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上海！上海！

我出生在温州的一个海滨村庄，但最早认识的汉字却是“上海”二字。这两个字被写在父亲带回的毛巾、旅行包和很多日常生活用品上，被挂在家人和乡邻的口中，并最早地进入我的视界和脑中。这是否早就注定了我成年以后会在上海读书、工作和生活？我不知道。

　　我父亲以在海上运输为营生，一艘轮船在大海中漂荡奔波，运着布头、啤酒，往返上海和温州之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四邻八方的人都会来找他，托他带回绒线、毛巾、旅行包以及衣服、皮鞋，以备儿子结婚、女儿出嫁和过年过节之用。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我们家便门庭若市，那是我父亲回家的日子，走进我家门的乡亲们络绎不绝，他们千恩万谢地领走父亲代买的物品。我的父亲因此赢得了无与伦比的信赖和尊敬，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无限的荣耀。

　　父亲的一生没有离开过海，少时在海边出生成长，十六岁以前跟着祖父晒盐，成年以后出海捕鱼。我母亲一再告诉我，小时候我们姐弟四人是吃黄鱼长大的。家前家后晒着鱼干，来人放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拿走多少。我记得平台上晒着的墨鱼，藏着白花花的蛋，摘下一个在口中细嚼，其香无比，至今还有回味。四十岁以后，父亲开始跑运输，从上海运回布头、啤酒，有时候还有文具。对从没有走出过温州的乡人来说，我父亲是见过很多世面的人。

　　这一种荣耀，其实正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他带来的。后来我知道，父亲的船经常停靠在十六铺码头。可惜，父子向来缺少交流，相互寡言，他从没有向我详述过上海，我也不知道他曾经到过什么地方。

　　大概，在父亲的心目中，觉得上海其实和我的将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万不料，父亲泊岸的城市，后来竟成了我读书、工作和生活的长久之地。

　　有了这一层因缘，上海在我心中自然意义非凡。也许是幼年时那种荣耀的自觉延续，我虚幻地享受着人在上海的光亮。可惜，最初的很多年我一直没有真正找到融入城市的感觉，正相反，内心里将她视为异乡。近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经历，让我觉得自己的血脉是与大海和村庄紧紧相连的，是与那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和人群相连的。但故乡已把我当成了外人，家人和村人一直挂在口上的一句话是：“这次回来可以待几天？”他们知道我不过是个短暂的逗留者，与那些往低处流的河水不同，“人往高处走”了。

　　我在过了而立之年后，在上海待了也有十年多了，感觉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与这座城市粘连在一起了。这是因为物质渗入、文化渗入、事业渗入、家庭渗入、方言渗入的结果，血与肉粘连，无法分开了；更是因为我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已经进入了上海的凡俗生活。人在上海，可以视为因缘，也可以视为巧合，但这不是一种荣耀，也非一个“高处”，而是一个“所在”。

　　我在上海的烟火中生活，渐渐将故乡的炊烟淡忘在记忆、文字和睡梦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常常在心头泛起。

大海边上的故乡

八月，一场长八公里、宽八百米的龙卷风贴身刮过我的老家。听家乡人讲，也就是说一两句话的时间，一阵飓风如鬼魅般闪过，在昏天暗地中，呼呼吼着，拔毛一般刮过大海边的村庄。所到之处，铁柱被拧成了麻花，小船被掀上了房顶，一棵一百三十年历史的樟树被连根拔起。屋毁人亡，悲声切切，叫人好不揪心。

　　我少年时候见过的龙卷风，长得像漏斗或绳子的模样，有时也如腾空旋转的圆柱。村中赶着鸭子的中年人，走过一座桥时突然被猛地拔起，还没回过神来，已重重摔在地上。邻居的小孩撑着雨伞去打酱油，突然一阵风来，眼见着他飘过屋顶，落在田里，爬起时一身污泥，雨伞只剩下骨架。这些，不过是极小的龙卷风，但在村人眼里，龙卷风哪是天象？分明是妖风来袭。于是请来僧人，于是搬来灵姑，屋内香火缭绕，口中念念有词，在“中邪者”身上一番折腾，为了驱除魔咒。

　　可见，龙卷风并不常见，大家还没有习以为常。在我的故乡温州海边，台风才是家常便饭。夏秋之交，三番五次，台风不请自来。碰到台风缺席的年头，村中上了年纪的人便会感叹： “好闷热的天啊，今年台风怎么还不来？来过了，天就凉下来了。 ”

　　台风成为牵挂，完全是因为海边人无法躲避。如果风力较小，或者只是路过，台风并不可怕；过一阵风，飘几点雨，天气倒变得凉爽了。但台风正面登陆的时候，所有的村庄都会如临大敌。舟楫泊岸，鸡鸭入圈，每户人家都在屋中躲起来，大门、窗户扎上竹子编好的篱笆，只听得呼呼狂叫的风声从外头刮过，猛烈时还感受得到屋子在摇晃。我记忆中通常是几昼夜，停电，停水，在昏暗的平房里，闷热难当地熬着日子，吃着事先备好的粮食和蔬菜，甚至不知道隔壁人家的安危。我的父亲是船长，如果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归航，就是我们最揪心的日子。在缺乏通讯工具的年代，等待就是唯一的路途。

　　后来就叫父亲在这个季节歇海，我小时候经常在大清早就听到他打开收音机播放天气预报： “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父亲去世后的好些年，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播报就心惊肉跳。

　　台风过后，被刮倒和吹垮的房屋、树木随处可见，地里的稻谷和瓜果更是一片狼藉。如果台风碰上汛期，海边养殖场里的对虾和青蟹就趁着发大水跑得精光，很远就听得见颗粒无收的养殖户们呜呜的哭声。村中的积水则几日不退，老鼠和蛇到处流窜，一些平常见不到的爬虫沿着墙角蠕动。只有孩子们是快乐的，用木头做成小船，在积水中嬉戏；用渔网在河道和沟壑里捕捞逃出来的鱼蟹，常常能收获颇丰。

　　这些年来我远离故乡，常常还竖着耳朵听有没有台风的消息。又因为做新闻工作，一举一动都晓得分明，于是也就更加的牵挂和担忧。但故乡的境况比我小时候的经历要好得多，海边的堤岸修得高大且结实，防护林密密麻麻挡成一排。各家的屋子也更加的牢固，而且紧挨在一起，风雨很难轻易动弹得了。每当台风来袭，各级政府早早就做起动员，该修的修，该藏的藏，该避的避；台风过后，损失有了赔偿，伤亡有了补助，困难有了周旋。这令人欣慰且感激。一代又一代的海边人，依靠大海和土地生活，接受着自然界的馈赠，也承受着自然界的风雨，这是无法回避的宿命。在艰难中积攒智慧和力量，在生活中积累财富和善良，也许可以给命运增添更多的亮色。我如此祝福我的故乡，也祝福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

