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占星图早已准备好。

　　——安娜·阿赫玛托娃

　　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似乎在冥冥之中与今后的命运走向有了极其隐秘的关联：“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林语堂《苏东坡传》）

　　一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重要的星星分成二十八组，故称二十八宿、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二十八星又分为东方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占星术历来得到帝王的格外关注，这关乎社稷安危、关乎国运昌祚、关乎文脉兴衰：“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地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林语堂《苏东坡传》）

　　在西方的占星学上黄道十二星座代表了不同的宇宙空间方位，于是将黄道分成相应的十二个星座——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大约在隋朝，“黄道十二宫”传入中国，在宋代大为流行，比如南宋《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欲课五星者，宜先识十二宫分名及所属。寅为人马宫，亥为双鱼，属木；子为宝瓶，丑为磨羯，属土；卯为天蝎，戌为白羊，属火；辰为天秤，酉为金牛，属金；巳为双女，酉为阴阳，属水；午为狮子，属日；未为巨蟹，属月。”一些精敏多思的文人也在星象中寻求个人命运的内在秘密。苏轼对自己性格和命运所认知的一部分就来自于星座，“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苏轼所提到的韩愈（字退之）的诗是《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牛不见服箱，斗不挹酒浆。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东坡志林·命分》）苏轼还嘲讽过同是摩羯座的马梦得，感怀命运不济，实则也是在自嘲——“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南宋人方大琮曾一同评价过摩羯座的韩愈和苏轼：“惟磨蝎所莅之宫，有子卯相刑之说，昌黎值之而掇谤，坡老遇此以招谗。而况晚生，敢攀前哲？”《十二宫分野所属图》甚至极具创造性和游戏精神地将十二星宫与十二州相对应：宝瓶配青州，摩羯配扬州，射手配幽州，天蝎配豫州，天秤配兖州，处女配荆州，狮子配洛州，巨蟹配雍州，双子配益州，金牛配冀州，白羊配徐州，双鱼配并州。

　　我们不必把星座学看成是命运的直接对应，如果视之为一种趣味和好奇也许会更为轻松。但是对于一些诗人而言，似乎出生的那一刻就预示了此后他的人格和精神命运，比如里尔克、叶芝以及佩索阿都曾是星相学的超级迷恋者，自我认知、神秘主义、自动写作、超验意识以及未来时间的想象都体现在他们一段时间的现实生活和写作实践当中：“佩索阿终其一生对占星学有强烈的兴趣，他和著名的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罗利（Aleister Crowley）通信，后者曾到里斯本访问过他，并在他的帮助下设局假装自杀（有趣的是，克罗利和叶芝曾同属一个叫作‘金色黎明’的神秘主义组织，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但除此之外，佩索阿和叶芝应该没有什么个人关系）。佩索阿给莎士比亚、拜伦、王尔德、肖邦等名人绘制过星盘，也给他的异名制作过星盘，据传说，他还大致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期。”（杨铁军《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译者序》）

　　

　　二

　　几次来陈超的墓地，我都不由自主地想到狄兰·托马斯，想到的是他的那首诗《葬礼之后》（这是诗人在他姨妈去世当天所写）：“她的死原是一次宁静的水滴；/她并不希望我沉溺于她的善心及其名声/所引发的圣潮，她愿默默地安息/不必为她破碎的身子祈祷。”而狄兰·托马斯生前的最后一首诗并没有写完，那正是献给父亲和他自己的“挽歌”：“傲然不屑死去，失明而心碎地死去/他走上最黑暗之路，不再回头/一位勇敢而善良的人，冷峻而孤傲，//那一天最黑暗。哦，愿他从此躺下/终于能轻松地躺下，最终穿越山岗/在青草之下，永沐爱意。”

