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人诀别
九年前的重阳节,上午十点,我和诗人老包各打一柄黑伞,沿瓦城五一路北侧的人行道,往一居民小区里去。秋风瑟瑟秋雨绵绵,在秋风秋雨中行走,无论如何都要有些伤感。何况,我们此去,是看望一位病中的诗人。
1980年代,不知何种缘故,在瓦城的文化田野上,一株接一株,诞生了好多株诗人。他们中有些至今还在顽强地大义凛然地写诗,根本不在乎有没有读者,甚至对读者嗤之以鼻。另外一些则蜕变为别样的面孔,成为别样的好汉或者孬种。
我们要去看望的这位,叫刘洪波,笔名波涌。无论真名还是笔名,都出自曹操的《观沧海》。曹操说:“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那时候我有一个对本地文士的访谈计划,老包打电话说:“波涌你再不做访谈,可能就谈不成了。”
“怎么就谈不成了呢?”
“已经化疗半年多了。”
噢,是这样,此前我一点消息都不知,惭愧惭愧。
于是急忙急促就来了,在这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一天。
波涌住在一栋楼房的顶层。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女人,脸色苍白,头发凌乱。后来知道,她是波涌的第二任妻子。她没说话,只往客厅里指了一下。顺着手指的方向,我看见波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表情严肃地打量我和老包。
老包把伴手的果篮递给那女人。女人道谢,给我们倒了两杯开水,随后走进卧室,直到我们离开也没再露面。
波涌不是半年前的波涌了。半年前我见过他,黑而瘦。现在黑还是依旧的黑,瘦却是瘦得多。说是皮包骨也不过分。
坐到波涌侧面的沙发上,我环顾客厅,觉得房间里的布局颇为怪异。是毛坯房,粗糙的水泥地面上铺了一层地板革,有明显的凸凹。墙面也很粗糙。客厅里很拥挤,不大的空间,一个挨着一个,摆了三张床,一张双人床和两张单人床。墙角还挤着两个电视柜。墙上挂着四幅国画,装裱在木框里,画面上有清晰的水渍。
没想到我对波涌的访谈,竟是从客厅里的陈设说起。
波涌的嗓音有些沙哑:“交了房款,就没有装修的钱了,只能这样搬进来,凑合住吧。”
稍顿又说:“床和电视柜都是白捡的。一个年轻人雇我扔垃圾,给我五十块钱,说扔哪儿都行。路上有人递价,说二百行不行?二百哪行啊,我要三百,他不给,我就拉到家里来了。”
波涌说:“四幅国画看见没?是一家宾馆扔的,我觉得挺好看,挂家里了。”
说到这里,波涌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要郑重补充一句,波涌的最后一个职业,是三轮车车夫,俗称“板爷”。有那么几年,他在一家中文网站圈了很多粉丝,大家都叫他“三轮车诗人”。
从闲聊中了解到,波涌生于1956年7月,比我年长十岁。该同志爱好广泛,钓鱼,下棋,曲艺,音乐,都喜欢。尤其是文学,有童子功。从小学到高中,读过的长篇小说有《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三家巷》等许多种,还能背诵相当数量的古文和古诗词。
波涌说他爱读书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波涌的父亲,原是军队里的文化教官,1950年代转业到地方工作。可能是心里藏着些委屈吧,这位父亲经常酗酒,且经常醉卧街头,还经常跟老婆吵闹。波涌看不惯他,才十六七岁,就经常跟父亲干架。父亲对这位爱好文学的儿子有些胆怯,且把这胆怯一直延续到晚年。
父亲临终前,波涌回老家去看他,带了两只烧鸡。波涌使劲儿扯下一条鸡腿往父亲嘴里塞。父亲呜呜地哭起来,说我怎么能让你花钱。波涌也呜呜地哭起来,说我的钱最干净,你怎么不能花?
