说：“别理他，他疯了。”

　　侄子又对他说：“银包铁，去当你的局长啦，在这里干什么？”

　　银包铁昂头一笑，无趣地走开了。

　　我问侄子：“银包铁怎么就疯了呢？”

　　侄子说：“你以为他还是银包铁吗？一条死蛇也不如。这个石弟可能清楚。银包铁被判坐牢了，如果不疯，他能出来了吗？”

　　十九婆享年93岁，在我们木棉村是为数不多的高寿老人。她走了，标志着木棉村传承近200年拜社公的风俗彻底结束了。

　　料理完十九婆的后事，我又去看看那社公。长湾塘的田埂，已经被两旁的竹林掩埋了，堤坝上也生满了野草，那棵木棉树下承载着多少村民梦想与希望的社公早已受到了冷落，那个社公坪已是一片荒芜了。

　　树有根，根深叶茂；水有源，源远流长。村子就是我们共同的根和源。陆游在《春社》里说：“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太平盛世，又是社日将到，我想，一个不再拜社公的村子还能够保留多久？没有了村子，我们的乡愁何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