　　在陆陆续续的阅读中，我发现诗人之间的命运总有那么多难以说清的关联和秘密。

　　陈超显然对星座以及“诗人性格”存在着极为深入的认识，正如他书桌的玻璃板下曾经一直压着的一张小纸条上所写的：“认识你自身。”陈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诗人的性格、写作与星座之间的隐秘关系。在此，可以以陈超对西川的那篇极其著名的文章《让蒙面人说话——西川诗歌论》作为例子予以说明。

　　陈超注意到西川不仅在一篇访谈中提到了星座，甚至还为自己的星座写过两首诗，都名为《双鱼座》。这就触及到一个人的写作观念和思想观念的深处驱动了，“在一篇名为《反对极端纯洁》的访谈录中，西川说‘我是双鱼座的，双鱼座的人特别适合当艺术家’。西川还以《双鱼座》为题写过两首诗，将这个占星术中的符号，生生由空中拉到了大地。‘双鱼座’这个所谓艺术家，不是从高处宣布真理的天使，不是以艺术来遣兴的风流才子，而是被困乏和矛盾缠裹，思想动荡不息的诗人自况：‘上溯晦暗的双鱼座/那里有另一种远离海水的生活/不是滥用了真理的畜生所能体验/不是躲过了北风利爪的人们所能理解/生活变乱至今/而命运看不见摸不着/必须点亮多少支蜡烛/才能使一只困乏的小鸟重新振作？’（《双鱼座》）

　　这是一个承受晦暗和北风利爪，偏离独断的‘真理’，回溯命运之谜，并力求在困乏中重新振作的诗人形象。”

　　更为精敏的陈超还注意到了著名英国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也写过一首《双鱼座》：“谁对鳟鱼说/你将死于耶稣受难日/成为一个男士与他美丽的夫人的/食物？∥是我，上帝说/鳟鱼细腻肌肤的玫瑰纹理/人口中的利齿/正是他所造就。”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陈超的生日与狄兰·托马斯（1914～1953）和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居然是在同一天——天蝎座的诗人。我想到了狄兰·托马斯在三十岁生日时所写下的诗句，他“感叹生日的神奇”。这是一个成年人在与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远去的“男孩”对话：“再次聊起孩提时的田野/他的泪水灼热我的脸庞，他的心随我的心房跳动/这些就是森林、河流和大海/一个男孩/在逝者聆听的夏日里/向树林、向石块，向潮水里的鱼儿/低声倾诉他内心欢乐的真情。/而那份神秘依然/生动地/在水中，在鸣叫的鸟群里歌唱//而我在此感叹生日的神奇/气候却早已开始转换。男孩长眠已久/他欢乐的真情在歌唱，在阳光下/燃烧。/这是我迈向天国的/第三十个春秋，伫立于此，夏日的正午/山下小镇上的片片叶子，沾染十月的血色。/哦，愿我心中的真情/依然被吟唱/在这高高的山巅，在这交替的岁月。”这就是自我心象，是时间的挽歌，是童年的翻转，是自我的确认，是时间的对视。这里面有欢欣、喜悦、平静的回忆，也有无法掩盖的疼痛与死亡的幻象。是的，我们每一天都在与一个过去时的“我”挥手告别，我们曾经是那个“男孩”但又不是，“男孩长眠已久”，岁月带来了欣慰也冲涌来荒凉和阵痛。三十岁那年的陈超则在一首诗中说出“祝好人得沐天恩”。后来，陈超的那些回望过往的诗歌中反复出现了一个男孩和少年的形象——近乎于湖畔的水仙。1953年11月9日在酒吧连干18杯威士忌后狄兰·托马斯深度昏迷，最终致死，年仅39岁。陈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和这位被酒精焚烧一生的疯狂天才诗人狄兰·托马斯进行了极其深入的隔空对话，这是精神对谈，是灵魂之间的近乎宿命性的理解与亲近，“现在是春天，广阔的原野上，大河展开它远接天空的舞蹈，草丛摇曳它坚韧冲动的绿色火焰。我们的生命，从冬天冷凝的黑斗篷中奔出来，加入这喧嚣和骚动的自然合唱。我们的心被猛烈地搅动了，它猎猎招展像大树，它应和着第一阵爆裂的冰排……但是，我们感到了一种郁闷。因为，我们的语言和智慧，在天地之炉造化之冶中，显得那么无力，那么滞涩。我们能够想到和写出的诗句，背叛了我们的内心！它显得如此苍白，向度如此单一甚至单调。这时候，我们想到了那些优秀的诗人，我们渴望他们出来‘代替’我们说话。”（陈超《意象与生命心象》）而这被第一个选中的替我们说出生命内在激动与隐忧，道出新生与毁灭的不是别人，正是狄兰·托马斯——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动花朵的力

