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
图书馆是母校江西师范大学最老的建筑之一，位于校园的中央，从哪个角度往校门进出，都得经过这地方。对于这幢建筑，每个来这所学校求学的学子，人人印象深刻。我们进校时正值1978年的秋天，记得图书馆凹入的部分种满了夹竹桃，那时候粉红的花正开得旺盛，有一种淡淡的馨香。这印象我十分深刻。那两年的学生刚刚经历了“文革”，是有史以来最为特殊的大学生，算得上空前绝后。一是年龄悬殊。我所在的中文系七八级，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已经三十多岁，两代人完全可以以父子相称。二是成分复杂。我们一百多人的班，应届毕业生只有四人，其余皆来自工农兵学商，当然也有机关干部和待业青年。不过，尽管差异甚大，但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好学，拼命读书，如饥似渴。人人都知道四年的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哪肯耽误了一分一秒？
因此，学校最走俏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一到晚上或周日，阅览室总是被填得满满的，阅览室共有六大间，按文理科划分。那时候，半年间就有七七、七八两届学生入校，阅览室的位子，当然是僧多粥少。
那时候，想要有个座很难。要赶早去占位，常常是晚饭吃过了不回寝室，刷了碗就往阅览室赶，有些人一边走还一边用勺子敲打那只碗。黑压压的人守候在阅览室门口等着管理员前来开门，成了那时候阅览室于黄昏时分的独特一景。外语系的学生塞着耳机听得如醉如痴；数理化专业的学生总给人一副苦思冥想、神秘兮兮的印象；中文系的手里拎着一本名著谈笑风生招惹着异性的注意；只有艺术系体育系的不大往阅览室去，他们有自己的琴房、画室和练功房，他们远远地站着，不跟我们这帮人掺和。好不容易等到管理员出现，开了门就像放了闸的水，有点铺天盖地的感觉。阅览室的木地板有些年头了，人群涌入时能听到很响的吱呀吱呀的声音。尽管如此，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有个座位。
座位不好占，一些人就挖空心思想办法，那时候，我也属于爱弄点歪歪点子的学生。一楼阅览室总有一些破损的玻璃窗户，准备一只破书包，装些无关紧要的旧书，从破窗户扔到阅览室座位上。当然要扔得准才行，扔到地上前功尽弃。为了能够准确，我还在寝室里练过一阵子，练出一手十拿九稳的投掷本事。只是每到那个时候，总有点鬼鬼祟祟的感觉，尤其怕被女生撞见，像做贼似的。
为了占座位，很多人想出些千奇百怪的点子。历史系有个赣南来的学生，会打藤器。当年那两届大学生，多半有下放当知青的经历，他们在乡下都学了一手技艺。这个历史系的同学假期从老家带回一捆老藤，谁也没想到他会用藤条编织了一张藤椅堂而皇之地放在阅览室里。那张没人抢占的座位让许多人眼红。我有意无意和他套近乎，那时候学生之间关系纯朴，三两句话几个笑脸就能成为好友。我们就是那样成为朋友的，果然他对我想拥有一张藤椅的要求回答得异常爽快而且迅速付诸行动。在阅览室的一角我的“座位”也堂而皇之地摆放在那儿，每天从从容容地去阅览室读书，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我在那张藤椅上读过工字楼里很多当时还很难读到的一些中外名著。
对于我们学校的阅览室，七八级中文系的男生应该印象最深。我们刚刚入学时，部分宿舍还被邻近的工厂占着，在等待他们搬迁的日子里，我们被学校安排住在图书馆一楼的一间阅览室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间学生寝室了，数百平方米的空间住下了中文系七八级七十多个男生。那些老式的木架床横陈在这宽展的空间里，乱拉乱扯的晾衣绳和绳上的衣服以及满地的脏鞋和脸盆碗勺什么的，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劫后的难民营。我家住在省城，那些日子都是走读，没有住阅览室的体验，据住过的同学说，那些日子刻骨铭心，你想几十个汉子挤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其热闹情形可想而知了。
我们学校馆藏图书颇丰，据说当时排全省第二。经过了十年浩劫，许多大学的图书散佚甚多，但这里的藏书却保存得很好。我问过许多人，都说不出个根由。我在省城有个儿时的朋友，很爱书。当年我们常去铁路中学图书馆“窃书”，大院里的男孩多撕了书来折纸板，只有这位朋友惜书如命。我们曾互相讲一些“窃书”的刺激经历，有一次他跟我说到过师大的图书馆，他两次光临那地方却空手而归。“你总觉得书架后面有双眼睛，似乎还有人影晃动，其实什么都没有，可你就是有那种感觉。有些地方的书是有灵魂的，真的。”多年后我仍然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
