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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题目叫做“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这个题目，是我多年以来十分感兴趣也做过大量研究工作的一个领域。我曾经做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跟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叫做《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研究》[1]。首先，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题目一些基本的思路、方法和角度，希望能对大家的研究产生思想上的启发与碰撞。在我看来，文学研究不同于科学研究。文学研究充满了感性的想象力，也不乏有逻辑的思辨和理性的认知。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要有更多在哲学和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探究与思考。所以，我们实际上也就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现象学来关照，这也是文学研究区别于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

　　我们所讲到的所谓的“潜结构”和“潜叙事”的研究是一种怎样的研究呢？我举一个比较形象直观的比喻，好比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戴上一副相当于x光机那种具有透视力的眼镜。而能够获得这样的一副眼镜，就像孙悟空看到一个“化妆”成美女的妖精一眼就能辨别出其妖精本色，能够看到其妖娆、魅惑的外表下面的那具骷髅一样。当你一旦获得了这样一种透视的能力，你对文学的认知就有可能比别人更清晰，更内在深入一些。这是我做这个题目研究的意图，或者说希望能够达到的境界的一个诉求。同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潜结构”与“潜叙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年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偏差。众所周知，近二十年左右，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文化研究热。这种文化研究热无疑提升了文学研究的高度，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界面和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深度。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即把文学文本都当成了文化文本来考察，这就导致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文学作品当中所包含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性别的、政治的东西。可以说，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性的研究，也就是基于人学、人性的探究，总体而言，文化研究着力于文学外部研究。我认为，文学研究还是要进入“内部”。回到文学研究的要义，也是要求我们关照人性当中所包含的那些敏感复杂的丰富性。同时，文学研究也与美学研究有关，这是我认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因而，文学研究也可以说是无边际的研究，而现下文化研究挤占了大部分的空间，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重建文学研究的文学性。

　　重建文学性，我们会面对诸多问题。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很难处理前二十七年的文学作品。面对这些作品教师不得不讲，但是在讲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讲得比较简单化。而对于学生来说，虽然被告知前二十七年的文学作品意义重大，但仍有很多人走马观花式地读作品。这就导致学术研究无法真正进入其理想状态。但是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大部分学生认为前二十七年文学的思想性很高，而艺术性相对粗糙。那么如何来重建这一段时期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对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文学变革中出现的大量的新潮文学和先锋文学的认知又是一个问题。有一些缺乏兴趣和一定专业透视力的教师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处理为一堆知识进行讲授，将作家知识化。比如被知识化后的格非，研究者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就会一股脑地认同这种知识并加以运用，由此便会繁衍更多的低水平重复的“产品”。这是源于在知识化讲授的过程中，学生脱离文本，在没有获得研究文本能力的时候便机械地搬弄知识，从而使学生无法透视到不同类型的文学文本内部复杂的构造和景观。我希望我们能用复杂的眼光、思维、隐秘而错综的通道进入文学问题，而不是将其简单化为大而空的文化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努力方向，而我认为当代文学“潜结构”与“潜叙事”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

