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四起时，父亲去了镇上，关停了家里的包子铺。回来的时候，村子上空雪花飘扬。远方，天与地一片白茫茫，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母亲有了心事，她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在雪地里徘徊了好一阵子，头上落满雪花全白了。而我跟在后头。
这是两年前的场景。没料到，疫情会持续至今，时间这么久，对我们来说，似乎无比漫长。现在，我躺在大学的校舍里，常在午夜醒来后久久失眠，想象此刻的父亲也尚未躺下，他在别人家说书。我会从床上爬起来，在卫生间里默默吸烟。没有人看见此时的我，陪伴我的，只有午夜的宁静。它让我生出一种莫名的惶恐，也向我不断诉说生命里的一切，叫我摸索几年以来家里的痕迹。
店铺被迫歇业，家里顿时断了收入，要过日子，必须动用本就不多的老本。母亲能想明白这回事。那天，她从雪地里回来，一头扎进厨房，整个下午都没有出来过。晚饭时我发现，母亲已经整理好家里所有的粮食。不光是大米和小麦，以前从来不吃的面粉也一袋袋装好，像一只只小猪，憨憨地趴在橱柜里。怕生虫子，母亲又往袋子里埋了包有花椒粒的纸团。
现在我说这些，好像当时什么都明白似的。其实不是，没经历过天灾的我，很难窥见其背后的危机。母亲不同，她见过艰难岁月里那些骨瘦如柴的生活，心里更多几分担忧。她把几张存折铺在床头，用手指去数上面的数字。
“多少？”父亲问。
“八万，这些年攒的，以后怕是要往外取了。”母亲看了看我，又说，“你还要念书，将来还要成家，怎么办呢？”
我无所谓，成家的事远远没有想过。母亲睡不安稳了，常在深夜里发出叹息。黑夜在她眼前静静流淌。
父亲是怎样突然决定说书的，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记得，我家以前有过“说书”这个词的出现。是母亲告诉我的。
“说书？”我问。
“就是有的老人走了，人家会请说书的去，一夜可以赚个几百，是桩好事。”母亲说。
“不做包子了？”
“大概吧。你想，现在店开不了，就算将来开了，恐怕生意也不见得好。”
“怎么学？”
“跟一个老师傅，学费要五千。你想，到时候，日子会好过很多。”
说这些时，我看见母亲眉间舒展，嘴角露出笑意。我从未想过，生活中竟有这么一天，一个微笑是如此要紧的事情。要知道，疫情暴发以来，家里屋院的上空，好似凝结了一层浓厚的愁云。大家都懒得说话，除非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
邻居们知道后都不看好，说父亲瞎折腾，母亲也糊涂，竟由着他去。他们的意思，大家只该节衣缩食等待疫情结束，不能再往别的地方砸钱。我想像邻居们一样，把自己关在白日的萧条里，也试图在父亲脸上寻找疑虑。但是，当父亲启动车子，我发现自己全错了。
下午四点，父亲出门了。他坐在摩托车上，尾气从车后阵阵扬起，引擎声划破了冬天滞重的空气，将旷日持久的沉寂推得很远。我已经很久不曾听过这种声音了，我家没有，整个村子都不会有。
“晚饭在哪儿吃？”母亲站在车尾说，嗓音从引擎中飘出来。
“你俩不用等我，先吃吧。”父亲说。
“早点回来。”
“外面冷，快回吧。”
我和母亲都没有回屋里，只是站着，目送父亲离开。他沿村路骑下去，到尽头往右一拐，随即消失在一片竹林后面。我走近母亲，跟她肩并肩站着。风推着寒气扑过来，我们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儿，但视野里，竹林仍没有丢失。我突然明白，也许在母亲眼里，父亲身后，牵引着我们整个家的希望。也是在这一刻，我想自己才走进了母亲的心田，感知到她长久以来的担忧。
而这一切，后来都成了寻常。
老师傅有生意时，我家的电话准会响起，那串铃声，给我们带来了整个冬季的热闹。父亲也很下功夫，没有推辞过。有时候天会下雨，北风呼呼地刮过窗户。母亲问：“还去吗？”父亲不说话，默默地钻到储物间里翻雨衣。出来时，雨衣披到身上，朝门外走。
父亲每迈出几步，母亲就会问：“还去吗？天这么冷，还去吗？”回应她的，往往是沉默。我知道，这是他们独有的交流，也懂得，几十年的昼夜晨昏给这种沉默赋予的意义。
那些日子，父亲回来得很晚，过了午夜仍未到家是常有的事。母亲则在黑夜里默默等候。我能听见隔壁屋里的她不时翻身和坐起。
