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前的小石桥
它简直不像是桥，而只是几块石板横在一条水渠上，不过三四米长，两三米宽，上面铺着黄土，不但可以供行人通行，而且可以行驶车辆。它所连接的是进入我们村的必由之路，这条路连通西边的山地与东方的平畴沃野，这桥便称得上是我们村通关的锁钥。因为村庄实际上是坐落在一座山冈上，如果在周围筑上墙，那它就俨然是座山寨或者城堡了，那么守住这座不起眼的小桥，恐怕也会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吧。当然这只是想象，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似乎世世代代就如此安然地生活在这座山寨式的村落里。
因为有条水渠绕村而过，必得有这座小桥才能通行。这条水渠从山里的水库，蜿蜒几十里而来，是我们那一带的重要水系，尤其是天旱的年头，需要靠它从水库引水以供乡民饮用和灌溉，确保粮食不致有大的减产，所以并不能把它废弃或填掉。水渠深两三米，宽也三四米，平时大多是浅浅的溪水淙淙流淌，只在夏天，才会满渠洪流与岸平齐，浩浩南下。
我不知道这座石桥存在多少年了，只记得小时候常常喜欢来桥边玩耍。最初，那桥似乎连石板也没有，只有几块巨大的岩石镶嵌在一道山崖式的巨壑上。桥的一侧就有一座突出的山包，而那桥洞也便显得有些深邃，从一端看去，就像一只狮子张开的巨口，桥下散布着嶙峋的山石，那便像是狮子牙齿了。而我们小孩子却总喜欢钻进这狮子口里来，这当然是在夏天，可以赤脚，而又没有发洪水，桥洞里没膝的水格外清凉。而桥洞正中也正好有一大块狮舌似的石板，长年累月为水所浸，上面已结满绿苔。我们总是比赛看能不能冲上去，在那狮舌的正中站立片刻，可是，不是因为苔滑就因为水流比较湍急，我们即使冲得上去，也难以立住。但我们仍然一次次地往上冲，甚至摔倒被水冲下来，也乐此不疲，觉得是那么有趣，笑语声在桥洞里回荡，金属般响亮。而实在冲不上去的话，我们就在狮舌下的水荡里捉鱼。如果幸运地赶上雨后，会看到一尾尾鱼拱着背逆流而上，那样我们会捕捉到几十条一拃多长的小鱼，那么回去找一个五保户单身汉，一起在他家“打平伙”，用山上采摘的辣椒烧煮这刚捕来的鱼儿，滋味有多鲜美。
插图：黄泽鲲
好玩的还有桥边的打仗。因为水渠可以说是村与村的分界线，虽说水渠可以涉水而过，但石桥仍是桥头堡，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们与邻村孩子的战争在桥头最为激烈。我已不记得双方是因为什么以及如何“约仗”的了，但战况至今留有印象。我们埋伏在水渠内侧，而桥头派几个重兵把守，所用的武器有竹竿、木头手枪，但主要是石子、土块。一旦发现敌人有强攻桥头的企图，就用那些枪弹把他们击退；结果是让他们望而却步，只能涉水从另一侧山包偷袭包抄——但这我们也早有准备。战斗便呈胶着状态，双方人喊弹飞，对峙不下。庆幸的是，并没有人在战斗中受伤。今天看来这样的战争，未必不可以视为我们在用游戏方式，演绎古代乱世人们对于家园的保护。
很小的时候，我闹着要跟父亲上县城或去外婆家，追在他的自行车后面，如果他坚持不带我，我撵到桥上，也就知道实在无望，便会停下来，无奈地看着他远去。母亲在田野里劳作，农忙时节，会回来得很晚，我和妹妹在家等得不耐烦，会跑到村口的东山坡上朝田野里眺望，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座石桥，看有没有母亲的身影出现。有几次，我看到壮观的景象，那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在东方的田野，如一只放出光芒的大簸箕，我的母亲从那边走过来，仿佛是从月亮里走出来，而那桥似乎也就成了接她下凡的跳板。那一刻，我们是多么激动啊！