失地

一条拆了两三年的弄堂，今年春上，随着铲土机的隆隆推进，终于要消失于无形了。日夜轰鸣的声音困扰着我，让我立也不安，坐也不静；飞扬的尘土侵袭着我，紧闭着窗户，地上、桌上仍然很快就积上了灰；离别的惆怅也敲打着我，让我感觉如一棵树被刨走了根。

　　我近些年来不可救药地觉得自己如失了地的农民。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了，也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我却愈加念想起自己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块土地也许称为精神故乡更为妥当吧。我原先料想自己是有这么一块土地的，且长满了绿油油的叶子，半夜醒来却无端地觉得没有了落脚的地方，这让我振翅在空中好生怅惘、无限疲惫起来。这种感觉竟日复一日强烈。

　　只有土地能让远行的人感到亲切，而不是空中的云彩。我们家弟兄三人在乡下是有二亩地的，这些年却包给了人家，地是没有荒着，可别人耕耘的就是自己的果实。我回到老家，立在田间地头，看那些饱满的果实，就觉得很陌生。它们也不认我，虽然看着我，心里却装着别人。一条条的公路拉进来，一排排的房子矗立起来，还是那片土地，模样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乡旧貌换新颜，这让人高兴，但我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土地，土地也不认得我了。一个个牛犊一样长大起来的孩子也不认得我，把我当作了他乡的异客。

　　另一种土地的失去让我更加难过，原先那一排房子里的和睦气氛，这几年都被一些闲言碎语淹没了，家族里缺了主心骨，就如老宅子被卸了栋梁，见风就是雨。不尊老，不爱幼，就失去了和谐的秩序。东家富，西家贫，财富就让人平添了几分嫉恨。家长里短为什么到处流窜？全在于管不住自己的嘴，也没有了管嘴的人。当了家的妯娌们，感觉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内心认同的是财富和利益，这是几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倒退。这些年来，每当纷争传入我的耳朵，我又痛心，又无奈，只好劝常年在外头忙活的男人们：国家都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亲朋邻里之间，岂不更应多些友爱？

　　所以我常常寄情于我家旁的这条弄堂，这块被称为脏、乱、差的狭长的土地，不过三五百米长，背后是蒲汇塘河，前面是林立的高楼，它夹在闹市的当中，自己胡乱生长着。低矮破旧的房子，住着清一色从外地来的农民，他们开着小商铺、小酒馆、发廊、菜场、钟表店、裁缝店、音响店、电话亭，卖着低廉的日常生活用品，过着忙碌而悠闲的日子。傍晚时分，那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蔬菜、带着尘埃的旧杂志和小人书、破旧双卡喇叭里传出的流行音乐、一路清脆响过的自行车铃铛声，和着逐渐西沉的太阳，让我闻到了乡村岁月熟悉的气息，让我恍惚回到逝去的土地，感受到热烘烘的人群散发出的暖人气息。我在拥挤而热闹的城市里寂寞地行走着，有些时候觉得这块土地可以安妥我的灵魂。傍晚时分我散步其中，感觉自己卸下了疲惫，恢复了一点地气。

　　现在它要消失了，又一块土地要离我而去了。我原先觉得土地是亘古不变的，只有天空的云彩才到处飘荡，我自比天空的云彩，就很希望脚下有坚如磐石的土地。

　　土地却不依我，兀自化作了空中的云彩，而我成为了孤单的土地，望眼欲穿那些可以逗留在空中的云彩。

没有树木的村庄

十余年间，从家旁到海边的一大片种蔬菜和瓜果的土地，泥土全被打掉了一层。泥土被制成一块块泥坯和煤坯，烧成红砖后，都造了房子。那些地，先要荒上一两年，长野草或一种叫咸青的植物，然后改种水稻。再也没有可用的泥土了，十几台制砖机一台一台哑了，汉子们都歇了脚，坐在家门口发愁，突然看到：家门口没有树了，整个村庄没有剩下一棵树了。没有了泥坯和煤坯，就像锅里没有了米，红砖窑的煤烟断了。被煤烟熏得乌黑憔悴的汉子们，揉着红肿的眼睛，屋前屋后转悠，突然发现：村庄里再也没有一棵树了。

　　十余年前，这个村庄树木葱茏，哪户人家的屋前屋后不都种着几棵木麻、棕榈或者槐树、柑树的？可如今，你再也见不着一棵树。这个村庄就像在一片光秃秃的地里突然冒出来似的。就是那些红砖窑里冒出来的煤烟，先把这些树的叶子摧落，再把这些树的枝干熏枯，最后，砍掉当柴烧。

　　我二公还在世的时候，每天起得早，站在桥头，看着村庄里十几个红砖窑冒出的煤烟笼罩着整个村庄，就止不住咳嗽。他的蚊帐被煤烟熏得发脆，手一碰就往下碎；他的那棵心爱的柑树结的果子也越来越小，而且酸得难以入口，到最后不长果子，枯死了。这烟是有毒的啊，二公说，咱们村庄里的树木会死光的，你们都要遭报应的！

　　谁也没有理会二公的话，那些年烧红砖的收成正好得很，红砖才出窑，就有船等在河埠头了。日夜两趟窑，烧出来的都是钱。

　　烧窑是一种真正的体力活，只有最勤劳的和最有体力的人才能干得了。先要从地里买进泥坯和煤坯，叠成垄，晒干，再挑进窑，垒好。两块泥坯夹一块煤坯，一天分几次往窑里填，然后不断地将窑下烧好的红砖起出两边的洞口。逢人来买，又要搬下船。这是一种不让人睡好觉也不让人歇上几口气的活儿。可因为来钱，大家都拼了命地干，精壮汉子两个人烧一个窑，力气不够的，兄弟三人、父子四个都干起这行当。

　　树木都枯死了，整个村庄显得很苍白。春天的地里冒出来的一层浅浅的草，不到夏天都变黄了。在毒日头下走，再也没有一片阴凉之处。屋前的木麻，家后的竹林，河边的老槐树，都成了记忆之物，知了、天牛和各种鸟儿，再也不到这里来了。清晨时醒来，听到家后小河里的桨声，隔着窗户望去，这条河是光秃秃的，河两岸没有一棵树，甚至也没有草，只有和石板路一样颜色的河水。

　　房子盖起来了，孩子像牛犊一样大起来了，精壮汉子变得憔悴了，不过三四十岁，背就有些驼，头发像一窝枯草，脸色蜡黄，不停地瘦下去。他们开始尝到了恶果。

　　如今，泥土打完了，那些肥沃的土地，大片大片地荒废了，树木也死光了。村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就这样无私地让子民们把自己掏光了，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劝告大家：该歇歇了吧！

摆渡

很多年，每次我回乡，都喜欢经过古鳌渡口。我不仅把她视为一片土地的入口，还把她当成是一种情感的入口。似乎，过了这个渡口，土地就是故乡的土地，而心境，也是故乡人的心境了。