波涌的第一份工作,是瓦城果酒厂的酿酒工人。果酒厂后来转行,改名叫啤酒厂。改名才两三年就倒闭了。波涌下岗后开了一家小饭店,也是才两三年就倒闭了。心里苦啊。苦中的唯一乐趣是写诗。写了很多年,写了很多诗。期间,还到辽宁文学院进修了两年。
可写诗不能养家啊,在大姐的反复哄劝之下,波涌一咬牙,到街头当了板爷。
“开始的三年,心里有落魄感,自卑得很,走路不敢抬头,看见熟人赶紧把脸扭到一边。”波涌说。
“后来无所谓了,我不偷不抢,光明正大,有什么不敢见人的?”波涌说。
“就是嘛。”我说。
波涌感激地瞅了我一眼,说:“这活儿就是脏点儿累点儿,收入还行,每月保证在五千块以上,最多时一天挣过五百。”
说到这里,波涌的目光有些黯淡:“生病这半年多,体力不行了,一分钱不挣不说,反倒天天往外掏钱,心里难受啊。”
对波涌做访谈,不能不谈诗。可即使谈诗,波涌的目光依然黯淡,说年轻时他把写诗当成生命的全部,四十岁以后才知道自己错了,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多得是,比如家庭,比如工作,比如健康……
波涌说他这辈子在文学期刊发表过二百多首诗,也有获奖的,但让他最得意的,是在美国的《一行》诗刊上露过脸。
我的采访提纲里有一个问题,对谁都这样问:“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波涌盯着我的脸,说:“现在,还是以前?”
“现在。”
波涌垂下眼皮:“现在我最喜欢二锅头,红星二锅头。”
我扭头对老包说:“咱在附近找个小饭店,中午跟波涌一起喝点,就喝红星二锅头,好吧?”
老包抿嘴笑了一下。
波涌接过我的话头,说:“老侯,你俩去喝吧,我没力气下楼,即便能下去也上不来。”
我陡然一愣。在发愣的同时,我看见波涌的眼角,有泪水缓缓地流下来,流下来。
老遇的茶话
白居易晚年诗作中,有一首叫《两碗茶》的,其中四句让老侯心动:“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老侯对老白的诗文才华羡慕得很,对他晚年的闲适生活更是羡慕有加。人不能一生都酱在名利的大缸里对不对?总得适当的颓废一下对不对?适当的颓废有益于思考嘛。
老侯老矣,对名利之徒,越发不敬且远之,而对看淡名利的洒脱人,则越发敬而近之。
枕上读闲书,看到宋代有人说什么“拟访一僧共茶话”,颇觉好笑。怎么弄的,身边连个能喝茶说话的俗子都没有。老侯不必访僧,可共茶话的散淡人,三五个还寻得到。
老遇便是其中一个。几天前的一个下午,老侯约老遇喝茶。老侯喜欢散步,老遇也喜欢。那好,走着去。瓦城的茶庄,老侯去得最多的,是帅府轩。这回还去帅府轩。绕过总店,去了分店。近来总店客多,稍稍有些嘈杂,分店相对清静些。
茶艺师小雨在分店值班。小雨是安徽女孩儿。作为李鸿章的老乡,她不远千里来到辽南,给瓦城的各类小人物侍茶,说来也真是一种意外。
话题扯远了,打住。小雨泡茶,老侯和老遇随意说话。
攒了一把年纪的男人有个共同特点,大多喜欢在年轻女孩儿面前,有时也在年轻男孩儿面前,说些老旧话题,说自己的童年或少壮岁月如何如何。
老侯和老遇都未能脱俗。聊了几句花草之后,话题自然而然走进了一个黯淡时代。
这回是老遇主讲,老侯偶尔插话。活在靓丽时代的小雨,坐在一旁静静聆听。
在武夷岩茶的茶香里,老遇一连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许老四。
许老四是老遇的小学同学。用老话说,该同学家庭成分有点高,类似于当下人群中的血糖高血脂高。血糖高血脂高是病,家庭成分高,也是病。
许老四他爹死在监狱里,他妈领着九个儿女过活,日子能不病吗?
许老四家有个奇怪的规矩,只要人在家,谁都不准穿裤子,出门才能穿。老遇解释说,不是全家都光屁股哈,是穿摞补丁的裤衩。为啥?省裤子嘛。许老四他妈,有时得等大女儿下班回来,换上裤子再出门。
每年冬天,许老四都冻得不行不行。没有棉衣棉裤,没有棉帽,没有棉鞋,整天瑟瑟发抖。脚是黑紫色的,生满冻疮。耳朵也是,耳垂冻掉半个剩半个。
老遇说,很奇怪,熬到春暖花开,许老四的耳垂就长出来了,跟原先一模一样。
许老四一年到头都穿解放鞋。这种鞋老侯穿过,特点是夏热冬凉。
春夏秋三季,许老四只在上学和放学途中才穿鞋走路。一到学校就脱了。上体育课,哪怕是踢足球,他也光着脚。
那时候学校没有塑胶操场,都是土操场。土操场也不都是土,土中常常镶嵌着石块。许老四一脚踢到石块上,嗷一声大叫,大家围过去看,脚趾甲都翘起来了,血糊糊一片,看着揪心。
老遇说,秋天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郊区生产队参加劳动,剥玉米、捡豆粒……
老侯打岔,怎么城里的学生也参加劳动啊?