而更难忘的是夏夜，我们会去桥上纳凉，那里是风口，而边上还有池塘，风儿吹来，带来了凉爽的水汽，也带来了田野里即将成熟的稻谷和草木的清香。那时，我已开始迷恋起“写诗”，当然写的大多是眼前景，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我暗诵在心，觉得它与眼前所见若合符节，也启迪我如何模仿写出这样的景象，当然结果是不能使人满意。小桥是清醒的，却始终一声不吭。一切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中，但一展眼，却“东风夜放花千树”一般，小桥两侧的水渠边，灌木丛中突然飞起了无数的萤火，那小小的流萤飘浮在空中，一只只轻盈地飞动，仿佛满天繁星垂落，低绕成一道绵延的银河，灿然一片，令我们欢呼雀跃。我们连忙去追赶，用手抓握，有时真会捉到一两只流萤在手心，看它乖巧地在手心爬动，屁股上还一脉一脉地忽闪着亮光，我们不忍心伤害它们，便一扬手让它们飞去，那飞走的流萤又汇合到空中的群体，有的也落下来，落到灌木上，照亮了渠里的流水……到了白天，当然这些流萤都没有了，只有黄土岸，只有流水，只有水底的卵石，只有石桥，一切都那么古朴、实在。
小石桥是村里村外的临界点，也可以说是小村的门槛，一般迎接客人尤其是多年没有来往的亲友，到这桥上或桥头守候是非常隆重的礼节，而送别客人，也是到此止步。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送走多少村里的姑娘（其中有许多是我的堂姑堂姐）远嫁他乡。新嫁娘出门，洒泪告别，也是一直流泪到这桥头为止，过了桥，她们就会拭去脸腮上的泪珠，定定地望向前方，仿佛在心里下了决心，勇敢地迎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未知的新生活。有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去再也没有回还，再也没有踏上这座小桥。比如新梅姐，她的母亲死得早，与后母一直处不好，当然就黄鹤一去不复还，我一直后悔当年为她把我的一把玩具手枪扔进泥坑而同她发生过争执，我未能理解她的心情。而刘家的大姊，出嫁没几年就染上了肺结核，想回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了。有一次我去父亲的学校，在外乡的田塍上竟然意外地遇见了她。她挈夫将雏，正急急地赶路，我们也没来得及多说几句话，而一年后，便传来她的噩耗，让我惊悼不已。那么这座小石桥在许多人心里是温馨的，而在有些人那里却是座伤心桥。
我十二岁那年学骑自行车，最初还只敢在打谷场上转圈，不敢真正上路；有一天，我终于把车子搬上了村道，顺着东山坡往下疾驰。毫无疑问，坡道尽头的石桥是个危险之地，只要冲过石桥，就意味着真正学会了骑车，就可以驰骋如飞啦。我最初十分紧张，也在接近桥头的坡道边摔倒过几次，但我还是鼓足勇气，聚精会神，冲过了石桥！我在心里为自己欢呼。从此，我就骑着车游走四方，上初中、上高中，最后考上大学，越走越远，而那石桥却留在原地，甚至有萎缩之势，但它仍是一枚蝴蝶结，系在我亲爱的家乡的“颈脖”上，也是一枚钥匙，时刻可以打开记忆的百宝箱。
童年与少年的一幕幕，如此清晰地镂刻在记忆里，让人总想溯时光之流而上，但那怎么可能？而当年的石桥也早已改变，不再有狮子张大口似的巨壑，而是把它缩小了许多，只修了两孔水泥涵洞；水渠经过修整，似乎也变浅了，大约不需要那么深而宽的水渠，桥面也结实多了，不会再发生拖拉机掉入凹陷的车辙很难再爬上来的事件了。只是我到现在都难以理解，何以当年我们这些少年费那么大的劲儿都冲不上桥下那爿狮舌似的岩石？我这个喜欢怀旧的人，多么想在这块结满苔藓的岩石上再试一次啊。
弄堂里