　　因此，不管是前二十七年的文本还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本，我们都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结构分析、文本细读、叙事学的观察等方法更好地进行文本观照。我认为这一切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的关照、精神的关照和人性意义上的探查，这就是我所说的“潜结构”与“潜叙事”。这个概念，我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2]一书中曾经反复提出过，但没有作为专门的理论概念来探讨。总结来说就是能够透视文本内部的景观，发现当代文学形形色色的叙事背后所暗藏的东西，以使我们的研究建构一种深度。也可以说，“潜结构与潜叙事”指的是由集体无意识所支持的一些叙事构造。从学术的角度看，这种解释显得更为严密、客观，显示出一种历史的脉络。这些构造在大部分中国传统叙事当中都有，比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3]所提到的明之人情小说是“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这样的无意识构造在西方的叙事中也有非常普遍的存在。比如，巴赫金在讨论传奇时间叙事，即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时候，就专门讨论了古希腊的一种比较俗的小说。虽然巴赫金属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一个突出人物，但是他用的是类似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分析了这种希腊小说的模式，概括出传奇叙事的一种时间模型构造特点：男女主人公是在年轻貌美的时候一见钟情，中间经过了无数的磨难，最后是在依然年轻貌美的时候终成眷属。而这中间经过的无数磨难，在时间上是没有计算的。无论是中世纪大量的罗曼史还是西方的冒险小说，总之是笛福以前的中世纪欧洲的小说模式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小故事。《歌德谈话录》[4]中所记，歌德在看了由法国的传教士翻译的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比较好的《好逑传》和《玉娇梨》两部作品后，非常兴奋地向助手爱克曼表示过《好逑传》这部小说写得太好了。认为虽然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方式跟德国人非常相像，但中国人对待爱情比德国人更纯洁、更克制，同时中国人在感情处理方面的朴实纯洁又不似法国人的矫情和虚伪。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歌德又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即“民族文学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这些小说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鲁迅的文章中却都被批判过，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文本会产生如此不同的评价效果？歌德为什么对才子佳人小说有如此高的评价？这是因为歌德对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接触甚少，没有看到其中的俗套，更没有看过《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其他优秀的中国传统小说。他仅仅是以有限的知识把中国当成一个蛮荒之地，想在遥远东方的黑夜里，居然还有一个民族，有那么久远的历史，有那么淳朴的感情和浓厚的文学，所以他就很高看我们。当然，这也增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正面的案例。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和西方普遍存在着一些叙事的构造，那么这些叙事的构造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就是大量“集体无意识”的堆砌。这个概念虽然不是由弗洛伊德提出，但是他在非常重要的著作《梦的解析》[5]第五章《典型的梦》里分析了两部重要的戏剧，一个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个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从这两部剧当中发现了“弑父——娶母”这种无意识的存在。这种无意识在动物界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在人类的早期是有的，但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得我们的伦理情感逐渐凸显出来，从而被逐渐淡化。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6]一书中指出“文明起源于乱伦禁忌”，概括来说就是“人类发现在直系血缘中如果发生性行为和生殖行为，它会导致出现畸形和病态的遗传情况，这是人类最早的血缘意识。出现这个意识之后就有了血缘的家族认同，扩而大之就有了部落的认同。所谓的族群意识和国家意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而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乱伦的冲动就会被压抑到无意识里，在文学叙事里面潜伏，并且经过我们的诠释再暴露出来。”所以，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王》这部剧看作是“弑父——娶母”无意识的一个典型表现。此外，弗洛伊德还分析了安徒生的作品《皇帝的新衣》。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对这部作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伦理化的阐释，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但弗洛伊德却认为每个人都做过赤身裸体的梦，在梦里会梦到自己穿得很少，会有为此感到十分尴尬和窘迫的经验。而这才是《皇帝的新衣》之所以引起广泛震动的真正心理基础与隐秘原由。这不仅使他在无意识中受到震撼，也深刻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

　　基于这样一些理论，我认为在文学作品当中会潜伏着大量的集体无意识，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个体无意识。当我们从大量的文本当中分析出这些集体无意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原型的情节、主题、结构和人物，这就是所谓的神话原型批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来源。在文本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个体无意识，我们的任务就是探查当代文学，甚至是所有的文学叙事内部的这些丰富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共同支配的场景、结构和母题。

　　我们以先锋文学的开山者马原在1986年写的短篇小说《虚构》为例。“虚构”翻译成英文是“fiction”，而“fiction”不仅表示“虚构”，也有“小说”的意思。也就是说作品《虚构》本身就是一个“敞开虚构”的作品，用华莱士·马丁的概念就叫做“metafiction”[7]，即“元小说”。“元小说”指的是在一篇小说当中，不止叙述这个小说的故事和内容，同时也讨论小说的写法问题。也就是说，当一部小说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关于小说本身的叙述的时候，这种叙述就是“元叙述”，而具有元叙述因素的小说则被称为元小说，《红楼梦》就是典型的元小说。文章一开篇就交代了《红楼梦》的来历：女娲补天之石剩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此石已通灵性，因偶听一僧一道言红尘中荣华富贵事，便凡心大动，要求到凡间享受一番，于是和尚茫茫大士、道士渺渺真人施佛法将其变成鲜明光洁的美玉，将它携至富贵温柔乡走了一遭。宝玉出生时含在嘴里，待宝玉丢掉后又回到大荒山，将自传写在身上，谓之《石头记》。不知多长时间以后，空空道人经过这里，见石上刻着它那番经历，便从头到尾抄下，改名《情僧录》。后又传到吴青峰手里，提名《红楼梦》。当流传到孔梅溪手里，又改名为《风月宝鉴》，最后交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就是“元小说”的模式。

