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素 素

一、从龟裂石说起

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状似一只雄鸡，辽东半岛似尖尖的喙。此刻，喙正闲着，不左观右望，亦不低头觅食，好像在静等破晓而啼。

　　其实，从亘古开始，辽东半岛更多的时光是混沌和荒凉。相对于漫长的地质演化史，辽东半岛不过是某一次地质演化之后的短暂定格，正巧被今人遇见。

　　我居住的城市大连，在辽东半岛南部，也就是雄鸡的喙尖。左边一个黄海，右边一个渤海，南边一个山东半岛，东边一个朝鲜半岛，大连与辽东半岛被夹在中间。与内陆城市相比，大连地理有一种难以复制的辨识度。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海上航线必经之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历史过道。而且，大连从古代到近代发生的一切故事，都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正因为如此，我要占用一章的篇幅，说说辽东半岛的沧海桑田。也许离题太远，但对于文化稀薄历史并不雄厚的大连而言，这一章却不可或缺，也无法绕过。

　　许多年前，我曾走近过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已经在黄海岸边站立了6亿年，以地球史有46亿年计算，似乎不算什么，刚刚占了一个零头。但是，记得那天，不远处就是潮汐鼓噪，而它一直斜斜地静卧在那里，当我弄懂了该石头从何而来，姓甚名谁，它便突然激发了我对地壳变迁的兴趣，对乡土地理的好奇。

　　石的质地呈赭红色，表面布满了巴掌大小的淡绿色网格，看着就像上苍之手画出的谜语。石旁有个标牌，说它来自震旦纪，因状似龟甲，被称为“龟裂石”。它的样子，既让我感到陌生，也让我充满好奇。

　　于是，龟裂石成了一个标本，一块敲门砖。我就此知道，在鸿蒙未开时代，地球大部被海水覆盖，无数的微陆块，如幽灵一般，在无际的水面上碰来撞去，胡乱地拼接着，无主地漂移着。

　　直到35亿年前，“华北岛”如一颗上苍赐予的石质胎盘，成为中国这只方舟最原始的陆核。而25亿年前的一场“鞍山运动”，惊醒了蛰伏在水下的辽东古陆，使它从海底褶皱里轰然隆起。自20亿年前开始，则以“吕梁运动”为代表，地球时不时就会来一次或大或小的山颠海覆，而在无数的跌宕起伏中，辽东半岛始终是辽东古陆甩不掉的小尾巴。当地球幽幽转动到了10亿年前，又因为一次剧烈的地壳下陷，让辽东半岛有长达4亿年淹没在亲亲老家般的海水里。6亿年前，它才随着地壳缓慢抬升，光鲜如美女出浴，得见蓝天丽日。也是自那一刻起，大自然以时光为斧，镂刻出这块沉默如金的龟裂石。

　　然而，在这片海岸，龟裂石并不孤独。漫长的6亿年间，又发生过许多次地壳运动，许多次海陆交替。因为这里是震旦纪喀斯特地貌，因为坚固的岩体或被一次次地壳波动碾压断裂，或被亿万年的大风和海浪冲击变形，最后化成了各种生动怪异的鬼斧天工：恐龙探海、贝多芬头像、鳌滩、玫瑰园、七彩虹霓......

　　曾有一位艺术家在海边驻足说，这是神力雕塑的公园。我却有点心疼，这些崎形怪状的岩体，不过是某一场地质运动的遇难者，一些被地壳遗弃的无用的边角余料。只是，当龟裂石与伙伴们抱团取暖似的拥挤在这片海岸上，竟意外获得了另一种永生。

　　在我眼中，龟裂石是地球史上的但丁。

　　震旦纪是隐生宙最后一个纪，寒武纪是显生宙第一个纪，龟裂石恰好站在两个宙之间。石面上那些神秘如天书的网格，我给看成了隐生宙的休止符，显生宙的预言。如果隐生宙是柳暗，显生宙就是花明。

　　事实证明，显与生，皆拜太阳所赐。5.4亿年前，地球一不小心被这位天外来客捕获，从此以后便郞才女貌，天作之合，不离不弃，你侬我侬。显生宙有三个代：古生、中生、新生。故曰，生命之宙。就是说，显，即是生。

　　不过，太阳虽然把地球照亮了，催成了生物大爆发，却也随之带来了生物大灭绝。而且，天地失色、万劫不复的大灭绝，竟连着发生了五次。好在，龟裂石是石头，不是花草，它一直乖得像块狗皮膏药，紧紧黏在辽东半岛身上，从未失联。所以，它不但看见过侏罗纪恐龙怎样成为巨无霸，也目睹了它怎样给那颗撞入墨西哥湾的小行星作了殉葬。

　　小小一块龟裂石，竟以本自具足的神性，活得比恐龙还长寿。我想，它之所以穿越6亿年时空，以6亿年笃定，深情地等候在这里，就因为它相信总有一天，会与后天来到的人类相见。