　　催动我绿色的岁月；炸裂树根的力

　　是我的毁灭者。

　　而我喑哑，无法告知佝偻的玫瑰，

　　同一种冬天的热病压弯了我的青春。

　　正如陈超所言，这是狄兰·托马斯对春天的独特感受和个性抒写，“他将强烈的感情和智性，结结实实地压进了一个意象：春天植物的根茎成为咝咝啸鸣着的绿色导火索。它迅疾地闪灼，不可阻碍地奔驰，催开最初的花朵，也炸开了诗人块垒峥嵘的内心。对春天生殖力和生命力的感受，对新生与死亡的对称和对抗，都在这简洁而具体的意象营造中体现出来。而且，这组意象的内涵，并非是单一的。它涉及到了自身内部的斗争和摩擦：‘炸裂树根的力/是我的毁灭者’。新生和毁灭被结合为一体。当春天的复杂内涵被诗人用一支‘绿色导火索’拎出来时，它就在瞬间照亮了我们的心智，催动我们感官和知性开放，我们在领受到迷狂的审美快感时，同时也击穿了事物的本质。”（《生命诗学论稿·意象的性质》）这句话与狄兰·托马斯对诗歌的认识是相互打开的：“诗人的一大技艺在于让人理解潜意识中浮现的东西并加以清晰地表达；才智非凡的诗人的一大重要作用就在于从潜意识纷繁的无形意象中选择那些将最符合想象目标的东西，继而写出最好的诗篇。”

　　当年我在《生命诗学论稿》中读到狄兰·托马斯写于1933年10月12日的这首《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以及陈超的这段解读时，我在书的内页写下了最初的阅读感受，那时是1999年的秋天，“‘绿色导火索’在外形上看与植物的生长状态很契合，意象是瞬间到来的但又是准确而恰当的。而燃烧的‘导火索’本身就是矛盾体，是复杂的互否，涉及到事物内部的摩擦和自毁。”纵观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几乎更多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死亡、坟墓、蛆虫、血液和殓衣这样的死亡场景和黑暗想象，比如《我梦见我的创生》《时间像一座奔跑的坟墓》《挽歌》《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我与睡眠结伴》《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这是一个短暂的一生一直怀有自毁冲动的人，但他的诗歌却是永生的。这是对死亡的痴迷想象，对词语和技艺的竭力效忠，对潜意识机能的激活。他的诗有着粗犷、野蛮而又细腻、诡谲的情感爆发力，天才般的语言感受力，对人与自然、时间的神秘性体验和超验的表述，对现代心理学意识的拓展性理解。

　　三

　　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似乎在冥冥之中与今后的命运走向有了极其隐秘的关联。

　　赫尔曼·黑塞对自己的出生时间（1877年7月2日，星期一，黄昏。巨蟹座，水象星座）是这样的自我认识（母亲对他的评价则是聪明可爱，但也非常顽固、执拗）：“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色降临时分，我来到这个世上，那一刻的炎热无意中成为了我一生都极为珍爱，并想寻回的事物，当它离开我的时候，我是那样疼痛地想念它。”（《略传》）林语堂也格外强调了苏东坡的出生时间与多舛命运的内在关联，“关于这个生日，第二件要提的就是苏东坡降生在天蝎宫下。照他本人的说法，他一生遭受许多磨难，被人扯上好好坏坏、莫须有的许多谣言，都有这个原因。他的命运和韩愈相同，他们属于同一星座，韩愈也坚持自己的政见而遭到放逐。”（《苏东坡传》）

