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我记忆里最早的场景，似乎是1963年初冬的一个下午。那天我随母亲从南宁先坐了两天的轮船，逆右江直上桂西的中心城百色，休息一晚后，再坐班车西进，到了泗城，见到了先于我和母亲到泗城的父亲和姐姐，我自然是异常兴奋，穿上父亲的大木板鞋，在百货大楼二楼的旅馆疯跑起来。地板为薄板拼接，岂有不响？结果楼下卖百货的杨阿姨爬上楼梯，在楼梯口探个头上来喊：“哪个娃崽穿木孩乱跑的？楼下嘈死了。”
桂西的汉话里，将“鞋”读成“孩”，我自然是不知所以，况且杨阿姨叫喊时，一脸的笑容，我稍愣怔，又跑。杨阿姨就说：“我告诉你爸！”这下我明白了，赶紧停下了疯跑。杨阿姨将头缩下楼梯口时，说了一句“真乖”。
那时我不到四岁，第一个记忆便是淘气捣乱的事情。
在泗城，我认识的第一个大人大概就是杨阿姨。她是阿宝的母亲，以后阿宝成了我的好朋友，好邻居。这是后话。
父亲所在的单位一时没有住房，旅馆又不能长期住着，不几天，我们家就租住到了离中学门口不远的一户居民家。这家居民的主人，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男主人，依稀记得他叫“哥果”。哥果个子极矮，总一身黑色的衣裤。他家的后院里种了许多甘蔗，到甘蔗上市时，他将甘蔗按质量和长短，砍成三种规格，以一分、两分和五分卖出。我在街市上常见到他坐在一张矮小的木凳上，摆卖放在一个手提竹篮里的甘蔗。当我经过他的摊位，总会得到一条一分钱那种规格的免费款待。以后我们家搬出了他们家，这种款待仍延续下去，足见这矮个壮族汉子的纯朴憨厚和对我的疼爱。
哥果家门口这条街极窄，过一辆马车，两边的人都要避到屋檐下。路中央是一条被踩磨得发了光的青石板路。泗城四周皆石山的缘故，泗城里除了名声赫赫、皆以石块砌起来的镜澄桥、接龙桥、锁龙桥、虾弓桥，家家户户门前竟也还是石阶、石凳、石门框、石门槛以及屋里小天井旁，家家户户的石水缸。我最着迷的却是小街小巷里串连了各家大门的一条条石板路。石板路不知经历了多少时代，粗糙的石面早已被脚板的磨蹭变成了泛青色的光泽。
清早起来，趁太阳照到石板上尚早，脱去鞋，光脚板在青石板上跑。这时的青石板，凉丝丝，滑腻腻，有种极舒适的感觉。太阳照了半个上午后，石板便热得烫脚，在上面得不停地跳脚。跳一会儿，累坏了，照例躲到了屋檐下，祈盼老天泼一阵雨下来，让雨水灭灭石板路上发烫的热。有时果真就落下了一阵雨。烫脚一扫而光。石板中间被踩凹了的缘故，石板上有时还积了一滩滩水。积水暖暖地让脚丫发痒，也是停顿不得，赶紧在上面奔跑，还故意将水踩得叭叭响，让水溅得四处皆是。若碰到有人走过来，我仍然不会停脚，把水溅到了那人身上。那人喝一声，恼道：“喂喂，勒爷，没看到有人走了过来吗？”
“勒爷”是壮语里小孩的意思，那人这样说了，还过来抚抚我的头，脸上的恼怒却没有了，只是说：“这个勒爷哪里刚来的？”说罢，那人却没了等我回答的意思，径直走了。
隆冬季节，石板冷得刺骨，已不适宜光脚板在上面跑。新的玩法，是趁家中大人不留神，穿上木板鞋，跑到了石板路上。木板鞋和别的鞋在青石板上跑完全是两种效果，木板鞋跟敲在石板上有极响亮极清脆的“ 橐橐”声，若不止我一人穿木板鞋在上面跑，“ 橐橐”声就响成了一片。若是这零零乱乱的“橐橐”声终于跑整齐了，就有很悦耳的音律出现。这活动，我乐此不疲，但一双新的木板鞋却被我很快跑坏了。母亲终于发现了我干的“坏事”，自然要给我一顿骂，说我是“败家崽”。