　　这种复杂的情感，让我感到沉郁。

　　那个古镇的渡口，长满斑驳的青苔。在潮湿的梅雨季节，旧石板路湿而滑。道路两旁，是一溜子的平房，卖着小商品和南北货。屋檐滴着雨，瓦楞上方的天空，是长久不曾退去的雾气，灰蒙蒙的，连同那原本青黛色的远山。江上更是朦胧，更不要说对岸的房屋了。渡过江，就是故乡了。

　　渡口共有两班渡轮，每小时替换一次。人流似乎从未中断，当一班渡轮靠岸时，渡口就变得异常嘈杂和喧闹，驮着担子的，牵着牲口的，推着自行车的，掺杂在人流中，响着吆喝声、叫唤声和铃铛声。穿着艳丽的姑娘，撑着雨伞，皱着鼻子，仔细踮着脚，生怕溅起的雨水脏了自己的裙子。顽皮的小孩甩着湿漉漉的头发，在人群中穿梭着，不断受到路人的呵斥。大家要涌到一个挺着大肚皮的老汉那里，花五毛钱买上一根竹签，进了渡口，再将这根竹签扔进一个竹框里。竹签碰击竹签，发出咯、咯、咯的声音，让人无限着迷。

　　上了渡轮，但听马达轰鸣，船身也随着微微颤动。烟囱上冒出滚滚黑烟，汽笛一声长叹，声音响过江面，传出很远。浑浊的江水，漂浮着树枝、塑料袋和泡沫，被螺旋桨剧烈地翻起。渡轮笨拙地转身，向岸的另一端驶去。如果靠近栏杆，或者站在甲板上，远眺可以看到浩淼的鳌江。这是浙江的七大水系之一，靠近东海入海口，江水绵长，景色依稀。在江南的雨季过江，甭提多么令人阴郁和惆怅了，但这似乎正是回故乡的正常情调。

　　因为故乡，已经没有母亲了。

　　于是，摆渡成为一种莫名的情结。我曾经特意去坐过苏州河的渡轮，在最后一班渡轮取消之前。闹哄哄的人群让我感到恍惚，但那又怎么比得了古鳌的渡口？两岸的高楼提醒我，场景和心境都不对头。我在加拿大也坐过渡轮，从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到温哥华去，到盐泉岛去，那渡轮，庞然大物，在上面甚至感觉不到船在动，只有两岸移动的风景告诉自己，这是在摆渡。在越南的湄公河，我也坐过一回渡轮，可惜，脑子里反复出现的是玛格里特·杜拉斯《情人》中的描述，虽然已经没有那种杂乱，也没有那种灰色调，更没有那蝼蚁般劳作的人群。

　　生活在不断摆渡一个人的躯体，从一片土地，摆渡到另一片土地，从一个时间，摆渡到另一个时间。摆渡一个人的灵魂，却很难。永在此岸的停泊并不令人欢喜，而在河中飘荡，不知归宿，却又令人害怕。但河的彼岸，是否就有我们所要的东西？

　　或许还存在河的第三条岸吧。

　　只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是怎样的岸。

何当慢船回故乡

从上海南站到温州鳌江，动车开了四小时四十分钟。

　　也就十几年的工夫，回乡的路程缩短了二十个小时。当然，近五百公里的距离是不会缩短的，因为速度的加快，缩短的是一秒一秒跳跃、一分一分走动、一时一时挪移的时间。浊浪滚滚的古老鳌江依旧，但斑驳的青石板和古渡口已消失，连同渡口后那青黛色的一抹远山。

　　再仔细看，街上一户一户的人家，住着四层五层高的房子，门口叠着一箱又一箱的印刷品，门外停着车子正等待着装运，人们个个身影忙碌，都顾不上抬头看人一眼。这些年我在外头，偶尔也回来，耳闻目睹这座农民城，同时发展成为印刷城、商标城，虽然也有了集中的工厂，但更多的家庭作坊仍和民居混杂在一起，人们像在一个大的染缸里生存。二十几年了，街道和房屋日显破旧，行道树也日见稀少。几条小河，发黑发臭，要不早就被填埋了盖了房子。

　　到了夜里，镇上繁华异常。通明的灯火，掩盖了白日的沧桑，小汽车鱼贯而行，三轮车来回穿梭，红男绿女，衣着光鲜。街上到处可见饭店和大排档，污水横流，却不会妨碍顾客盈门。

　　镇上是这样，村庄里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些年来，我每回一次老家，就觉得整座村庄佝偻了，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草也稀少了，村里的有钱人纷纷搬到了镇上，镇上的有钱人则在杭州和上海都有了房子。你如果在薄暮时分去看，村里尽是些老人和异乡人，显得那个苍白和荒凉，真叫人心酸。

　　从镇上到村里，公交车破败不堪，更加破败不堪的是道路，狭窄一如从前，而车子多得三五步一堵，十余步一塞，我无奈坐着三轮车沿河道旁小路绕行，那条我小时候游过泳的白沙河，几乎成了一条死河，绿毛莹莹，像条令人恶心的大虫。我叔叔牙掉得没剩几个了，和婶婶坐在门口分拣碎布，那些化纤布头是用化工染料染成的，散发一股难闻的气味。天天坐在碎布堆里，对身体自然有很大的影响。更难堪的是，废水和废物都排在了河里，水源和空气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我婶婶这些年奇怪地生了白血病，夫妻俩拣上一年的碎布头，也抵不上去上海看一趟毛病，可不干这个，又没有别的收入。

　　城市发展了，生活的条件是改善了，而环境却大大恶化了。后果自然是尝到了，生了病的人们着急慌忙地往杭州、上海的大医院跑，得的都是一些肺里、食道、血液里的肿瘤。我每每到医院去办事或者看人，听到那些无改的乡音心里就发颤。还有多少老人、穷人根本就来不了上海看病啊，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更大的受害者。还有那些孩子，莫名其妙地生了白血病、红斑狼疮和低分化癌。这些年，我的一个几乎是从镇上“逃”到上海工作的老师，常常为乡邻和亲戚跑住院看病的事，她庆幸自己“跑”出来了，又不堪为人寻医问药之累。我深有同感。每每遥望那个大海边上的村庄和市镇，心里就一阵一阵揪紧。

　　故乡的脚步迈得太快了，仿佛从少年一下子走到了老年。生活是好了，人们打扮时髦，城市之夜灯火通明，可蝼蚁般忙碌的众生，再也回不到慢船的时代 了。

　　故乡的脚步迈得太快了，快得我忍不住要喊出声：请慢一点，等一等那些咳嗽的老人和踉跄的孩子，等一等当年我坐着去上海的慢船。

　　是的，十六年，那时坐船到上海，是一昼又一夜，但没有觉得有多远。那时的故乡还是绿的，碧水长空，绿树成荫，芳草萋萋。乡村，包括刚刚繁华起来的整座农民城，还有着整洁的、朴素的美。