半夜里，一抹车灯掠过，隔壁的狗都吠起来，这是父亲回来了。我躺着，听母亲起床，轻手轻脚地去开门。她怕吵到我，实际上，我也不敢睡，一想到父亲在外面独自抵挡寒夜，心中就莫名难安。有雨的夜晚，我还能听见父亲换衣服的声音。我想看见他，看他衣服是否潮湿，头发是否凌乱。可是，我一次也不曾从假睡中醒来过。我想，我没有勇气去看此刻的父亲。
插图：李金舜
但后来我还是发现，父亲瘦了，也老了不少。当看见他在门前劈柴，我第一次这样想。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脸上有着阳春三月的温暖。父亲脱下棉袄，露出里面的毛衣，深蓝色，空空地罩在身上，像往竹竿上套层塑料袋。木屑从斧口绽出，飘下时，像雪花坠入贫瘠的土地落在父亲肩上。他每劈几次就要停下，手扶在腰上大口喘气。我突然意识到，记忆里那个健硕的父亲，距今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和久远了。他头上的黑色毡帽，提醒我不得不接受他俨然是个老人的事实。
这些心事，我没有人可以诉说。人总是害怕触碰内心的软弱。母亲好像能看透这些，她说：“年纪大了，再做包子怕熬不住，学说书，是桩好事，到时候，日子会好过很多……”
我相信母亲说的。父亲也学得很快，已经可以独自唱上很长一段了。可惜的是，我和母亲都没有到现场看过，只能听父亲在饭桌上讲起。母亲很乐意听，她自言自语似的说：“诶？什么时候出师就好了。”或者直接问：“诶？你什么时候出师啊？”
父亲没回答。两个月之后，突然要买落地音箱和鼓，都是说书要用到的。母亲心里明白，轻轻点头而脸上只是笑。
我家有一间书房，给我念书用的。不大，一头是书架，一头是书桌。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很少踏足了。父亲看中了它。他推开冷落已久的房门，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陪伴他的，是墙脚的音箱、皮鼓，还有一个被熏黄的旧烟灰缸。
“乾坤悠久，运历数以无差。物转星移，度时光而迅速。叹浮生恍若大梦，嗟去日多如朝露……”这是父亲开始练习了。我跑到书房外，门开着。房间里，一切既陌生又熟悉，它被我遗弃，又被父亲拾起。此刻，蔚蓝的墙纸好似一片港湾，洒遍了父亲的希望。父亲一只手握着响板，另一只手拿着鼓槌，两种声音从他手中流出，交织着，汇成和谐的河流。它向我翩翩袭来，将我的身心冲向一个莫名的地带。在那里，我看见父亲。他背对着我，独自行走在无边夜雨里，枯死的枝叶在身后当风抖落。他每迈出几步，身体就萎矮一分，身影如流般一逝而去。
回过神来，母亲已经站在身旁。她笑了，我却哭了，躲回房间里。
很多个日子，父亲待在书房里不挪地方，屁股下面是我曾坐过很多年的椅子。以前，我为的是升学，而如今，父亲则是为了更为沉重的事情。他买了一本《隋唐演义》，打算编词，用于说书。他担心，从别人嘴里学来的东西恐怕不够用。
父亲没读过几年书，常遇到字不认识，捧着书来我这边问。我于是发现，他的记性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有些字竟问了三遍，甚至四遍。而我当时聪明得过头了，竟提出要教他拼音。父亲几分尴尬地笑笑，嘴里念着生字，出去了，房门在身后轻轻掩上。
记忆里，母亲不怎么管我。她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她不是在屋前不厌其烦地晒着各种干货，就是在扎苕帚，一把卖十五块钱。她说：“小钱也要抓住了才算是你的。”这些小事，我已经看了二十年。以前我从未理解，而现在时刻面临家道中落的恐慌，我才真正读懂母亲的生命，知道就是这些寻常，承载了母亲的一生。
吃饭时，我们一家终于聚首，像就食的秃鹫从四面飞来。而谈论最多的就是死人。“这些天都没有老人走啊？”“隔壁村小罗家老太快不行了。”我才知道，对于我们来说，老人死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说：“学校发了通知，上半年恐怕不用去。”母亲松了口气，这可以省下很大一笔开销，没什么不好。父亲不这么认为，他希望我多学些东西。“不管是谁家里，怎么难也不会叫孩子在学校里难。”父亲说得很随意，像要掩饰什么。他总是这样，越是认真越是不露痕迹。在那稍纵即逝的瞬间，我明白过来，父亲终其一生，所做的只是这么一件事情。如此卑微，又如此高贵。