在石板路上，除非要避让担水的妇人或扛柴的汉子，否则一般空着手，迎面快要碰上了，稍一侧身，便互不干扰沿着石板路一直走了下去。青石板两旁少了许多的干扰，成了花草的天地，蓬蓬勃勃，极为茂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满地是野菊、车前草、蒲公英、百花草、野水芹、野番茄，甚至名贵中药百步、七叶一支箭等等也来凑热闹，突兀地冒出一两支，让喜欢草药的老人喜不自禁，惊叹这生于深山老林的草药怎么也长到城中路边来了。植物多了，小虫们也跟着多了起来，蜜蜂、蜻蜓、癞蛤蟆等等，花丛草下，处处有它们的踪影。甚至有小蛇。小蛇见到我们，算是大难临头了，我们手上挥舞着的竹棍，便是用来对付它们的。一阵胡打乱戳，跑得稍慢的，成了我们的手下鬼，逃窜得快的，自然就免去了一死。有了经验，受过惊吓的小蛇直至长大老死，也不敢到这是非之地来散步了。在石板路边，我们看到的自然只是不谙世事险恶的小蛇们了。
许多的青蛙、蜻蜓和小蛇吃尽了我们的苦头，老天却也公平，时不时也让我们知道一些厉害。有次我挥舞一把水果刀，对石板路边肥嫩的蒲公英试起了我手中刀是否锋利，一支高扬的蒲公英被我斩断了，挥刀的手却忘了收住，把我另一手的食指顺便也给了一下。顿时，血如泉涌，在青石板上滴成了一长串。平时里对小蛇们不客气，此时却傻了眼，不知如何应付这流血的手了。终于来了一个担水的小媳妇，见状大惊，一对木桶哐当丢到了一边，赶紧扯来几片百花草叶放到嘴里嚼烂了，敷到了我的刀口上。小媳妇水也不挑了，牵住我，把我送回了家。几十年来，这食指常晃到我眼前，刀疤自然要跳到了眼里，记忆便出现了那个小媳妇，挺温暖的。
那时节母亲的单位晚上常有学习、开会、值班之类的事，若碰到母亲那晚有好的心境，便把我也牵了去。会场自然好玩，和夏良健这伙如我一般年龄的孩子，可以吵闹到开始开会为止。开会漫长，瞌睡虫一会儿便跑了来，我趴到了母亲的大腿上，片刻，就进入了梦乡。迷迷糊糊醒来，却在了母亲颤悠悠的背上。开会已经结束，母亲背着我，走在石板路上返家呢。那晚若有月光，石板路便能清晰地看到它远远的尽头，没有月光也无须担心，石板路泛朦胧的浅灰色，母亲的鞋跟“橐橐”地响在上面，一点也不慌乱。我想从母亲的背上溜下来，母亲不依，说：“白天里这石板你还没跑够呀，快闭上眼，明天要早早起床上学呢。”母亲的背暖暖的，随着她一起一落的步子，有如置身摇篮里。我又闭上了眼，这一闭，便又睡了过去。
在哥果家，我的床头与石板路只隔着当墙用的一层薄木板，夜深人静，一只青蛙跃起来，擒住一只夜飞的虫子，然后落回在石板上极轻的响声，我似乎都能听见。夏夜里，泗城壮族汉子喜欢穿木板鞋，石板路上，“橐橐”的响声此起彼伏。若有串门的晚回了，他脚上的木板鞋就从街头或街尾踏上石板路的那刻起，便被我捕捉到了，“橐橐”的响声直敲到了我的脑门上，再又渐渐小声去，直到有了哪家大门“嘎呀”长响了一声，门开了，再“呀嘎”长响一声，关门了，这“橐橐”声才消失在万籁俱寂中。
忆起石板路，仍然那么让我神往。这种神往，于我却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了。几十年后，泗城的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人口不知多增了几倍，楼房不知多盖了几栋。楠是我童年的小伙伴，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说及石板路，比我还失落，他是眼看着一条条石板路是如何一条条被水泥盖上，最终一条都找不到了。水泥路自然不会只盖石板路那么窄窄的一点，花草们生长的空隙自然也就被盖上了水泥。没有了小草野花，小虫们自然就失去了乐园。泗城里，迷人的青石板路终于是没有了。