　　如果有，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应向医生提供当地医院和工作地区使用的抗菌药体外药敏试验结果的累积报告，作为描述医院和社区获得性病原体敏感性的定期报告。这些报告应有助于医生选择治疗用的抗菌药物。

捉海

一

　　我的老家住在浙南的东塘脚下。在我祖父小时候，那里还是一片海。到了我父亲青年时代，他要赶到几里地外的海滩去晒盐——陆地其实已经像手掌一样伸出去了。而在我的少年时代，陆地又往外伸出了几里地。等到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再往外，一个四万亩大的海涂围垦项目合拢，围堤外是一片汪洋，围堤内，一个新区即将拔地而起……

　　故乡人习惯把到海里捕捞鱼虾叫作“捉海”。将生计喊得如此“海量”，大概是一代代人在此繁衍生息，日益庞大，早就有了一种人定胜天的气概。其实，相比于他们一日日捉回海中生物果腹谋生，他们一寸寸捉回海中土地，这样的生存需求和胆略，才真正让人感慨万千。

　　沧海变桑田，情形确实已经大不同了，“精卫填海”的古老方式，早已经是神话。站在海边可以看到，先进的绞吸船，将海底的淤泥搅拌吸附上来，一根连着一根的大水管将黑色的泥浆排向吹填区，在空中划出一道浩浩荡荡的弧线。据说，一个小时可以吹泥三千五百立方米，相比之前用宕渣填海，不仅成本低了，速度也不知加快了多少。从堤岸望去，此种景象让人叹为观止。

　　二

　　人类对大海的捕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疯狂。

　　我翻阅了《浙江省区域地质志》，据记载，故乡的滩涂围垦始于汉代，唐、宋、明、清时期，前后共修建了四条海塘线，也就是说海岸线向外迁移了四次，平均二百八十二年一次。《平阳县志》上则这样写到：“自宋至民国的八百余年，沿海地区曾有几次较大规模的海岸线外移，年均外移二点七五米。”“建国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外围垦一次，但滩涂每年只不过向外延伸二十至三十米。”而到了二〇一二年，主堤十三公里长、面积达四万余亩的海涂围垦项目，开工建设不到四年的时间，围区面积就全线合拢了。

　　与之相应的，大概是人类对大海的捕捉，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便捷。

　　开始时是异常艰难的。远的不说，就从这半个多世纪来看，故乡人从大海中夺地，不但要付出血与汗的代价，而且常常以失败告终。同样是县志上的记载，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八五年的三十多年间，政府曾组织农民先后五次筑堤造地。“一九五五年，全乡劳力投入海涂围垦工程，历时一个冬春，工程被一九五六年汛期冲毁。”“一九五八年，历经一个冬春，筑堤二千七百余米，一九五九年汛期，土堤全线被潮水冲跨。”“一九七三年第四次计划围垦四千亩，已筑四万土方被潮水冲刷无踪。”“第五次，一九八四年九月开始围垦工程，至一九八八年七月竣工，工程期达四年，围垦面积八百亩，由于受一九九零年台风暴雨袭击，建成的围垦工程被全线冲毁。”五次围垦“捉海”，唯一成功的是第三次。一九六三年，也许是老天眷顾，成功围垦三千二百亩地，但付出也是十分惊人，“总投资八十八点四八万元、总投工三十余万工，分段分块突击施工”。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亲眼目睹这些工程浩大而艰辛的场面。但是，从“全乡劳力投入”“分段分块突击施工”这样的只言片语的描述中，可以体会那是怎样一幅画卷。大海无常，且故乡常遇台风，当辛辛苦苦筑起的堤坝在暴雨和惊涛中被冲毁，无能为力的乡民们是何等的痛苦和失望！

　　不消说，围垦工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一代代故乡人在风雨中摇曳的背影渐行渐远。从建国初期至六十年代末，限于技术条件，围垦主要集中在高滩上进行。到了七十年代，高滩围垦发展到中滩围垦、沿江围垦和堵港围垦。九十年代以后，大中型土石方挖掘运输机械开始普遍使用，围垦工程向低滩推进，爆破挤淤、土工格栅、轻型海堤等新工艺、新材料不断被应用到填海工程中。如今，围垦则基本都用吹填法，隔堤——吹填——回填——软基处理，这就是围垦的全过程。当地官员有这样形象的说法：“填海就是做豆腐干，淤泥很软，就像豆腐，经过软基处理，变成豆腐干，达到一定的受重，就能做工业等用地了。”

　　“豆腐”如何变成“豆腐干”？在泥浆上面铺上一层由真空膜、无纺布、滤管网组成的密封膜，将排水管密密麻麻插进泥里，用真空泵将软泥里的空气和水通过排水管排出地面，再利用大气压强把泥面压结实。就这么简单。

　　三

　　我偶有回乡。家人知道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喜欢吃海鲜，嘴正馋着，早早就和还在捉海的乡里人讲好，让他们把在深海里捕捞到的青蟹、红章（鱼）、软壳虾留下来。据说这才是野生的海产品，才有我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我知道这样的味道久违了。在近海，大量的海洋小生物已经消失无踪，我们吃到的大多是养殖的海鲜。一年中，六月上旬到九月中旬是禁渔期，从冷库中出来的带鱼、海鳗、鲳鱼、墨鱼、对虾，早就消失了食物原来的味道。

　　海岸线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靠近陆地的水域里已经少有海洋生物活动，鸟类大规模减少。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湿地的丧失在降解污染、调节气候的功能上出现的许多环境问题，是海水因自净能力减弱导致的赤潮泛滥，乃至小岛的消失和海岸线的改变容易引发洪灾和海啸……这才真正可怕。

　　也许有人说，从世界范围看，土地资源贫乏的沿海地区，无一不以围海造地作为扩大土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当然要数荷兰，为了生存，从十三世纪开始，就在西北部的顺德海围海造田，与海争地，八百多年来共修筑堤坝一千八百多公里，造地七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亚洲也不例外，在日本，仅人工岛的筑岛面积就达一千六百平方公里，为世界之最，其沿海城市约有三分之一的面积都是通过填海获取的；韩国大多数入海河口也都围海造地……

　　围海造地，看似无可厚非。只不过，这样的行为在其他国家正逐渐成为历史。不是吗？当那些国家发现因早年国土不足而填海造田带来一系列危害后，开始还原海岸线和湿地。一九九〇年，荷兰农业部制定《自然政策计划》，决心花费三十年的时间恢复这个国家的“自然”，位于南部西斯海尔德水道两岸的部分堤坝被推倒，一片围海造田得来的三百公顷“开拓地”再次被海水淹没，恢复为可供鸟类栖息的湿地。在亚洲一些国家，意识到大规模填海造陆破坏了生态环境后，除了开始审视填海建设，每年还投入巨资设立专门的“再生补助项目”，希望找到一些恢复生态环境的方法。而在我们的一些沿海地带，仍在拓展房地产和工业化用地，某些地方正掀起新一轮填海造田高潮。二〇一一年初，一份历时六年的中国“908专项”海岛海岸带调查曝光，中国海岸线因填海造地导致逐年减少，过去二十年间共有七百多个小岛消失。

