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 蒙

　　

　　插图：洪 羽

　　说到李白与长江这个话题，熟悉李白生平的读者都不陌生。有学者认为，李白一生除了寄居山东几年和去过三次长安，大部分光阴是在长江两岸度过的。而他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作品，大多写在长江一带。尤其是他脍炙人口的诗篇，包括他表达情谊的诗歌名篇，多半是在长江边上吟出的。

　　人世间多少送别的场景被作家和诗人动情叙述过，长江岸边桃花潭的那次好友辞别，本来是很寻常的一幕，而李白口占的绝句却千古传诵。如此明白如话，如此平易晓畅，在我们这个文章大国和诗词大国里竟然历久不衰，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其中蕴含着一种怎样的神奇力量。

　　少年时代，我在课本上第一次读到这首绝句时，就很喜爱它。那时，学校已经停止正常教学，没有给学生发任何课本，我是从比我大几岁的孩子那里借来的小学高年级旧课本。记得在村边的塘堤上，我边走边看，内心里一种满足难以言状。同时，我也记下了课本对汪伦的注释，但我潜意识里感到他不像一个农民，因为我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经常参加生产队干农活，对很多农民比较熟悉。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没有文化的泥巴腿子很难与自己仰望的大诗人建立那样的感情，很难建立那种用文字、用诗歌才能表达的深厚情谊。

　　过了许多年，我在《长江开发报》工作时，从安徽朋友寄给我的一份资料中意外读到李白曾为泾县县令，不禁击掌叫好。据说是在当地县志中发现的。

　　又过了好些年，我仍然沉醉于斯，决定以散文描绘那个早晨出现在桃花潭渡口的画面，题为《千年送别》。此前，我写类似的历史散文，都曾去看过相关的古代名胜，都包含有现场见闻和感悟，唯独桃花潭我不曾去过。但是，动笔之前我查阅了不少文字、照片和音像资料，力图准确。散文发表后，没有读者怀疑我完全是“隔空想象”的，连专题分析过这篇散文的专家教授，也相信我是到实地考察过的。

　　六千余字的散文从头至尾没有引用《赠汪伦》诗句的一个字，因为所有读者都烂熟于心，实无必要。在这篇散文中，我着重强调了汪伦并非是过去教科书和各种唐诗读本中注释的“当地村民”，而是士大夫。只有明确了汪伦的身份，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诗中主客之间的情感关系，才能真正弄懂这四句诗为什么饱含着比万千财富更为贵重的深情厚谊。

　　后来，我曾经特意赶往桃花潭，实地游赏感觉更好，更容易走进千年前先贤辞别的历史现场，不禁又写了散文《古老桃花潭》，依然是感于那首绝句的坚韧穿透力。

　　孟浩然一生未曾入仕，但他在性情、诗风方面与李白多有相似之处。李白在思想深处崇敬孟浩然，他们之间的情感不是简单以“投缘”二字可以概括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不仅清朗明丽，意境深远，而且情深意长，成为如今普及程度最高的李白名篇之一。“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个名句，尽管历史上的抄本中多有不同，如敦煌残卷写作“孤帆远映绿山尽”，但其表现的意境却基本相同。孟浩然乘坐的帆船即将消失在远方的天际线，而李白还怅然若失地站在江边目送着好友离去。完成这个“目送”过程，不是人们日常送客的片刻时间，是需要情感支持的久久站立和遥远眺望。

　　这个苍茫时刻的主角“我”，是从安州赶来会见孟浩然的，两位好友共同“完成”了这幅极具情谊、也极具诗意的江畔送辞的生活画面。

　　李白的长江岁月，除了与达官贵人觥筹交错的席间豪饮、赋诗酬答和寻仙访道、干谒拜友之类的活动，也时常与布衣百姓交往。《宿五松山下荀媪家》除了记述庄户人家耕种的辛苦，以及邻居女子深夜舂米的劳累，还饱含深情地记述了那餐特别的晚饭。荀姓老妇好不容易在野外沼泽采集了一些菰米，就是俗称雕胡的野生食物，经过她反复搓洗加工，用来煮饭招待李白。这碗饭来之不易，让吃过无数珍馐的大诗人“三谢不能餐”，我们今天读来也依然为之动情。

