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芬有些着急地来到布摊前，问秋燕是不是和百江商场或者什么人合作了，秋燕疑惑地摇摇头。阿芬指着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说，那就怪了，我刚才在百江商场闲逛，看见成批和我这套一模一样的衣服。秋燕说，这不可能，我就给你做了这么一件呢。阿芬一拍脑门子，想起一个月前和丈夫在外面吃饭时，一个女的缠着她，把她的这件衣服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也没说什么，谁想竟来了这么一手。

　　方平下班来接秋燕回家，秋燕让他照料一会儿布摊子，便和阿芬一起去了趟百江商场，果然在那里看到和阿芬身上一模一样的衣服，有好几十件。翻看衣服的标签，是本地一家很出名的服装厂生产的。阿芬大声说，咱去告她，一告一个准。秋燕有点儿疑惑，不知道阿芬说的可不可行。这时高档女装柜的柜长和女装部的经理都来了，问清原委后，她们狐疑地看了秋燕几眼。阿芬扯着自己的胸襟说，你们的这款衣服是新品吧，可是我这件都穿两个多月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柜长和经理相视一笑，对秋燕说，即使是真的，打起官司来赢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你早已把自己的设计在工商局注册了。秋燕和阿芬面面相觑，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两人只好怏怏离去。

　　那天晚上秋燕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把方平吵醒好几回。方平只好爬起来，问秋燕是不是不舒服，秋燕摇摇头，抓住方平的手说，我想开个服装厂。秋燕这才把下午的事情说给方平听，方平沉吟良久，说你这个样子，料理个布摊子都费劲，还想做服装厂，怎么应付得来？秋燕不言语了，沉默好一会子，突然腾地坐起来，不行，我觉得我能干成。方平笑了，说好好好，能干成，不过也得等到明天再说，快睡吧。秋燕只好躺下，仍然兴奋得睡不着，想起为省歌舞团一个女演员裁剪过几套衣服，为一些朋友和顾客做过衣服的一些事情，更加睡不着了，直到天快亮才眯过去。

　　秋燕租了一间小平房，把家里的缝纫机搬过去，又添了两台，招两个人就干起来了。方平说你这一走可就没有回头路了，秋燕笑，说可不是吗，但回头又能回到哪儿去呢。

　　以秋燕的条件，能招到的工人都是不咋样的，有时连个扣子钉得都不能令人满意，更别说做那些修饰性的东西了。秋燕只好让方平帮着把半成品运回家里，她再就着灯一针一线地缝制，一干就干到后半夜，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眼睛熬出了血丝。第二天一早，方平用自行车把秋燕送到作坊，一忙又是一整天，天天如此，秋燕却不觉得累。事情在兴头上，干得带劲，并不觉得苦。以致十余年来，这成了秋燕生活的基本节奏，有时病得厉害，或者不得不住进医院才难得歇那么几天，却老是惦记着她的“服装厂”，像丢了魂儿似的。

　　凭秋燕的手艺，把衣服做出来不算个难事，可要把产品推销出去难度就大了。她抱着几款新裁剪的衣服到百江商场，找到见过面的女装部经理，经理先是看了看她，又翻翻衣服，脸上虽有欢喜，转而却又说，我们卖的都是知名品牌，你的东西虽好，可是没名气。秋燕笑了，说名气都是一点一点打响的，就挂起来试试看吧。经理又看货，翻来覆去地看，最后笑着对秋燕说，就上柜试试吧。

　　以后每天秋燕都到百江去看，第一天没动静，第二天还没动静，第三天商场便把衣服退给了她。方平推着自行车，秋燕坐在后坐上，怀里抱着一大叠衣服，两人都不说话。

　　冬天很快就到了，方平走路时跌个大跟头，腰摔断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骨折。方平一倒下，秋燕的整个世界就塌了，全塌了。方平好比秋燕的两条腿，秋燕要到哪里，方平就把她背到哪里，方平静止下来，秋燕也就没法动弹了。

　　方平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秋燕在地上爬来爬去，给方平烧水，煮面，每次都满头大汗。方平也急得满头是汗，让秋燕停下来，秋燕抹一把额头说，我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咱这俩个废人都得活活饿死在屋里。这时水开了，壶嘴发出“嘘嘘”的尖叫声，秋燕躬腰，双手把着膝盖挪到厨房，又赶紧扒住灶台沿，这才没有瘫到地上。几米的路，秋燕已经累得气喘，膝盖一软，还是瘫倒在地。她摸索着关了煤气，手臂伸得老长，往上够壶把，够不着。秋燕恨不得自己的手臂能多长出一截。够了几次不成功，秋燕只好扒住灶台沿，想要站起来，双膝的骨关节发出尖锐的疼痛，站不起来。终于够到壶把，手臂一个趔趄，水壶歪了，开水迸溅出来，泼到秋燕手臂上。秋燕“啊”地叫了一声，屋里传来方平紧张的声音，问秋燕怎么了，接着秋燕又听见“噗通”一声，赶紧双肘拄地爬回卧室，果然见方平从床上掉了下来，人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方平痛得一头细汗，却咬紧牙关，生怕秋燕看出来。秋燕怎么会看不出来？疼在心里，却不敢哭出来。他们趴在地上，鹅起脑袋互相对视，望着望着，两人都笑了，一边笑，两人的眼角一边向外涌出泪水。