我们的村庄很小——好像南方的村庄都不大。几十户人家簇拥在一起，也形不成几条街巷。只有村中间那条贯通南北的巷子长一点、大一点，我们把它叫做弄堂，其主体是南边入口处的一间大厅，据说从前就是我们李氏家族的一个厅房。这间大厅大约有三十平方米，东边有一户人家，西边也住着一户人家。西边人家再往北，有一方小小的天井，天井过去，有条窄窄的过道，左右又是人家。因为有这么一个大厅，村里人常常集聚于此，小孩子吃饭、玩耍都在这里，成为一个公共场所。
大厅——还是叫它弄堂吧，东边人家一旁还有一个碓宕。碓宕是用来舂米舂面的工具，有一个很大的木架子，人站在上面踩一条长舌头似的踏板，踏板抬起来落下去，带动头部镶嵌的一块尖牙似的石头，用力地砸进埋在地上的一个石窝窝里，这样就可以把稻子、麦子什么的带壳的粮食捣碎，然后再过筛，分出外壳与里面的米粒麦仁。村里人要做糯米粑，也要把和好的糯米粉放进碓岩舂几下，以求其变得瓷实而柔韧，每年三月三，还会采来蒿子，一同揉进面里，此即本地有名的“蒿子粑”。
平时，我们就喜欢站在或坐在碓宕的架子上嬉戏，互相开开玩笑、逗逗乐子什么的。多少次放学后，我一放下书包就跑来这里和小伙伴们左右盘旋、上下追逐，拿自制的竹筒水枪互相干仗……那时候，日子是那么贫穷，而欢乐却似乎一点不少。有一年，外地一个唱“扁担戏”的忽然跑来，就在这大厅里把他那一台冰箱似的柜子（“扁担戏”的主要道具）立起来，自己躲在后面，将上面一层的许多木偶小人扯动起来，演了一出《王小六打豆腐》：王小六总是偷懒，不愿推磨，她的妻子便一再拿“推手”敲打王小六的头，剧情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看到“扁担戏”，就在这厅堂里。
我们吃饭也要端着碗来此“闹脚”，所以，各家吃的是什么都一清二楚，许多时候，小伙伴们的碗里盛着的是“菜饭”，由蔬菜和米混煮而成，亦菜亦饭，亦饭亦菜。但他们照样吃得很香。到了秋天，他们的碗头上还搁着一些在饭锅里蒸熟的豇豆，长长的，像一条条项链；而比较吸引我的，还有那一块块蒸煮出的南瓜，颜色金黄，仿佛炙烤出了油的那种，有时我宁愿拿碗中的米饭去换几块来一尝新鲜。
那时村里很少有外人来，如果谁家来了亲戚，差不多半个村子都知道，都感到欢喜。东边人家姑妈的女儿偶尔来做客，是那么标致、白皙的一个姑娘，她含羞带怯地坐在碓宕架上，我们互相推搡，想近前些看她，又怕惊动了人家；背地里开过东边人家大哥与她的玩笑，那大哥总是恼羞成怒一般“啐”我们一顿，自己却脸庞涨得通红。她回家后，我们总是盼着她再来，可是她再也没有来过，听说是嫁到人家做小媳妇去了，我们心里感到多少有些遗憾。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弄堂的天井以北，不知为何，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有一间屋子做过生产队的牛栏，拴过一两头黑咕隆咚的大牤牛。也许正因为有牛栏，所以隔壁还有一座老大的粪池。平时，粪积得比较满，上面都像是结了一层硬壳。不知为什么事，我曾与一位快出嫁的堂姐有过一次口角，她一生气，抢过我手里的一把自制玩具手枪，二话不说，就扔进了粪池，让我号啕大哭，惹来母亲也与这位堂姐好一番理论。一两年后，堂姐也就远嫁他乡，从此几乎没有再看见她。她的母亲死于三年自然灾害，继母带着孩子改嫁过来，她与家庭、家乡没有多少感情可言也就可以理解。后来，这个粪池便被填起来了，牛栏也迁到村子的边缘。当然应该这样，村子中心，尤其是弄堂当中有一个粪池，这算什么？
弄堂西边住的是一对孤儿寡母。他们家紧连天井，屋下还有一截廊檐，老妈妈常常坐在那廊檐下纳鞋底，缝补衣裳，儿子一天天长大，再艰苦的生活都没有阻止他长成一个结实健壮的汉子。但家里仍然仅可勉强度日，要娶媳妇却很困难。做母亲的操碎了心，夜里还会偷偷地饮泣，偶尔甚至大放悲声。但终于左托人，右托人，儿子说到了一门媳妇，老人家眉开眼笑，一遍遍叙述儿子与媳妇相亲的经过，描述媳妇的长相，让人感到，幸福终于降临这个人家，人人都觉得生活充满希望。结婚那天，老人家几乎把全村人都喊来吃饭，真不知道，她如何攒下办喜事的钱。我那年大约十一二岁，也夹在熙来攘往的客人当中，感受着浓浓的喜气，同时也有几分好奇，一再抬头看这家墙壁子上挂的“年画”，连环画似的好几幅，讲的好像是一个叫“尹灵芝”的女英雄，每一幅下面还配有诗，或许这才是真正吸引我的，在这贫困的乡村，在这样人家，还有诗！但我已忘记那画上是否注明，这诗是出自大诗人公刘的手笔。