　　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大多决定了写作的命运。这既来自先天的家族基因又与后天的生存空间以及情感生活有关。

　　本雅明（1892.7.15—1940.9.27，巨蟹座、水象星座）童年多病，视自己为忧郁症，“我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土星运行最慢，是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滞的行星”，“孤独对我来说是人唯一合适的状态”。从童年时代起，行动迟缓的本雅明就分外自由而任性地去做白日梦、观望、思考、精神漫游。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里写到“迟钝”是忧郁症性格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特征便是“顽固”，“忧郁的人允许自己拥有的唯一的快乐是寓言：这是一种强烈的快乐。”正如苏珊·桑塔格所准确分析的那样：“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时间是约束、不足、重复、结束等等的媒介。在时间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是他一直以来的自己；在空间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本雅明方向感差，看不懂街上的路牌，却变成为对旅游的喜爱，对漫游这门艺术的得心应手。时间并不给人以多少周转余地：它在后面推着我们，把我们赶进现在通过未来的狭窄的隧道。但是，空间是宽广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不同的位置、十字路口、通道、弯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死胡同和单行道。真的，有太多的可能性了。由于土星气质的特征是迟缓，有犹豫不决的倾向，因此，具有这一气质的人有时不得不举刀砍出一条道来。有时，他也会以举刀砍向自己而告终。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不宽容的关系，自我是需要重视的。自我是文本——它需要译解。（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讲，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自我又是一个工程，需要建设（所以，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失败的纯洁和美丽”）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人始终落后于其自身”（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约翰·沃森则在《T.S.艾略特传》中如此分析艾略特冷静的性格成因：“第一次婚姻中‘个人和私密的痛苦’，磨炼出了艾略特超常的冷静性格。他习惯根据‘纯粹的智力和理性’做出决定，‘给出意见时小心谨慎’，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冷静的精神’。他的一位熟人对此‘印象深刻’，甚至‘深感压抑’。凡此种种，都表明他是一位小心谨慎、冷静客观、低调沉默的人，有时甚至会刻意掩藏个性、深埋自我。”艾略特是天秤座，举止优雅、做事稳重、理智、具有超强的判断力，“终其一生，得体优雅的举止都是他掌控友谊的办法。”

　　诗人的微观心理表情分析有时也较为难解地与星座学（命理）发生微妙的关系。陈超说过“占星术是不坏的一分钟小说”。出于对星座的好奇，当然我只是把星座学看成好玩儿有趣的知识，我上网搜到了一段关于天蝎座性格的文字：

　　天蝎座的人对互不相同的和互不相融的事物有特殊的兴趣。他是一个喜欢探究事物的本质并加以区别的人。在萧瑟的秋风中降生到这一星座的人粗犷而倔强，他显得沉闷的个性和紧张的神经会使接近他的人感到压抑和迷惘。他的爱情心理常常充满着矛盾。他有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能洞察和利用人性的弱点和利弊。

　　另外，他的神秘性、极端性、好斗性和狂热性，也常常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无法摆脱的烦恼常常纠缠着他，使他感到精神疲惫。

　　天蝎座的人个性冷漠，神秘而性感。他喜欢亲自动手去做，喜欢改善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不喜欢无所事事和庸庸碌碌的生活，那会使他丧失生机和活力。也有的喜欢自暴自弃，生活在阴影中。他从不愿承认失败，如果遭到了挫折，他将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变态反应。

