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 杨

　　我沿着前人幽暗的文字和记忆，一步步探索老昆明的“真容”。在我的想象中，老昆明就是一个“人”，一个步履蹒跚的老男人？一个温柔善良的小女人？一个壮实的汉子？一个迷人的女郎？抑或是一个智者？一个旅者？一个隐者？我不是一个哲人，也没有火眼金睛。我只能以世俗的眼光和纯真的心灵来琢磨和想象这个生活在昔日时空里的“人”。我也无法为之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标签”，因为一个人是多面的，变化的，难以琢磨的，老昆明也如此。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风情。对于一个人，这个词关乎她的容貌、姿态、气息、风度、内心、个性等等；对于一个地方，它能让我感受到那个地方的动与静，形与神，韵与味。我最先想到的是这些在街巷里游走的人的气质，他们的文化基因来自何方？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回溯昆明的历史，就可获知这里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其实是一代又一代的移民，特别是从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我们的先人陆续来到这里，目的是开发云南边疆。那时的昆明，也许因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和地理因素，使这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成了“手艺人”，都成了浪漫生活的艺术家。他们不但把吃、穿、住、玩等四事，“经营”得决不会发生“问题”，而且像一道风景长久又迷人。他们天性淳朴，节俭成风，住的是“一颗印”或“四合院”的房子，屋宇敞亮，宽窄适中。他们非常重视礼节，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时都要情殷意挚，毕恭毕敬，丝毫不能怠慢和敷衍。

　　这些浪漫生活的艺术家们——木匠、石匠、铁匠、铜匠、篾匠、花匠、画匠、金匠、银匠、泥水匠……他们生活在大街小巷的各个角落，他们都是技高一筹的人，他们把城里的房屋、街道、墙壁、轿子、家具、茶壶、烟具、衣服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器物的每一个细节，都装饰得无比繁复而又无与伦比，他们似乎是生活在时间之外，他们不相信速度，只相信自己的才情、目光和指纹。比如说，昆明的工匠在制作“明角灯”时，先将羊角拿来锯成薄片，接着小心翼翼地熨烫，让薄片平展如纸。然后把它贴附在模型上，一熨再烫，一烫再烫，使之变成半个球形。再以二合一，又熨又烫。再将它们用丝线缝合起来，又熨又烫，反复无数，直至两个半球合为一体，天衣无缝地成为一个瓜形灯罩。再用“胶朱”在上面绘上喜字、蝙蝠等花纹图案……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工匠们把每一道繁琐的工序做得慢之又慢，好之又好，精之又精，这关系到他们的声誉，也关系到他们的生存，他们只能这样做，除此别无捷径。

　　我继续探寻老昆明的风情——花市。在自然界乃至艺术史和精神史里，除了花再没有其他形象更能深刻而完美地影响人的心灵了。花让人无限爱恋，让人肃然起敬，让人神清气爽，让人魂牵梦萦，让人才思敏捷，让人力量倍增，让人产生思想……花是我们人类的“珍宝”之一。

　　昆明因特殊的水土和气候中仿佛暗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定律”，一年四季严格按照预定的时刻为我们捧出万紫千红的花朵，使花的形象、色彩、气味、品质与昆明城邦宿命般地联系在一起。明代诗人杨慎对昆明的感受是“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清代嘉庆年间的檀萃，本是湖北人，来滇做官。他认为世上最好的三种花都出在昆明，“滇南茶花甲天下……此花宜为第一；红梅莫盛于滇而龙泉之唐梅……极人间所未有，此花宜为第二；紫薇花树既高大，花又繁盛，多植于官署庭堂，满院降雪，不复草茅气象，此花宜为第三。”他联想到云南人在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从未得过前三名，但由于有了这三种名花“鼎甲之”，就“足以破荒而洗陋矣”。在檀萃看来，昆明的花已为云南人争得了脸面，改变了云南人在国人心中的位置。

　　老昆明除了花市之外，还有米市、马市、菜市、柴市、铜器市，也有早市和夜市。此外，一月有灯市，三月有蚕市，四月有棉市，五月有扇市，六月有香市，七月有宝市，八月有桂市，九月有药市，十月有酒市，十一月有梅市，十二月有桃符市等等。这些市场大多是自发的、约定俗成的，它们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充满了“俗气”。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市”，昆明才有资格被称为“城市”。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一听这些老地名，一个生龙活虎、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老昆明的生活场景，就会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老昆明的市民在闲暇时，还有一个地方可去——茶馆。昆明人往往把茶馆称为茶铺、茶社、茶楼、茶园或茶室，那是一个个精彩的小社会，如同一幕幕人间戏剧，留在了昆明市井文化的历史里。具体说来，昆明正式开茶馆的历史应该从清代乾隆年间算起，那时在圆通街口老县衙门隔壁有一户人家，主人常常遇到前来衙门打官司的人，站在他家门口等待传讯和审理，有时口渴了还会上门来讨水喝。他似乎看出了某种商机，就干脆开了个铺子，专门卖茶水，让那些打官司的人有了个休息喝茶的地方。

