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素素

　　生态文学是当下盛行的一个热词。以繁荣生态文学的立场，书写人类对生态保护的自觉和自省，书写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作家的一种责任。

　　《我喜欢荒凉之美》，不太像论坛题目，但它的确是我一直以来的审美取向，也是我此刻最想表达的心情。

　　荒凉，网上百科对它有个解释，一是形容旷野荒芜，山河枯寂；二是形容人烟寥落，凄凉凄清。如果打比方，或是一片荒凉的山野，或是一个荒凉的村庄。在我看来，前一种荒凉，具有自然属性，后一种荒凉，具有社会属性。就是说，在荒凉的定义里，既有自然天成，也有人力所为。我喜欢的荒凉，当然是前一种。

　　的确，有一种荒凉是大自然固有的荒凉，那是一种原始的带有洪荒感的荒凉；有一种荒凉是大自然被人类之手修改破坏的荒凉，那是一种后天的具有悲剧感的荒凉；还有一种荒凉是因为大自然的面目全非给人类心灵带来的荒凉，那是一种绝望的万劫不复的荒凉。当然，这一切的发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是人类现在正处在这个过程最灰暗最恐惧的时间节点。

　　正因为喜欢大自然的荒凉之美，我曾一个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上行走。去过大兴安岭，去过黑龙江源头，去过长白山，去过北大荒。在那里，我果真看到了荒凉本然的样子，但我也看到了它消失而模糊的背影，因而写了《绿色稀薄》，写了《追问大荒》，写了《最后的山》，以表达我的不安和慌恐。

　　我曾不止一次去过辽西。在辽西地表之下，隐藏着旷古未宣的荒凉，因为那里是世界上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也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那朵花被命名为辽宁果，那只鸟被命名为中华龙鸟。而所有在辽西出土的花和鸟，皆以化石的形态示人，告诉我那里曾经有过的荒凉和繁荣。

　　荒凉是地球的原稿，也是生命的摇篮。

　　在这个地球上，不论动物还是植物，有诞生，就有消亡。只不过，有的诞生和消亡来自于大自然本身的荣衰代谢，有的诞生和消亡是因为地壳运动造成的山倾地覆。地球史上，曾有四次大冰期，每次都造成物种大灭绝，顽强生存了两亿多年的恐龙，就消失于白垩纪的大灭绝。这样的荒凉，简直就是一种不以天的意志为转移的荒凉。

　　

　　去年疫情肆虐之际，出版社邀写一本关于荷花的书。查阅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荷花居然是侏罗纪之花。因为就植物而言，太古代与元古代，属于菌类和藻类时代，之后的古生代，属于蕨类和裸子植物的时代，再之后的中生代，则是被子植物的时代。裸子植物与被子植物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不开花植物，后者是开花植物。被子植物的诞生，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前，这个地球只有鸟语，从此以后，这个世界才有了花香。荷花是被子植物，曾有科学家断言，荷花是侏罗纪冰期以前的古老植物，它和水杉、银杏一样，都属于未被冰川噬吞而幸存的孑遗植物代表。就是说，荷花成功地逃过了侏罗纪末日的那一场天劫，以被子植物活化石之姿抱香而来，一直鲜艳地摇曳到现在，让今天的人类依然能在池塘里看到花容楚楚。

　　总之说明了一个事实，地球的形成史是漫长的，地球的荒凉史也是漫长的。而且，那是一种混沌初开的荒凉，也是一种没有人类参与的荒凉。

　　荒凉是个哲学问题。因为人类是从荒凉那里来的。

　　对地球而言，人类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地球已经转动了46亿年，如果把46亿年换算成一天24小时，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然而，在第四纪末期才颤颤微微站立起来的人类，晚来迟到的人类，不只学会了猎杀和采集，学会了用火和烧制，还学会了种植和驯养，学会了用草药治病。太阳、月亮、雪山、鹰、狮、狼、树等等，曾经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图腾崇拜，“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更是中国祖先贡献给人类的自然观。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荒凉而庄严的大自然面前，人类的脚步曾经是轻的，充满敬畏的，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曾经是和谐的，美好的。因为人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肉体生存和精神给养，皆蒙大自然所赐，亦从大自然索取。不是大自然离不开人类，而是人类离不开大自然。

