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长篇小说《响郢》之后,作家陈斌先历时一年多时间打磨的又一精品力作《憩园》在2020年第三期《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上发表,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以滨湖市鞍子山开发为背景,塑造了一群植根于时代土壤的鲜活形象。农村出生的大学生文璟在求职屡屡受挫后被民营企业巨头聚力集团录用,内在原因是集团董事长句一厅从文璟的自卑与忧伤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句一厅还以文璟在鞍子山开发中有功为名送了他一座别墅。立志报恩的文璟决意要将别墅退还句一厅,但遭到摆馄饨摊出身的爱人韩露的强烈反对。从此,文璟背负了沉重包袱,身心撕裂而不得安宁。著名庐剧演员水月因其母亲的遭遇对句一厅充满怨恨与厌恶,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不与句一厅打交道,甚至被党组织选派到聚力集团担任党建工作指导员,内心陷入极大的惶惑与矛盾之中。围绕着别墅的送与借、住与还,聚力集团的兴与衰、生与死,文璟与爱人韩露、保姆云徽,句天蓬、句一厅父子与洪霞、水月母女,道士莫可与基督徒麦清,滨湖市齐市长与郑副市长,武二妹与常文,诸多人物演绎了一场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示了憩园这个别墅群的深沉隐喻:面对时代潮水的裹挟与冲击,每个人都在苦苦寻找生命的出口之处和灵魂的安居之地。
一、情节与对称:灵魂出口的精心构制
《憩园》的情节经过作者的精心选择,诸多脉络看似相互并行实则指向共同的隐喻。第一组是围绕着别墅的住与还,文璟与韩露之间争吵不休的故事。在文璟心目中,句一厅是给了自己一份体面工作的恩人,此恩未报又无功受禄住进别墅,内心从此压上了一座大山,罩上了一大团青面獠牙的影子,怎么也无法排遣。他想尽一切办法要说服韩露把别墅还给句一厅,但都没有成功,以至于深夜梦游铲除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要摆脱这一份大恩的束缚。而在韩露看来,一套别墅对句一厅只是九牛一毛,住着既舒坦又心安,既然是送的就没有还的道理。最终,在句一厅行贿案发、聚力集团陷入绝境之后,文璟与水月等人帮助公司起死回生,也做通了韩露的工作,将别墅还给了公司,一家人也寻到了新的栖居之地。第二组是句一厅父子与水月母女的恩恩怨怨。句一厅的父亲句天蓬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滨湖市文化局给局长当驾驶员,对庐剧名角洪霞陷入了匪夷所思的单恋之中。洪霞不堪忍受流言蜚语而投水自尽,她的女儿被好友武二妹收养并改名水月。水月长大后继承了母亲的事业并立志振兴庐剧,同时对句天蓬的儿子句一厅极度鄙视和厌恶。句一厅对水月起先是怀着征服的欲望,想降服这个父亲念兹在兹的女人的后代,而水月一见到句一厅就恶心反胃,在答应莫先生和文璟参加了句一厅的饭局时,这种厌恶之情达到高潮。但是命运仿佛有意考验她,她居然被市里选派到聚力集团担任民营企业党建指导员。政治角色与个人冤仇发生了剧烈冲突,最终水月战胜了自己,而句一厅经过一系列变化后也放下了一颗不安分的心。第三组是莫先生与麦清的修炼之旅。莫先生在中学时代与同班同学常文(也是武二妹的闺密)因爱好古代文学而生恋情,后因写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常文不顾家人反对与其在猪圈里成亲,但莫先生不忍常文跟着自己终生受累,几番离婚不成借拳打脚踢意欲赶走常文,结果常文以投河自尽表达了自己的忠贞,莫先生从此陷入内心的忏悔之中,最后在武当山道长的指点下,寻道山水以求解脱。麦清在目睹了丈夫句一厅发迹、暴发期间的种种劣行之后,终于心灰意冷,终日在寻找上帝之中以求心安。此外,小说里还交织着保姆云徽与文璟、句一厅与齐市长、郑副市长、聚力集团沈方与万红梅等等人物之间的故事,但这些情节都是隐藏在上述主要情节的脉络之中,起着烘托和渲染的作用。这几组情节在小说里呈现出对称性结构,共同指向灵魂的出路问题。首先,文璟和韩露围绕别墅展开的夫妻拉锯战,体现了对灵魂的空间出口的不同态度。在文璟这里,如果心灵得不到安宁,再大的生活空间也难以承载人生。