老遇说,是啊。
噢,没想到。老侯以为只有乡下学生才参加劳动。
老遇说,劳动那天,师生都带午饭,人与人的差别,一开饭盒就看出来了。家庭条件最好的两个同学,都是独生子,父母双职工,人家带的是油炒大米饭。饭盒盖一开,香味飘出老远,所有同学都侧目而视,老师也是。
这两位同学后来不跟大家聚堆吃饭,躲到远处,做贼一般。
老遇说,他们心里的滋味大概也不太好受。
最让老遇心酸的,是许老四的午饭。大多数同学带的都是玉米面饼子和炖青菜,许老四不是,他带的是两饭盒格子粥,外加一块很黑很黑的咸菜疙瘩。
老遇说,许老四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现在还在他眼前浮现。
老侯叹了口气。老侯小时候家里也穷,但没穷到这程度。要知道,人家许老四是城里人。
1960年代末,许老四一家不当城里人了,当下放户,也就是当农民去了。
老遇两年前认识了许老四的外甥。问,许老四还活着?答,活着。
老遇让外甥捎话,说他想跟许老四见个面,一起吃个饭。
老遇说,要是真能见面,我指定让他放开了吃!
几天后外甥回话,说我四舅还记得你,但不想见你。怕老遇误会,外甥解释一句,我四舅从来不见同学。
第二个故事,母爱。
这故事老遇在母亲的八十寿宴上讲过一遍。
老遇的母亲,是普通家庭妇女,年轻时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干过,年过半百才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高兴得找不到北。老遇作为长子,总得在母亲的寿宴上讲点什么才好。
老遇讲了一个母爱的故事。
1970年代初,老遇初中毕业,按政策得下乡当知青。赶巧还有一个政策,部分学生可以留城当工人。留不留城除了看家庭成分,还要体检合格才行。家庭成分没问题,体检这一关,母亲很担心。当年的小遇个头儿矮,还瘦,怕工厂不要。母亲咬着嘴唇,去供销社买了一斤饼干给小遇补身体。
老遇说,那饼干硬得啃不动,只能泡开水。老侯嘿嘿乐。
老遇又说,后来体检通过,我妈乐得合不拢嘴,也不知是不是饼干起了作用。
很快就到了日影“西南斜”的时刻,茶也喝得很透,回吧。起身时,老侯看见小雨眼中有小雨。
归程,老遇无语,好像还沉浸在往事里。老侯也无语,回想老遇的茶话,不知何故,心里骤然一阵呼嗵。
闲人老许
去乡下散心,车从松树镇穿过,不经意往车窗外一瞥,竟看到那家熟悉的小店,半山阁鱼馆。这家鱼馆擅长酱焖淡水鱼,我来吃过多次。每次来,都是老许提前打电话,约我前往。
老许是个闲人。陆游在《春雨》诗中说:“闭门非为老,半世是闲人。”老许就是这种闲人。
我认识老许的时候,还年轻,是以小侯的姿态在人世间“学习行走”。
小侯有一个不良嗜好,垂钓。无论淡水海水,也无论白天黑夜,都钓得起兴。我至今纳闷,年轻的自己竟然如此荒唐。
正是缘于垂钓,小侯才认识了老许。那时老许是一方鱼塘之主。鲢鳙草鲤鲫,塘中都有,据说还有大个头儿的鲶鱼。不过老许从不正经喂鱼,偶尔割几把青草往水面一扬,或者扔几把玉米粒进去,就算给鱼开饭。
除了鱼塘,老许别无营生。
老许的发小老武,曾在鱼塘夜钓,钓起过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鲤。老武是小侯的钓友,他的鲤鱼消息对小侯有很大吸引力。
某日傍晚,小侯与老武等三四位钓友,驱车赶到老许的鱼塘。小侯给老许带来一箱高度白酒。老武说过,老许好这口。
老许下厨,叮叮当当做了一桌家常土菜,然后举杯上阵,酒话连篇。
从此,鱼塘边的三间瓦舍,渐渐成为老许以酒会友的场所。瓦舍耸在一丘高地之上,门外是一望无际的玉米。间或出门一站,看看月色笼盖下的大野,闻闻夜幕里的草木气味,听听时起时落的虫声,心中满满的全是旧体诗词。
当小侯变成老侯之后,有一天终于醒悟,扔了钓竿,一心一意将业余精力拴在读书写作上面,但跟老许的交往还在继续。
半山阁鱼馆渐渐替代了鱼塘瓦舍,成为老侯和老许在松树镇的一个聚会地点。
老侯曾在半山阁鱼馆对老许做过一次访谈,是在酒前谈的。老侯那时有个不切实际的欲念,想用自己的笔,为瓦城书写一部别样的“文艺志”,以此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纪念。
实施的第一步,是对熟人做访谈。熟人好说话嘛。以前老侯只知道老许喜欢画画,画得还不错,谈了才知道,该同志竟然是科班出身,1980年代后期鲁迅美术学院的毕业生。按理,老许应该成为体制内的闲人,而不应该成为体制外的闲人。怎么回事呢?