　　却没想到，人类来得那么晚。

二、胶辽古陆的沉浮

在大连的地质履历表上，可与龟裂石等量齐观的风景，还有胶辽古陆。有人说，它形成于6亿年前的震旦纪，也有人说，它形成于7万年前的大理冰期。

　　或许都有道理，胶东半岛属于华北古陆，辽东半岛属于辽东古陆，胶东与辽东，打断了骨头连着筋，比邻而居的两个半岛，不知有多少次拉勾上吊，直到贡献出一个这么婉约，又这么雄浑的地理名词：胶辽古陆。

　　庄子《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是个由鱼化鸟的上古神话，一条三千里长的大鱼，因为向往自由，突然在海里待不住了，变成了一只扶摇九万里的大鹏。庄子说了，他引述的神话出处有二，一个在《商汤问棘》，一个在《齐谐》。庄子之所以搬过来用，就为了抒己之志，为了无束无止的自由。

　　神话里的北冥，其实就是渤海，赶上冰期，缩成了一个湖。正因为如此，《逍遥游》不只是一篇道家经典，还是一部胶辽古陆秘史。

　　当然，不论是6亿年前，还是7万年前，胶辽古陆只要出现，一定是冰期来了。几十亿年地球史，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大冰期，每一次生物大灭绝，都会降临一次大冰期，怎么知道胶辽古陆不是在震旦纪那一次大冰期横空出世的呢？

　　地球上最后一次大冰期，发生在新生代。

　　第三纪最大的事件是造山运动。喜马拉雅原本是海洋，竟一点点长成了地球第三极，华北古陆原本是平川，东缘这一角竟慢慢凹出个渤海。

　　第四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大冰期。虽然长达260万年，却并非铁板一块，分四次冰期，四次间冰期。基本画风是这样的：冰期一到，胶辽古陆就要升起，渤海就退成了湖，黄海则退成了大平原；间冰期一来，胶辽古陆就要下沉，渤海湖和黄海大平原复又汪洋一片。海陆变身，冷暖交替，演得如川剧里的变脸。

　　四次冰期最后一次，叫大理冰期，时间在11万年至1万年前，不但气候一直寒冷，还曾有过两次极寒。

　　第一次在7万年前。渤海水面下降了50多米，变成了一个内湖，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全都露出海面，白茫茫一片胶辽古陆真干净。

　　第二次在2.2万年至1.5万年前，寒值远远超过了前一次。冰川厚如危崖，海面直降140多米，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无缝对接，朝鲜海峡、对马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鞑靼海峡、白令海峡、楚克奇半岛与阿拉斯加十指相扣。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华北古人类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第四纪是冰河纪，也是人类纪。有一个说法让人类很没面子，就是把46亿年地球史换算成一天24小时，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其实，人类要是知道地球到处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也许还觉得来早了呢。

　　胶辽古陆，仿佛是天造地设，给迟到的古人类铺就了一条迁徙通道。高丘深谷，悉如女人胴体，整个东北亚都赤裸在地平线上。于是一支支古人类便被动物吸引着，诱惑着，义无反顾地离开华北，向东北亚大陆走去，向北美大陆走去。

　　彼时，在古陆上如如不动的龟裂石，应该目睹了这样的场面：那些不倦迁徒着的古人类，曾经路过它身边，或靠着它避风歇息，或停下来撕吃捕获的动物。冰天雪地里，龟裂石给过他们一只手的温暖，因而让他们走得更远。

　　也有留下不走的。他们也是古人类，或者说，他们是大连最早的先民。

　　据《大连通史》载，在辽东半岛现身的古人类，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辽河流域南下的金牛山人、庙后山人，二是从中原北上的山东半岛人。其实，不如说他们都是在古人类大迁徙时代留下不走的人。

　　迄今为止，大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有两个，一个在骆驼山，一个在古龙山。有意思的是，这两座山都在我老家附近，这里过去叫复州，现在叫瓦房店。

　　在骆驼山洞穴内，出土了数万件动物化石，其中剑齿虎和纳玛象，在东北地区是首次发现。专家说，骆驼山动物群与北京周口店动物群是同族，跟庙后山动物群反而不是近支。

　　在那堆化石层里，发现了疑似人工打磨的石制品，并且有疑似古人类烧过的咖啡色火塘。这个发现说明，骆驼山不是单纯的古生物遗址，而是有古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时间在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

　　就是说，骆驼山人的资历，把金牛山人和庙后山人甩在了后面。当专家们把大连骆驼山与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喀左鸽子洞勾连起来，便画出了一幅完整的中国东北远古人类活动图谱，看来看去，居然都与周口店山顶洞人有血缘关系。这说明华北古人类有的压根没走，有的走在半道不想走了，有的一鼓作气走到底。留在东北的古人类，就是半道停下那一拨。