　　我们再回到作品《虚构》，它写的是一个与麻风病人发生性关系的小说。上海著名批评家吴亮1987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马原的叙事圈套》[8]一文成为很多人追捧崇拜的一个批评的教科书式的范例文本，但细读后发现他并没有读懂《虚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只看到小说玩的各种“花招”，并没有用“x光机眼镜”来透视小说的内部构造。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小说，我认为它是两个梦的混合。一个是男性的“色情梦”，一个是政治型精神分裂症所产生的一种奇特的“政治梦”。马原以两个身份叙述这个小说，他在开篇写道：“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天马行空”，但是他接着又说“不瞒各位，我此刻就住在安定医院。”这意味着，我既是一个不凡的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样两个身份使得小说立刻变成了双重文本，或者叫复调小说，你可以当作是一部伟大的短篇小说来看，也可以当成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来看，显然，一个作家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作为“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的身份。鲁迅就使用了这样的一种隐喻形式，书写了最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时，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或诗人必须具有多重性的人格结构，像刚才分析的《红楼梦》中，便包含着一个在世俗伦理意义上并不合法的无意识构造，这样读者在进入一个不那么健康和正面的文本的时候就获得了弹性。接下来，马原写道：“我”为了写一部跟麻风病人有关的小说钻到了玛曲村呆了七天，这七天当中发生了很多事儿。他接着开始叙述：“我”五月二日从拉萨出发，路上走了一天，来到了玛曲村，那么到玛曲村的日子应该是五月三日。来到玛曲村的第一个景象就像《梦的解析》中的一个场景：从玛曲村的村口走到街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三个袒胸露乳，裸着下半身的妇女。这明显是一个“色情梦”的景象。而后他就来到了村子中央的一个小广场，看到有一伙人打篮球，这时突然有一个妇女就过来跟他搭讪，“我”则保持警惕，妇女暗示我可以去她家，但我并没有去。晚上我来到村外，在一个睡袋里睡下了。但是夜里突然寒流来袭，我被冻感冒了，迷迷糊糊发起了高烧，被人抬走了。等“我”醒来时发现已躺在女病人的家中，变成了“病人的病人”，得到了女主人悉心地照顾，过了几天后“我”身体痊愈，便来到街上溜达。“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人，鬼鬼祟祟十分可疑，“我”跟踪这个人发现他是一个哑巴。我趁他不备来到他的房间，打开他的抽屉，看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和一把20响的盒子枪。原来这个人是个特务。这时候哑巴回来，突然就开口说话了：“我在这儿等你20年了。”这里的马原老师变成了一个潜伏的国民党的特务跟一个老特务接头，这就典型地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一种经验。