　　故乡人，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捉海的代价。作为子孙后代，我们似乎习惯了一辈辈人向海洋要土地，因为生存，因为生产，也因为生活。但是，与过去千余年间海岸线向外迁移四次相比，如今四年填出一个四万亩大的新城，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

　　一想到那些消失的海岸线、那些远去的鱼虾和候鸟，很可能需要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呼唤归来，我的内心不由一阵收紧。

　　但愿，这只是不必要的担忧。

宽窄故乡

一

　　如果把我在东海之滨的故乡江南平原比作一副手掌，那么，每一条小河就像一根根手指，它们一起伸向东海。每条河就是一个村庄，捕海的人们依河而居，繁衍成一个个村落。这些村庄的名字倒也好记：第七河，第二河，海头，海下……海头就是我出生的村庄，原来的名字叫盐廒，因祖上家家户户晒盐而闻名。廒，就是仓库的意思，盐廒，就是堆放海盐的地方。就像一个人的大拇指一样，这个村庄宽阔而富庶。

　　江南平原河流密布，它们最终的指归是东海。再欢快的河流，再悲伤的河流；再宽阔的河流，再狭窄的河流；再笔直的河流，再弯曲的河流，它们都要注入东海，化作其中的一股汇流，并且难以辨认，不再分清彼此。

　　浩渺的大海，何其宽也，只有无远弗届的大风和波浪。潮起潮落，从不以人的意志和期盼为转移。沿着海湾，是一片呈弧形的木麻树林，它们种植在防波堤上，阻挡着大海的波涛，也阻挡着怒吼的海风。大海再宽广，发怒时也有狭窄的心。有时候，这些防护的堤坝和树林，不过是徒劳的摆设，当惊涛拍岸，堤坝溃散，海水一直可以深入村庄的腹地，致使人畜漂浮，河流改道。志书里一页页写着：宋孝宗乾道二年八月十七日，海潮淹人覆舟，坏屋舍，漂盐场，浮尸无数，田禾三年无收。元成宗大德元年七月十四日，海溢高二丈，飘荡民舍、盐灶，两县溺死六千八百人。明洪武八年七月，海溢高三丈，沿江居民死者二千余人。清乾隆廿八年五月，海溢，水深五六尺，八月潮退，尸横遍野……

　　弯弯的小河，何其窄也，它日夜流淌，只为奔向大海，成为那里的浪花一朵，沧海一粟。因为那里有最美的风景，远山青黛，鸥鸟翔集，金色的波光粼粼如画；那里容纳一切，吸收一切，即使是混乱、污浊和不堪；那里就是靠海吃海的人们所有的生存、生计和生活。小河再小，也有宽广的胸怀。密布的水系，像树枝一样张开，干流和支流的两岸，聚集着村庄，人们沿河而居，繁衍生息。即使台风肆虐，海水倒灌，这些河流里的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淡水，而是潮水、海水、咸水，但村庄依然接纳这些浪荡的流水，抚慰它们，宽容它们，淡化它们，最终成为土地的一部分。

　　宽处的大海，有无边的恐怖，会掀翻捕鱼的舟楫，会在台风来临的夏秋之交淹没良田和屋舍。窄处的小河，宁静安详，供人嬉戏、灌溉、划桨和洗涤，所有的房屋傍河而建，所有的田土因河而葱茏茂盛。

　　到底是宽处的大海养育了村庄，还是窄处的小河哺育了人们？我想，正是故乡人通过窄处的小河，进入了宽处的大海，从而繁衍至今，生生不息；也正是故乡人通过宽处的大海，进入窄处的小河，从而诗意栖息，行走在大地上。

　　二

　　大海是宽广的，而故乡人居住的地方如此狭小。这一小块平原，镶嵌于山海交错间，三面是山，一面是海，形状如“瓯”，而河网纵横，人口稠密，无有去处。四十年前，面积只有四百平方公里的此地人口就多达四十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多达一千余人，平原人口更是密集，而耕地稀少，人均不足半亩。故乡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曾经愁肠百结。

　　大海是宽广的，而人心是如此狭窄。偏偏，江南地区自古崇武，是南拳的发源地之一。老《平阳县志》里有这样的记载：“江南俗喜械斗，往往因博物细故两地起争即各持刀械出斗……每械斗一次，地方元气大伤，政教不善莫此甚也。”依附、倚赖宗亲关系，加之历史上积有的宿怨，这里的宗族、村社，这里的一代代农民、渔民，为田地、房产、山林、海涂的归属争斗不息。

　　宗族械斗有它的窄处：拿起刀枪就六亲不认。故乡人以为这是宽处：一个人如果在宗族纠纷和械斗的时刻，为本族利益作出贡献，往往能获得族人的普遍推崇，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故乡人不知这是窄处：在硝烟和火光中，在死亡和伤害中，民风凋敝，良善溃散，将一方水土的润泽付诸东流。

　　我耄耋之年的老祖父活跃在一种被称为“和事班”或者“中人班”的组织中，协助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犯罪之外，起到民间调解的积极作用。作为地方上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有五个儿子、十个孙子的大户人家的族长，他常常予以斡旋和调解。

　　祖父的“中人”做得不错。据说，在有些场合，只要祖父一到，械斗的双方往往会放下刀枪，开始和解。通过他带领的“和事班”或者“中人班”的斡旋，械斗双方往往会达成某种协议，强势的一方为表示歉意，往往会赔偿经济损失，还要给处于弱势的一方送一副猪头和猪肝，一方或双方挂红，放鞭炮，就此和解。

　　故乡人真正迎来宽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江南平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温州十大小商品基地，这里占了四个。异常活跃的工商业经济使田地、山林、海涂等传统性经济资源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大为下降。与此同时，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群众学法、懂法、用法的意识普遍增强。

　　交通也快速发达起来，原来靠水路出行，现在陆路交通、空中航线已四通八达。故乡人一批批走到了杭州、上海，甚至欧美、非洲……他们胸怀天下，在地球村做起了生意。

　　就拿我的船长父亲来说吧，在他人到中年，不再晒盐，也不再捕鱼之后，就选择了海上运输的营生。他的货船频繁地往来于一个叫龙港的农民城和一个叫上海的大都市之间。在我从小出生长大的那个小小的村庄海头，几乎人人都托过父亲从上海带过东西，儿子结婚、女儿出嫁需要的大件东西，或者为家中置办一件奢侈品，他们都会请父亲从上海带回来。而我通过高考来到上海，学习、工作、生活，不觉已有二十余年。

　　我偶尔回乡。大海依旧在那儿，村庄已成了漂亮的城镇。我站在远远伸出去的像手掌一样的大海之滨，看着潮涨潮落的海涂、浅滩、潮沟，看着宽阔、深长的湿地、堤坝、木麻树林，深切地感受到，大海的宽广无垠，从未如此真实地激荡在故乡人的内心。