　　天蝎座，表面透明、清朗而实则隔绝、隐晦，正像西尔维娅·普拉斯笔下的玻璃钟形罩一样。这是一种混杂的性格（也许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叛逆而又柔情，忧悒而又幽默，神秘而又亲切，介入而又游离，孤独而又喜欢倾诉。他的智力、理性、意志力、自信心、幽默感都如此突出，与此同时，他的反叛、非理性、疯狂、疏离、内向、自傲、自毁的冲动也同样不可阻遏。天蝎座，应该是十二星座中比较富有非凡的文学和哲学才能的人（起码从伟大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几率来说是如此），我们可以列一个典型的名单：济慈、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塞尔玛·拉格洛夫（19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盖哈特·霍普特曼（19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安德烈·纪德（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加缪（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萨克·巴甚维斯·辛格（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内丁·戈迪默（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缪塞、穆齐尔、安德列·别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库尔特·冯内古特、狄兰·托马斯、西尔维娅·普拉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塔哈·侯赛因，以及钱钟书、废名等。

　　说到性格中的紧张感——当然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诗歌和诗论中，我想到陈超对自己早年的这段评价：“那时我年轻，从生理到心理都喜欢‘神奇’和‘紧张’的修辞效果。喜欢将序列不同的名词、形容词，通过书写的暴力硬性压合在一起。我还喜欢诗中情景的快速闪掠，视之为语境开阔。”（《读一首诗，说一些话——读陆忆敏<我在街上轻声叫嚷出一个诗句>》）

　　这种紧张感在陈超的诗歌、评论以及日记和书信中经常出现，“紧张”出现的同时也是试图与他人对话或自我劝慰。陈超最爱重复的话是“我终于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该和我自己谈谈啦”。如果说紧张是一种站立的姿势的话，那么陈超则一直试图进行坐下来式的自我盘诘。以早期《生命诗学论稿》为例，其中反复出现的正是一个试图坐下来寻找安宁的一个形象，比如：“上帝呵，请陪我坐一会儿”“坚持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了自己灵魂中残酷、冷漠的一面。这使我深信易卜生的体验，生存就是与灵魂中的魔鬼作战，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

　　这种特殊的精神紧张感和修辞方式在陈超20世纪80年代的诗论中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之际体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回击死亡的阅读》：“秋天到了，风展乌云，枯叶像往世之书絮满城市。这是我一年中读诗的日子。灵魂变得笔直、紧张、荦荦大端。掀开河流的一角，我知道最后的温暖将倾向于冰雪。冬天，我作好了准备，你尖锐寒冷的爪子将打在我疲竭的脸上，就这样，我将热爱斗争的生活！阅读，在你用死亡贯彻我的秋天，我已度过了习惯了贫穷和失败。乌托邦的流放者，在过分的离心中写作的大师，请让我接近你们。言辞的历险，将死亡敲进意象的铁球。寒冷隐喻的终极，你们捐躯的青春已将我的灵魂压弯。整个秋天，冰雪在我胸中跺着脚，它比我更寒冷，它，它的同谋死亡在哆嗦。一行行读下去，再高声一些，死亡被诗的弧光切割开。最深的隐痛，你们流过的鲜血，我必须重新流出。疯狂的托马斯，忧郁的曼捷施塔姆，置身死亡的英雄比死亡更深。我的一生都不够强大，是由于惧怕换掉祖先的血。但是，在世纪之末的秋天，请让我从黑夜中掠回你们的光芒，看见回击死亡的写作，并且改变我的生活。诗歌从我的骨头中喷出火焰，它在我生命中走动，像一百只豹子的腰在风雪中焚烧！”

　　与此同时，陈超还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儿由“紧张”延伸出来的“自闭安慰症”。这当然不是病理层面的，而是精神气质和隐喻层面的：“黄昏时分湿漉的林子/有一种你依赖的自闭安慰感/那边飘来孩子们烧树叶的呛味儿/年光易逝，这次是嗅觉首先提醒你/望着鸟群坚定地穿过西风的气漩/你已不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惭愧/日子细碎徒劳的沙粒多么安静/向平庸弯腰，你因学会体谅而变得温顺/载满琐碎心思的火车穿透暮霭/隐入西部钢蓝的群山；钢铁轰鸣后/林子更加幽寂，你的心也像/松树的球果，布满瘢鳞但硬实平稳/怕惊扰林子那边的不知名的鸣虫儿/你也不再把怊怅的丽句清词沉吟/当晚云静止于天体透明的琥珀/你愿意和另一个你多待些时间。”（《晚秋林中》）