弄堂里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夏天，无论多么炎热的天气，它因为南北通透，总还是有点凉风；即便一点风也无，它还有一点阴凉，而外面可是遍地都腾起炽热的火焰，让人多待几分钟就会有被灼伤之虞。所以，几乎全村人都把这里当作白昼纳凉歇息的好地方，正如夜晚人们会集中到打谷场和东山坡上。有的带来一只小马扎，有的抱来凉席，有的扛来竹榻、睡凳，大多数还会带上一瓷缸酽茶，于是弄堂里便挤满了人，横七竖八躺着的，见缝插针坐着的，一个个挨得很近。老年人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打开话匣，从前的许多人事便会泉水般流淌出来，乡村历史便这般口耳相传。男人一般都赤膊，裸露着被太阳晒得发红、发黑的胸膛与脊背，他们几乎占了大厅的全部地方；女人们穿着短衣小衫，只倚坐在天井以北的狭窄过道，一般都只迷瞪一会儿，还常常要给幼儿喂乳，或照应刚会走路的孩子。到了正午时分，大部分人都会酣然入梦，有的在那里坐着坐着就把头垂下来了，有的刚刚还在摇着扇子，这会儿扇子落在怀里，头却在一啄一啄，还有的更是轻轻地扯起鼾声……偶尔会有一两条狗也热得架不住，伸着舌头，气嘘嘘地跑来，在一个旮旯里卧下来喘口气，闭一会儿眼。我似乎还看见过一两只蝴蝶翩然飞来，在人们的头顶和鼾声中盘旋，试图寻找某个仰着的鼻尖停一下脚，或落到某个宽阔的胸膛上，闻吸一阵汗水的芬芳——这个“细节”或许只是出自我本人的想象，谁能那么准确地记忆得起来呢，已经时隔近四十年了呀！
我因为从没有午睡的习惯，所以也没有在这里入睡过，我只喜欢钻到人跟前去听人谈古。总喜欢听乡亲们讲我们的先人如何在这里生息下来，家族里几代各有几房，每房都从事过什么职业，那些先人有哪些嘉言懿行和奇特的地方，更带劲儿的是听到这里的游击队和土匪如何干仗，地下党如何扮成一个卖窑货（即陶器）的商贾，走村串巷刺探情报，又如何被捕而被四肢绑在几棵树上，受到五马分尸一般的酷刑……昔日乡村的面貌仿佛一点一点浮出水面。当过生产队长的老叔也曾在这里将历任省委书记的名字屈指数来，这又是谁能料得到的？久病在床的阿义叔，也想过来感受一下活生生的人间气息，便拖着脚步蹒跚着走过来，人们给他让座，他对人总是报以和蔼的亲切的微笑，但不多久就溘然长逝——我们眼看他一天天衰弱却无能为力，人们在悼惜之余，却也有一些窃窃私议：他的先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做过剪径的“生意”，阿义这么好的人却有着这么悲苦的命运，是不是因为先人造的孽……迷信与乡土伦理混杂在一起的言论，让我既感疑惑又觉得震动。而更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在这弄堂里待过的乡亲，有的今天还与我们凑在一块，明天却就倒在了田野里，多少人从这里抬到了村子后面的丘冈上，他们的一生似乎都装在这条短短的弄堂里，而千丝万缕网络着的乡村社会，它的真面目也就显影在这里。
