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重构辽宁区域文学史，对辽宁文学的发展路径与谱系进行历史性考察早已是学界共识。但由于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旷日持久艰辛浩繁，不但需要构建者具有极强的理论素养和地域情怀，还要有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决心，因而让许多学者望而却步，亦使重塑辽宁文学史的夙愿在无数吁求声中一再搁浅。
令人欣喜的是，在2020年12月，林喦教授历时十年，行文50万字的《文学辽军对话录》欣然付梓，其以文学经验还原文学历史的独特方式，弥补了这份学术遗憾。这部著作在文体编撰上采用轻骑简从的语录式文体，内容上本着“立足文本，探讨文学”的遴选理念与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既避免了一般性理论著作率由旧章受众狭隘的形式缺陷，又防止了作品文本陷入学术研究“空而不实”的内容舛错。因此，一经推出立刻受到学界内外的一致好评，被誉为近年来辽宁文学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儒林佳作。显然，学界对《文学辽军对话录》这部作品眷注有加，大众对其文本价值的认可也毋庸质疑。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将林喦教授披阅增删十载，行文近50万字的这部作品，看作是其对辽宁作家创作经验和文学观的一次应用性的梳理与总结，那么就极易忽视作品本身文体形式与文本内容上的革故鼎新所呈现出的哲学审美及史学含义。也就是说，林喦的这部作品的表层叙述虽然是辽宁区域性作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经验，但其深层所蕴含的文本实质却是以辽宁当代未写进典型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区域性作家的文学理念作为能指，以复调对话的形式，对辽宁文学发展路径与谱系进行的历史性书写。而这一书写过程亦是以文学经验还原文学历史的过程。事实上，历史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作家都会名垂青史，而以文学经验还原文学历史这一文化行为的实质，是作者凭借一己之力为一生拥抱文学梦却终不能在典型文学史上留下印痕的创作主体著书立说。抛开其过程的繁巨艰辛暂且不论，仅就这一书写行为本身而言，便已饱含了分劳赴功，超越现实理性的理想主义情怀。
当然，舍弃对一部理论型著作的文体特征与学术内涵的讨论而去关注其人文价值，难免会让人产生反裘负薪之嫌。更何况《文学辽军对话录》这部理论著作本身所具有的不仅仅是文本以外的附加价值，其尤为突出的还是编撰形式上的创新与更始。尽管以语录体进行哲理思辨的文体形式自古有之，孔子的《论语》、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这类文学文体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其特点是以分散的对话形式，表达深刻的哲理思辨，用浅白语言阐释难解的哲理内涵，但是伴随着学院派在哲学理论领域话语权的崛起与垄断，近年来命题论述已经是文艺理论写作的普遍形式，将学术成果以专业晦涩的名词术语进行脱离普通受众的学院式解读几乎成了不刊之论。因此，在日益枯燥僵化的学术语境中，《文学辽军对话录》“重新用一种相对理性的态度回到生活、回到作家、回到作品，建立新的现实的研究谱系”，不仅仅是对哲学传统的尊崇与回归，更是以文学文体的创新，突破现代逻各斯中心主义循规蹈矩的文化藩篱进行的理论抗争。同时，这种语录体又有别于《论语》独白式的话语踪迹，其对话双方是平等的，是交流的，是各自交流体会的，是能够交叉、辩论，可以有不同见解和表达各自观念的对话。双方都有表达观点的权力的书写方式，契合的正是巴赫金“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俄]巴赫金：《诗学与访谈》）复调理论的核心范畴，这样极具后现代解构意义的文体创新又理当所然地与固有的传统哲学势力划清了界线。
不仅如此，除了用创新的文体颠覆旧的形式话语权，这部著作在文本内容的撷取和学术理念的传达上也颇有新意。我们知道访谈式的文体形式通常应用于实用性书籍的写作，文本内容往往与认识方法论相关。其文本表征体现为大量的客观事实堆叠或现象片断的描绘，缺少严谨的逻辑架构和相应的理论深度。而《文学辽军对话录》这部作品显然很好地避免了这样的学术虫洞。尽管作品的文本主体仍旧围绕作家的创作意图、创作心理、创作观念、创作技巧等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进行经验还原，但是由于作者对中心话题进行了精心的设定，将看似感性的经验理论化，使经验还原达到了哲学思辨的理论深度。
例如林喦与作家陈昌平关于小说创作观念的讨论：
林喦：……小说家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个性化的风格，还在于思维方法、信念和个人的执着追求，你的小说有这方面的显现，你是怎么理解的？
陈昌平：没有独立的思想，文字就是垃圾。
作品独创性的背后，一定是作家思想的强大和心灵的自由。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家怎么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思想问题。我相当看重小说家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品质。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对那些充满甜蜜叙事的小说是非常不屑的。在我看来，一是立场丧失，二是文化投机。
其实，任何一个有责任的写作者，在写作里感受的苦难要远远多于甜蜜。甚至，这就是写作者的宿命。好在，在这宿命般的苦难里，写作者同时感受到心灵的涤荡和生活的饱满，并且获得一次机会，把自己从人性的黑暗里一点点地拯救出来。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访谈的话题围绕作家的创作观念进行，但其能在还原这些创作经验的过程中，其所指已经触及到文艺理论中关于社会功能的思辨最为核心的命题：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究竟在于颂德显功还是思愆批判？
再以林喦与王充闾关于优秀散文审美标准的讨论为例：