　　紧张与平静，安慰与封闭，温顺与尖锐，恰好形成了一个人的精神对跖点。

　　四

　　陈超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到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后来还读了尼采的《善恶的彼岸》）的时候，正处于青春期中第一次面对“生命”“幸福”和“善恶”这些“大词”，当时虚无和困惑一直“占据了自己的心”。尽管尼采（1844—1900）是天秤座，陈超是天蝎座，但是都是出生于同一个月份——10月，而10月在陈超的一生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坐标位置。陈超生于10月、卒于10月，结婚纪念日是10月，他和栖栖的相识也是在10月，而陈扬的生日同样也是在10月——和尼采只隔了一天。这种时间和精神上的“近亲”渊源使得陈超一生如此钟爱着尼采，甚至近乎不可解释的是尼采和陈超都只在世56年。几乎在每年10月的时候陈超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阴郁、悲剧性的诗人哲学家，“10月，又想起一个人，一个中等身材，脸上缺乏知识分子温和的表情，闪烁着怀疑与激情的双眼和长垂的胡子，给人一种粗卑错觉的智者，一个要成为真正自由的‘我’的人。而他早已到了天上，在10月的阳光下，想起他，禁不住要来一次深呼吸，凝视天空……”“也是在一个10月，他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命中注定的，他应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俗世的恩主又怎么能给一个竭力要超越俗世的人以恩惠呢——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是战斗得太久？还是一个思想者不愿再受思想的煎熬？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出门去买报纸，却从此找不着回家的路，从此，他沉入了意识的暗夜里。而在某个恢复了意识的时刻，看到坐在身边的妹妹默默流泪，他不禁发问：‘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呢？难道我们不幸福吗？’这个备受煎熬的孤独的灵魂，生前不被人理解，不被社会接受，死后被人误解，又被人利用。但是他却在反问：‘难道我们不幸福吗？’——幸福是不需要别人去肯定的。在失去意识10年之后的秋天，这个现代哲学的先驱终于像他向往的阳光一样融入到了天空中，进入了那个永恒的静谧之地。今天，我从一个卑狭的地方来赴智者之约，而斯人已去，我们竟不能做一次倾心之谈。”（陈超《我想献给人类一件礼物——重读<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是陈超的另一个精神侧面，我们还会在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等人那里看到另一些精神对应和心理呼应。具体到陈超而言，这必然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精神肖像（包括后来发生的不幸）。

　　天蝎座有时笑起来像一个孩子，冷起来又像一个忧郁的谜，拥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特殊气息。我在陈超那里领受到的是微笑和深沉以及巨大的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的日记还印证了陈超是一个忧郁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快乐的、有责任感的意志力强大的人，“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伴随着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地投入”（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

　　狄兰·托马斯是天蝎座，当然更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天才诗人，酒鬼，“死亡率最低的地方是酒馆，所以我尽量待在白马酒吧……我到第三天才不再盯着姑娘们的膝盖看，那些女大学生，她们进门后把大衣丢在一边，然后坐下来学习，她们可爱的双腿美妙交叠在一起……第三天，就是这一天，我发现自己在窗边坐着的位置，正好是迪伦·托马斯以前坐过的地方。我看到他挂在墙边的肖像画。那是一幅油画，抹了个红鼻头，和他本人倒挺般配。不过对于一名酒鬼来说，怎样画他都般配……”（赫拉巴尔《白马》，李晖译）。每个人的性格中最深处的部分以及不能公开的私人生活则是这一精神肖像中最隐秘的不为人知的部分：“入学两年后，福柯便来到圣-安娜医院的法国精神病权威让·德莱教授的诊室……在这期间，他曾几次有过自杀企图或自杀未遂的事情……每当福柯夜晚从常常光顾的吸毒场所或同性恋酒吧回来时，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处于消沉、不适和羞于见人的状态。”（迪迪埃·埃里蓬《米歇尔·福柯传》，谢强、马月译）