　　骆驼山在复州古城西南，山势巍峨，其形如驼，故名。复州诗人张俸曾写过一首《登骆驼山》：

　　万丈云霄外，登临意豁然。

　　耸肩思荷日，引手欲攀天。

　　沧海千寻浪，荒村数点烟。

　　东南遥望处，城郭小如拳。

　　但是，这么美的一座山，最终也没留住骆驼山人的脚步。也许因为，他们在食物链上，靠追猎可食动物裹腹，动物离开了，他们就得离开，然后就忘了回来。

　　古龙山距骆驼山只有几十公里，虽然也是旧石器时代遗址，时间却近多了，距今只有4万年至1.7万年。

　　与骆驼山洞一样，古龙山洞也出土了数万件动物化石。当它们被拉到大连自然博物馆化石库，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开放式储物架上，从美国和德国来的专家吃惊地问，这难道是从同一个洞穴里出土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它们都来自古龙山洞。

　　动物最多的是马，而且是野马。有200匹个体马骨，6000颗马牙，古龙山简直成了它们压倒性主场。而且，经过测定，这些马是现在已经灭绝的独特物种，与欧洲野马是近亲，反而和东北内陆的中国野马亲缘关系较远，专家便给了一个命名：大连马。

　　事情并没有完。大连马的马骨和马牙证明，它们正值青壮之年，死亡的原因不是自然淘汰，而是被人类围猎捕杀，然后将它们全部拖进山洞并吃掉。专家由此推断，古龙山人喜食马肉，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狩猎集团，于是又给他们一个命名：猎马人。

　　我曾专程去了一次大连自然博物馆，并在库房里看过动物骨化石。馆里专家告诉我，他们当年发掘的只是一个岔洞，主洞已经被采石者炸没了。从埋藏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动物骨头是人类啃吃过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住在主洞，把岔洞当作垃圾场。

　　古龙山猎马人的踪迹，消失于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之前。他们可真是果决，说走就走了。那一次次快乐无比的激情猎杀，一场场大快朵颐的饕餮盛宴，都被他们抛在脑后，只扔下一堆吃剩的动物骨头，几件剁肉用的打制石器，留给后面的人考古。

　　考古者当然知道，历史更多的是混沌。面对那么多的说不清，那么多的暗角，只有尽可能的去寻找线索，然后在线索里打捞细节。

　　骆驼山人和古龙山猎马人，就是这样被打捞出来的。如果没有他们，大连历史是不完整的。因为有他们，这一段看似有太多空白的历史，便具有了质感和别样的生动。

三、稻作之路

近代地理学奠基人A.von洪堡认为，人是地球这个自然统一体的一部分。他的“人地关系”学说，随后便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论题。

　　中国人也懂人地关系，在中国人嘴里，这么深奥的哲学问题，只用七个字就讲明白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两种观点没有高低，只是参照系不同。洪堡讲的是地球和人，看得高远，中国人讲的是山水和人，更接地气。

　　人与地，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依存关系，地理是物体，人是物种。换句话说，地理是“皮”，“人”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左传》里面说的。

　　大连地理之“皮”，就是辽东半岛，但与胶辽古陆相比，辽东半岛实在是太年轻了。《大连广鹿岛区域老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8年）载：

　　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气候又逐渐变暖，海平面上升，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这样的地理格局。

　　《大连通史·古代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载：

　　最后一次海进发生在距今9000年。在距今6000至5000年前后，黄渤海海峡及渤海地貌形态基本形成，辽东半岛海侵达到高峰。

　　就是说，它成为半岛是因为海侵停止在5000年前，然后形成了它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这样一个格局。同样，山东半岛也是如此，于是才有了两个半岛如一道海上城墙，骑在黄海和渤海之间，让渤海成了内陆海，让黄海成了边缘海。

　　写到这里，我想用全能视角描述一下辽东半岛。它其实是一脉欲断又续的丘陵，近看是千山余绪，远看是长白山末梢，如一柄锋利的犁铧，耕入浩瀚的黄海与渤海，并给它们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

　　正因为辽东半岛一脉青峰如脊，三面碧海环绕，形成了它独特的天然肌理，那就是无所不在的曲线。

　　竖着看它，山是波纹样的，北境的老帽山，中部的大黑山，南端的老铁山，一波三折，凸凹有致，给半岛带起了性感的节奏。

　　横着看它，岸是游蛇样的，半岛两翼的黄海岸和渤海岸，像从老铁山手里放出去的两根风筝，一根飞落到辽河口，一根悠扬到鸭绿江口。

　　这两根风筝线，长达2000多公里，线上还冰糖葫芦般串着无数个海湾，一个海湾，就是一个渔歌唱晚的码头。最有名的一个，叫大连湾。后来，大连就成了半岛城市的名字。

　　距半岛海岸不远处，还有数百座岛屿，它们就像一不小心从辽东半岛项下扯掉的祖母绿珠子，星散在黄海和渤海的深蓝里。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还有另一个称呼，离岛。