疫情旷日持久，日子过得很难。母亲不舍得一天吃三顿米饭了，她默默把晚饭换成了馒头，就着几口白菜下咽。这让我想起童年里那些青黄不接的时节。我们是南方人，要坚持把馒头当主食是件不容易的事，吃到后来，通常是菜盘子空了，馒头则没动几个。母亲为饭桌上的寒碜感到愧疚，一言不发，仿佛自己做了一桩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说起来，口腹之欲或许容易忍受，邻居的冷嘲热讽则叫人难堪。他们嫌响板和鼓的声音太吵，说父亲想靠说书来养家是白日做梦，现在不可能，往后也将这样下去。一来二去，父亲就不怎么跟他们说话了，出门的次数更少。我感觉，父亲周围有看不见的高墙，将他隔成孤身。
我想听见母亲的话：“你想，到时候，日子会好过很多……”可她没再提起过，像是被邻居的嘲讽卡住了喉咙。我不免担心，母亲的信心是否已被瓦解，转而怀疑以往相信的一切。
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我的猜想。
书房以外的世界，父亲只留下了一个影子，而在书房里，一坐就是一天。桌上摆着书和本子，颤颤巍巍地写满唱词。烟灰缸放在桌脚，边上厚厚地积了一层灰，有些烟兴许没有燃尽就从指间滑落，地面有烧过的痕迹。这种杂乱，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而现在，母亲不再愿意进去打扫了。她厌倦了这个房间和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也厌倦了为遥不可及的事情盲目付出。
父亲要钱时，她像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目光却散淡无力。长久以来，因为学艺，父亲已经投入了相当的财力，可没能挣回来哪怕一分钱。面对这种现实，母亲不得不放弃曾经怀揣的幻想。她靠在衣柜前，双手背过去抵住柜门，用身体护住那最后的防线。而父亲的音箱坏了，必须重新买一台。
“只要几百块钱，没有多少。”父亲说。
“不行。”母亲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异常坚定。
“所有那些大钱都花出去了，不差这一点儿。”父亲说。
“我不能看着你把家败光。”母亲声音颤抖了。
她到底没能改变父亲的主意。看着父亲从本就羞涩的钱包里又抽去一些，母亲开始哽咽了，坐在床上久久没有站起。
新音箱搬进书房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母亲，她不知道去了哪里。同时消失的，还有挂在衣柜上的那把锁，柜门开着，钱包磊落。父亲钻进书房，晚饭不吃，一直到深夜，他都没有离开过那间房。更要紧的是，饭桌上，久违的阒寂仿佛又卷土重来。母亲始终一声不响，我因为之前没有帮她说服父亲而有种罪恶感，也没好意思开口。我害怕此刻的孤独，更害怕艰难的岁月湮灭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我想制造一些动静，用手机放歌听。乡下网络很差，歌曲断断续续，当身处无声的空白，我意识到，有声只是拓宽了这个家庭沉默的疆域。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父亲，这个彻头彻尾的农民，这个时代车轮后的遗弃儿，面对所有人的讥讽，面对妻子的质疑，心里是什么滋味，又想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也许，我想，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然后，他又将重整旗鼓，捡起桌上的笔。笔迹稀松，勾勒出父亲年华点滴流逝的痕迹，凝结了父亲平凡人生的重量。
时至今日，我仍会时常忆起那个夜晚，它像我吹过的秋风，从我们家卷走一切色调，掠去仅有的生机。母亲的反常，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母亲不再过问父亲的事情了，不再关心说书的进展，消失的那把锁，连同钥匙一起出现在垃圾桶里。她每日忙的，只是给一家人洗衣做饭，依然扎苕帚。有时，母亲一个劲儿地清扫我们本就不大的屋子，尽管地板已经光可鉴人，只是那间书房，仍是被她遗弃的角落。其实，母亲想要扫去的并非地上的尘埃，而是父亲人生里的杂沓。
母亲已经不愿去听书房里的声音了。每当父亲的嗓音传来，她就会打开客厅里的电视，不看，却故意把音量调得很大。