这其中虽然有出身、教育和经历的不同,但最根本的是对生活的信仰不同。在文璟的内心深处,有着单纯而又坚定的报恩情结,投射到在世生活中,就是不能多占不属于自己的空间之物。这是其从奶奶那里承继下来的朴素品质。“奶奶说,鸟知反哺,羊知跪乳,人活着就得感激世上一草一木。”每当文璟陷入内心纠结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小说里就出现奶奶的声音。而韩露从一个摆地摊的乡村姑娘能够与文璟走到一起,虽说是命运眷顾、机缘巧合,但何尝不是她自己打拼的结果。因此,在韩露内心里,句一厅送的别墅也是文璟挣来的应得之物,无所谓报恩与不报恩的问题。韩露对别墅的精心布置、坦然享受与文璟对别墅的排斥、不安、逃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句一厅与水月围绕上代的仇怨展开的争斗,体现的是灵魂的时间出口问题。水月生活在母亲洪霞的影子里,简直就是洪霞的在世化身,坚决不与句一厅同流合污。每当她遇到难以解开的心结,就要对着母亲的照片倾述。小说在水月参加了句一厅的饭局后这样写道:“娘的戏装照片挂在客厅的正上方。/水月捂住肚子对娘说,句一厅欺负人。/娘叫洪霞,己化作了照片,挂到了墙上。/水月说,娘,我不该去。/娘微笑不语。/水月说,他是句天蓬的儿子,想必埋汰我呢。”她在青梅竹马的长生有了对象、在自己纠结着要不要去聚力集团等关口,要么抱着洪霞的照片说话,要么对着洪霞的照片吟唱庐剧。而句一厅在父亲句天蓬患老年痴呆症和母亲精神崩溃之后,把父母凄凉晚景的根子都记在了洪霞头上,要通过征服水月来分个人生胜负。应该说,无论是水月还是句一厅,尽管其品质有着霄壤之别,但是在对待上一辈积累下来的恩怨上是站在同一起点的。时光没有磨去隔阂与怨恨,他们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安宁。只有在小说的情节行进过程中,通过一波又一波的考验与拷问,特别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在聚力集团涅槃重生之时,他们才最终学会了放下与解脱,在时间的围墙上找到了灵魂的出口。
第三,莫先生与麦清之间的修道与礼拜,体现的是灵魂的终极出口问题。在空间和时间的不停变幻中,心灵能否找到安居之地,最终要靠信仰的力量。小说对莫先生修道过程的描写可谓用心良苦。他在常文投河后也要在同一地方了却自己,却被一群灰色的鸟群引导进深山里待了大半年。大雪封山的迷路之时遇到了武当山道长,从此开启了修道之途。这看似一个非常偶然的机遇,却让我想到了但丁被维吉尔引导的《神曲》。当然,两者不可比拟。从出场一开始,莫先生就不认为自己已经得道,“莫先生说,你让文璟陪伴,无非打探我的底细,今天索性告诉你,我不是道士,也不懂神机妙算,我就是一个俗人,吃饭、拉屎、放屁,与常人无二。”莫先生终因抵不过世俗之惑,无意中陷入句一厅的鞍子山开发之中,从此背上了更大的心灵包袱,直到小说结尾依然不知所踪。而麦清对基督的信仰,虽说是几经探索的必然,但也打上了俗世的深深烙印。“句一厅的老婆叫麦清,清水观未复建之前,她去远山的黄尘寺烧香拜佛。复建清水观后,她又随着众生拜谒三清大帝;教堂建好后,她便一头扎进教堂,信了基督。”从她此后的一系列行为看,直到小说的收尾,麦清的基督信仰都不是纯粹的、无条件的。这里,小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这些人物,他们灵魂的终极之地在哪里?作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两则“寻人启事”,看似寻找句一厅和莫先生,其实是告诉我们:灵魂的终极之地依然需要苦苦追寻。
二、同情与反讽: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
