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壶：圈子
圈子，实属文人们交流、交往、交际的平台和空间。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历朝历代都有文人为研讨学问、切磋技艺、寄情山水、畅谈人生，结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圈子。这圈子或叫沙龙或叫学会协会什么的。不管叫什么，其宗旨就是为了使志同道合的文人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史料记载，明朝时期大大小小的文人圈子不下两百个。这些圈子有诗文应和的，读书研理的，讥评时政的，吹弹说唱的，还有专品美味的。“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看看，文人的圈子，除了以文会友外，还能时不时地搞搞聚会，推杯把盏品菜香呢。
小圈子是伙，大圈子是组织。一个为单两个为双，三个为伙四个为帮。古时候单纯以文会友的圈子并不多见，各界互通有无、相互结盟倒是司空见惯。这和时下各种联谊会极为相似。毕竟，是一种联谊，不是拉帮结伙，自不必瞻前顾后，徘徊不定。当然，圈子有风险，入时须谨慎。入一个不着边际甚至找不到北的大圈子，有时候不如不入。在大圈子里再搞个小圈子，那就得不偿失了。正所谓，文有文道，圈有圈规。话说回来，有无资本入圈子，想不想入圈子以及人家让不让你入圈子自是不同。但肯定的一点是，入文人的圈子，结文人的圈子，绝对是一件值得羡慕和推崇的好事。
古代文人就很善于做这样的好事。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等七人，为了把好事办好，就组成一个令后人仰止的圈子，即“竹林七贤”。除常在竹林之下喝酒纵歌外，山涛和王戎不仅成了名，还当上了司马朝廷的高官。对“肩无挑担之能，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而言，这样的诱惑力又怎能不让人动心呢？于是乎，拜师傅、认乡党、交学友繁衍开来；于是乎，达官贵人、市井小贩纷至沓来，投机钻营，乐此不疲。就连有清规戒律、超凡脱俗的和尚，也对圈子情有独钟。在“竹林七贤”出现后不到一百年时，庐山有一个叫慧远的和尚，也结了一个叫“庐山僧团”的圈子。这个圈子除了勤净修行、讲法说道外，还与天下文人交往甚广，被当时朝野名士所钦敬。由此，庐山也被誉为“道德所居”之地，成为当时与姚秦政权的长安并峙的佛教中心。作用如此之大，内涵功效如此之强，已非一个简单的文人圈子可以匹及了。
文人在圈子里相互尊重理所应当，可事实上却时有相互贬低、相互诋毁的现象，以致为圈子诟病。前面提到的“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重要。他们与“三曹”一起，组成了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是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离乱之苦，也都先后投奔了曹操。同为一个圈子，彼此又同病相怜，按说应该相互关照相互支撑才对。可七子们呢，不仅谁也不服气谁，还私下在曹氏父子那里说对方的坏话。那个能让梨的孔融被杀后，其他六位哑然失声，既无同情的言论，也无同情的笔墨。圈子的冷漠乃至冷酷着实令旁观者不寒而栗。难怪人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大谈“文人相轻”之论。这不仅是曹氏的感叹，也是文人们的无奈。
圈子有冷暖，文人心自知。好不容易挖空心思削尖脑袋挤进梦寐以求的圈子，却一不小心卷入是非旋涡，不仅评不上什么奖项，捞不着什么好处，还时常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有的甚至连命都丢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孔融，说白了就是冒犯了圈子里的老大曹操。老曹可不管你小时候让没让过梨，再说了，老曹也不稀罕吃什么梨。人家连三分天下都能掌控，还奈何不了你这个孔融？那个平时对圈子不以为意的王安石，也有类似遭遇。在变法中，他不仅触及了富商大户利益，无意中也惹恼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人圈子。这个文人圈子非比寻常，随便点上几位都令人咋舌：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文彦博、欧阳修等等。这些文人一改谦恭礼让、饱学诗书之态，对王安石群起而攻之。他们个个言辞激烈、毫不客气，大有不铲除之，大宋江山社稷就难以安泰和巩固。你想，那个未入啥圈子的王安石还能好得了吗？