　　我们那时候每天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老师天天叫我们放学以后，要注意观察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阶级敌人有没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扫大街，如果有你要来报告。刘文学的故事，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发生的。刘文学同学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而且还是一位少年先锋队员，平时当然表现得正气凛然。一天，他在放学以后发现老地主鬼鬼祟祟，来到公社的辣椒地里，偷了一把辣椒就塞到自己兜里。刘文学随后抓住老地主的胳膊要求他去公社说清楚。老地主害怕，就拿出糖果给他，随后又掏出钱打算收买他，却被正气凛然的少年痛斥，并坚决要将老地主带到公社去。老地主走投无路，便把刘文学掐死了。于是就有了“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这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的人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一种政治型的神经症。再有，我小的时候看了大量的反特的电影，于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开始模拟抓特务，只要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就围上去盘问，反抗逃跑的就被我们在后面投石子，后来这种行为是在被公社派出所所长抓包才停止的。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经验，就像看了《一只绣花鞋》和《绿色尸体》会做噩梦，会把现实和梦境发生混淆。莫言老师的《丰乳肥臀》里也写过这种包含特有时代经验的情节。文本中提到，上官金童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奸尸犯从胶河农场撵回家的时候，在他们家门口胶和渡口的船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公社干部，还有一个是解放军的现役军人。他们在船上谈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是“在最近的两三天夜里，某地都升起了绿色信号弹，特务十分狡猾，常把发报机藏在女人的乳房里。”正说话间他们盯到了船上一个衣衫褴褛、行迹可疑的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就是上官家的四女儿、上官金童的四姐——上官想弟。上官想弟在大饥荒的四十年代，为了拯救全家的性命不惜将自己沦为妓女，在流落十几年得病回乡后将自己积攒的所有财宝放在船上的一个琵琶里。公社干部一口咬定她就是特务，认为琵琶里装的是电台，便抢过来在摇到响声后就没收了。这就是从幻觉“窜入”现实的范例，没有经验的人很难怦然心动，为之动容。

　　那我们再回来说马原的小说。当哑巴和他说“我在这儿等你20年了”时，马原老师先是有不知“今夕何夕，今生何人”的惊诧，紧接着又恶心地看到哑巴把手插到了母狗的生殖器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接下来的出格举动寻找心理平衡——在我临走的前一晚，我与女麻风病人同处一个毡房，这女人伸出了她光洁浑圆的腿，我经受不住诱惑与她发生了关系，并对此十分恐惧。第二天“我”逃离了玛曲村，因为极度疲劳，在一个山区的青年旅馆住下来睡着了，当“我”醒来时问周围的人今天是几号，周围的人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请注意，这个故事从五月二日算起已经发生了若干天)，而且告诉他昨夜下了一场暴雨，北面的半个山都塌了。这意味着玛曲村被泥石流夷为了平地。地点消失了，时间也被颠覆了。小说一开头说“我”钻了七天玛曲村，但当“我”醒来时只度过了五月二日到四日。这时马原写道：我梦见我在幼儿园里的情景，我尿了。“尿床”其实是一个隐喻，就好比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醒来的时候，被人发现身子底下有一摊黏糊糊的东西。这个春梦到此就结束了，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想见。

　　马原的《虚构》之所以具有了不起的品质，是因为马原在小说中不仅巧妙地处理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隐秘经验，而且他在叙述过程中忽然插入了一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特有的在六七十年代的成长经历当中所形成的一种“政治神经症”，这就使得在历史上这段时间中所发生的隐秘的精神现象经久不衰。即使是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柯在他梳理西方精神病史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中，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有过的那种恐惧也并非像马原所揭示的政治神经症那般。我最近给《收获》开的专栏里面，也曾有意识地加入这种元素，以强调这个年代特有的这种无意识经验。据此，我认为，虽然不能说马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名气的重要作家，他对于我们当代文学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作为研究者来说，应该是在对文本做深入诠释的基础上再去谈论那些知识化的经验，否则有用的知识也会变得十分虚假。这就是我们进入1985年变革以后的当代文学文本的方法：即进入文本的“潜结构”与“潜叙事”中，从而透视其中所暗含的无意识元素。