　　那天下着鹅毛大雪，秋燕给方平喂了一碗水饺，刷了碗，做起出门的准备。方平看了看窗外，说下那么大雪，要不打个电话说改天再去吧。秋燕说那怎么行，好不容易答应见面了，不能失约呀。秋燕裹好围巾，一瘸一拐地走进漫天的风雪中。她瘦得可怜，扶着街边的栏杆或墙壁一点一点往前挪，像只在大雪中觅食的麻雀。两条腿的膝盖骨里疼痛难忍，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扎着一簇钢针，痛得秋燕直喘粗气。她哈出的热气一下子就被风吹散了。

　　到了约好的单位，秋燕顾不上歇口气，便直接上楼。刚上到二楼就滚了下来，好在是冬天，穿的衣服多，只是摔疼了一些地方。秋燕拍掉身上的雪，往楼梯看了看，好像那是一座高高的山。秋燕咬咬呀，抓住楼梯的扶手重新往上爬。上楼的时候，她得手脚并用，一手抓紧扶手，腾出另一只手把右腿拎起来放到台阶上，再用双手抓住扶手，把自己拉上一阶楼梯。她就是这样一阶一阶爬到七楼的，每一阶都得使出浑身的力气，满头大汗，贴身的衣服早就湿透了。爬到七楼，秋燕抹去额头的汗水，回头看看楼梯，笑了笑。

　　这家厂子要订做厂服，如果谈下来，那么整个冬天就不愁活干了，来年春天也会是个明媚的艳阳天。可是秋燕哪会想到，厂领导一看见她的样子，眉头就拧成了疙瘩，二话没说就支摆秋燕回去。秋燕站在厂长的办公桌前，笑脸以对，厂长显得不耐烦，手一挥说走吧走吧，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秋燕看了看旁边的沙发，说，那我能不能坐一会儿，实在走不动了。厂长讪笑了一下，没抬头，也没吱声。秋燕觉得嗓子眼干得冒烟，便又说，麻烦帮我倒杯白开水吧，真不好意思，太麻烦您了。厂长的鼻子里哼了一声，看也不看秋燕一眼，便抓起电话喊了秘书来，让他把秋燕请走。

　　回到家，方平一看秋燕的脸色就明白了，他叹口气说，房东打电话来，说厂房不租给咱了，要咱三天之内就搬出去呢。

　　秋燕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顶天用的柱子方平倒下了，她只好用自己没有瘫痪的上半身顶着塌下来的天。好在第二天雪停了，秋燕喊来年迈的母亲，让母亲搀扶着她去街上找房子。雪积得很厚，娘儿俩互相搀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沿街问，一不当心就跌个跟头。秋燕干脆放开母亲的手说，你还是自己照顾好自己吧，我摔着了不打紧，您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母亲不肯，搀紧女儿的胳膊说，我这把老骨头，摔没了才好。秋燕瘫在雪地里，失声痛哭。

　　搬厂房那天，方平也去了，拄着双拐，膏布从屁股打到脖子上，行动起来特别吃力，却不敢让秋燕看见。秋燕正扶着一张堆满杂物的桌子指挥工人搬东西，她看见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笼罩在冬天的阳光下。她气坏了，拍着桌子说，你来干什么，你想一辈子躺在床上吗？一些尘土被秋燕拍得飞起来，呛到嘴里。秋燕忘了自己的情况，想要奔过去搀扶方平，一挪步就“噗”地倒在了地上，更多的尘土飞起来，完全笼罩住她瘦怜的身影。方平一声惊呼，扔掉拐杖就要跑过来，结果也摔倒了。秋燕咋呼着朝方平爬过去，迅速爬到他身边，看着额头冒汗的方平，柔声说，你来干什么，你应该躺在家里呀。方平吃力地抬起一只胳膊，抚去秋燕头上的一缕蜘蛛网说，我不放心，来看看。

　　原先方平追求秋燕的时候，秋燕刚高中毕业，成天呆在家里没事情干，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秋燕的姨妈就对她说，别理他，还不是看你长得漂亮，只想和你玩玩儿罢了。秋燕明白姨妈的意思，自己这个样子，有哪个胳膊腿健全的小伙子会正儿八经地和她谈婚论嫁呢。不光姨妈，家里人都没把秋燕跟方平的恋情当回事。