父亲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也很少记恨。面对沉默的母亲，他仍然时常分享，谈起一些有关说书的事情。“今天词写得不少，要是天天都能这样就很好。”“老家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帮忙介绍生意来着。”母亲选择性地屏蔽了父亲的声音，不说话，走开了，只留下毫不掩饰的冷漠。我不禁认为她未免残忍了些。父亲不大在意，他对我说：“你妈不懂，我的力气不是使在了今天，是使在了以后，这跟说故事一样，结局没来之前，一切都还在路上。”
“结局没来之前，一切都还在路上。”
父亲只念到四年级，但他说的这句话曾在我梦中出现过无数次，有时是午夜惊醒后倏忽而至。我看不见黑暗，眼前浮现的全是父亲的影子。那一定是他胸腔里发出的生命回响，是他庸碌人生里最深的倔强。
父亲相信，他仍在路上。
四月，南方的天气告别了阳春的暖煦。太阳当空，风斜斜一吹，落到人肌肤上有些溽热。院子里的玉兰花开了满枝，再几夜，在春泥里蓄了遍地淡紫。
季风如期将春色还给人间，唯独遗忘了我们。
母亲常说：“再这么下去，往后恐怕只能吃土了。”说话时，她眼睛看着我，却不像是说给我听的。有时，父亲在书房里练习说书，母亲故意把嗓音提得很高，试图盖过鼓和响板的声音。像冷水浇灭火苗，书房里的响动戛然而止，随后传来啪嗒一下打火机的声音。
只有一次，父亲拉开了房门。他站着没动，双眼盯着沙发上的母亲，目光冷峻，额前硬朗的皱纹透露着威严。
我第一次看见他这副模样，即便是到了一切早已云散的今天，每每忆起，心中仍会泛起一层细密的战栗。我会想，如果当时父亲真的冲过来扑向母亲，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事情。
好在父亲没有。他走出家门，穿过院子，四月的花无声落地。
我久久望着这棵玉兰。它是二十几年前的春天，父亲和母亲一起栽下的。那时还没有我。我不曾看见它是如何长高和长粗，只知道，暮去朝来，它见证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也目睹了一切凄风苦雨的岁月。
父亲是第二天回来的。他没坚持到走进卧室，就倒在了沙发上。额头很烫，身上挂着枯黄的稻草。我没想到，父亲在草垛里睡了一夜。
我们不能去买药，也不敢告诉任何人。发烧，是会被送去隔离的。那时，大家都不懂所谓隔离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感到恐惧，无端地以为要把人关进一个完全封闭的地方。
是母亲照料父亲的。家里没有药，母亲只好用一块濡湿了的毛巾，不断擦拭父亲的额头和身体。这天傍晚，饭桌上出现了久违的鸡汤，父亲因此多吃了几个馒头。
长久以来我发现，乡邻们已经习惯了疫情相伴的日子，不再抱怨那个吃蝙蝠的人，对疫情结束的渴求不再热烈。如流的时间抚平了那个冬季的恐慌，当春天降临，笑容又爬回人们的脸上。这其中有很多人，或许一辈子也不曾踏出过这座村庄。他们，依旧在村路上留下足迹，拓印着各自不免逼仄的人生。聊天，或者几个人一桌打麻将，成了这个村子不至死去的证明。
而母亲从未忘记。现存确诊的人数，成了她每日生活的焦点。母亲是生在农村的妇女，不认识几个字，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勉强看懂。有时候，同一天的数据，她要反复看上好多次，好像只要她不接受，就能改变这个世界疫情依旧泛滥的事实似的。她指望灾难过去，关张已久的店铺能寻回昔日的风光。父亲生病时，母亲坐在床边，对着手机叹了一天。
父亲则听了一天。
不久，我在父亲手中看见了一些老鼠夹，锈迹斑斑。那是爷爷生前用过的东西，他死后，它们也像他一样不再发出声音。父亲要做什么呢？直到他走进我家的自留地，往每个洞穴前安下这些老鼠夹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父亲说：“咱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片土地，到了今天，这里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
我原本以为，还在病中的父亲多少会有些虚弱，但他说这句话时，像个重拾信心的战士，眼神果敢坚毅。