　　荒凉是一部教科书，让人类既学会了观察和思考，也学会了选择和逃避。

　　公元4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植物学家，因为他喜欢观察自然，写出了一本《南方草木状》。他是东晋人，名叫嵇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竹林七贤”嵇康的侄孙。

　　公元18世纪70年代，瑞典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植物分类学家，名叫林奈。他的贡献是给每种植物都起了两个名称，因而被称为“分类学之父”“植物学之王”。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位博物学家，名叫拉马克，是他发明了“生物学”一词，也是他最先提出生物进化学说，在《物种起源》里，达尔文还曾多次引用拉马克的观点。

　　公元19世纪60年代，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最早提出了“生态学”一词。而在他发明这个名词之前，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写出了一部生态小说《弗兰肯斯坦》，美国作家梭罗写出了一部生态散文《瓦尔登湖》。

　　我想，在坐的各位或许不太熟悉《弗兰肯斯坦》，但大都读过《瓦尔登湖》吧？如果从1818年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算起，生态文学已经整整盛行了两个世纪。

　　文学有启蒙之功。因为读过《瓦尔登湖》，所以在日常的视野里，当我们看到纷乱无序的车流，看到喷云吐雾的烟囱，尤其是春运和节日，看到人流拥挤不堪的车站或旅游景点，所有的人都会有一种急欲逃离的焦虑感，最好逃到旷野无人的地方。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

　　有人说，人类的文明进步有两大推动力，一是惑然性，二是同情心。于是，因为惑然而怀疑，而有了发现和发明，因为同情而悲悯，而有了关切和关怀。然而，正是因所谓的惑然或怀疑，人类与大自然关系发生了逆转，由和谐到紧张，由紧张到恶化。

　　手工被机器取代，机器被电子取代，电子被智能取代。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叠代而至，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土地在逐渐沙化，全球气候在变暖，海平面在上升，陆地和海洋被污染，河流减少，草原收缩，再加上地震、海啸、核泄漏、传染性病毒等等。灾难频发，猝不及防。

　　于是，人类的自戕，造成了人类的自失。因为过度的开采，过度的砍伐，过度的消费，大自然的面孔终于由生机勃勃的荒凉，变成死气沉沉的荒凉。也正是这样的荒凉，给20世纪生态文学提供了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力。

　　1949年，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写了一部自然随笔《沙乡年鉴》。在这本书中，利奥波德创建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大地伦理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这部大地伦理学和生态整体主义的开山之作，后来成为绿色思想的圣经。

　　1962年，美国作家、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写了《寂静的春天》，这是世界生态文学和生态运动里程碑式作品。卡森深刻地指出:“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

　　1968年，美国生态文学家爱德华·艾比写了一部散文作品《沙漠独居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作者独居沙漠的见闻和感受，表达了他对现代化的弊病、唯发展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它再次引发了环境运动的浪潮，1970年，这部作品直接影响了第一个“地球日”的确立。

　　在全球性的生态文学热中，中国作家也没有缺席。我个人曾阅读过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李存葆的《绿色天书》，张炜的《融入野地》，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等。生态意识，就是生命意识。同样，生态危机，就是生命危机。为生态危机而写作，没有一个作家会拒绝。

　　卓别林说，倾听风声、树叶摇曳声的心，是一颗艺术家的心。

　　作家用文字和心灵的力量阻止沙化、驱散雾霾、消除污染，其终极目的，就是让遍体鳞伤的大自然得以治愈，还荒凉于原始，让做了杀手而不自知的人类得以救赎，还人性于本真。

　　人类与自然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只有人类在自然面前退后一步，只有人类通过反哺换来大自然的复苏，这个地球才会重新变成物的母体，人类的乐园。

　　我希望，中国的青藏高原永远以它的荒凉之美，高挂在世界屋脊，让人类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