但正午歇息在弄堂里的这一刻是乡亲们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光。有一两个时辰那么长，可惜仍然转瞬即逝——太阳的炎威稍一减弱，出工的哨子就会吹响，那些青壮劳力，那些年轻妇女便会从人群中起身离开，仍然奔赴那热浪滚滚的田野，在烈日下去播种去收割庄稼，去赢得一年的生计，多少年都是如此，似乎多少代人都莫不如此……但我一辈子都会记得，我也来到这里，凝视着这些横七竖八胡乱倒卧在席子上的半身赤裸的乡亲，感觉自己那么真实地活在人间！我多么希望这难得的清静、难得的休憩时光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以致多少年后，我回忆起这一时刻的场景，还想轻轻地喊一声：午安啊，我的村庄！午安啊，我的乡亲！
“瓦窑场”
在吾乡，人们说的一个地名——“瓦窑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瓦窑场，而是一个供销社，也即小商店。它在乡政府所在地南边不远，是我上学必经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去那里玩，全乡（最初叫公社）差不多一多半的人买日用杂品都到那里买。我们把到店里买东西就叫做“到瓦窑场去”，而土音近乎“玩鸭场”，以致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这里当初大约还真的就是一个专供卖窑货即陶器的地方，所以才有这么个名字。而我在家乡的十多年间，却从未见过这里堆放过什么窑货。
它应该是县供销社的派出单位。而县供销社差不多是那个年头唯一的小商品流通机构。那时候是不允许私人开商店的，一切的货物与物资都由供销社控制或经它转手。
正因为是县供销社的派出机构，这里的店员包括店长都是吃商品粮的，甚至都是有城关镇即县城的户口的。在那时的我们看来，他们不啻电影或图画中人，甚至差不多像神仙中人，一个个衣着光鲜，平时穿着皮鞋，而夏天也穿着皮或塑料凉鞋；从未被太阳暴晒过，所以都细皮嫩肉，肤色白皙，说的也基本是普通话。
这个小供销社其实占地还挺大。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北头大约还有仓库，西侧有一排职工宿舍。而它的主体是坐北朝南的一个大厅，约有一两百个平米，这才是真正的商店营业地方。正中有一溜玻璃柜，右侧是个水泥柜台，而纵深一点的左侧是些木柜台。柜台离墙都有一段距离，而贴墙自然是一排橱窗，橱窗里放着紧要一点的物品。右侧的水泥柜台过去，还有一大块空地，堆放着一些待出售的农具等杂物；而左侧的木柜台却十分宽大，因为那是卖布匹的地方，卖的时候要把布匹摊开一尺一尺地量，甚至还有一卷一卷的布就长年摆在柜台上，至于大量的布草都是成卷地竖立在柜台后面的橱窗里。
就是这么一间大小和现在城里一间普通超市差不多的店铺，便成为全乡的商品集散地，更是人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孩子流连忘返的地方。在我们眼里，它有许多新奇玩意：各种瓷碗、脸盆、毛巾，各种簿册、钢笔、算盘、铅笔盒，各种茶杯、暖壶、手电……都曾吸引过我们的目光。这些物品一般都得摆很长时间，因为销起来很慢。靠近水泥柜台一侧的还有大桶的煤油、大缸的咸盐（那盐粒也很大）、酱油和酒。我至今还记得那酒缸上覆盖着沙袋，如果谁来打一斤半斤，那营业员就用长柄竹木“端子”伸进缸里舀起一“端子”酒，倒进插在瓶口的漏斗里。买卖煤油、酱油大概也是如此办理。
而最吸引我的是正中的玻璃柜台里所摆放的几册图书。有的图书一摆就是几年。大多数是连环画，偶尔也会有“文字书”。大约从七岁开始，我就一次次跑到这柜台前，把目光透过玻璃去仔细端详那些图书，甚至还弯下腰去，看图书后面的定价——因为柜台中间的搁架也是一块玻璃，能让我们看到书背面的定价，然后估算自己兜里的钱是买得起还是买不起，能买得起一册还是两册。正是在这里，我买到了平生所买的第一册文字书：《诸葛亮》，其中所附的“三国鼎立形势图”的“鼎”字，我向别人请教了两三次才能记住。不久，我又在这里买了一本知识性小册子：《奴隶社会》。