唯一没入圈子又安安全全、乐哉优哉的文人当数陶渊明。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一种归隐。陶文人的归隐不同于那种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假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对人生的理性选择，也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陶文人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归隐后的陶渊明亲自参加田园劳作，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文人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至于圈子，陶文人才不稀罕呢，也不在乎什么评价和认定，一门心思在真隐之中安心创作，凭真人格魅力说话，凭高质量的作品来说话。“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从诗中，不难看出在闲适的田园生活中，陶文人心情已豁然开朗，宁静致远遂自形成。所以，我一直认为，陶渊明应该成为广大文人推崇的榜样。这不是劝诫文人们去归什么隐，而是倡导文人们在入健康圈子的同时，不仅要培养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境界和精神，更要在名利取舍中，多出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与睿智。
一个文人逍遥不奇怪，整个文人的圈子一起逍遥那可就叹为观止了。假如你不小心出生在明末清初，又渴望一种逍遥，那么，我建议你一定要入李渔那个圈子。这个李渔，对圈子有着深刻的认识，知晓“君子朋而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胶如漆”等道理。他在《交友箴》中写道：“饮酒须饮醇，结交须结真。饮醇代药石，交真类松筠。”有史料称，与李渔交往的八百余文人雅士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可以说，李渔是中国古代交友最多、结交面最广的文人。众多的文朋学友，使李渔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坐堂赏《美人香》，卧榻读《肉蒲团》，这个有着“湖上笠翁”雅号之称的李渔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整个文人圈子里的逍遥一网打尽。
文人的圈子聚了散，散了聚，一个圈子成为过去，自然会有新的圈子诞生。不知不觉，鲁迅在圈子里吸了一支烟走了，老舍在圈子里喝了一碗茶走了，丰子恺在圈子里画了一幅画也走了。来了一个又走了一个，文人的圈子已是百花齐放、光怪陆离。慨叹中，我恍然又回到了那个无圈子思想却敢于创办文学社的纯真年代。
第二壶：嗜好
1765年，42岁的纪晓岚陪同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窑湾，偶得当地吴姓老板馈赠的烟丝和二斤八两重的白金水烟袋，“纪大烟袋”由此而来。除指特殊的喜好之意外，“嗜好”更多地被解读为不良的爱好。对此，许多文人都感同身受。吃喝嫖赌抽，是公认的五毒或为五种不良嗜好。有些嗜好因文人而得典故，有些文人因嗜好而获传播，比如苏东坡。苏东坡爱喝蜂蜜，在流放黄州和惠州时，他曾养过蜜蜂，因而深爱之。不喜欢喝甜的，那就来点咸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咸口上倒是体味颇深。传说郑板桥在扬州卖画，只要有人送他一碗狗肉，他就会回赠一幅小画；但达官贵人、富商豪贾，如想以千金买他的画，还要看他脸色，倘若不高兴，虽千金亦不屑一顾。话说有一位足够咸的大盐商，向郑板桥求画被拒。正一筹莫展时，获悉郑嗜吃狗肉，乃设一圈套，骗走了郑板桥的画。郑板桥得知真相，十分羞恼，于是将盐商告进官府。此事轰动扬州城，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茶余饭后的笑料。
“酒有别肠，唯文者近”。小到品，大到饮，文人的嗜好从古至今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或纵饮狂歌、放荡不羁，或浅酌低吟、把盏畅饮，无不显露文人的洒脱和儒雅，展现文人的风格与情趣。所以我说，文人对酒的滋味品尝最为直接，那深藏酒中的各种道理，也只有文人才能悟出。“李白街上走，提壶去买酒。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家喻户晓的李白不仅有着卓绝的才情，更有着世人为之惊叹的酒量。“举杯当歌，无酒不成诗”，是李白无愧于“诗仙”雅号的真实写照。很多文友都有我的感受，每当读李白的诗，读着读着就能闻到一缕酒香来。从“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从“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句句优美绝伦、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无不展现出李白对酒的痴迷与爱恋以及他对多变人生的不羁和傲视。诗仙乎，酒圣焉！
古代有赌博嗜好的文人也不在少数。王安石在《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中写道：“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可见，弈棋赌已成为宋朝时期重要的赌博方式。在婉约派与豪放派成为宋词主导风格的同时，文人们的赌博也开始在各个阶层蔓延，给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为此，朝廷颁布了禁赌律令，但终因彼时的赌博之风甚嚣尘上而宣告失败。能如此，与那个一天不赌就浑身痒痒的宋徽宗不无关系。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记载，在宋徽宗被金国掳去的途中，随身还不忘带着象棋。于是乎，上行下效，法律成了一纸空文；于是乎，不良的嗜好最终敲响了亡国的丧钟。