早晨天还没亮，父亲从床上爬起来，到田里取下被夹子留住的动物。回来时，地上趴着受伤的兔子、獾，偶尔也会有黄鼠狼，它们眼神凄苦，最后一次同情自己不幸的命运。父亲将它们装进袋子，托人带到镇上卖掉。钱不多，好歹能补贴家用。对于一个老之将至的父亲而言，还有什么是比让家人多吃几口饭更重要的呢？
其他时间，父亲则仍然练习说书。他已经编好了词，我以为他会比以往轻松一些，却忘了，背词不比编词容易多少。有时候，我会给父亲泡一杯茶。他坐在桌前，白发清晰可辨，脸上是如老树皮一般的黑皱。我就知道，岁月的河流底下，父亲一逝不返的人生，已经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那夜我再次失眠，不明白以我的年纪，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父亲和母亲的两股鼾声传来，缠绕着我日夜交织的思绪，像一团乱麻跌进我的梦里。我越来越怀念疫情以前的日子，怀念那些简单而柔软的旧日生活，没有忧虑，我们赖以生存的铺子也没关张。父亲忙完店里的事情，赶在最后一缕晚霞落地前回家。饭桌上常有他带回的烤鸭和鸡腿。母亲在捧起饭碗前，总是执着于弄清一日的收入。碰到生意不好，她会说：“大钱都是这样的小钱积起来的……”
而这些场景，今后再难重现。或许这也是我决定不读书的原因。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念书了，等管控松下来，我去打工挣钱。”我想起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早早结束了学习生涯，有的去做裁缝，有的进了厂，生活不易，却都相继买了车。我为什么不能跟他们一样，去过这种人生呢？
告诉父亲时，他正在摆弄一个铁夹，双手一颤，险些被夹伤。他说：“钱什么时候挣都不迟，只要熬下去，我们只会难在一时，不念书，那才真的要穷一辈子。”他还问我：“要是书也不念了，我和你妈这一生还有什么意思？”
我回答不上来，却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们家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别提了，没有人会同意你。”父亲说得很坚定。
他默默走远时，我没有跟着，只是大声说：“难道你就那么迷信读书吗？就算饭都吃不上了也还要读那个鬼书吗？”
父亲猛然回头，想说什么，但没出声。我生气地拔腿跑开，不想在他的视线里多作停留。
学期结束后，疫情形势变得乐观。包子铺重新开业，却没生意，再一次又或是永远地挂上大锁。母亲的脸上也像挂了锁，很少有表情。我到镇上找了一份兼职，在一家教培机构里给初中生上课。因为这件事，母亲几乎要怨恨父亲了。
在教培机构，并非直接就有课可上，首先要做的是招生。老板带着我们一行人，几张桌子往附近学校门口一摆，人或坐或站在路边，对过往的学生和家长尽力地招揽。七月的太阳很毒，躲在伞底下也感觉暑气蒸人，极短的几日里，我的皮肤多次更迭，先是泛黄，很快又变红，最后成了如父亲一样的铜色。看着镜中的自己，我突然觉得自己站在了父亲的影子里，他年轻时的容颜，穿越了浩瀚的荒野和漫长的岁月，在我面前交叠。一种好像与生俱来的力量，在此刻破土而出。
而母亲心疼我这样，叫我不要再去了。
我说：“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做一些事情了。”
“应该？么事叫应该？应该是他去做，去挨晒。”如果是在以前，母亲会说“你爸”，但此后，恐怕只会是“他”了。
我无法答应母亲，仍然每天早上七点钟出门，骑上二十分钟的摩托车到镇里。偶尔，我出门时，碰到父亲要去自留地里。他于是站住，叮嘱我路上要小心，还教我什么时候要将车子换成二挡或者三挡。“好，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走了。”我总是这样回答。说这些时，旧时光里的记忆在眼前飘荡，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每一步都由父亲指着我走。当穿过那片夹道的竹林，我回头看，家门口也有人在望我。微风动叶，向我诉说着父亲曾无数次经过这个地方。而如今，二十岁的我，终于走在了父亲走过的路上。我忽而沮丧，不知道以后的自己是否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家庭岁月长河的源头。更迷茫的是，再往后的路，老去的父亲，没能力指着我走。
我莫名害怕这种人生里不可避免的孤单。