而买过哪些连环画我却一本也不记得了，大约是根据当时电影改编的《南征北战》《鸡毛信》《小兵张嘎》或《青松岭》之类的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柜台后面的橱窗里曾经出现过巴金的小说集《英雄的故事》，这大约已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事了。又过了几年，柜台里竟然出现了姚雪垠所著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我向父亲要钱，未能获允，再向母亲提出预支压岁钱，也被拒绝，最后只能怅惘地看着它消失了，不知是收回到县里还是被人买走了。那种遗憾真的是无法形容。
这个小店还曾破天荒地出售过一两回玩具，其中一个是塑料做的，一块长条板上两端各立一人，其中一个手持刺刀，动一下机关，那小人儿就将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敌人”，“敌人”就往外侧倾。结构并不复杂，但足以令人欣喜，因为乡间几乎看不到有什么玩具出售。那时我刚上小学，我的父亲也在这所小学任教，一次放学后，我随父亲和其他几位老师进店里闲逛，其中一位老师是邻村的强梅大姑，她跟父亲开玩笑说：还不给你儿子买一个玩玩。我父亲真的掏出一两块钱买了这个玩具。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给我买玩具，可惜，我不过玩了几天便把它玩坏了，手端刺刀的那个小人儿掉下来了，就是用火炙也不能把它粘合起来，只得丢弃。
每年母亲也来这里扯几尺布。那时买布都是要布票的。布票比钱还珍贵，所以人们都习惯把它和钱包在手绢里，买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解开手绢，将布票捏在指尖仔细数了又数——因为布票很小，纸又薄，面额也不好辨认，所以要小心又小心。这更是为难了那些不识字的农妇。母亲就多次陪村里的妇女来这里买布。而我每当偷偷地积攒几角钱之后，除了觊觎那几册图书，也十分贪爱那玻璃圆瓶里装的麻饼，常常要在两者之间权衡。唯一让我感到快乐的是家里让我到右侧水泥台内侧去称几斤海带，这并不是家家都能享受到的，而海带和腊肉放在一起红烧，堪称美味……
店里最忙的时节是在每年春节，整个店堂里挤满了人。买什么的都有，尤其是年画、对联摊位简直是被围得水泄不通，往往要从人头上递钱接钱。一到农忙季节，家家忙于农活，就没多少人来店里买东西了，店里就显得格外清静。也只有三两个店员在守店，他们都坐在通往后院的门口，那里总有凉风吹来，这些英俊漂亮的男女看上去更像是神仙中人。此时在烈日下劳作的我们，仅仅用一个“羡慕”来表达我们的感觉是不够的。而神仙并不是漠然木然的，也是有活生生的气息的。他们互相开玩笑，互相推搡，甚至打情骂俏。时间一长就可以看出有两个青年男子同时对一个青年女子好，有时两人同争一座位，来陪着那女子；但很快就只剩一个男青年常与那女子并坐在一起了，不时用手掌相互轻拍一下；又很快，那女子腹部就微微地隆起，再过了一两个月她就消失不见了，大约是回到县城去待产“小神仙”去了……生了没有，生了什么样的“小神仙”，我不知别人看见过没有，我是不得而知，因为那时我已读完初中，到县城边上去读高中去了，再也不经过那里。所以，甚至连这个名叫“瓦窑场”的小供销社还存在了多长时间，我今天也都说不上来。
当然，还有一事至今不能忘记，就在我初三毕业前夕，有一次我目睹一位农民与店员在水泥柜台边发生争执，那农民被气得直抹眼泪。也是，他怎么能和“神仙们”争吵呢？但是我心有触动，而且几天放不下，便将自己的心情化为一首打油诗，抄到一张纸上。我还记得那开头道：“小小店里无春风……”云云，抄好了，我也不知送给谁，就跑去送给一位在写字桌边正襟危坐的女店员，她展开来看了看，大约还笑了笑。这首诗所得到的回应也就是这一笑。而这，我就觉得很不错了，还想怎样呢？
麦笛·竹哨
