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彦良

　　去年，我收到一封她的信。

　　现在，好像没人再用这种通信方式联系了。

　　我记得她。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到底有多漂亮？像张瑜。恰巧她也姓张，大家都叫她张老师。

　　信的开头开门见山：谢谢打开信的你。找到你的地址非常困难，所以希望你读的时候，要有耐心。

　　接着，她分段回忆起三十年前我刚走进教研组时虎头虎脑的样子，让她印象深刻。因为我是二中第一批分配来的科班大学生，她对我寄予厚望。

　　她写道：最快乐的事，就是站在二楼教导处，满操场找你——你站在你带的职高班学生中，真难分辨，毕竟你只比最年长的学生大一岁。只是没过多久，因为“你不喜欢乌伊岭，穷乡僻壤，怕屈了你的才”。五年后，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乌伊岭去了南方。

　　我记得当时学校为我送行，她突然挤上前来，撂下一句：没见过这样不喜欢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对于她的率直，我至今还耿耿于怀。

　　据说，她的这种直性子，源于她的委屈——她嫁给了林业局局长的弟弟。

　　当时我很困惑：局长一手遮天。嫁他弟弟，委屈啥？

　　一次，张老师请我，似乎只为解开我的疑惑。当时她主请的是另一位刚从师专分配来的大学生，跟她同在初中部语文教研组。我在职高组。陪我俩的，还有她的丈夫。我见到她的丈夫后，煞是惊讶！她的丈夫五短身材，勉强到我的胸口，满脸疤痕，但浓眉大眼的神色，却天真得像个孩子。

　　那顿饭，我吃得十分慌乱，甚至心不在焉，好像自己做了坏事。

　　临走，她一再坚持带我们参观一下她丈夫的工作间。于是，就看到一间堆满破旧家电的杂物铺，我虚伪地夸奖说：人才啊。过后，她曾跟同事说：大学生都夸奖我丈夫了。

　　这封信中，她再次提及她嫁给她丈夫的过程。

　　当年，她意外失去双亲，主动下到乌伊岭插队。局长见她第一面就说：上什么林场？留山下，山下也需要知识青年。这样，她就当了代课教员。在学校住的第一个晚上，学校的玻璃就被石头打碎了七八块，持续了半年，皆是漂亮惹的祸。学校受不了，打报告到局里，局里报告给市教育局，建议她尽早返城。不久，局机关的玻璃同样，也被飞石砸了。

　　她离开的那天，几个社会青年堵在宿舍门口，早用七吋钢钉把木门窗钉死了。民警赶到前，护花的校长被打得鼻口蹿血。正赶上当电工的局长弟弟修电铃，他噌地蹦下木梯，一言不发，一个穿裆，就将一小青年掀翻在地，捂着下体满地打滚。小青年们一哄而上，一块板砖就拍在他脑门上。他倒了，又晃晃悠悠站起来。如此七八次，这帮小青年才冲他作揖，说：服了，大爷。

　　当张老师被救出来，她直接抱住局长弟弟血葫芦一般的脑袋，决定嫁给他。

　　当时她讲完，还反问我：你信吗？

　　我说：我不信。

　　她说，你应该信。婚姻就是个缘分。她还特意强调，她的婚姻跟他哥是不是局长没关系。有同事背后问我：你信吗？和所有对她的婚姻持怀疑态度的人一样，我不能说信，也不能说不信。

　　后来她见我就躲，背地里说我清高，尤其不敬业，让她失望。

　　信中又提起这些往事，倒多了一层回忆的温暖。尤其她说她一直关注我离开乌伊岭后的每一步。并强调，把时代提前到那时，她也会像我一样，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信的结尾，没有此致敬礼，只有五个用铅笔写的字：我爱人死了。

　　我找到信封上留下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位姑娘。她问我，接到她母亲的信了吗？我说是的。她说她母亲让她谢谢每一个回电话的人。

　　我问她：你母亲还好吗？

　　她哽咽了，说：她，死了。

　　我愕然。问：怎么回事？刚刚接到她的信啊！

　　她说：她给所有她过去的同事、朋友都写了信。在信中，回忆了跟每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希望收到的人能够回信，至少把原信退回。一共发出一百封。你是第一个回复的……

　　她还说，希望能至少收到五十封回信，出一本书，就叫“美丽的误会”。

　　我犹豫了，不知道如何回信，尤其给一位故去的人。

　　就这样，这封信一直在我案头放着。一年后的丁香花凋落一地的时节，我走进宣化街邮政局，提出退信。邮递员是个漂亮女孩，看了一眼说：早过期了，如果认定是垃圾信件，直接撕掉就行了。我说不行，是封求爱信，我要让她断了念想。像过去一样，在信封上贴个标签，盖个“查无此人”的戳就行。算求你了。

　　女孩十分理解，在抽屉里翻了半天，才找出一方长条戳，啪地在上面盖上“查无此人”，扔进信篓里。

　　我强调：一定要原路退回去……一定——

　　女孩说：不相信，就拿回去。

　　说的，跟张老师一样，那么直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