　　方平姊妹兄弟好几个，他排行老三，也不知道为什么，母亲独不疼爱这个三儿子，什么家务活都让他干，烧饭刷碗洗衣服，方平打小就干得麻利，但这些仿佛都是为了和秋燕一起生活准备的。

　　那时秋燕整天抱个半导体听各种世界名曲，每听到一首好曲子，她都写体会，写过满满一大本子。秋燕极少流泪，即使怀孕期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她都没流过泪，可是一段钢琴曲《少女的祈祷》，能让她热泪滚滚。她家有一把小提琴，秋燕从小就会拉一拉。她之所以喜欢上方平，也是觉得这个小伙子可靠，还会拉二胡、手风琴，整得都不错。当时方平到她家里玩，让秋燕帮他抄一些乐谱，看见旁边的手风琴，抱起来就弹了一段电影《轧钢工人》的主题曲，秋燕听着听着，不禁有些耳热心跳。她瞥了一眼方平，正好方平的目光也瞄过来，见秋燕正在看他，赶忙低下头。秋燕没不好意思，依然大胆地看着方平。

　　那时方平每月只有200多块钱的工资，为了解决谱曲时遇到的和弦问题，他要经常到艺术学院花钱上钢琴课，加上日常开销，这点儿钱简直是杯水车薪。秋燕就用白纸画出钢琴的黑白键，嘻笑说你就在这上面弹吧。方平就在纸上弹钢琴，指头被墨汁弄得黢黑，也解决不了声音问题。后来他们结婚，开服装厂之前，有一天方平回到家里，发现家里多了架钢琴，是货真价实的真家伙。原来秋燕向父母借了5000元钱，从一位音乐老师那里买来了这架旧钢琴。

　　两家原来住在同一条街上，但很快就因为拆迁各自搬家了，秋燕家搬到城西南，方平家搬到城北。那时秋燕开始在城东的一家娱乐宫卖门票，方平负责每天接送她。方平每天一大早就得爬起来，从城北出发，赶到城西南秋燕那儿，用自行车把她驮到城东，再骑车赶到位于城中的无线电厂上班。傍晚下班后，路线反过来，路程还是那么远，并没有近路可走。不管严寒酷暑，这样奔波了两年后，秋燕到城中的布料城帮父亲看布摊子，路程才变得短了些。

　　这两年，也是两人最开心的两年。方平经常用自行车驮秋燕去布料城旁边的市民俱乐部看演出，具体是看他演出。也不是什么正规的演出，就是街道、区里搞的一些小型文艺活动，最高规格也就是市里组织的夏季音乐会了。大多情况下，方平是在伴奏的乐队里，或者长笛，或者手风琴，独自上台的机会不多。但机会还是接二连三地来了，因为他乐器玩得好，又通乐理，社区组织的活动，都要请他帮忙指导，有时候是辅导小学生排练，有时是教大爷大妈们唱歌，一来二去，方平成了一号不可或缺的人物。在一场区里组织的新年音乐会上，方平用四五样乐器独奏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秋燕听得如醉如痴，要不是全场哗哗不停的掌声，秋燕还会沉醉好久。秋燕拼命地鼓掌，她也想站起来，像周围的观众一样站起来为方平鼓掌，但失败了。她有些着急，甚至有一股子冲动，她想拉住左右人的胳膊，告诉他们这个演出的男人是自己的男朋友。

　　那场演出结束后，方平被市电视台请了去，又在电视上如法炮制了一遍《我和我的祖国》。在周围人眼里，方平一下子成了名人，他有时也不禁自鸣得意。家里人对他的态度好了起来，让他跟秋燕散伙，说现在有好几个大妈、媒婆都上门提亲呢，秋燕是个残疾，可不能让她拖累咱一辈子。方平没吱声，他在家里已经沉默惯了。平时没人在意过他，现在突然热心起来，还不是在他身上看到了更多可能。秋燕这边也不消停，先是母亲含沙射影，说你本来就配不上人家，现在更不配了，你还是收收心吧。秋燕笑笑，对她妈说您老放心吧，方平是不会变的，我知道他。母亲“切”了一声，虽不再说什么，意思却很明显，你一瘸子，这辈子也就是个逆来顺受的命，认不认都一样，由不得咱。母亲都已经替女儿的一生心灰意懒了，秋燕却从没这样想过。倒是跟秋燕年龄差不多也还没出嫁的小姨妈跟秋燕的心思是契合的，撺掇秋燕要抓住方平，说这小伙子刚开始还真没看入眼，一副逆来顺受窝窝囊囊的样子，根本配不上你这漂亮迷人的脸蛋，现在看看，顺眼多了呢。秋燕就揶揄姨妈，姨妈捏了一把秋燕的脸蛋，说你正经点，可不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姨妈还悄悄地问秋燕生米煮成熟饭了没，如果还没，那可得抓紧。秋燕垂首摇头，姨妈急得在屋子里打转，给秋燕出各种主意，好像是她自个的终身大事似的。