　　同样是天蝎座的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 短 短31岁 的一生却有过三次自杀经历。在《拉撒路夫人》一诗中她对自己的三次自杀经历以及惊悚的内心世界予以撕裂般地自白，时时为破裂的情感以及童年的阴影和忧郁症所困扰：“表面上，我也许小有成就，但是我心里却有着一大片一大片的顾虑和自我怀疑。”在《父亲》一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童年即被黑暗、死亡和惊悸所激发的死亡想象的影子，“你下葬那年我十岁/二十岁时我就试图自杀/想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边/我想即便是一堆尸骨也行。”（陈黎、张芬龄译）西尔维娅·普拉斯最后一段时间是她最痛苦、孤独的时刻，也是诗歌写作的爆发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写作了40多首诗。她的写作主要是在凌晨三四点钟，那时的两个孩子都已入睡，诗人重新找回精神的自我，“公鸡啼叫之前，婴孩啼哭之前，送牛奶人尚未置放瓶罐发出玻璃音乐之前的静止、清蓝、几近永恒的时刻”。普拉斯在死后获得普利策奖，生前她的诗歌投稿却大多被编辑退回，而普拉斯却是有着相当的写作自信的诗人：“我是作家，我是有天赋的作家，我正在写一生中最好的诗歌，它们会让我成名。”此言不虚，有诗为证。1963年2月11日早上6点钟，普拉斯在桌上放好留给两个孩子早餐用的牛奶和面包，放好黑色的弹簧活页夹（里面是40首诗）后，走入厨房，打开烤箱，打开瓦斯，将头伸入进去。在此之前，她用毛巾将门窗的缝隙堵好。

　　一个人的自杀会有诸多的理由且往往非外人所知，甚至连亲人都无从知晓，但是对于作家尤其是诗人的自杀，公众的热情和窥私欲却是旺盛而持久的。这种传记学的阅读和批评会给“诗人之死”加上诸多心理学、文化和社会学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可能反而对诗人的生活、情感甚至写作都形成一种遮蔽，而非准确、有益的揭示。对于西尔维娅·普拉斯弃世后很多研究者和公众的误解，她的女儿弗莉达·休斯的一段话非常适合拿出来给今天的读者们看看，“然而，我母亲自杀当下的极度痛楚却被陌生人接管了，被他们占有，并加以重塑。《精灵》诗作集结成册象征我拥有了母亲，却让父亲蒙受更多的诽谤。这好比她诗歌能量的黏土被占据之后，再以之捏制出对我母亲的不同说法，捏造者捏造的目的只为了投射自己的想法，他们仿佛以为可以占有我真真正正的母亲，一个在他们心中已然失去自我原貌的女人。”

　　我所接触的诗人中对星座有着极为深入的理解并且准确度惊人的是路也和巫昂。巫昂的学生紫气曾经在北京北三环的一个小酒馆里兴致勃勃地看我的星盘——那时她来北京不久且正准备进入磨铁图书公司。2010年春天去陕西安康的大巴上，路也看到商震就直截了当地说他是典型的白羊座，而具体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她都准确说出了星座甚至血型。

　　2015年元旦，我在福州的元旦诗会上又见到了路也，其间再次谈起了陈超。路也跟我提了一个细节，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她说有一次她母亲看到了杂志上我的照片，端详了一阵后，她对路也说这个人怎么看着像陈超呢？路也说，当然像了，这个人是陈超的学生啊。我当时又本能地问路也陈超是什么星座，她毫不犹豫地说“天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