　　我知道，故乡真正进入了宽处，故乡在宽处流淌。

愧对猫

秋天的一个深夜，我在小区的楼下捡回了一只巴掌大小的流浪猫。

　　这是一只纯白色的小猫，我进了小区它就跟了上来。平日里是一群，今夜却独有它一只。它怯怯的叫声有些嘶哑，但脚步并没有迟疑。也许是饿坏了，期望从我这样的晚归人身上获得一些食物——这要求实在不过分，只是我平日有带回的点心，今日却两手空空。楚楚可怜，我见犹怜，我便认为我是欠了它的。蹲下看它时，借着草坪的地灯看见了它前额的一抹黑毛，呵，可不就是那只猫嘛！

　　几周前，它不过三个手指大小的时候，和它的姐妹彻声叫了一个雨夜，声音十分惶悸，风雨声也不能遮断。整个小区的人恐怕都听到它们凄惨的叫声了。天亮便有人拿了食物去喂它们。我也拿着牛奶下去，一个小姑娘对我说，这小猫很可怜，大猫昨天死在垃圾堆里了，四只小猫找妈妈，一只死在了亭子旁，一只死在了小区的篮球场上，保安将剩下的两只抱回到灌木丛下，它们还在叫着，已经拉坏了声带。

　　可不就是那只猫嘛——声带已经拉坏，前额留有一抹黑毛。另一只哪里去了？是不是只剩下这一只了？我动了恻隐之心，全然忘了过去的历史和家人的告诫，将它抱回了家中。

　　在我人生前二十年的乡村生活中，猫是普通的生灵，依靠自己的劳动和人类共处。它捕捉老鼠作为食物，也不拒绝人们喂给它的鱼虾，甚至信任地吃净人们拌进毒鼠强的米饭；它睡灶间，睡草丛，也不羞涩在人们的被窝里蜷缩一晚；它被顽皮的孩子们拎着玩耍，闲暇时自己也扑些彩蝶飞蛾自娱自乐；它亲近喜爱它的人，也躲避厌烦它的人。

　　马克·吐温曾说，世间万物，唯有猫这生灵不可用链子奴役。

　　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读懂一只猫的，没有一颗尊重猫的心，怎会得到一只猫对人的尊重？对待猫这种生灵，决然不能二心、不能思迁，猫的痴情会把一个人击成重伤，并且不再有挽回的余地。

　　我知道我的心不够坚韧，却偏偏领回了一只猫来。我又担忧不能善待它，空负了它的期望。虽然我下决心不将它放回草丛中去，又怎么见得这就是它的期许？

　　少年时，记得大伯家养过一只狸花猫。很多年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乡村里养的为什么都是这样的狸花猫？那些白猫、黑猫、黄猫和杂色猫都到哪儿去了？后来问明白了，知道这种毛色最朴素的猫被认为是最可信得过的劳动者，乡村朴素的实用主义者认定自己的审美和选择。其实猫又何尝没有自己的审美和选择？这是人猫相互选择的结果。

　　但这只狸花猫却死于自己的选择。它是一排房子里唯一的一只猫，十几间的房子，每一处有老鼠动静它无不赶到，它日夜追逐着老鼠，在阁楼、在平地，在屋顶、在床底，它像一个尽心尽职的警察，又像一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午餐期间，它像一个客人一般在十几户人家里走动着，东家会丢下一条鱼，西家会扔下一只虾，它慢条斯理地吃干净，用爪子擦擦嘴，然后踱到下一户人家，即使羞涩的餐桌上没有给它留下食物，它也不介意。人和猫很长时间以来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谁也不用乞求谁，谁也不用感谢谁。

　　只有我们这群顽童在虐待它。围成一圈，拉着它的尾巴抛来抛去。它喵呜喵呜地叫着，逃脱不得。

　　“猫有九条命，摔不死的！”

　　“猫有轻功，摔不死的！”

　　它被往空中抛，落下时四脚着地，果然悄无声息，于是被更高地抛起。恰逢大人来了，被大声呵斥，大家才散了去。

　　猫却不生气、不离去，一如既往在这一排房子中走动，捕鼠为食，也不拒绝人们留给它的鱼虾。有六七年的时间，它一直这样生活着，被我们抛向空中，被我们扔进坑底，被我们烫伤尾巴，但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它会避开我们，却从来也没有哪一次显得惊慌失措。它有时候伤痕累累，却不忘舔着伤口享受阳光的照耀。对这一排房子，它不离不弃地守候着，仿佛为了前世的约定。只有在生育的时候，它才躲了起来，幼仔们被它藏在阁楼之上，长到很大了才被允许出来活动。

　　顽童仍不放过它。

　　“猫会游泳吗？”

　　“会游泳！”

　　“不会游泳！”

　　“打赌吧，打赌吧！”

　　于是它被逮来，扔进河中。起初扔得不远，它挣扎着游了回来，结果再次被扔出去。扔到河中央，它又试着游回来，挣扎着游了一段，逐渐沉了下去，却不会呼喊，也无人救它。

　　它的脖子上被套上一根草绳，吊在了一棵树上。村庄里所有死掉的猫，都被挂在那棵树上。那棵树长在一个坟堆的上面，站在一排房子前望去，树就像长在一个小山坡上。长长的草绳垂挂着已经死去的猫，凸显在人们的视野中，无人祭奠却深深地触痛人的神经。我们有愧于这只狸花猫，我们有罪于它。

　　我家也养过猫，因为父亲爱猫，一次从邻村朋友家讨来了一只，另一次则从宁波买回来一只。可惜，人猫不能厮守。第一只猫很快就逃回了家，大概是它已经很大了，对旧主人又有着很深的感情。人猫无缘！只能作如是安慰。第二只猫很小的时候就来了，那时我母亲去世了，两个哥哥分开来过，父亲经常出海，而我在外读书。在没有人气的家里，它如何能待得下去？它被关着，日夜叫唤；后来被绑了绳子，拴在不再生火的灶头间，一日供上三餐。它羞涩于自己拉出的粪便，常常拨着剩余的草木灰掩上。它日复一日打发着牢狱里的时光，不但失了本领，也失了天性。它终于被解开了绳子，却只会在灯下扑些飞蛾玩耍，了不得逮只青蛙来，又飞快被它溜走。它整日里混迹于鸡群中，无所事事，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二流子” ，消失了踪影，不知了去向。