《憩园》对人物的塑造是颇费功夫的,主要体现在其叙述的视角与反讽的效果上。小说总体上采用的是全知视角。这种“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述。正如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里所说的那样,“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但同时,小说又根据情节推进的需要,不断转换叙述视角。比如,在描写文璟和水月的心理活动时,往往又悄悄把作者从叙述中隐藏起来,而完全转到人物角色的视角。有时,作者还与叙述者保持适当的间距,引导我们与角色的心理一起活动,引起同情或者共情效果。但实则作者与叙述者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种反讽的效果尤其需要我们加以辨析。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文璟贯穿始终。尽管他从出场之时就是本质上十分单纯的人物,报恩之心深植在人生的底色之中,但是其间也不无变化。小说着力之处在于对文璟内心的透视,包括对韩露的态度变化、与云徽的朦胧情爱、与水月的交往细节。不过我们要看到,文璟的报恩也有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假如说他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来劝导韩露放弃这座别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聚力集团陷入绝境之时,他通过带有蒙骗性质的营销手段推销商住房就令人惊讶了。但是,我们还需知道,在小说这一自足的文本里,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非但丝毫没有减损文璟的形象,反而使得文璟这一人物更加丰满和可信。在小说的好几个章节,文璟的梦游活动都触目惊心,作者以油画般的技法反复渲染他内心的纠结与矛盾,把人物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正是这一浓得难以化开的心结才需要找到纾解的出口。而真实的世界不会允许有这么一个正当纾解的途径,否则也不会有文璟这个人物了。小说中这唯一一次“不择手段”恰恰达成了灵魂得以安宁的目的,这种反讽效果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而对于句一厅,他身上的性格变化就更大了。他的一生,浓缩了无数土豪暴发户的原罪与升华、优点与缺点、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他之所以对莫先生言听计从,多方打听莫先生的想法,叙述者告诉的似乎是想寻找商机,把鞍子山打造成砚山。其实,这个人物一出场即陷入了案发前夜的惶恐不安中。他知道自己的原罪,知道自己的现实,灵魂遇到了极大的困境。与其说他与莫先生结交是为了商机,不如说他是为了寻找灵魂的解脱。正是有了这样的自觉,他才能在经历了鞍子山开发的风风雨雨之后,在监狱里羽化成仙、最终寻医问道去了。因此,我们对于小说中句一厅出场时的那种庸俗不堪、句一厅恩威并举试图拿下水月、句一厅在养老院和春节期间对父母的恭敬与孝顺、句一厅对文璟的格外加恩,也就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与认识了,甚至会掬上一捧同情的泪水。
诚如她的名字,水月这个人物仿佛是镜水之月令人恍惚。她具有月的高洁,持守一个庐剧艺术家的良知,与世俗格格不入。但是,她也有水一般的灵动与圆润,周流人间而不失本色。在水月的性格中,变化是必然的,因为她所处的时代和方位发生了巨变。她为了拯救庐剧而违心走穴,为了文璟而违心参加句一厅饭局,为了推销商住房而违心帮文璟站台唱戏,为了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而违心来到聚力集团。正是这一系列违心之事把她放在火上拷问,才终有炼狱般的灵魂升华。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为了塑造水月这一形象,把庐剧推向前台,特别是庐剧里的寒腔,“寒腔轻弋,凉彻心扉,极致处,如撕绢裂帛一般,寒凉四溢”。每当水月处在十字路口之时,正是有了寒腔才能排遣内心之苦。可以说,水月就是寒腔,寒腔就是水月,她的生命就是灵魂苦苦挣扎的回响。