　　一个离字，道尽悲欢。岁月静好时，却发现是天赐之美。

　　距陆地最近的一个离岛，叫广鹿岛，属于北黄海长山群岛一员。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外专家就在广鹿岛作了一个世纪的考古。《大连广鹿岛区域老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8年）载：

　　距今5.7亿年前，辽南大陆是原始形态的古老地块，后来地球发生造山运动，地壳出现一系列西东北南交错的断裂，逐渐分离为现在的长山群岛诸岛地貌。辽东半岛南部，地质学上称为“辽南平原中丘”，当时的广鹿岛与辽南大陆相连为一片丘陵山地。

　　这个时间，几乎与龟裂石同龄，这段考证，也让我窥见了它当年所处的天时地利。却原来，辽南曾是一片平原中丘，因发生断裂和分离，又变成一片丘陵山地。正因为如此，海侵之后，那些丘陵变成了无法淹没的岛。

　　广鹿岛也是，原本与陆地相连，在成为离岛之前，就已经有人定居于此，而且在此升起了大连历史上第一缕炊烟。如果广鹿岛是“皮”，这一缕炊烟就是“毛”。皮与毛一起，构成大连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人文故事。

　　记得，有位专家朋友告诉我：一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叫化石，一万年后是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叫河滩淤积。这话如醍醐灌顶，让我一下子分清了历史经纬。

　　叫河滩淤积，是因为气候正在变暖，山野吐出绿色，人类已经走出山洞，可以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地方定居下来。广鹿岛最典型的河滩淤积在小珠山，它是一个有7000年历史的贝丘遗址。那堆洁白的贝壳，仍带着腥鲜味的贝壳，就像骆驼山和古龙山那些数不清的兽骨，也是通过人类之手，抛掷成堆。从使用工具看，小珠山先民在岸边拾贝的同时，还向大海捞珍，叉鱼、射鱼、网鱼，曾是他们惯用的三种姿式。

　　我发现，小珠山先民不光吃海鲜，也吃鹿肉。叫广鹿岛，就是鹿多的意思，因为鹿群挤挤，小珠山人便在河滩淤积里留下一座6500年前的鹿骨作坊。因为彼时海水还遥远，广鹿岛尚未成为离岛，在陆地上奔逐狩猎，仍是小珠山人熟能生巧的老本行。

　　然而，小珠山最让我大吃一惊的，不是贝壳，不是鹿骨，也不是具有下辽河文化特征的玉斧，刻有之字形纹的陶罐，而是在先民的房址里，居然有可以当主食吃的荞麦。这些荞麦显然不是从野地采回的植物种子，而是经过播种和收割的田间作物。

　　我的吃惊，是因为我听专家说，荞麦起源于东北，然后一点一点向更旷远的地方传播。在它走过的线路上，都留有荞麦的形迹，唯独在它的出生地未见一粒。就是说，伟大的小珠山荞麦，将中国农业考古一个重要空缺给补齐了。

　　正是这个结论雷着了我，也成了我为小珠山激动不已的理由。据我所知，远古东北土著有三大族系，东胡族系是游牧者，肃慎族系是渔猎者，唯独秽貊族系以农业和城栅为生，而且下辽河流域新乐人，就以黍为主食。小珠山先民，应与秽貊沾边，他们或许也吃黍了，只是没有实证。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种荞麦是把好手。因为有了荞麦，而让小珠山上空炊烟袅袅。

　　在小珠山之后，便是郭家村。5000年前，海侵已然停止，因为一支先民在半岛最南端的老铁山落脚，便在这里留下了另一片河滩淤积。

　　郭家村与小珠山一脉相承，但比小珠山更纯粹。小珠山文化有一种杂然性，既有下辽河新乐，也有山东大汶口，只是与大汶口血缘更近。郭家村因为后发，本地只学小珠山，外面只接大汶口和龙山，于是灌了浆似的水灵而饱满。

　　两个千年，两个文化层，最后都是因为一场大火烧成了废墟。于是，焦结的红烧土，煮饭用的陶罐，砍砸用的石斧，缝补用的骨针，捕鱼用的网坠，祭祀用或给孩子玩的小陶猪等等，统统作了那两场大火的说明书。然而，郭家村同样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4000年前的一堵墙根下，有一篓炭化了的黍。

　　在这个地球上，谷物起源地有三处，西亚是小麦，美洲是玉米，中国是小米和水稻。所谓小米，即黍和粟，两者的区别，粟是不黏的小米，黍是有黏性的小米（俗称黄米），原产地皆在黄河流域。郭家村人吃的黍，与新乐人吃的黍，应该来自同一个地方，只是新乐人吃得更早些。