　　我们耽误了一只猫的前程。何止前程？那是足足的一生！

　　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后，我却因为心生怜悯，又抱回了一只猫来。这当中定然有隐隐的对过去生活的愧疚，又怎会没有怕再次愧对的担忧？这只纯白的小猫却什么也不管，吃着新鲜的小猫鱼，睡着温暖的被窝，很快消除了陌生和胆怯，毛色发亮，眼睛乌黑。它将阳台上一株绿色植物的叶子片片打落，铺在地上玩耍。出太阳时四脚朝天躺在茶几上睡觉，全然没有了作为猫科动物应有的警惕。麻烦的是它大小便的习惯，明明有专门的便盆，它却爱躲在角落里偷偷摸摸干起坏事，不出一月，阳台上便臭气熏天。其实猫是多么爱干净的动物，全在于它从前的习惯不好，我们又无法给它做好规矩。它很快练起了自己的本领，在柜子、书桌的角落里低伏，冲出来对着布艺沙发练起了爪子，这当然被我们制止，它装出了一副乖模样，见到人就躲回到阳台上去，等我们一转身，又窜进屋里来。我把它抱在手心里，它有一副天真少年顽皮的模样，纯真无邪的目光里透着机灵，可惜我不是与它结伴而游的少年郎。我气馁于自己的烦躁，常常自责没有爱猫人的随和与豁达，无端地紧张起人与猫的关系，使简单的关系变得复杂。

　　我接到通知，要去加拿大学习两个月。这只猫一下子成了我和家人很大的一桩心事。我们自然不能将它放回小区的草丛中去，并不是说生活在家里是如何优越，而是觉得一只猫的情感是不能玩弄的，它不能被抛弃，虽然换一户人家也可能是一种抛弃，但无人不心安理得地觉得这是替它找了户好人家。还算好吧，凭借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后终于在自家的小区里找到了一个爱猫的老太太，老太太收留了这只在我家里待了两个月的小白猫。

　　一块石头落地。

　　将猫送走的那天，我人已在加拿大。我侥幸逃脱了离别的场景和情境。

　　其实，我哪有什么福分养猫？少年时已经有过这样的记忆，长成后又屡屡告诫过自己。动不得的感情偏要去动，又缺少坚韧的情怀，结果，人猫俱伤。

　　我认定我前世也是一只猫的，有过怎样的爱恨情仇，料不定在哪本书里写着。

后悔录

得知他病重的消息，是在四月返乡的时候。如果不是九十六岁的祖父过世，我也不会在四月返乡吧。我在上海读书、工作、生活已经十几年了，返乡逐渐成了淡漠的事。

　　祖父的丧事已经铺张开来，为他送行的人就达四五百人。让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祖父作为老人协会会长，在民间做调解纠纷、修建祠堂、增订族谱的事，竟让那么多人感激涕零，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赶来告别，念及当年曾受到的援助，仍然难抑泪水夺眶而出。

　　另一件令我感到吃惊的事情，便是得知他患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了。他是我在乡村念小学时的校长。二十余年未见，脑海中的他依然是那副高大、威严、精气神十足的样子。

　　他的名字，和他的外表和形象，倒是十分匹配的，可不知是出于崇敬、避讳还是受震慑的缘故，我提笔作文一开始，就是以“他”来称呼他，并且还准备一直这样“他”下去。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了。要知道，他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曾为他在激流中救人的壮举久久感动，并且立志要做像他这样的人。但很快，他击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不自觉地在全班同学面前深深地“冤枉”了我，让我至今想起来仍阴影难消、心有余悸。

　　二十余年过去了，我过而立，而他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如果不是意外获知他患病的消息，这样的事情，我的一生大抵也不会多去想起了。而我本该，将这样的事情如蛛丝般拂去吧。

　　他在上海就医，我决定去看他。

　　他所待的地方，是一家大医院的分部。相比于市中心那些繁忙、拥挤、充满了药水味的大医院，这里显然清静了许多。这样的分部一般被用来安排在大医院做过手术，需慢慢康复或静心调养的病人；或者是大医院病房过于紧张、而病人又没有门路可通，于是到了这里。他属于前者。据说，原先他是想将来能够继续工作——他已调至镇上的一所中心小学当校长，所以便瞒着教育局偷偷到上海看病，直至把家中的积蓄花光了，才不得已到单位报销医药费。而病一发不可收，快要将他吞没，这真叫人无奈至极、难过至极。

　　我悄悄推开病房的门，不用打听，便一眼看到了他。

　　时间刚好是午后，他大概刚刚醒来，看到有人推门，便向门口望去，刚好看到了我，眼睛倏地一亮。我有些吃惊：难道他还认得我？要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未曾见过面，从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到如今长大成人，不管怎么说我的样子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竟然可以一眼认出来吗？

　　我径直走向他的病床，他的目光这时显得有些疑惑起来。我在想：或许凭直觉他知道我是来看望他的，而又未能确切地知道我是谁。

　　果然，他从床上欠起身说： “你是？”

　　我自报了家门。

　　他说： “哦，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常在报刊上读到你的文章。 ”

　　他叫我坐，我便在他床前的凳子上坐下，这才仔细看了看他。他的两撇胡子还在，但脸色十分难看，使胡子也缺少了生气。倒不见得怎么瘦，虽然老了，但庶几还是以前的模样。肚子却大不同，即使是躺着，也高高地耸起——这显然不是发福，而是肝腹水很严重了。

　　我叫他“校长”，说：“我在乡下小学读书的时候，你刚好在当校长。我是你的学生。你可能记不得了，可我对你印象很深。”

　　他有所醒悟，说：“我这辈子教过的学生太多了，很多人都未必记得。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下乡时我当过三年校长，学校就在祠堂里。 ”

　　我突然想到自己的不妥：出于真诚的师生情谊，我来看他，难道竟要逼他追忆，向他讨回什么吗？幸好他也未觉察，我忙掩饰道： “你来的时候，我刚启蒙读书，我没上过你的课。但见多了乡村里的老师，突然来了个城里人当校长，又威严、又干净、又没有土气，觉得很崇拜。很多学生都这样觉得，可惜你没待多久，就调走了，大家觉得很可惜。 ”其实我后来得知，因为反对族里每有祭祀总是让学生放假，他执意要拆去祠堂的经堂楼造一座新校舍，结果自然是得罪了乡人。还好后来境遇不错，他依然保持着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这时候，他的妻子外出回来了。他跟她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下乡当校长时候的学生。 ”因为他的妻子问起，而我刚好也要提及，我顺便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简单地说了说。

　　护士来给他打针，他顺从地伸开手臂，手臂上满是针痕。完事了，他突然神情黯然，看着我说：“谢谢你来看我。如今我是苟延残喘，来日无多，归期可数！”

　　他的话让我感到很难过，一时之间，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

　　他又说道：“在乡下当校长的时候，我拆了祠堂的经堂楼造校舍，顶梁还是我掀的，有人咒诅我说，要遭报应。如今我不幸落得这个地步，真要叫人耻笑了。 ”

　　突然之间，我感到悔恨难当。我来看他，是因为他在上海看病，而我又在上海工作，我觉得应该来看他。在我少不更事的时候，他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又不辨黑白冤枉过我，让我至今心里还有着委屈，然而我来看他，真的无半点要获取他悔意的初衷。但我不经意提到的旧事仍是这么触动了他，他对故乡的人和事有抱怨吗？我为何提起这些？这不是我的过错吗？