那时候我对功课不是太认真，我们用的教材多半是用钢板刻写由老式油印机印出来的，看上去感觉很糟糕。这种感觉让我对教授们的授课也提不起什么兴趣，我宁愿将更多时间抛掷在阅览室里。可以说我的文学修养及后来的创作，很大程度得益于那个时期的阅读。当时我差不多是以三两天一本的速度进行阅读。当年，要找一本书很困难，没有电脑检索，你得写好了编号交给管理员。由人家进书库去给你找，一找就是老半天。问题是你等了很长时间还不一定等得到你想要的书，有些走俏的书早被别人借走了。所以，和管理员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你和他们关系好，他们会特意给你留着，现在回想那时候人家对我的“优惠”和照顾，仍然让我十分感激。
当年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有很多是教师的家属，文化水平一般，但为人非常热情。不仅外貌像街头巷尾那些热心肠的大妈大嫂，说话语调神态也十分酷似。听到你一口一个老师地叫他们，他们很高兴。而且他们对那些爱读书的学生有职业性的偏爱，也许是被我们这批年龄相差悬殊用心苦读的大学生所感动，他们总能让你觉得很满意。学校最早的藏书有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纸张和装订都不太好，借这种书阅读要格外小心，不然容易脱页破损什么的。记得我曾经借过一本废名的小说，还书时不知怎么竟缺了最后的几页。这事儿让人很紧张，当时这种书还处于半开禁状态，没有新的版本出来，工字楼里也仅有一两本。赔钱事小，失去信用事大。还书时我小心翼翼地说，“借出时没留意，这里缺了几页……真的，我不骗你，借时没注意，看到最后才发现……你看真没劲，重要的没看到。”我的托辞拙劣而蠢笨，很容易就能听出漏洞。但那大嫂模样的管理员接过书后没说什么，她转身进了库房找到那“孤本”，“坐在这儿，你把那几页抄了补上。”我是用圆珠笔抄写的，字迹也很难看。显然连狗尾续貂都谈不上。我后来想，她一定是相信我没读到后面那几页，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能读完这本书。我记得我尽量抄得工整些，用胶水很小心地贴于书后。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图书馆的书架上，那本书是否还在。
几十年过去了，我因筹备校庆一事回了母校一趟，看见那座建筑已面目全非，新的图书馆就在它的旁边，很大很现代。旧图书馆那几间阅览室已分割改装成了十二间教室。那些年轻的校友们在其间听课，很投入很认真。下课时他们把那木板的地面踩出很大的响声，就是那嘈杂让我想起许多。这些年轻人是否知道，他们的教室曾经是阅览室，甚至还曾经做过学生寝室，在那里出过不少的优秀人才，也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感人的故事。
红场
这名字听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红场同名，但其实没有任何关联，它是我们学校的一块普通操场，不是很大（也就两个篮球场大小），却被我们那一代学生所铭记。为什么叫红场？可能是最早修建时在水泥里添加了一种赭色颜料的缘故，看上去有些红，所以大家以“红场”相称。师大迁到这里时，可能就有了这块操场，这算来已经是近五十年的事了。同它一起诞生的相邻的那些建筑：图书馆，第一教学大楼，大礼堂，校办大楼以及离红场不远的那间公共厕所，现在都已经过现代建筑材料的重新包装早就焕然一新了。
我八九岁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成天无所事事，有一天听同伴说公园不远处的一所大学搞批斗，赶紧跑去看热闹，看到几个人跪在草坪上晒太阳，当场晒死了一位教书老头，那场面很惊心，不敢回顾。
1978年，我从知青点考入江西师大，入校以后，才知道当年看热闹的那所大学就是自己就读的这间学校，而批斗现场的那个草坪，就是我们教学大楼跟前的这块红场。进校不久，我们就听说了这个故事，而且叙述者恰恰是目睹惨剧发生的全过程的亲历者，有关细节和氛围都描述得十分细致。那时候十年浩劫才刚刚结束，就觉得那些悲惨的情形仿佛发生在昨天。每当走过红场，心总是揪着。
记住的还有惨剧发生的那个日子，8月18日，这个日子现在被人们看作是难得的好日子。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里，有一阵子每年一到这一天，街上陡然增添了许多车许多人。花店里鲜花告罄，街道上鲜艳的横幅和充气的彩球张扬于城市的上空。报纸也一定广告爆满，要增加许多的版面。但某一年的某个地方，这一天对于一个家庭，一所大学来说，却是最黑暗最悲哀的一天。