文人嗜烟，纪晓岚算一位。而好吸烟者，现代文人更多。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郭沫若也曾经有吸烟的嗜好，有的终身未戒。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现象：似乎不吸烟，就不算真文人；似乎不烟雾缭绕，就无法文思泉涌。所以，很多文人都拿创作需要拒绝戒烟；所以，很多假文人，不会抽烟也要摆弄几支掐于手中。我欣赏真文人的那种状态：能吸烟而思不散，能撰文而性不乱。童年时，第一次看到鲁迅吸烟的画像，我就被先生独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先生安坐藤椅上，手举纸烟深思凝望，轮廓极为鲜明。烟雾缭绕中，先生的那种忧虑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当然，吸烟算不上先生唯一的嗜好，但不吸烟，那还是鲁迅吗？在鲁迅吸烟时，一个民族学会了思考。
风霜驰骋，雨雪纵横。大浪淘沙后，琴棋书画、品茶论道，依然是文人高雅的嗜好；收藏炒股、驾车旅游，又成为文人引领时尚的嗜好标志。“我的嗜好就是看你撒娇，你想要的我都尽量做得到。有多费力劳心都不重要，心里全都是幸福的味道。嗜好就是将你拥抱，要做你最暖和的依靠。”在古巨基的歌声里，“嗜好”被解读得面目全非。有文友相邀，说浙江省桐庐县城南的严子陵钓台是个好去处，称严子陵为一尘不染山高水长，遂心向往之。不是吗？天下再好的嗜好，莫过于洁身自好。追求高雅的文人，当效仿严子陵。
那夜，与纪晓岚对话。我说：“我不喜欢拿烟当道具的装腔作势者，更讨厌自诩无不良嗜好的伪君子。如果创作需要我再次把烟捡起来，我将义无反顾重新点燃思想之光。”纪晓岚说：“拉倒吧，你已戒过一次烟，再戒烟也难成就一部当代的《阅微草堂笔记》，更不会有哪位宫女来服侍你。”我不以为然，宣布再次成功戒烟。
第三壶：气节
有人用六月雪来比喻蒙受奇冤，比如《窦娥冤》。在明朝，有一个比窦娥还冤还惨的人，他就是方孝孺。方孝孺在短暂的46年生涯中博学多才，在明惠帝时期官至文学博士，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皇帝朱允炆十分倚重方孝孺，燕王朱棣起兵篡权，朱允炆进行讨逆，其诏檄皆出方孝孺之手，可见方孝孺文采何等了得。
其实，篡权夺位不一定非要搞血腥镇压，毕竟各为其主，应该给予谅解。你把皇位都夺到手了，还纠缠原来那些琐事干啥？早在朱棣篡权时，谋士姚广孝就对朱棣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方孝孺可以说是当时天下文人中的领军人物，不杀他就会笼络一大批文人，就会安抚民心。
篡权成功后，朱棣立即召见方孝孺。出乎意料的是，方孝孺穿了一身孝服，一路痛哭不已。见着朱棣就问：“皇上去哪儿了？”朱棣说：“自焚死了。”方孝孺哭着说：“那为何不立他的儿子来当皇帝？”朱棣说：“这是我的家事，你就不必操心了。”说完，就让方孝孺帮起草安抚诏文。方孝孺执笔写了，写的却是大大的“篡”字，写罢，把笔摔在地上义正词严地说：“万世之后，你也摆脱不了这个字。”朱棣气晕了，站起身大声喝道：“方孝孺，你别以为你有才华我就不杀你！”方孝孺轻蔑一笑：“随你便。”朱棣大怒：“你就不怕被株连九族？”方孝孺刚烈地回答：“灭十族都不怕！”
方孝孺是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人。一个敢杀，一个敢死，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在方孝孺放弃生命时，妻子郑氏和两个儿子一起上吊自缢，两个女儿也投了秦淮河。灭族其状惨不忍睹。史料称，一共杀了七天，共八百七十三人。其间，方孝孺始终镇定自若，还慷慨赋诗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其弟方孝友临刑前还和了一首告别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方孝孺被腰斩后，以肘撑地爬行，手蘸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二十四个半才气绝身亡。在处理方孝孺上，朱棣最没气量。任其后多少雄伟功绩，也难掩滥杀无辜恶名。
什么是文人的气节？我想，有气节的文人应该是这样的：他忠诚正义，有道德和操守；他深晓事理，明辨是非，能抵御各种正常需求之外的所有诱惑；他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生，更不会违心改变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文人的气节最终战胜了胆怯，方孝孺始终未向嗜杀成性的朱棣屈服。方孝孺非简单的愚忠，也非大脑不开窍，而是有一种东西在主宰着他的思想和精神，这就是气节。他用凛然正气和慷慨赴死来诠释了什么是文人的气节。令人遗憾的是，楷模很美丽，现实很骨感，像方孝孺这样有气节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在历史上不害人不误国的文人，就算是个好人。倘若放在别人身上，遇到朱棣邀请写诏文，不说激动万分，至少也不会去直接违抗并口诛笔伐。若真如此，方孝孺也就不是方孝孺了。
方孝孺死了，明朝的雪在不散的冤魂中无助地飘着，不知该如何向天下苍生诉说自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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