　　纪姓老翁并非以酿酒为业，但擅长在自家酿作，李白也常来此品酒，彼此间有了朴实的交情。他的离世，亦使诗人顿生伤感，写了《哭宣城善酿纪叟》。

　　李白笃情重义，并非只是狭隘的个人好恶或“私交”感情，而是在思想深处立足于世道人心，在情感上决不背离社会众生。在写于今日皖南的《秋浦歌》组诗中，诗人从不同侧面记录了当时乡村的社会生活，通过描述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去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情感。其中“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这首，是被录入现代课本的绝句。诗中铜矿工人挑灯冶炼的场景，伴着他们响彻寒夜的歌号，曾经多少次让我们产生遥远的遐想。更多的现代少年没有见过冶炼的场面，也无法想象古人简陋的炼炉和原始的工艺，甚至不能体味他们夜间不眠的燃炉添矿之苦，却也能够想象出生动鲜活的劳动画面。那样的夜晚就像出现在昨天，就像是我们亲眼见过的。可是，由于古代信息传播的局限，多少代人都不明白这首《秋浦歌》写的是什么，直到清代才有学者确认它写的是炼铜场面，这让我为先人感到遗憾。

　　李白的笔触探入社会底层，更加鲜活灵动，也更能够让读者和他一起用心灵去贴近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去感受他们的思想情怀。这种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诗中“小品”，形象生动，生活气息浓郁，也深为读者喜爱。

　　同时，长江也见证过李白的侠肝义胆。他与好友吴指南相约顺江远行，两人来到洞庭湖畔，当他们沉浸于水天茫茫的景色之时，吴指南突然身感不适。李白只好搀起他返回馆驿，无奈归路太远，没走几步吴指南就没了气息。突如其来的悲剧使李白伤心欲绝，他“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间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但倍感无助的李白很快冷静了下来，在过路行人的帮助下，将其做了简单安葬。

　　几年后，李白特意赶到湖畔，只见那里一株肚裂枝倾的老柳树还活着，掩埋吴指南的土堆上已经荒草盈尺。他拔剑撬开土块，没想到其尸首没有完全腐烂，筋骨尚存，再次哀泣不止。李白以宝剑洗削了吴指南的遗骨，将其包裹转移，一路肩背手提，住进旅馆也不离身，一直将其背到江夏，在城东的山地上重新安葬了好友。如果不是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详细自述这段经历，或许很多人以为这是金庸笔下的侠客故事。

　　李白在扬州一年散金30万，同样是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的，可能有读者认为，这与“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类似的诗句一样，不过是一种语言的夸张。晚唐诗人李商隐曾给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做过幕僚，朝廷开给柳仲郢的年俸为30万钱，而他每年却开给李商隐35万钱。李白的“30万”肯定是一笔可观的开销，但在唐代也只是一个高级官员一年的合法收入，并非是高得离谱的天文数字。那时，李白初到扬州，与那些落魄公子并无交集，却对他们抛金撒银，解囊相助，凡有难者都得到过他的慷慨赠予。这种豪爽，虽然多少带点儿同病相怜的意味，但体现更深的是大丈夫的轻财重义，是堂堂男子行走于世间的仗义和侠气。

　　李白一生深深地依恋长江，这条大江也为诗人设定了后来的命运。众所周知，在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朝廷诏令将其流放夜郎。他从浔阳大狱被押往巴蜀，一路是逆江而上的，他之所以从开春走到入冬，是沿途许多达官贵人为他饯行，留他游山赏水。本来是千里赴刑，却一路盛宴，贵为上宾。按照通常的人情世故，这种隆重的礼遇本应出现在他应诏赴京入翰林的途中，怎么会发生在人们没有打算他生还的“不归之路”上？可他入翰林那次是“走马上任”的，没有时间在路上停留。

　　万古江流，不但演绎过伟大诗人的人生悲喜剧，也见证了他的这种人生奇遇，见证了他的情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