那位跪在红场上被如火骄阳晒死的教授姓熊。他儿子熊述隆后来也是江西师大中文系的一位教师，教我们写作。他的散文写得极好，有点朱自清的神韵，在当年已经很有些名气了。记得他有篇写蛙鸣的散文曾经入选过中学语文课本。熊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已经三十多岁，但看上去很年轻，给人二十出头的印象。当时我们中文系七八级学生的平均年龄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不仅空前，恐怕也要绝后。所以班上的同学比熊老师大的有许多，但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可见他上课是颇有魅力的。熊老师说话声音不高，和他的表情一样平静。讲到激动处他话语中有许多的停顿，仿佛有点结巴。但他的课讲得妙趣横生很有条理，很多人不在意他那点小小的毛病。给我们上写作课的还有一位赖老师，当时也写小说，上课声音很大，普通话里夹杂着很浓的萍乡口音，举例时喜欢用自己作品里的东西。他讲给作品里的人物取名，用的是“甄某某”“贾某某”，其实都是《红楼梦》里的东西。熊老师讲散文，很少涉及自己的作品。那时候我常想，他真不该在这所大学里工作，每天上课下课出出进进都要从红场走过，太难为他了，总难免勾起内心深处的伤痛。就在我离开江西去了海南不久，听说熊老师真的调离了，不知道是不是缘于此因。
我很喜欢听老教授们上课。我们入学时“文革”刚刚结束，才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的思想还处在禁锢和开放的转变过程之中，老教授们讲课极小心，但他们很投入很认真，敬业精神很让人感动。我们许多人，至今对他们上课的细枝末节都记得十分清楚。给我们讲逻辑课的是胡正谒教授，据说28岁时已是教授，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他上课不用讲稿，带来的讲义完全是个摆设。有一天他跟我们讲因果关系，突然说：“因为昨天吃坏了东西又受了些寒气，所以我必须离开教室十分钟，大家自习。”前因后果，一应俱全。弄得我们忍不住想笑，却又不敢张扬地笑。另一位胡守仁教授，是老教授中年纪最长者。他说话慢条斯理，很有学究气派。看上去他身体不是太好，当年上课有时坐着，但他至今还健康地活着，有近百岁的高龄了。他的一个儿子是我们同班同学。给我们开课的教授多半都有独特个性，像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朱安群教授给我们讲唐代文学，口若悬河，不仅不看讲稿也不看学生，总是将头微仰着，两眼盯住天花板的某个地方，能看上整整一节课。还有一位叫杨高鹏的教授，身体棒得让人瞠目，大冬天常常只穿一件衬衣来上课。他上课喜欢拖堂，有一回铃响过二十多分钟他还没打住。有些早餐马虎的学生最怕听他的课。汪木兰老师的课也让我们印象至深，他讲的是《红楼梦》，有一回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听课不是太认真。汪木兰老师没有发火，只轻轻地说了一句，“现在我背诵一段《红楼梦》”，他是从最后一回背的，不是一段，几乎是整个章节。打那儿以后，他的课同学们全情投入。汪木兰的儿子汪海林，现在是著名影视编剧。
老教授们上课时我也常常走神，那是因为我就坐在临窗的位置，一抬头就看见窗外的那块红场，看见红场我就想起很多，我想要是那位教授不是惨死在那个地方，现在一定也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他上课会是怎么个情形呢？非常奇怪的是，这种联想在那些日子随时产生，无法抑止。
我现在写红场，脑海中总是纠缠着那位教授的影子和这桩往事，我不知道现在就读于这所大学的年轻校友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我怀疑他们是否知道红场上发生过的事，即使听人说过，也许只是当作一个离奇的“事故”听听而已，难以有更多深入的思考和联想。现在喜庆的日子也多了起来，节假也比任何时候都多。不仅有国家法定的节日，而且年轻人中还时兴着洋人的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复活节什么的，甚至每个地方出于为经济搭台唱戏的缘故都张罗出一个节日来，诸如风筝节椰子节荔枝节啤酒节之类，还有各式各样的厂庆校庆。喜庆能冲淡许多东西，增添许多欢乐，这是他们生逢其时的幸福。但苦难不应该被人们淡忘，而是应该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一些东西。
男生宿舍
我们进大学的那会儿，学校还有几幢宿舍没收回来。这是“文革”遗留的问题。当时那里住着的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我们中文系男生原定住的是六栋。可进校时，六栋住的是南昌手表厂的职工。1969年，成立井冈山大学，师生都搬去了井冈山的拿山，校舍空出许多房子。那时候各级政府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的人说：空着也是空着，工人阶级还有许多工友没房住，先借给工人住吧。改革开放了，恢复高考，大学里一下子突然多了数千学生，吃喝拉撒睡，那么多的学生要安置。六个人的房住八个人甚至挤住十个人。还住不下，就动员家在南昌的学生走读，依然还是住不下。那没办法了，先克服下，能遮风蔽雨的地方都住进人。学校开动员大会，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其实不必想那么多，“文革”才结束，且大多同学来自农村，居住条件差点不算什么。吃什么苦，有些山区来的学生家里住得比这儿差远了。这“苦”不算什么。