　　后来，昆明的茶铺就逐渐多了起来，而且有了好听的名号，如文庙街口的“四合园”，正义路顺庆当巷口的“宜春园”，华山西路口的“义和宫”，威远街和护国路交叉口的“允香馆”，玉溪街上的“陶然亭”等等。到了1916年8月，昆明《民听报》接连两天报道本城茶铺的一些情况，从中可见那时的昆明已“茶社林立，啜茗者甚多，茶馆拥挤异常，此业可称发达”。

　　

　　插图：洪 羽

　　这些茶铺或茶社，虽然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各具特色，但都可以说是一个个浓缩的小社会或小世界。大多数是普通茶馆，供“吃闲茶”的人前来消磨时间的。这些茶铺一般从早晨七八点钟开张，一直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关门，所以受到了很多“闲人”的青睐。这些“吃闲茶”的人，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旅人，包括官吏、军警、商人、教授、农民、学生、龙头老大、赶马人、车夫、骗子、小偷等等，三教九流、贩夫走卒，无所不包，无所不有，都喜欢踱到茶铺里，随便花点小钱，即可守着一碗清茶，自由唠叨，讲古论今，谈天说地，不断切换话题，要么传播小道消息，要么揣度政治风声，要么捕捉商业信息，甚至一起分享黄色笑话，吃喝玩乐，放浪形骸，或干脆沉默打盹。有的“闲人”经常把一碗清茶从浓喝到淡，从淡喝到白，哪怕已经无色无味了，也要一直守着喝着，不走，常常消磨到深夜。

　　老昆明另一项堪称奇葩的事物是它的客栈、旅店、旅馆之类，那是一个城市最不能缺少的东西，是这个城市为暂时离家的人准备的另一个“家”。当我们现在审视老昆明旅馆的历史时，它客栈时代的一切形构已不复存在了，但它的历史与世界旅馆的历史几乎是同步发展的。早在18世纪时，老昆明就有了马店、客栈、堆栈之类的“旅馆”。这些大大小小的“旅馆”，在它诞生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为远道而来的马帮准备的，偌大的一个昆明所需的一切物资，如油、盐、柴、米、糖、茶、药材、木材、棉花、皮革……几乎都是由马帮运来的。每天，来自各地的大大小小的马帮进城之后，人要投宿，马要歇息，货物要有一个堆放和交易的地方，因此城内分别出现了马店、客栈和堆栈。其中，马店既住人，也住马，一般是前面的房舍供人住宿，后面的大院辟为马圈。而客栈虽然一般只接待客人，但住宿的条件与马店的客房也相差不多，更多地接近“鸡毛店”。至于堆栈，顾名思义，它是专供马帮堆货的场所，在马帮运来的货物一时找不到买主时，就选择堆栈去交易，因此堆栈也就有了货栈的性质。

　　这些马店、客栈、堆栈之类的“旅馆”，在经历了19世纪之后，直到20世纪初，依然如故，忠实地履行着各自的职能。它们当初的“风采”，我们已无法目睹，甚至无法想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其实更接近“旅馆”的本质，因为对于一个赶马人或旅者来说，进入“旅馆”就是为了获得暂时安居的房间，或者说就是为了得到一张可以过夜的床。因此，那时的“旅馆”呈现出灰暗而单调的色彩，设备极其简陋，除了简单的铺盖之外，既不提供饮食，也没有任何娱乐的地方。有的“旅馆”所提供的枕头甚至是一根固定的“枕木”，更别说其他条件了。这样的“家”，几乎都是陌生人与陌生人同屋，甚至同床。因此它意象迭出，充满了各种气味、混乱和险象，包容着人世间更多的琐碎、苦难、不安、挣扎和无奈，同时也充满了某种浪漫和诗意，似乎为人间拓展了旅人与城市的某种神秘关系。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汪曾祺，就曾用这样的眼光打量过那些落脚在昆明大西门马店里的客人——马锅头的精神气质。他在散文《凤翥街》里写道：