　　由此可知，小珠山先民嘴里咀嚼的，是土产的荞麦，郭家村先民灶房内弥漫出的米香，是从中原舶来的黍。我猜，来到郭家村的黍，无非两个渠道，一是中原耕夫从山东半岛渡海携带过来，二是郭家村先民渡海过去载回来。因为4000年前，郭家村先民就制作出了一只工艺先进的陶舟，相当于现在的船模。这只陶舟的船首呈流线形，前突上翘，劈波斩浪的速度会快。船底不是一块整板，而是多块拼接，严丝合缝，能保持行驶稳定。两舷等高，外凸，呈弧形，这样平衡效果会好。内里是个大通舱，可以多装货物。如此复杂的航海器，在半岛南部还是第一次发现，说明郭家村先民已经告别原始的独木舟，改撑多木拼接而成的舢板。有这么豪华的大船，什么货载不了呢？

　　在小珠山和郭家村之后，还有大嘴子。它依然属于河滩淤积，不同在于，小珠山和郭家村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它是青铜时代遗址。

　　彼时，大嘴子先民已经学会了砌墙，不是用土夯，而是用石垒，一共有三道，最长一道有30多米。环绕着村庄，建造坚固的石墙，显然是人口稠密了，有更多财产了，石墙是一种守护，可以让好日子不被侵犯。

　　比石墙更令我刮目的，或者说，再次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一座屋址内发现了炭化的稻米和高粱，它们被分装在六只陶罐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又有两种不同的米香，在3000年前的大嘴子袅袅升起。

　　稻米是水田作物，来自长江流域，高粱是旱田作物，来自黄河流域。稻米标本，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就遍布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东北一直是个空白。大嘴子遗址的意义，在于它将中国栽培稻从北纬37度15分，刷新为北纬39度2分6秒，成为中国最北界稻作地点。

　　还有更爆的，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栽培稻，最初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历史上从南到北，曾有三条平行东去的“稻作之路”。途经辽东半岛这一条，属于北路。有人写过一本小说叫《高纬度战栗》，大嘴子种的是高纬度水稻。

　　大嘴子太牛了，它以实物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在稻作之路上的不可或缺。因为在中国栽培水稻向外传播路线上，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是一传，山东半岛是二传，辽东半岛是三传。下一站，是朝鲜半岛，再下一站，是日本列岛。如果大嘴子自私，或懒得再往东传，历史就不会有这么精彩的一笔了。

　　写到这里，我觉得笔下的每一个字，仿佛也都变成了一粒粒稻米，一粒粒在半岛与半岛之间行走的稻米。

　　不知为什么，高粱没有随稻米一起向东传播，而是从辽东半岛向北铺去，把黑土地染得红彤彤一片，把东北地区的高粱栽培史整整提前了1000年。于是，在东北流亡学生唱的歌里，就有了这样的词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大嘴子先民用六只陶罐储存种子，说明家口大，土地多，也说明雨量充沛，可以种大面积水田。要雨有雨，种稻得稻，说明他们赶上了一个万物生长的好年景。

　　然而，从大嘴子挖出来的红烧土告诉我，同样是一场大火，终止了他们所有的盘算和想往。

　　小珠山，郭家村，大嘴子。它们是三堆厚厚的河滩淤积，更是三个人间烟火的村庄。我很任性，那里有那么多可书可写的东西，但我只选择了种在不同时代的米，选择了带着烟火气的米。因为我喜欢它们种在地里的样子，喜欢它们在陶罐里煮熟的样子，喜欢它们跟着人在半岛之间行走和传播的样子。总之，不论哪一种样子，我都喜欢。

　　米是物质，能续命。也是精神，象征着生生不息。所以，即使被冲天大火烧成了炭，它们仍以炭化的籽粒，留在世间。也许，这就叫物质不灭，能量守恒。

四、青丘的背影

驻足在辽东半岛，或途经辽东半岛的古人类，曾经与冰期动物一起，奔走在漫长的无名时代。不管今人如何踮起脚尖，向历史深处张望，他们的面孔与表情，仍然是模糊的。因为石器时代尚无族属概念，只能是在哪里被发现，便以哪里人名之。

　　历史在青铜时代改写，因为从这个时代开始，大连有了一个地名，青丘；大连先民有了一个正式身份，貊人。

　　《大连通史》（人民出版社 2007年）载：“青铜时代大连地区的居民属于东北夷的青丘、周头等部。”话说得很肯定，青丘和周头都是大连居民，而且不只这两个部。但是《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年 孙进己等著）一书，却持另一个观点，认为周头聚居地在丹东的小娘娘城山遗址。

　　就是说，周头确与青丘为邻，但青丘在半岛南部大连境内，周头在半岛东北丹东境内。那么，确切的说法，只有青丘是青铜时代的大连居民。对于大连初史，知道这一点十分重要。

　　我注意到，各类地方史书对青丘的叙述大都一带而过，民间书写者对青丘却显得十分在意和踊跃。因为在写大连传，我对青丘的态度就是一定要凑近了看，放大了看。

　　青丘之名，最早出自两部典籍，《山海经》和《逸周书》。有趣的是，它们的成书年代，都在战国至周初，不知谁抄了谁的作业。两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神话，后者是史书。