老许说,人事部门给他分配的单位是瓦城文化馆。老侯以为,从专业角度论,这分配很对口,但当年的小许不这样想。小许做了一次私访,要亲眼看看文化馆是一个怎样的所在。
这一访,访得小许心里冰凉。什么环境啊!三层矮趴趴的小破楼,一层卖服装,二层放录像,三层人挤人。
老许说:“王老师那么出名的画家,屋里连个画案都摆不下,这不扯呢嘛。”
小许一生气,扭头就回家了,根本没想过要去报到。
老许所说的“王老师”,是本地最有名望的前辈画家。王老师要是知道小许当年的暗访和心絮,不知会有怎样的面部表情。
小许回到生他养他的松树镇,先是开了一家卖五金的小商店,后又开了一家小饭店,都经营不善,黄了。
1990年代中期,老许在镇郊置办了两亩鱼塘。鱼塘边上的瓦舍,成为他的别居。每年春夏秋三个季节,他都住在这里。养鱼只是借口。他是以养鱼的方式,躲避城镇里的喧闹,同时以鱼塘为饵,交些爱好垂钓的酒友,比如小侯之流。
老许在鱼塘隐居了十五年。隐居期间,曾有附近村庄一地痞,趁他不在,将瓦舍中的物品洗劫一空。老许探准消息,定制一把十斤重的大砍刀,在大年三十晚上,抡着砍刀雄赳赳找上门去,于是事情顺利解决。
老许说:“我年轻时以为人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画画,别的都扯淡。可我连续画了十几二十年才知道,画画更扯淡。”
2009年,老许咬牙跺脚把鱼塘卖掉,好歹给儿子在县城买了一套婚房。
老许在访谈中主动谈到自己的母亲。说他母亲三十六岁生病,住过多次精神病院,直到六十二岁病情才稍有好转,可在病情好转的当年人就走了。
老许在母亲灵前磕头,把自己的脑门儿都磕破了。
老许说:“我是一个混蛋,没有给我妈尽孝……”
没等说完就嚎啕大哭。
记忆中最后一次见老许,还是在半山阁鱼馆。大锅炖一条十几斤重的鳙鱼。老许在电话里对老侯说,这么大的很少见,你多找几位朋友过来吃。
老侯注意到,我们每次到半山阁鱼馆吃饭,老板都免费。我还注意到,鱼馆的每个包间里,都挂着老许的画作。显然,老许与老板两人的关系很亲密。
老许精心策划的鳙鱼宴,总共有八位食客,钓友老武也在。其中五位,是从瓦城专门赶到松树镇的。
酒席开始不久,老许突然说起他的鱼塘,说自从卖掉鱼塘,他的魂就没有了。
老许说:“从那时开始,我活得像个幽灵。”
老许说完一仰脖,干了满满一杯酒。
开席不足半小时,老许就醉了。老板和老武二人,将老许扶到一个有火炕的房间,让他睡。
老许的离席让酒桌索然无味,才一个多小时就散了。临走,老侯去老许睡觉的房间跟他道别。炕头上,老许仰面躺着,鼾声如雷。
老侯拍拍老许的大红脸,对他说:“老许你好好睡,我们走了哈,改日再聚。”
屈指算来,老侯已有五年时间没有老许的任何消息。
老许是个有尊严的人,老侯还记得他的话:“我就是穷得裤头打补丁,你也不能笑话我。”
老许比老侯年长九岁,今年虚岁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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