王充闾：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示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访问，灵魂的对接，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发掘，具体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生活境况的复述。
这段对话是比前一段对话更为直观的学理性探讨。作家由个别文本形式的审美标准延展到普遍的一般的文学本质。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创作的终极追求必定是从人类自身出发最终回归于人类自身，而理性与逻辑解决的只是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真理性探索，唯有依靠情感和意志才能缔造人生真正的意义。
诸如此类的学理探讨，在《文学辽军对话录》这部作品中俯拾皆是，其表现出的哲学深度和理论指涉早已超越了实用性著作所能驾驭的范畴。即使是那些理论特征鲜明的学术性著作，关于文学理论思考的深入程度，恐怕也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如果一部理论作品仅仅以更换某种文体形式来标新立异，或者执着于某些脱离社会现实的理论说教，那么其终将会沦为“一种无意义的学院式智力游戏”。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文学辽军对话录》并不存在这样的价值漏洞，在破除旧章的体例创新和对文本内容披沙简金的基础之上，其在辽宁文学发展路径与谱系状态的书写过程中表现出的史学价值及其相伴而生的社会价值，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首先，作品以文学哲理思辨为文本内容，以复调对话的形式，在还原了辽宁文学经验的同时也还原了辽宁区域文学历史，使其不但具有文学理论著作应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区域文学史书写的史学价值。正是因为作者在内容的遴选上坚持“立足文本，探讨文学”的哲学理念，所以其学理思考必然凝神于作家和作品本身，而其不厌繁巨地还原不同作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过程，恰恰也是辽宁区域文学史直观书写的过程。尽管辽宁文学以“苍茫古朴的北国几近原生态的生活，关东人独特的文化语境，抒写着这里各族人民的生命颤动，凸显出傲然的北国精神气质”（徐光荣：《辽宁文学史》），也出现过耶律楚材、纳兰性德、萧军、端木蕻良、罗烽、白朗、马加等众多文学名士，但是在区域文学史的书写方面却是黄茅白苇乏善可陈。因此，直言这部《文学辽军对话录》的出版适时弥补了这样的文学遗憾，绝非妄下雌黄的溢美之词。其次，《文学辽军对话录》强调的是“一般文学史”的书写，是为那些典型文学史之外的作家著书立说，而这样的书写不仅能为辽宁区域文学保留下珍贵的文史资料和作家的生平剪影，也是对那些有影响力且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作家终生文学追求的一种鼓励与肯定。因此其社会价值同样不可估量。正如“一般文学史”这一概念的首倡者周景雷教授在接受林喦先生的访谈时提到的那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学史，基本上都是由这样一些作品现象或者思潮所构成的，我称之为‘典型文学史’。事实上文学史的构成和存在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更大量地淹没在典型文学史之中的却是那些一般性的文学存在，他们才是所处时代的最具有一般意义的文学创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性成就，这些被我们所忽略了。我认为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也要关注这一部分文学存在。这种关注无论是从文学自身而言还是从社会文化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文学史的书写并非反映的是文学对于时间黑洞的某种焦虑。相反，这种书写行为恰恰是面对文学可能会被遗忘的客观现实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其目的便是为那些孜孜以求的无名写作者树碑立传，使文学史书写重回普通个体本身。给予那些与生命虚无勇敢抗争的人们以信心和勇气。让他们知道在逃离时间黑洞的险途中并不形孤影单，所有的努力都有价值，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
总之，《文学辽军对话录》以别出机杼的文体创新，朝督暮责的内容遴选，在对辽宁文学发展路径与谱系状态的历史性书写中完成了辽宁文学和辽宁区域文学历史的经验还原。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审美历史内涵，都是近年来辽宁文学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为非典型文学史作家著书立说的“一般文学史”作品，在其文本价值和学理探求背后隐含着强烈的与历史虚无抗争的理想主义色彩，字里行间洋溢着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和历史责任时舍我复谁的勇气与担当。同时，这样的书写也必将激励那些有志献身于文学的青年才俊们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只因其昭示了这样的真理：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遗忘才是。作为抵抗人生虚无的文学必将在这世上留下踪迹。即使有一天我们死去，我们的努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切价值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充满意义。而努力却不会被遗忘，也许这才是作者想要通过这部作品传递给我们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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