　　在《山海经》里，青丘是神话发生地，神话主角叫“九尾狐”。《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山海经·南山经》载：“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之不盅。”

　　青丘是国名，也是山名。这里盛产一种仙狐，狐之魅惑，碾压了青丘，狐之气场，也把青丘甩出去好几条街。青丘是舞台，垫场的，狐是角儿，闪着光。

　　更有甚者，自九尾狐在《山海经》现身，就不曾在人间消失，始终摇着一丛迷人的尾巴，从上古传说、秦汉典籍、明清小说里翩然而出。一直到现在，仍有人以《山海经》为百宝文奁，把青丘和九尾狐写成各种仙幻类剧情。

　　九尾狐如此神奇，也引发了青丘究竟在何处的各种猜想，从古至今，想找到它具体经纬的人熙熙攘攘。现在去网上搜，也是有说在山东，有说在青海，有说在福建，还有说在辽西的朝阳。真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争论者的脑子，好像被九尾狐给下了迷幻药。

　　要怪就怪《山海经》，把一个神话反复说了N次，仍语焉不详，故意要喷人一头雾水。要爱就爱《山海经》，其实它已经说得很具象了。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亦有青丘国，在海外。”

　　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

　　东汉服虔注：“青丘国，海东三百里。”

　　西晋孔晁注：“青丘，海东地名。”

　　海外，即渤海之外。海东三百里，即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海上距离。然而，即便说得这么清楚，因为《山海经》被学界或非学界过度翻抄附会，关于哪里是青丘，仍在嘈嘈切切中。

　　好在还有《逸周书·王会篇》。周成王七年，正逢新都洛邑宣告竣工，作为天下共主，年轻的周成王为了给自己立威，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剪彩典礼。他是武王之子，西周第二代王，由他主办的这次成王之会，既是他即位后第一次会盟诸侯，也是西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全家福，史官自然要打起精神，记下明细。

　　在出席会议的报到簿上，光是有名有姓的东北夷，就忽啦啦来了十五个：稷慎、秽、良夷、扬州、解、发、俞、青丘、高夷、独鹿、做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

　　其实，还有一个东北夷周头也来了，不知何故，报到簿上青丘赫然在列，周头却被打入另册，只在贡品清单里露了一回脸，座次倒是挨着青丘。《逸周书·王会篇》载：“青丘，狐九尾。周头煇羝互，煇羝互者，羊也。”

　　周头与大连无关，只说青丘吧。这场王会，至少透露了两个讯息：其一，青丘是东北夷名正言顺一分子；其二，青丘给周天子进贡的地方特产是“狐九尾”，而不是“九尾狐”。

　　对《逸周书·王会篇》所记青丘，《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 佟冬主编）曾作如下解释：

　　东北南部的貊人，因居地或部落之不同而有不同称呼。文献记载，在辽东半岛上有两个貊人的小部落，一称周头，一称青丘。两部均为‘海东夷名’，并谓‘青丘在海东三百里’。这里的海指今渤海而言，所以两部之地当在今辽东半岛之上。这两部的代表性特产，青丘是九尾狐，周头是煇羝——毛色光亮的公羊，因此他们可能是以狩猎兼畜牧为主。

　　读过此书，青丘已不再是东北夷那么笼统，地理上有了具体指向，辽东半岛；青丘居民族属也不再那么模糊，他们是海东夷，貊人。

　　海东夷即远古的东夷。史载，在距今8500年前，东夷人就活动在山东和苏北。《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汉朝经学家孔安国《书传》云：“东表之地称嵎夷。”

　　《后汉书·东夷传》载：

　　夷有九种，曰畎夷、干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是以九夷为嵎夷也”。

　　在一张今人绘制的上古地图上，我看见辽东半岛南部和山东半岛东部被涂成同一种颜色，像给渤海岸镶了一道花边，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嵎夷。

　　想想也是，彼时他们从一个半岛蔓延到另一个半岛，只有两个可能，或是在海退之后，他们在胶辽古陆追杀猎物跑过了头，或是在海侵之后，借舟楫之便，摇橹撑帆，一苇以航，见岸则登。

　　但是，《中国东北史》对周头所贡的羊，说得惟妙惟肖，对青丘所贡的狐，却基本上原文照抄，有点令人费解。我认为，《山海经》里的“九尾狐”是以“灵狐”形象出镜的，既是灵狐，何以捕捉？又怎能入贡？《逸周书·王会篇》里的“狐九尾”是以“凡狐”之貌现身的，所以它只是一种动物学意义的狐狸，青丘拿它当贡品，非以狐尾取悦，而以皮毛贵重献之。

　　也许青丘确有长着九条尾巴的奇葩狐狸，但是至今也没看到任何可以采信的记载，倒是《艺文类聚?卷九十九》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周书》曰：成王时，青丘献狐九尾。”写在这里的“尾”，显然与量词“只”同义。彼时，去给周成王上贡的东北夷，贡品大都是实实在在的地方特产，青丘怎敢如此魔幻？