　　那又如何重建前二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呢？我们以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为例。我们一般认为《洼地上的战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部短篇小说，以其对人性探索的深度见长。我们常说，路翎是七月派作家，忠实地履行胡风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原则，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设置人性深度。至于他具体的设置方式，还需要我们还原到文本。《洼地上的战役》讲的是一个19岁的志愿军新战士王应洪和一个比他成熟一点的班长王顺。王应洪住在一个朝鲜人家里，这户人家只有阿玛尼和她的一个女儿叫金圣姬。金圣姬爱上了王应洪，但是按照志愿军铁的纪律，这是不被允许的。王应洪陷入了矛盾，他步步后退，但金圣姬步步紧逼，两个人僵持着、暧昧着，这一切被班长看在眼里。小说写到班长非常奇怪的心态，班长很少给家里写信，和他的妻子之间感情很淡漠，但是他却注意到这个朝鲜女孩爱上了年轻的王应洪，我们可以对王顺进行精神分析，他为何对自己的家庭麻木却对眼前的情景敏感？他并没有将二人的感情立刻汇报给上级，上战场之前，金圣姬送了礼物给王应洪，无非就是女孩亲手制作的袜套和手帕之类的。王应洪情急之下只好接受下来，随后便上了战场。在战场上王应洪负了伤，战斗间隙，他反复思考，认为自己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他于是就主动向王顺汇报，但王顺说他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按下不表。王顺考虑到王应洪已经负伤了，现在生死难料，只有等战斗结束之后再讨论此事。王应洪此时处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内心斗争当中，他负伤后因失血过多晕倒在阵地上，他知道自己如果活着回去一定要说出来，那“革命战士”的光荣称号就存在污点了，怎么办呢？他潜意识里面想的是只有一死，可是他又不愿意死。于是，在这样的心里斗争下，他开始做梦。这个梦很长，有三个主要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他梦见自己童年10岁的时候，过新年，妈妈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并且充满深情地打量他。他为什么会做一个返回童年的梦呢？显然是为了脱离当前的困境，他很清楚即使保全了生命，战争结束后也会被当作违反军队纪律的反面典型被批判，而有妈妈监护回到童年多安全，于是，他陷入了痛苦。

　　第二个场景，他梦见自己的母亲从安徽乡下来到北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的尽头立着一个人——毛主席。他梦见毛主席站在金水桥边，母亲奔向毛主席，这暗示着王应洪渴望自己拥有一个伟大、权威的父亲。他想，如果拥有一个毛主席般的父亲，便可以修改纪律了。母亲来到毛主席身边，激动地鞠躬，说：“多亏你老人家教育我的儿子，他现在到敌后去捉俘虏去啦。”为什么是母亲来求情呢？对于一个19岁的少年来说，当然是妈妈去向最高领袖、制定铁的纪律的那个人求情最合适。对于他来说，他希望得到宽释，军人的钢铁意志和他内心的柔软感性发生斗争和较量。

　　接下来便是第三个场景，他梦见抗美援朝胜利了。他凯旋班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时他看到金圣姬穿着盛装打着鼓来到天安门广场跳舞。这意味着他最后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和金圣姬一起，不仅迎接抗美援朝的胜利，而且结为情侣光荣地参加胜利庆典，在王应洪的无意识中是希望由最高权威来认可他和金圣姬的爱情。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提到弗洛伊德“梦境的检查制度在梦境中的置换”原则。以贾宝玉为例，贾宝玉在梦境当中把现实当中的可卿置换为警幻仙子的一个小妹，也叫可卿。这个女孩看上去“鲜妍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经过“秘授”，云雨之事终于发生了，贾宝玉所梦的这个女孩一半是黛玉，一半似宝钗，所以根本没有排他性。歌德老师看得也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纯洁爱情就是“钗黛合一”。同时，让宝玉暗恋的还有秦可卿。因为可卿较前两者来说更成熟，而且享有“双重名誉”，一方面贾府上下老少觉得她怜贫惜幼、漂亮贤惠，没有不喜欢她的；另一方面她又和公公的传闻不断。其实，这种“梦境中的置换”意在揭示人性当中极其复杂和隐秘的无意识。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在中国语境里可被置换为“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部《红楼梦》”，每个读者都会把其中的人物当作自己的镜像。这启示我们，思考一部文学作品的潜结构，也即其无意识世界的复杂性和作品的意义之间的共生关系。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再回到王应洪的梦中，就可以洞察为什么一心想要和金圣姬在一起的王应洪在最后将金圣姬置换为“人民军之妻”。金圣姬在演出的时候，扮演的角色是人民军之妻，而不是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妻，这是因为人民军是朝鲜军队的称呼，志愿军则是属于我们参战的解放军称呼。以人民军之妻出场当属合法范畴，王应洪之妻则是非法，这就是梦境中的检查制度在梦境中的合法化置换。可是王应洪为什么做这样连续的三个梦？他就是为了确认这个“梦境”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就下了一个决心：牺牲生命以捍卫自己的荣誉。他故意等待敌人冲上来时拖后了一步，掩护了王顺突围，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当我们用精神分析的眼光去打量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它内部的秘密，充分体现了个体的敏感丰富的无意识活动。这样，当我们再次提到“《洼地上的战役》实践了主观战斗精神，反映了人性深度，是五十年代有心理探索的特色小说”时，就不会再显得苍白和空洞。由此，你是否认为革命文学还是简单的文学、粗糙的文学呢？