　　“马锅头是很苦的，他们是在风霜里生活的人，沿途食宿，皆无保证……他们有钱，运一趟货能得不少钱，他们的荷包里有钞票……他们一路辛苦，到昆明，得痛快两天……这是一群剽悍的男人，他们喝酒、吸烟，都是大口。他们吸起烟来很猛，不经喉咙，由口里直接灌进肺叶，吸时带飕飕的风声，好像是喝，几口，一支烟就吸完了。”

　　对于这样的旅者，马店的床即使再简陋也是一个让他们向往的地方，一个可以安寝他们美梦的处所，他们仅有几个小时能如此美妙地“生活在别处”，他们心满意足了。

　　大多数普通市民也许进入药铺或医馆更能产生各种奇怪的感觉，那几乎是每个人必须去体验的一个最独特的地方，那样的地方在老昆明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至少每一条街道上，都会有一家医馆和药铺。老昆明的市民最熟悉的是福林堂、百寿堂、福元堂、百福百龄堂、利济堂、六和堂、敬心堂、寅生堂、颐元堂、太和堂、天元堂、大安堂药室、杨恒源保龄药室、王运通药店、李子俊药室等等。

　　这些药铺或医馆，除了少数几个以外，大多开设在不太显眼的街巷，它们恐怕是老昆明最不张扬的“公共场所”了，房舍也不大，但市民总能找到它们。它们与现在的医院完全不同，每个药铺或医馆都有自己的名医名药，生病的市民要根据自己的病症去寻访那些名医名药。比如说，如果是“小儿惊风”，就去小西门内正街找天元堂，那里有祖传的“长寿散”，对这种病症具有令人惊叹的“神效”；如果是妇科病，就去民权街找济生堂，那里有“郑氏女金丹”，号称“妇科圣药”，对治疗妇科病有奇效；如果是疥疮或无名肿痛，就去光华街中段找王运通药店，那里有各种膏药，可以为病人“拔尽总毒”。

　　昔日，当市民们走进这些大大小小的药铺或医馆之后，常常会与唐文奇、姚方奇、席国荣、张瑞、李裕达、黄良臣、程国奉等等相遇，那都是老昆明享誉远近的一个个“杏林高手”。他们对待病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和颜悦色，和蔼可亲，请病人安然地坐在他们桌前，那种桌子一般是老旧的散发着幽光的八仙桌，上面放一块柔软而结实的小垫子，摆着毛笔、墨盒与白纸，至多还会有几本白棉纸的线装书籍，如《灵枢》《素问》《大生要旨》《陈竹园惊风鉴》《脉理求真》《滇南本草》之类。他们会对病人进行察颜观色，目光轻轻抚过病人的眉宇、眼睛、鼻子、耳朵，有时还会叫病人张开嘴，展示一下舌头，然后与病人“聊天”，对病人循循善诱，嘘寒问暖，问长问短，耐心倾听病人讲述自己的居住环境、家庭情况、生活习惯、饮食爱好、性格情绪、老病新症等等。最后，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病人伸出手腕，为病人把脉。那时候，几乎所有的病人都觉得医生的那只手就是一只神手，可以把病人的整个身体的谜局解开，他们的手指仿佛已从病人的身体外部探入五脏六腑，其结果似乎比后来的什么听诊器、B超还灵敏，病人的虚实寒热和轻重缓急，他们已一清二楚。于是，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又成竹在胸地拿起毛笔，轻快地在白纸上写下了一味味中草药，如浮小麦、细生地、杭白芍、川桂枝、夜息香、怀菊、迷身草、秋白霜、红石根、白槟榔等等。简直就是美得让人心颤并可以吟诵的词牌名，医生也好像不是在为病人开处方，而是在为自己作诗填词。就在这不经意之间，病人生命通道上的障碍被扫除了，美好人生的前景如阳光普照。

　　我虽然越来越不敢在这些“美不胜收”的事物上确定什么意义，更不敢用它们去“揭示”昆明的某些本质特征，但我坚信这些风情万种的街巷一定是昆明的某些核心力量，是生活中的“诗歌”，是诗歌中的“生活”，它们“记录”着昆明的另一种“历史”。

　　这种“历史”是否表明，昆明从来不是思想的发源地，只是生活的现场。而生活的现场从来不设定思想和道德标准，只选择生活方式，只“淬炼”每个人的生活艺术。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思想”长时间地停滞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物品、每一个细节上，所以他们能不焦不躁地对待一切，每一天都显得很质朴，很笨拙，很天真，很静默，很平常，很缓慢，很慵懒，甚至有几分接近古板和原始，但他们的生命却因此饱满起来。我们也因此看到了他们真正的表情、姿态、脾性、风格、观念和智慧，我们身上那些焦躁不安的东西也会被他们有力的“历史”冲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