寂寞的猎手
哥果家出门左拐，不过百来米，便是凌云中学。穿中学而过，是一座硕壮巍峨的石山，称迎晖山。迎晖山一到春季，山腰上有成片的马兰花。它们红一片，黄一片，整个山腰像染上了色彩，给了人许多的浮想。泗城的阳光迎晖山最先迎接它，朝晖和艳丽的马兰花连成了一片，那好看，叫人怦然心动。花开的时节，姐姐牵住了我，沿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奋力攀上山，各自摘了一大束花，捧着飞跑回家。
花插在一个空瓶里，养了十多天，终于一朵朵凋谢，被丢了出去。迎晖山上，那红红黄黄的花也跟着消失了。我偶然抬头，不见了花，问姐姐，那花呢，问多了，姐姐不耐烦，说你急什么，明年花开了，再带你去摘。
迎晖山上的马兰花又盛开时，姐姐照例牵着我爬山摘花，年年如此。1967年那年，我们摘回的花却弄得母亲伤心起来。上一年我们拿花回来，赞叹花漂亮的还有父亲，是父亲洗了瓶，装了水，今年呢？花瓶依旧，鲜花依然，父亲却斯人已去，母亲能不伤心么？花终于还是摆了上去，往年盎然的氛围似乎变成了哀伤和落寞。又一年花开，姐姐便没有再牵我上山。我在山脚时常往山上看。直到花皆谢了，也没叫姐姐牵我上去摘。
与迎晖山遥遥相望的是五指山。五指山上蔚为壮观的是猴。
五指山猴子最多时，晴朗无浓雾，站在泗城中央的中桥上都能捕捉它们的踪影。这些猴子在悬崖陡壁的树枝桠间，做着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惊险跳跃动作。我常想，它们若是一不留神，不就粉身碎骨了吗？我不过是杞人忧天，猴子掉悬崖的事是一起也没有的。猴算不如人算，它们再能干，也有被泗城老猎手俘虏的时候。猴子被捕，严格来说，也活该，它们若只是在大山里表演惊险动作也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它们偏偏还喜欢偷食，常常趁人稍不留神，就将尚未成熟的玉米、红薯之类的东西往家里搬。它们若只是吃饱，人们或许也就罢了，它们往往是吃一半，糟蹋一半，不大的一片玉米地，它们若来了一群，片刻功夫就能给你报销了。当时打猴子不但不犯法，还受到了政府的鼓励。
去看被捉的猴子，是我那时最激动的节目之一。我和一群拿着竹枝树桠的玩童，欢呼雀跃围着关在铁笼里的猴子，一副好好教训它们一下的样子。性情温和的猴子，已知被俘，更为老实，呆呆地蹲着，时不时眨眨眼，向我们投来告饶的眼神。对这类猴子，我们不欺负，口袋里若有爆米花或炒黄豆之类的，还摸出几颗赏给了它。另外一类猴子，脾气暴躁，知道来日不多，试图竭力与我们最后一搏，它居然敢死死抓住我们伸进铁笼里的竹枝或树桠，龇牙咧嘴和我们玩拔河的游戏。我们某一人稍不小心，手脚离铁笼太近了，便被这只动作异常敏捷的猴子伸出爪，狠狠地抠一下。被抠者痛得嗷嗷叫，更激起了我们的斗志，可怜这只在山上不知统领多少猴子的猴王，尽管暴跳如雷，还是不知挨了我们多少下竹尖木棍的捅戳。若不是来了某一个收购站的叔叔大吼一声“打死猴子了你们赔”，我们不会就此罢休。有时碰到这位叔叔心情不好，或是对这只受尽我们欺侮的猴子生出了悲悯，他便会扯出一条扁担之类的东西，高高举起，做打我们状，我们才一哄而散。这些丝毫不会影响下一次，又有新猴子被捉来了，我们前去参观，赏给这只倒霉猴子爆米花炒黄豆或一顿打的待遇。