　　我常提倡并践行把思政课程变成课程思政，及时弘扬文学的正面价值。就像我们应该通过“戴着x光机般透视眼镜”的研究发现五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也不乏有《洼地上的战役》这样精彩的作品，它的人性描写深度将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当然，同样出彩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接下来说到的茹志娟的《百合花》。我从初中课本中读到这篇小说，后来在大学课堂上讲了多年，我慢慢体会出这篇作品的“秘密”。《百合花》究竟“好”在哪里？我们回到文本，文本中一共有三个人物。一个是女文工团员“我”，这也是做过新四军文工团的成员、后来成为作家的茹志娟自己的现实身份，但是这里这个成熟女性还未婚。另一个是刚刚过门的新媳妇，她的丈夫是一个农民，因支前而不在场。还有一个男主人公是一个19岁的小通讯员。作为男人的他是不成熟的，他从未接触过女性，见了女人就紧张得冒汗，要跟女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跟女人说话，跟女人打交道的时候会慌张，就连借被子的时候也因为慌张而难以借到。而作为男人的这种不成熟恰恰衬托了他的另一个特点——作为战士的成熟。当敌人扔来一颗手榴弹，一些支前民工的生命马上就有危险的时候，他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那些人。那些人得救了，他却牺牲了。就是这样的三个人物的组合，故事得以徐徐展开。

　　首先是“我”和小通讯员一起从部队的大本营走去前线的包扎所。“我”作为一个喜欢聊天，感情丰富的女文工团员，自然在刚开始不喜欢这个沉闷的小战士，但是我们两个孤男寡女在野地里边走边聊天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他是一个极为质朴纯洁的男孩，而且和我是同乡。在了解到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才见了女人紧张得不行的尴尬后，反而让我对男青年产生了一种有点居高临下的怜爱的感觉，所以，在最后强调说“我真的爱上了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个“爱”不能说是单纯的男女之爱，更多的应该是革命战士的友情之爱，或者说掺杂微妙而复杂的一种情感。但情感的重点随即转移到了新媳妇身上，因为新媳妇是一个合适的角色——新媳妇刚刚结婚，这个身份充满了性暗示。小战士去和新媳妇讨借用于战地救护病床上的被子，新媳妇不愿将这绣着百合花的、新婚的、唯一的器物假手于人，那她为什么不愿借呢？因为被上绣着的“百合花”作为“百年好合”之意隐喻着“男女身体的交合”，带着身体的秘密。就像民间闹洞房时见到的“枣生桂子”。所以，弗洛伊德说文学是“力比多”的升华，艺术也不例外，而我们通常所谈论的是升华的部分。

　　让我们再回到贾宝玉的梦。他找地方睡觉时，先去的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是一幅画挂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等看完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在一旁听了就笑着说：“这里还不好，往那里去呢？要不就往我屋里去罢。”宝玉点头微笑。秦可卿一说话，宝玉马上点头微笑，根本没有推辞的意思。所以宝玉最终在卧室里盖上了带有秦可卿体香的被子，被子带给了他身体上强烈的暗示。此外，墙上还有一幅唐寅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再一细看“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这里出现的武则天等人物都是风流之人，而诗经里也有过“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男女情爱之事，借此表达男女对身体倾慕的一种隐喻。所以此情此景，这幅画虽然不是春宫画，但也带有鲜明的暗示色彩。画的内容应该是一树灿烂的海棠花下有一个酣睡的女孩——这也许是一个史湘云式的女子，美丽性感而憨态可掬。同时，秦可卿的卧室里还燃着一种香，香的仪式感和它对人精神的暗示也是不言而喻的。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看了房间的一切摆设之后马上又称赞道“这里好，这里好！”在宝玉睡之前，秦可卿又亲自给宝玉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以上这些都是条件。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会设置类似的个体无意识的隐秘经验，但一部伟大的作品会将之处理得如飞鸿雪泥一般了无痕迹。如果弗洛伊德读过《红楼梦》，一定会有一部伟大的阐释理论的作品问世。