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小时候是没有谁能买得起玩具玩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玩具呀。两三岁，我们就会找根竹竿或扫把当马骑；五六岁就折根荷叶来当伞，削根竹木作刀矛；八九岁就会制作陀螺；十来岁更会用木头、链条打造一把把打火药、火柴的手枪……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物件儿，似乎都可以拿来游戏、把玩和欣赏……我几乎会制造所有这些“玩具”，但只有一样一直没有学会，那就是“麦笛”。当春三四月间，麦苗绿油油的时候，我们走在麦田的田塍上，仿佛蹚进了碧波荡漾的海洋，在骀荡的风里，似乎还能闻到一种植物的芬芳和麦子那特有的香味。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我的小伙伴们也都兴奋起来，欢喜地在田塍和坡道上奔跑。如果是上学或放学，还会情不自禁地把脱下的外套和书包往空中抛。跑累了，笑够了，脚步缓慢下来，便有一两个孩子伸手掐来一根麦苗，再三掐两掐，截取其中寸把长的一节，含到嘴里，“??”地吹起麦笛。那从青翠的麦管里飞扬起来的声音，也像雏鸟方鸣，泉水初生，嫩嫩地、清澈地、悠扬地在麦浪间响起，在蓝天白云下回旋，是那么的动听；如果远处还有别的孩子回应，简直像两只新莺，在春光明媚的枝头互相逗弄，婉转唱和，就更悦耳、更引人入胜了。我们总希望他们一直互相唱答、比赛下去，这可比许多乐曲还要有意思，因为它是“活的”音乐。
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吹响麦笛啊！可是无论我怎么掐一段麦管放入嘴里或衔在唇上，就是吹不出任何声响；那麦管始终就是一节麦秆，如同一节木棍，不能变成笛子。我这个平时在学校里的优等生，我能背诵那么多的诗词，什么“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什么“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现在那“羌笛”、那“芦管”却与我相隔遥远，我一点都不可能用嘴中的麦笛把它们唤醒，让它们相互迭奏……
当我还在翻来覆去地掉弄嘴里的那节儿麦秆，左吹右吹，总是吹不成调因而不免沮丧的时候，那个最会吹麦笛的伙伴四清儿不知何时潜到了我身旁。他看着我那笨拙的样子，竟咧开嘴笑了。他那一口细细的白牙，竟十分好看。这个穿一身补丁衣裳的堂哥，个子比我还小，他家里是最穷不过的了，除了一两张木床、一堵锅灶，真可谓是家徒四壁，甚至吃不饱、穿不暖（这似乎影响了他长高），但他最是灵活不过了。他入水是浪里白条，上山是狡兔猎豹，不仅动作敏捷，而且如果想有所收获也总不会空手。吹麦笛对于他就是随意的事，顺口就能吹出好听的音韵。这会儿他要教我吹，亲手掐了一节麦管，比划了一番，放入我的嘴里，又张开自己的嘴，把他的舌头上下左右地摇动以做示范，可是我还是不会，怎么都学不会！我惭愧极了，我惭愧我比这个不会背诗、算术题也没有我做得快的同年级生笨多了！我吐出了那节麦管，恨恨地说：“我再也不吹它了！”四清儿一看这情景，不由又乐得笑了。
甚至到这个星期天，我都闷闷不乐地待在家里，不想出去寻小伙伴们玩儿。正感到百无聊赖的当儿，一个身影又忽地闪现在我家的门口。我急忙伸出头去张望，看见四清儿像小猴子似的贴在墙边，一只手掩着嘴，又像笑又像示意别声张似的，用另一只手向我勾了勾；待我跨出门槛，他便悄悄地告诉我：“邦哥在等你去玩儿呐！”邦哥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头儿，平时，无论我们下沟、上山，还是摸鱼捞虾，偷桃摘杏，都是由他带领我们，指挥我们。我跟着四清儿奔向村里的公屋——大厅，已有好几个孩子围在那里，有的还在拖着竹枝。人群中，邦哥与蝈蝈俩正拿着镰刀削竹竿。他们见我来了，便嚷开了：“听说你吹不来麦笛，我们就做几支竹哨，竹哨你总会吹吧。”我记得我吹过竹哨，那是一小节细竹，削成尖状，然后在尖端劈开一个口子，插入一片竹叶，就可以“嘟嘟”地吹响，虽然没有麦笛清脆、悠扬，但似乎更尖锐、响亮。我们一下子做成了五六支竹哨，个个都吹得很响。邦哥、蝈蝈、四清儿和我都笑了。