让我们再来看看莫先生。他出场时颇有做派,令人忍俊不禁。“鞍子山坳处有潭水。莫先生说,鞍子山实乃砚山,砚山有墨,汪着灵气。莫先生还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砚山有名无名都是好去处。/文璟住进别墅常请莫先生到家喝酒,莫先生进门喜趟慢步,晃过客厅,才疾步奔向洗漱间。到了洗漱间门前方停下,笑吟吟说,去去风尘,稍候,稍候。/莫先生说的去风尘,实际就是洗手净面,多数时候莫先生去风尘时间很久,文璟候在外面不放心,细声喊,莫先生,莫先生。/莫先生这才开门而出,微微颔首,意思可以上桌了。”从莫先生“去风尘”的一连串动作,我们看到了一个貌似仙风道骨的活脱脱形象。然而,从小说全篇来看,作者对莫先生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对莫先生的修道行为也是抱有怀疑的。莫先生身上,既有神神叨叨、不合时宜的一面,也有真诚忏悔、绝尘蹈虚的一面。作为小说里牵线搭桥、不可或缺的人物,莫先生是一个集邋遢与高洁、贪杯与持戒、入世与出世诸多矛盾于一身的反讽性人物。
三、场景与物件:标志性象征的融合呈现
憩园作为灵魂栖居的隐喻,不仅在小说人物身上得以立体式体现,也在小说的场景与物件中得到烘托性呈现。首先,我们注意到小说里的几场雪。但凡小说情节发展到关键时候,它们总是那么及时地落下。比如,莫先生遇到武当山道长之时,“转眼到了冬天,那年的冬天,经常下雪,积雪使远山陷入萧瑟。山林隐藏了一切锋芒,哀悼亡灵似的垂手而立”;比如,文璟在暴雪日子里小心翼翼伺候韩露。最关键的一场雪是在小说的高潮阶段落下的,“文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等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帘往外看,突然傻眼了,雪幕鼓起雪团,砸向窗户,雪粒还灌进窗缝”。正是这场雪灾,揭开了文璟梦游的真相,也把水月推上了新闻发布会的前台,促成了句一厅对她看法的转变。虽然受到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的尽情嘲笑,我们认为,克莱顿·汉密尔顿关于天气在小说中作用的说法,在《憩园》里是颇为相宜的。在这里,一场场暴雪绝不仅仅起到叙述的“装饰作用”,而是发挥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阐释作用”。正是有了这些雪景穿插其中,小说里的人物内心挣扎与挣脱氛围才更加浓厚,他们拥有一种“穿着打扮跟季节和天空相适应的艺术”。
说到天空,我们看到了小说里有几次飞翔的鸟群。它们首次出现是在莫先生投湖之时。“就在莫可沉入湖底的那一刻,透过清澈的湖面,他看到了蓝天和白云,还看见了不知何时飞临到湖面上的灰色鸟群,那些灰色的鸟越聚越多,用翅膀掠过湖面,不停地拍打湖水”。濒死的莫先生借此抓住了生存下去的借口,认为那些鸟是常文派来的,也许常文不忍心他这么走了,让鸟儿来搭救他。莫先生“惊奇看鸟飞扑,结果跟着那些鸟,居然浮出了水面。/灰色鸟群受到惊吓,‘呼啦’飞去,飞上湖岸。/他追逐着那些鸟,游到岸边。/他的行动再次惊吓到鸟,鸟朝远山飞去,他跌跌撞撞,寻着鸟的身影,走进远山。”此后,灰色的鸟还出现在文璟别墅的上空和院子里,出现在养老院句一厅母亲的秋衣上。这些鸟可以视作小说里的标志性动物,它们对自由和天空的向往与自身的灰色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称,与弥漫在小说里的大雪纷飞又构成了某种渗透性风景。这不是单纯的风景,它们已经融合在一起,成为这部小说的冷峻风格。
从冷峻往回看,我们必须注视一件耀眼醒目的物件——碎花裙子。文璟与韩露邂逅、相爱就是从这件衣服开始。“悠闲中,他看到一条碎花裙子。在奇装异服的人堆里,碎花裙子格外显眼,碎花既像山里的紫鸢花,又像紫色或者白色的芝麻花。”通读小说,我们可以认定,这件碎花裙子必定是某种珍贵的象征之物。它为什么反复在小说里出现?它一开始不是韩露的代称吗?不是纯洁和爱情的代称吗?住进别墅后,它被文璟叠好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衣橱里,又有好几次被拿出来在鼻子里嗅闻,可是,它那饱含真纯的时光已经不再显现,它所蕴含的人间真情已经被遮蔽,直到他们从别墅里搬出去,搬进自己的小屋里,那条碎花裙子才再次一展芳容。“说话间,到了乙亥年的七月。文璟搬完家,说啥都要在卧室的门后挂上新作的碎花裙子。”
这条碎花裙子绝非普通的用品,或者借用海德格尔的话,绝非一件上手之物。作为灵魂安居之所,它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此心终有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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