　　我想，对青丘和九尾狐作各种猜测演绎者，或者没读过《逸周书·王会篇》，或者就是要臆造出什么青丘帝姬、九尾白狐、四海八荒第一美女，就是要闭着眼睛拿《山海经》来大赚票房。

　　可以看出，青丘之国得名于青丘之山，那么在辽东半岛南部，就应该有一座山叫青丘。金毓黻自1923年开始搜集整理东北地方文献，对东北文化系统研究，《东北通史》是1941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东北地方性通史专著。他认为，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老铁山，就是《山海经》里的“青丘之山”。载曰：“老铁山，其色焦黑，因以得名。”而《山海经》所谓的“海外”“海东三百里”，用的正是中原视角，而从山东半岛泛海东来，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老铁山的森森之貌。更何况，站在庙岛群岛最前端的北隍城岛，肉眼即可看见一脉青峰矗立。

　　不管怎么说，真要感谢那场成王之会，让大连人知道了曾有一个名叫青丘的东北夷活跃在西周之世的大连。只是，青丘第一次出场，竟是千里万里去朝贡。

　　在青丘故地，至今仍触目可见的青铜时代遗迹，就是那些极具神秘感的石棚。

　　它是高大的棚状建筑，三面竖石壁，留一口朝前，在石壁顶部，盖一块向四面突出的石板。这样的石棚，在大连境内不止一座，而是几十座，它们或独立自处，高大威凛，咄咄逼人；或大小混处，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石棚的造型，线条粗犷，风格大气，质感厚朴。虽经3000多年风剥雨蚀，却不能奈它何，被史家称之为“巨石文化”。

　　许多年前，我曾走遍辽南丘陵山地，一座一座去寻访它们。记得，看这么多石棚祼然而立，感觉造它的主人并没有走远，抑或，造它的主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烟逝云去，便用石棚来抵抗消失和遗忘。

　　石棚也叫石桌坟、支石墓、姑嫂石、石庙子，等等。字面上看，显然与葬俗有关。有专家说，它“很可能是东夷族青丘部的文化”。（参见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

　　青铜时代，半岛南部正是青丘之地，石棚极有可能是貊人葬俗。然而，面对那一座座神秘的石棚，我确曾有过一种超出了历史常识的困惑。

　　后来发现，不只我一个人困惑，许多石棚研究者也同样困惑，直到现在，仍因为无法确认，作了三种猜想和假设：其一，它是一种巨石坟墓，意义如同埃及的金字塔；其二，它是一种宗教祭祀建筑物；其三，它是原始氏族部落举行活动的公共场所。

　　我想，如果是貊人葬俗，那么作为生活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时代的有神论群体，他们的主观意愿不外以具象的石棚为依托，表达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信仰，不外用巨石给逝去的自己筑造一座永生宫殿。却不曾想到，几千年后，在这一方水土之上，这些石棚居然成了无法磨灭也无法删除的文化之厦，成了无法解读又无比崇敬的地上文物。

　　其实，石棚并非辽东半岛独有。在欧洲、非洲、亚洲乃至中国许多地方，也都有石棚或与石棚相类的巨石建筑。德国人叫“巨人之墓”，比利时人叫“恶魔之石”，葡萄牙人叫“摩尔人之家”，法国人叫“仙人之家”和“商人之桌”。英语则有一个专门词汇：Dolmen，意为“用石头架成的史前墓石牌坊”。

　　有人据此认为，巨石建筑虽与墓地有关，但逝者不太可能葬在巨石内部，它的造型便像是供亡灵出入墓室的大门和通道，因为Dolmen近似于最原始的发音——道门。这个道门，有点像中国皇陵入口处那座高大的牌坊，以示神圣与威仪。这也印证了石棚研究者的猜想，石棚并非单纯的墓葬。

　　正因为巨石建筑如此相似，有人说它应该是同一文化族群全球传播的结果。比如英国索尔斯伯利平原上的巨大石柱群和杜灵威环石墙，比如法国被称为“石林路”的史前巨石文化遗迹，比如黎巴嫩重量在1200吨以上巨石建造的神殿遗址，比如智利复活节岛的高大石像，都与这个文化族群全球迁徙有关。

　　一言以蔽之，人类在探询未知的时候，最大的兴奋点就是对“起源”的追溯。巨石文化似乎没什么神秘，看懂了人类迁徙路径，认同了文化传播规律，也便会心和释然了。

　　中国境内的石棚，最早出在商周之际，有关石棚的文字记载，最早见《后汉书·五行志》：

　　孝昭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

　　泰山莱芜山，古为东夷旧地。2000年前的东汉，仍有如此生动的竖石场面，说明石棚文化余绪未断，至少绵延了1000年。

　　金代官员王寂巡按辽东半岛时，把复州境内的一座石棚写入了他的《鸭江行部志》：

　　游西山，石室上一石，纵横可三丈，厚二尺余，端平莹滑，状如棋盘，其下壁立三石，高、广丈余，深亦如之，了无暇隙，亦无斧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为也，土人谓之“石棚”。