我们拿着竹哨奔向后山，后山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冈，上面有树林，也开垦出了一片一片的麦田、棉田，靠近水沟的地方，甚至还有一小块稻田。但更多的地方是荆榛一片、草木丛莽。我们常常在这里玩打仗，但今天，我们是要在这里逮野兔。我们个个“嘟嘟嘟”地吹响了竹哨，在麦田间、灌木丛中奔跑，惊得野鸟乱飞，鹧鸪乱鸣。我们看见拖着火红尾巴的狐狸，从荒冢后面探出头来，被我们一吓，就一缩身，掉头逃走，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只大鸟——也许是大老鸹，从一棵矮树上飞开，呱呱地啼唤着飞入林子深处。这时候，有两只灰色的兔子从麦丛中慌急地逃窜，却正好被我们看见。我们更急更响地吹起了竹哨，伙伴们都赶来撵兔子，而且自动分成两组，每组追一只兔子，因为那兔子也聪明地分头逃窜，跃过两条田埂就不见了。但我们还是不死心，仍在丘岗上搜索。在搜索的途中，我在一堵土坡上看见了一窝野蜂，我不小心牵动了葛藤，那蜂窝摇晃了几下，似乎就要坠落，被惊动的野蜂便如轰炸机般盘旋起来，甚至开始四处出击。我吓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忽然我听到身后传来了长而急促的竹哨声，我知道，小伙伴帮我来了。我还没有看清是谁，忽然一件破小褂蒙到了我的头上，我知道这是四清儿，便赶紧和他一起抱头鼠窜，逃了很长一截路，我们躲到另一堵土崖下放声大笑，我一摸兜，我刚才拿着的那只竹哨早已不知去向……
我们就这样一边玩儿，一边长大。我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尤其是我那些小伙伴，简直都是放养长大的。他们没有上几年学，上学时也不好好听课，几乎从来不做家庭作业，所以他们不会背诗，不会讲外国话，但他们懂鸟音，识兽性，晓节气，明各种庄稼的物性儿，知代代流传的神话传说，他们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是自然界的精灵，跟着他们有无穷无尽的乐趣。我至今很怀念我在乡村里度过的童年岁月，我甚至很想时光倒流，把那些岁月再过上一遍。
但故乡早已物是人非。有的童年伙伴已辞别了人世，返身化作家乡的一捧泥土。当然，更多的小伙伴儿仍健在，他们仍有滋有味地活着。那个没有教会我吹麦笛却带我做竹哨、撵兔子的四清儿，在那次欢快的玩乐活动后没两年，就辞亲远游，到江南谋生，从我们村庄里消失了好几年。据说他在一家亲戚开的汽车修配厂工作，学会了修理汽车，可以挣大钱了，可他就是忘不了家乡，借口水土不服，又回到了我们村。后来听说他当上了生产队长，虽然是轮流制即有男劳动力的人家每年轮值当队长，即便如此，我也为他感到高兴。只是不知他招呼同伴们一起出工去做集体的活路，如修渠、打坝或维修池塘塥堰等等，是否还用吹竹哨来通知大家统一行动。不管怎样，相比于这些童年伙伴的执着乡土，他们真正是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安息于斯，我这个一去难返的游子总有几分惭愧，却又有几分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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