宿舍已经“安排”，但须等那些工人住户搬走才能入住。等多久，三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
但开学不能等，能住人的地方先住上再说。中文系七八级的男生，就被安置到图书馆阅览室里“暂居”。
为什么就是中文系男生呢？学校当时大概有这几种考虑，一是因为中文系是大班，学生上百人。大班好管理调度，总不能让历史系或政教系的男生住一起吧？那得拼班，拼班就有点那个了。各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特色，虽说文史不分家，但话题差得远呢，观念性格也会因专业有些许的不同。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所以还是让中文系同班的男生住一起为好。作息时间统一，也有共同语言。
工字楼阅览室很大很宽敞，和大礼堂及教学楼等，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老大哥援建的，质量非常了得。
一百个学生中有十个女生，有近二十个男生走读，余下七十多个男生就挤住在一间大房间里。这情形大概只有难民营或地震棚里有过，但那都是大难当头，人们要携手共渡难关，有个磕磕碰碰，也不会太计较。现在是七十多个“天之骄子”处一堆，事情就来了，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七十多个男人住一室，那是个什么情形？
白天还好，大家基本都在教室。有课没课自习呀，大家都趴教室里。我们中文系七八级的教室，在第二教学大楼。第一个学期在一楼，后来就一直是二楼201教室直到毕业。白天活动多在校园，相安无事，到晚上，那就不得安宁了。七十多号人，各自的生活习惯不一样。那时候统一熄灯，这没什么影响。但关了灯，大家的入睡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人早睡，有人晚睡，早睡的打起呼噜，不是一人两人。我出差时不愿和人同屋就是怕呼噜。有人打呼噜那搅得彻夜不宁。很多朋友说，你自己睡觉也是呼噜如风箱，可能是吧，但谁也没本事听到自己的呼噜。一般出差最多住个标间，也就三两张床，三两个人的呼噜。可是十人八人呢？七十多个人呢？呼噜声此起彼伏高低有致，让人想起春天里的田野，蛙鸣虫呤，好不热闹。当然，那些呼噜声要比那些蛙鸣虫呤难听多了。有人就难以入眠，安静点的，看书吧，就有人打着手电筒蜷在床上看书。有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忍无可忍出去走走或者跑步，走了一圈跑了一圈把自己弄疲累了再睡。要是天热，那干脆就卷了席子夹了把蒲扇去八一广场草地上睡。当年，南昌一入夏，八一大道各条马路两边都是竹床凉席……那场面，蔚为壮观。但那年我们入校已经是金秋十月，正是“天凉好个秋”的时候，只能窝在阅览室里听大江“涛涌”，远天“走雷”。
忍受不了鼾声的同学，下床外出溜达或者是跑步，总会有磕碰，再小心也难防，你可以想象，那么个空间住着七十多号人，热水瓶脸盆口杯七七八八的日用品随处摆放，黑暗中多半会触及。那时住的是上下铺的旧木床，下铺的还好些，上铺的要下来常常会弄得那床吱呀作响。在静夜里，也是种扰人的噪声。阅览室是老房子，铺着木地板，踩上去迸声如鼓……
所以，出外也并不是一种好办法，那就只有忍耐，在忍耐中习惯。后来那些噪声如同病毒，侵入你身体，让你难受，但你忍受住了抵抗住了其攻击，最终克服了它，就相安无事了。果然如此，七十多个同学就在那儿住了三个月。头几周是忍无可忍，后几周只是稍有不适，再后来就顺其自然完全适应了。也是那三个月的历练，好像注定了要进行预演，从那以后，就是耳边响雷大作也能入眠。
不久，中文系七八级男生都搬入了六栋。六栋的环境更是糟糕，夜里的声音比七十多人住一室的鼾声和夜里的磕碰声要大多了。六栋紧邻的地方是一处火车货场，火车驶进驶出的轰鸣不说了，那并不是最烦人的噪声，令人无法忍受的是那些高分贝的大喇叭。当年调度火车不像现在，用的是电脑，过去就是几只高音喇叭喊话。每天有很多货车从那里接受调度，大喇叭的喊话声不绝于耳。
但是有了七十多人同室而眠的经历，似乎适应了窗外的任何噪声，四年下来，耳朵并没长茧，该吃吃，该睡睡，身体健康，学习并没受太多影响。
几十年后，同学们聚会，常常会说起在阅览室住宿的经历，感慨不已。前年，我们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母校聚会，还专门去了老校区看过这间“寝室”，图书馆早已有了新馆，旧馆的阅览室改建成了教室，是间琴房。我们进去时，有音乐学院的老师在指导学生拉小提琴。我们在那儿听了好一会儿，琴音很美，想想先前那些鼾声和杂乱噪声，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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