我离开泗城前，再没见到收购站收购到一只猴子；在泗城中央的中桥上，也没有再见到五指山上一只耍杂技的猴子。我终于明白，那些猴子是被赶尽杀绝了。那些穿着草鞋，双腿紧打着脏得几乎辨不出什么颜色的绷带，腰间佩把牛角刀，背上挎条铁砂猎枪的剽悍壮族或瑶族猎手终于没事可干了。他们常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吸着水烟筒，双眼迷茫地望着四周的大山，追忆着他们抬着五花大绑的猴子，在一群兴奋不已的孩子的簇拥下，向收购站豪迈走去的情景。
骑羊
除了猴子，泗城四周大石山上，更多的是山羊。大清早，几声清脆的鞭响，放羊哑巴怪异的哦哦哑哑后，一群山羊尘土飞扬地挤到了石板路上。这时候，凡行人，皆统统给羊让道，否则这群饿了一夜，此刻恨不得一步就到大石山上啃树叶的羊群就有可能将你撞得人仰马翻。泗城街上顽皮孩子多得是，他们比羊跑得更快，几只领头的老山羊被他们双手扭住了老角，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背上已驮了一个沉甸甸的孩子。紧跟着屁股上又挨了这孩子的一巴掌，在“驾驾”的呐喊声中，那几只领头老山羊各自驮着一个孩子，奋力向前奔去。我自然想骑羊，然而几次骑上去，又几次被颠了下来，痛得哎哎唷唷，始终学不会。学不会不要紧，如我一般始终学不会的多得是，除了挨一顿讥笑，丝毫不影响我们跟着山羊跑的兴趣，“驾驾”的呐喊声叫得比骑在羊上的更起劲。来到山脚，骑在羊背上的孩子自然是跳下了来，山羊要吃草吃树叶，这有什么好看的？于是骑羊的一伙，和跟着跑来累得气喘吁吁的一伙又汇集到一起，争吵着讨论玩别的什么项目去了。来到山脚下的羊群则呼啦一下散开，管它有路没路，啃着树叶之类可口的食物，只管往山上蹿。这群羊，在悬崖陡峭的石山上，其灵活比猴子毫不逊色，在我看来不可逾越的障碍，它轻松地一蹴而就。
夕阳西下，泗城上空飘起了袅袅炊烟，这时也该到这群羊返家的时候了。有的羊吃了一整天，似乎还没有吃饱，不顾哑巴怪异的吆喝，仍在大口大口拉扯灌木丛上鲜嫩的叶子。惹恼了哑巴，他拾起一块石头，一扬手，准确无误地击中了这只贪吃的羊。这只羊一惊，“咩”一声痛叫，赶紧往山下蹿去。另外几只贪吃羊见状，恐怕也挨石头，赶紧跟着蹿下了山。哑巴在空中甩了几个响鞭，喝嗬喝嗬发出一串只有羊们才明白什么意思的声音，于是羊们长幼有序，排成了长队，浩浩荡荡返了回去。
我们这伙顽童玩别的节目玩够了，从什么地方蹿出来，刚好又碰到了这群羊，骑羊的老手们赶紧又照例骑到了老羊身上，这是他们百玩不厌的游戏。
和早上出门时急匆匆截然相反，羊们这时悠闲自得，哑巴在空中甩响鞭，它们仍是一步一回头，慢吞吞惹哑巴生气。小羊崽子肚子填得饱饱的，生出了打架的念头，只是碰撞了一下，也怒目相对，各自后退两步，高高扬起前腿，猛地往前冲，四只角嘎地交织在一起。一阵进几步，退几步的搏杀后，四只角再分开，再各自后退两步，再扬起双腿，再一次冲撞。骑羊老手们听到我们为羊打架的阵阵助威呐喊，羊也不骑了，赶紧翻身下来，加入了看羊打架的热闹中。
哑巴天天能看到羊打架，他百看不厌。看见羊打起架来，手中的鞭子也不甩了，一脸的憨笑，嗬唷嗬唷着给弱小的一方助阵。在我的记忆里，哑巴那时或许不过十七八岁，据说他的牧羊史已有十来年。他是一个英俊少年，有强壮的体魄。他听觉不灵，嘴里只能发出怪异的几个声调，视觉却异常灵敏，别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他皆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有了残疾人运动会，无论跑跳投掷，他只要参加的项目，冠军皆非他莫属。他从泗城走向了百色，再走向南宁，并终于到了北京。只可惜那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体育组织，否则哑巴去拿世界冠军绝非天方夜谭。