　　此外，他还作诗一首，“以纪其异”：

　　片石三丈方纵横，平直莹净如楸枰。

　　旁榰石壁做大室，人力不至疑天成。

　　中国别的地方也有石棚，但以辽东半岛为多，辽东半岛又以大连为最。于是，石棚成了大连远古史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

　　成为符号的石棚，便有了某种说不清的亲和力。有一次，当我走到一座石棚面前，竟有一丝恍然，觉得那就是貊人当年的坐姿，只不过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石化了。

　　曲刃青铜短剑，历史留给大连的另一种惊艳。

　　每每看到它，我都会意识流似的想起石棚。质地，一石一铜；形体，一大一小。在辽东半岛南部，在远古文化体系里，它们都是一种有力度的存在，一种叠加起来的神秘。

　　有出土文物证明，剑主活着的时候，将剑紧握在手中，死去的时候，把剑放在身边陪葬。因为在无数的墓穴里，都能看到曲刃青铜短剑，有的甚至经过焚烧。剑是逝者的爱物，逝者轻盈的灵魂，与凝重的剑相绕相缠，在火光中一起“升遐”了。

　　当然，曲刃青铜短剑也在墓外。有学者在老铁山下那片耕地里，一下子发掘出十五柄曲刃青铜短剑。之后，在黄海和渤海沿岸，有更多的曲刃青铜短剑出土。于是就有了一个专属命名：曲刃青铜短剑遗存。

　　剑是冷兵器，有不同风格，北方风格的短剑，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匕首式短剑，剑柄与剑身连铸在一起，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东南边缘。持剑者带着它南下中原之后，剑身也随之加长。

　　另一种是曲刃式短剑，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日本学者叫“辽宁式铜剑”，韩国学者叫 “琵琶形铜剑”，中国学者叫“曲刃青铜短剑”。作为兵器，此剑最特殊之处，就是宽叶、曲刃。

　　其实，岁月漫长，剑的款式和造型，也随时光在变。最早的剑身，只有曲刃，而无剑柄，像一个成人玩具。后来，变成一个复杂的组合，由曲刃剑身、T型剑柄与剑尾端加重器连成一体。曲刃也从宽叶变成窄叶，对剑柄还作了美化，刻有三角勾连纹饰或羽状纹饰。于是就听过一个说法，曲刃青铜短剑的造型和纹饰，让人想到浪花细腻的线条，有浓重的海洋气息。

　　我甚以为然，持剑者滨海而居，他们造出的剑，怎么会少了海的韵致呢？此外，一柄曲刃青铜短剑，从西周到战国，流行了数百年时间，一支持剑者部落，潇洒地生活在秘境般的半岛南部，也算一页文化传奇吧？

　　但是，关于持剑者身份，考古界至今仍存争议。《大连通史》（人民出版社 2007年）载：

　　

　　大连地区生活着一支以使用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居民。……这支使用曲刃青铜短剑的居民，从西周中期开始，直到战国后期，一直活跃在大连地区。

　　一支以使用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居民。这个定义比较模糊，没说明白，也许是说不明白。

　　我目前看到的争论，主要有两种。

　　多数人说，曲刃青铜短剑是青丘部貊人的文化遗存。他们的依据是墓葬，在各种石棺墓内，皆有曲刃青铜短剑，在那些高大的石棚内，也有曲刃青铜短剑。毫无疑问，这是同一部族、同一文化体系的葬俗。

　　少数人说，曲刃青铜短剑出自东胡、狄人或夫余人之手。因为中原军队是车战，多以长戈为武器，游牧民族是骑兵，更喜欢短剑。所以，它流行于北方诸多游牧民族，不能将其归属某个特定的部族。

　　我更认同多数人的说法。一种剑式，原创者只能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族群，不可能由诸族共同发明。只能说，它曾被别人大量拷贝，样式或许还作了一些改变，在北方诸族间，配戴它逐渐成了一种流行和时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石棚一样，曲刃青铜短剑在大连出土最多。当然，更早的时候，握在青丘部先民手中的利器是石镞、石斧、石铲和木棍、木叉，那是为了捕杀猎物。后来，时代不同了，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有了各自的山头，有了利益争斗，便造出了金属利器，便开始手持曲刃青铜短剑，开始有了刀刀见红的肉博。当曲刃青铜短剑造得越来越锋利，那是因为天下进入战国。

　　半岛南部，终于迎来了那场你死我活的厮杀。燕国被打得粉身碎骨，青丘也跟着吃瓜落儿。但是，当风云散尽，尘埃落定，曾经拿九只狐狸去给周成王上贡的青丘，曾经用一座座石棚刷存在感的青丘，曾经铸造出海洋风曲刃青铜短剑的青丘，仍以独有的气质，让后世引颈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