可我不希望父母孤单。不在家的时候，我常想，这两个相对无言的人，他们将如何送走漫长的白昼？我无从得知。我只记得，回家时，门前只有母亲，夕阳将她的身影无声拉长。“回来啦，又晒黑了。”母亲的口吻好像我们阔别已久。
我不在意晒黑，说声没事，问她爸呢。我于是从她的表情中得知他们又度过了怎样的一天。几次以后，我就不再问她了。我害怕她对父亲无声的责备，更害怕接受一个家庭陷入冰河的事实。
我恨疫情。
八月中旬，教培机构的课程结束了。我领了四千块的薪水，从镇上带了鸡和肉，并非多么想吃，只是希望这些东西能让家中久违的温馨重聚。我想看见母亲，看她烧好一盆开水，将放过血的鸡泡进去脱毛。厨房里香气缭绕，给这个乡下人家填满最平凡的幸福……
傍晚，到家。果然，母亲脸上卸去了一直以来的那把锁，眉间舒展，眼睛里溢满黄昏下的夕阳。我太久不曾见过如此热烈的快乐了，但很快发现，那并非出于我手里的东西。
“你爸今晚不在家。”母亲说“你爸”了。
“他人呢？”我心里有几分疑惑。
“说书去了，”母亲告诉我，“万全村有老人走了，肺癌让老人在吐出最后一口乌血后彻底断气……”说到这些，母亲描述得很细，好像老人离世时，她正好在旁边看着似的。她已经很久不像今天这样兴味盎然地谈论一件事情了，而背后，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死去。第一次，我感受不到生命应有的沉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希望，有些卑劣，又如晚霞般温暖。
父亲是骑自行车去的，他等不及，早在我和摩托车回来之前就出发了。我担心他晚上路上要摸黑，决定吃过晚饭去找他。母亲说：“要到下半夜才回呢。”我想，正好去凑凑热闹。
去万全村，有七八里路。沿途一边是河，一边是田，路又窄，白天尚且要十分小心才好通过，何况夜晚。我庆幸自己晚饭时的决定。到了万全村，很容易找到办丧事的人家。十里八乡都是一样的风俗，一家发丧，全村帮忙，站在路边一望，哪户人家人来人往、灯火通明，准就是了。这时大家都早已吃过饭，我往人堆里一站，就看见中间空地里的父亲。
面对陌生的面孔，面对躺尸的棺材，父亲吸了一支烟，朝棺材拜了三拜，然后开口唱起来。是唱，他口中每一句词都有腔调，故事就在那不疾不徐的旋律里。
“鼓槌一敲闹声喧，人生寥寥三万天。世间代代无穷尽，敢教新土埋旧人。举头试问天上月，看遍古今多少坟。愁思万千抚不去，此后仍为子女根。不解哀乐百年树，阅尽人间说书人。今夜听我唱一段，晋末南北隋替陈……”
观众们有的在录像，有的在拍照，七嘴八舌地说父亲有一副好嗓子。我还听见有人说：“等我家那老鬼死了，也叫他来说一夜书。”我能想象，明天，抖音里会有很多由父亲担任主角的视频，母亲将看到这些，邻居们也将看到。
我想等父亲休息时给他递杯茶，可他一直往下唱，似乎一开口就没想过要停下来。他唱“隋主起兵伐陈”，唱“杨广施馋谋易位”，还唱“秦琼舞锏服三军”……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不知疲倦地说书，又或许他一直在唱，只是我没有听见。一种沉重的酸涩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而如今，在离家数百里之外的桌旁，当深夜在我耳边絮絮低语时，我常能听见那夜的声音。那是父亲向我和母亲发出的呼唤，是他向这个家庭命运发出的呐喊。这声音，蓄满了抵挡乡邻讥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撑起了一个普通父亲的梦想。
那晚我也录了视频，用手机发给家里的母亲。看着人群当中的父亲，看着被无数目光簇拥着的父亲，她会想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的手机出奇安静，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而回家时，父亲书房里的灰尘一扫而空。
秋季，开学了，我还是去了学校。是我自己的决定，也是父亲的期望。
接父亲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告诉他拿了四千块工资的事。父亲“哦”了一声，没说什么。这样平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后悔已经说出的话。我不怪他，一辈子碌碌无闻的父亲，一辈子朴实无华的父亲，终究活成了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土地养人，却默默无声。