　　在《百合花》中，小战士最后牺牲了，当别人把他抬回来后，新媳妇毅然决然地决定将她的被子的一半铺在战士身下，一半盖在战士身上，两个年轻的妇女为小战士的身体做了最后的擦拭。当别人阻止的时候，新媳妇非常生气地把人推开了，表明这是她的被子，就要给他盖上。新媳妇以一种凛然的母性的态度让所有人看到这里的时候都充满了无言的感动。我们为什么会感动？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它意味着文本完成了一个“献祭”。关于此，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做过详细的阐释。在大量的艺术作品中，比如欧洲著名的绘画《抢劫萨宾妇女》，描述的是古罗马时代的抢劫者杀掉萨宾的男人，抢走当地妇女做性奴，表现出战争的一个“秘密”，战争之中隐含了古老的动机——妇女的牺牲与献祭。在《荷马史诗》[9]中其实就反复写到女人和战争的关系。特洛伊和斯巴达两个部落为了争夺美女海伦而发动战争，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将海伦带回特洛伊城，希腊人便在海伦的哥哥阿伽门农率领之下，组织了一只10万人的船队攻打特洛伊城，最后使用木马计破城，整个特洛伊城便沦入希腊人的劫杀掳掠之下。这自然不符合新时代的国家伦理，但在荷马时代，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是一种财产，代表了脸面，为了女人进行争夺与厮杀是情理之中。我们再来说特洛伊战争中的一个人物——阿伽门农。他是远征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统帅，他出征在外时，他的妻子、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与人私通。当阿伽门农带着女俘预言家卡桑德拉胜利归来时，王后曲意逢迎，将他和女俘迎入宫中。卡桑德拉预感到入宫凶多吉少，但也只能随往。不久，王后手持滴血的利剑出宫，与情人庆贺谋杀成功。长老们则义愤填膺，诅咒她的凶狠残暴。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阿伽门农》。首演于公元前458年，是《俄瑞斯忒亚》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最杰出的一部。在这里我引用这个著作，意在说明在古代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因素就是劫掠作为生殖工具的妇女，从而争夺生殖权。再原始一点，在非洲的丛林部落里面还流传着一个“初夜权”传统，就是当女孩要出嫁时，这个女孩的初夜归酋长所有。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恩格斯的人类学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增进对这一部分的了解。所以，归根结底，年轻纯洁的小战士是为了非常崇高的政治理想才献出了身体和生命。而那绣着百合花的被子盖在了年轻的小战士身上，这就意味着小战士的生命价值获得了一种“补偿”，这个补偿就是“献祭”。何谓“献祭”？两个伟大的妇女虽然没有向他献出自己的身体，但是献出了与自己身体相关的器物来表达“爱”。这里用的是一种象征或隐喻的方式，来揭露对这个从未接近过女人的青年的怜悯和爱。我曾为这篇小说写过一篇文章《作为身体隐喻的献祭仪式的〈百合花〉》，就对这一部分做了详尽的解释。

　　最后，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再进一步讨论“潜结构”，因为这需要通过分析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够真正能够解释清楚。通过上述简要的分析，我希望同学们应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注重用“x光机一般的眼镜”关注文学文本当中的内部构造，透视其大量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的内容，从而获得对文本的解剖能力，这也是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1]张清华：《当代文学中的“潜结构”与“潜叙事”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2]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93页，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赖其方、符传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6]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赵立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9]魏杞文：《荷马史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