羊们走得再慢，也终于走到了家。“家”是某一户人家后院木栅栏围成的圈子。进门时，这群刚刚还活蹦乱跳的羊突然变得步子沉重，目光怯怯，神色哀怜——栅栏门边站着哑巴的伯父！哑巴的伯父是专门宰羊的屠夫。不论寒暑晴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每天必定宰一到两只。羊们原来只怕他手中寒光闪闪的屠刀，到后来，他不提刀，羊们一见他，腿也要发抖。伯父吸着水烟，笑里藏刀盯着一只只进门的羊。某一只吃得肥大了的羊刚想溜进门，被他喝一声喝住了。这只羊流着悲伤的泪，双腿哆嗦着不需谁的牵扯，乖乖进栅栏边上另一个小栅栏里。凡里面这晚关着的羊，明天天不亮，定然要上断头台。哑巴的伯父宰羊时只需拿刀指向哪只羊，然后刀敲案台，哪只羊就不敢怠慢，自动伏到泛血腥臭的案台上，任这屠夫一刀插进了喉咙里。
看哑巴的伯父给羊点名，似乎是我们的节日，还没点到，我们便开始大声争赌着说应该是哪只哪只羊会给伯父点名了，都恨不得伯父的手指向自己认定的那只羊，毫无慈悲之心。只有哑巴，这时黯然神伤，悄悄走到了一边。他一手养大的羊就要被杀了，他伤心呢！
哑巴的伯父天天宰羊，然后天刚刚亮，一挑箩筐，把宰好了的羊，一挑就挑到了市场肉行上，无需吆喝，便有人陆陆续续围过来，半斤一半或更多地割走了。
我们家喜欢吃羊肉，一个月买上两三次总是有的。后来母亲更喜欢羊骨头，是为了我。父亲去世不久，我常常抽筋。母亲找到了医生，医生说我缺钙，开一大瓶钙片给母亲，叫她每天让我吃两片。医生还叮嘱母亲，常炖羊骨头之类的东西给我吃。母亲找到了哑巴的伯父，把我的情况说了，他二话不说，一把尖刀在羊身上游刃有余，片刻工夫，一只羊的所有骨头便被他剔刮了出来，只收了五角钱。母亲过意不去，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哑巴的伯父说：“孙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收你的钱，就已经很不够意思了。”“孙同志”指的是我父亲。我父亲与哑巴的伯父是老朋友吗？无此印象。总之，一副羊骨头，他收了母亲五角钱，不但没有认为他吃亏，倒像做了亏心事。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几乎每周都要去买一副羊骨头，次次皆五角。
我的抽筋治愈后，母亲就不再去买羊骨头了，再买，似乎就有了占小便宜的味道。母亲去市场，若哑巴的伯父尚未卖完羊肉，并恰好有一副羊骨头的话，他不忘扬起手，大声地叫母亲为“阿姨”，说，“你娃崽抽筋好了吗？干嘛不来买羊骨头了呢？”说罢，一大堆羊骨头推到了母亲眼前。后来，“文革”越演越烈，泗城别说肉类了，就连青菜都没一把像样的卖了。山上的羊越来越少，当骑羊的老手们终于没有哑巴的羊可骑时，市场肉行终于没了哑巴伯父的身影。哑巴后来拉起平板车，干上了拉石头去卖的营生。再后来，碰残运会，被抽去训练比赛，为泗城争光。他伯父，那个络腮胡，胸口有一片黑毛的壮族汉子，后来去干了什么行当，我无了记忆。他最后给我的印象，是将案板上一大堆羊骨头推给母亲的情景。哑巴的伯父对羊毫无仁慈可说，对人，却是一颗善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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