　　这让我感到有些慌乱，急忙之中，我安慰他说：“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现在——就像当年你在险滩激流中救人，很困难，但终究会成功的。 ”

　　他的逐渐暗下去的眼睛突然一亮：“你知道这件事情？”

　　我说：“是啊，当时我听一个人说，你有一年带学生到雁荡山春游，第二天突然猛降暴雨，溪水陡涨，有一个顽皮的学生不小心掉进溪中，眼看就要被冲走，大家大呼救命，是你奋不顾身跳下去。那学生抱住溪中一块大石头大声哭叫。你几次想靠近他，但都被湍急的溪流冲走，后来你靠上游冲下来的一根竹竿，终于游近他，把他救上岸。这件事在学生中传为美谈，很多学生都崇拜你，认为你是英雄。”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神情，眼神有些空蒙，仿佛陷入回忆之 中。

　　我没有告诉他，这个故事就是他在给我们上班会课时亲口讲的。我还把这个故事写成作文，被班主任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后来，还在学校的广播台播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把他当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贫乏的乡村，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知识、有威严，白净、沉着，受人尊敬、被人拥簇。

　　为了靠近心目中的这一偶像，我学他一样反背着手走路，有时还慢慢地踱着；我恨不得能马上长出两撇有威严的胡子；至于说话，更是变得抑扬顿挫，因为学得不像，还拿腔拿调，为此没少挨大人的骂。

　　当我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这些事情，并且还很自鸣得意的时候，突然一盆冷水当空浇下，使我双目痴呆、魂不守舍。

　　有一次课后，他突然带着几个教导处的老师，风风火火到我们班上来。几个已背着书包冲出教室的学生被他堵了回来。他站在讲台前，吩咐我们坐好，严肃的样子让人感到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他叫我们把书包中的文具盒都拿出来，放在桌上。他一排排检查起来，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遵从地把文具盒打开，把所有的笔都拿出来，放在桌 上。

　　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一支双色铅笔没有摆在桌上，这是一支短得不能再短的双色铅笔，一头红的，一头蓝的。这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虽然我倍加珍惜，用得小心翼翼，但它终究快要用完了——时间已经很长了。

　　谁知，这支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无端成了我“犯罪”的物证，让我莫名其妙成了人人责骂的“凶手” 。

　　记得他来到了我的桌前。我正庆幸终于在他到来前在书包的角落里找到了双色铅笔：我终于按他的要求把所有的笔翻出来放在桌上了。孰料，灾难突如其来——

　　他拿起那支铅笔，走到讲台前，举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 “凶手终于找到了。这间新教室的外墙上长长的红线，就是用这支铅笔作案的，上面还有磨损的痕迹！”

　　当头一棒！我直感脑子“轰”的一声，眼泪夺眶而出，接下来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我走在学校后门的一条小河旁，此时薄暮四合，炊烟袅袅。我用河水洗了洗满是泪痕的脸，脚步像注了铅一般沉重。我甚至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该如何去辩白。

　　在子女成群的乡村，终日劳作的父母会去关心一下孩子的内心创伤吗？我变得更加的沉默寡言了。灾难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恐惧在心中长成茫茫苍苍的荒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日低头走路，甚至上课也不敢抬起头来。我想，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已知道我是个破坏公物的坏学生了。我更怕见到他，甚至害怕听到他的声音。我怕他突然走来，要追究我的责任，并告诉我的父母，要付出赔偿。有好几次我想大声呼喊： “这不是我干的，半截铅笔画不出那么长那么粗的线！”可每次都把呼喊埋在了心中。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在恐惧中等待着惩罚，又在极度的焦虑中希望一切就此过去。

　　也许换了普通的老师这样待我，我不会这般难过，我也许是可以替自己辩护的。但在他面前，我不能。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崇拜着他。他说一不二，而且他认为铁证如山。他的绝对权威让我彻底变小变矮，变成了真正的坏学生。我的心像撒了盐一般痛楚、焦虑，不仅是因为还没有到来的惩罚，还因为在我所崇拜的英雄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十足的坏学生；我被他狠狠地抛弃了！

　　崇拜者被偶像以这样方式抛弃，他不能不感到彻骨的寒冷和疼痛！可以说，世界也变了模样。

　　这样的日子足足过了半年多，我像受了惊吓一般，胆小如鼠。他没有再来找我，也没有任何人为这件事情再来找我；我也没有胆量和勇气去找他——能躲过去就已经是万幸，至于辩白，在少年的我看来，不可能发生在我和他之间。

　　经受了最初的白眼和蔑视，这件事情终于被人们淡忘了。他调走了。但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样，因为他的离开而撤走。阴影依然伴随着我，及至以后的成长岁月。

　　病房的窗帘突然被抓了下来，一个靠窗的病人痛苦地翻身，发出了呻吟。他的家人却无动于衷，仿佛早已习以为常。他回过神来，对我说： “下乡三年，我做过很多事情，我无愧于心。只有一件事情，我心里有愧疚。 ”

　　我心中陡然一 惊。

　　“我采取一种不正确的方式，冤枉了一个学生。”

　　我的心再次往上一提。

　　他继续说：“有一次下课，我搜学生们的书包，在那个学生的文具盒里发现了一支双色笔，红色的一端，还有磨损的痕迹。我武断地在全班宣布，在新教室外墙乱涂乱画的作案者，就是这个学生。

　　“回家后我才意识到，我冤枉了这个学生，铅笔画不出那么长那么粗的线，应该是蜡笔画的。这个学生当然没有受处分，我也没有向他道歉。我是校长嘛，放不下面子。

　　“后来那个学生的班主任来跟我说，那个学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虽然犯了错误，但平常表现都好，能不能免予处分。我也不置可否，这事就算过去了。 ”

　　这让我始料不及。我很惊诧。

　　我说： “呵呀，这么久了你还记着这事，说不定那学生也早已忘了。 ”

　　他盯着我，说：“我总觉得这是个教训，我可以肯定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冤枉过一个学生。”

　　我有些害怕面对他的目光，我甚至怀疑，他已认出了我。那么，我岂不是一个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还向他讨说法、让他为当年的不经意的错误而愧疚的人？

　　突然之间，我感到我与他今天的面对，就是当年纷争的一个延续。我和他之间，不管是误会也好、矛盾也好，今天已发展到了顶点。我这个落井下石的人，今天正要将他逼入绝境；而他在绝境中的“反击”，正将我击成无药可救的重伤！

　　我忙跟他说：“即使那学生记得旧事，也肯定不以为然，你又何必这么放在心上呢？”

　　而他依旧盯着我，说：“如果你碰到他，代我向他道歉。 ”

　　我已无法再面对他，急忙告别了出来，身上汗涔涔的。

　　两天以后，我打电话到医院去找他，得知他已经出院了。

　　我很后悔去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