蛙声唤醒沉睡的月色。我们骑行回家，一路无言。中途，父亲突然开口了。我没听清，回头看他。
“还是得念书哇。”他说得更大声了。
想起之前与父亲的争执，我感到羞愧，为自己的短见而羞愧。这回轮到我沉默了。
“马悔在先，人悔在后，决定不是像你那样做的，还是念书好，你讲对不？”父亲能看透我的心思，给我台阶下。
我心里打消了原先错误的念头，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地埋头骑自行车。父亲则骑摩托车紧跟着我，车灯从身后射过来拨开夜色，让我能清楚看见前方的路。更为要紧的是，人生的路，父亲又指着我走了一程。
校园生活还是老样子，一如从前，该上课时上课，该吃饭时吃饭，只是在查看账户余额时，会想起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家中的现实。我不怎么打开抖音，后来干脆卸载，我不忍看到深夜里仍在外面煎熬的父亲，还有那夜色也无法抹去的白头发。母亲常在电话里问我钱够不够花，叫我不够就吱声，而我每次都感到难以启齿，在短暂挣扎后说出谎言。母亲不拆穿我，却让父亲给我转一笔钱，说是放在我手边上又无妨。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数字，我会折合出那是父亲辛苦耕耘的多少岁月、多少只野兔，或者多少东奔西走的夜晚。
我想找份兼职，但学校的封控让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最后，我去了食堂，在一家窗口给人打菜。管一顿饭，一晚上给三十块钱。
在这样的生活里，我送走了九月的尾巴。
国庆节，学校规定不准回家，可母亲想见我。
父母来看我那天，我跟学校请了假，借口是胃疼去买药。按照惯例，病假才有可能获得批准。
我在学校附近的餐馆订了一餐，有父亲爱吃的红烧肉，也有母亲喜欢的芹菜。本来我在食堂赚了钱，说好由我付账，但父亲还是赶在了我前面。他说：“等将来工作了再请我不迟，到时别拿这样的菜糊弄两个老人咯。”
吃过饭，在公园里闲逛，母亲很快就走不动了。她脚下踩着的是一双女式皮鞋，几年前买的，出门才穿，跟儿高头儿窄，走路一多脚就痛。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母亲讲家里的事给我听，我于是知道，换取开支的方式又多了一样——父亲不说书的晚上，他们到田里捉野黄鳝去卖。下雨的夜里尤其容易抓，黄鳝都从洞里钻出来透气，死了一样蜷在泥面上。
“那你们不也淋湿一身？”我说。
“打伞嘛，不过也跟没打一样。”母亲说。
我心里默默盘算，自己又从父亲手中捉去了多少黄鳝。
母亲要我讲讲学校里的事，快乐的，烦恼的，她都想听。而我却觉得无事可讲，日子如水般过去无痕，只好说说打菜时要如何抖去半勺，还学给她看。母亲说我长大了。父亲没有出声，却在我身后伸出手臂，搭上我的肩膀。他老了，也太瘦削了，曾在他怀抱里驰骋的肩膀，如今他要相当努力才能抱得住了。
父亲也许也意识到了，冲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挤出一个同他一样的笑脸。那一刻，我们多像一对相视无言的老友，在无声的目光里支撑彼此的生命。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一切既陌生又熟悉，父亲成了一个稍显青涩的孩子，却也仍是我旧时光里的回忆。
回去时，空中起了风，有风筝在逆风挣扎。这时父亲和母亲已经搭上返程的火车。父亲给了我一千块钱，我揣在兜里往回走。转头，望向火车驶离的方向，视线总是有限，能看见的只有远方的天空和山野，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在我来时的路上，欣赏我曾路过的风景。
就像在公园里时父亲说：“你一直都在，儿子，真的，你没有离开过这个家。”
我什么也没有说，听他唱了几句说书的词。
“谁知天下窄，不比井中宽。遥想明日事，还从明日来。”父亲嗓音深沉，像要迎接某个夜晚，又像是吟一首动听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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