　　接着，区文化馆的领导就去无线电厂找方平了，说想把他正式调过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方平犹豫不决，去跟秋燕商量，秋燕当然一百个赞同，但方平有些苦恼，说现在厂里给他涨了工资，比到文化馆的工资高出两倍呢，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市歌舞团人事部主任又去了方平单位，了解了一些他的基本情况，回去后就发来了一份商调函，要把方平调到市歌舞团去工作。这次方平动心了，揣着商调函跑去找秋燕，秋燕激动得热泪盈眶，捧着方平的脸狠狠亲了一口。没过几天，方平又来秋燕家，却一脸沮丧。秋燕问什么情况，方平说不去市歌舞团了，秋燕忙问为什么，方平欲言又止，秋燕只好忍住，沉默了一会子，秋燕嘟囔说他们这算什么，先是主动下调令，结果又看不上咱了，看不上拉倒，咱还不稀罕呢！方平有些烦躁，撇下秋燕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方平都没来看秋燕，也没有电话。秋燕想打电话给他，几次抓起话筒，又都放下了。她隐隐感觉到一些什么，瞅着自己萎缩的两条小腿，一层阴霾罩上心头。

　　这期间，秋燕想拾起双拐。她有些害怕，也许自己仍然要像小时候那样，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任何支撑，即便是亲生父母，也没在意过她的行走问题。她咬牙用双腿走路，一瘸一拐，十分吃力，膝关节磨得生痛。她觉得拐杖那种东西配不上自己的人生，它们不应该出现，但现在她可能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了，她需要一副拐杖。这天上午，她来到残疾人用品商店，为自己精心挑选了一副，拄着拐走出商店。街上人来车往，秋燕低头看了看，双手握紧，向前奋力走去。拐杖敲击地面发出“笃笃”的声音，肿胀的膝盖更加痛了，痛得满头大汗。秋燕走着，一阵大风吹起了她的围巾，遮到脸上，挡住了视线。她停下来，抓着围巾抹了一把额头，又抹了一把双眼。她知道，自己的汗水没有泪水多，她也知道这泪水多么的无辜，哭泣有什么用呢。

　　这时方平出现了，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夺过秋燕的双拐，把她背起来，又回到刚才的商店，把拐杖给退了。看见秋燕水肿的膝盖，方平带她去了医院，抽出满满两大针管积水。秋燕的膝盖骨关节不能生成润滑液，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就要截肢了。秋燕不管这些，也不搭理方平，只管自己走出医院。方平看着秋燕颠簸的身影，干脆强行背起她，回家翻出秋燕的户口本，就去了民政局，办了结婚证。回家的路上，方平仍然背着秋燕，秋燕说你放我下来。方平把秋燕往背上托了托，双手把得更紧。秋燕捶打着方平的后肩，说你傻啊，你不要我，没人会怪你，好好的音乐家不当，偏要来照顾我一个废人，你傻啊！秋燕说着又哭了，脸部埋进方平的肩头，哭得稀里哗啦，眼泪鼻涕都流到方平肩上。

　　领证以后，两人仍然住各自家里，因为没有房子。那年冬天，他们终于拿到拆迁安置房的钥匙，同时秋燕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方平摔断了大腿，那是他第一次骨折。

　　房子在装修，要给装修工人做饭，这活落在秋燕身上。秋燕会的东西不少，可就是不会做饭，装修工人嫌她做得难吃，干脆自己做了吃。方平卧床不能起，一日三餐，把屎倒尿也是秋燕的活。一天三顿，秋燕只能下些面条、馄饨、水饺给方平吃，吃得方平直咧嘴。

　　住进新房后，二楼住户的下水管出了毛病，水渗到他们家里的水池里，每天要舀走九桶水。常人做起来不算什么，可是秋燕就难了，拎着一桶水，就像拎着一桶铁，把膝盖压得钻心地痛。躺在床上的方平干着急，恨不能爬着去帮秋燕搭搭手，他也实在吃腻了一成不变的馄饨饺子。

　　好在小姨妈每周来帮着买一次菜，可是等菜吃完了，秋燕就又没办法了。哪怕是一包盐，她也是挪到阳台上，请在雪地里玩耍的小孩去帮着买来。秋燕怔怔地站在阳台上，看着漫天的大雪，看着楼下的小菜市，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菜贩到楼下的水龙头那里洗菜，秋燕像看见了大救星，大声喊卖菜的，请他把菜送到楼上。以后菜贩子经常送菜过来，老大难的问题居然就这样解决了。

　　秋燕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不到70斤，每天就这么扛着，都忘了自己肚子里还怀着孩子。那天她又要倒掉一桶水，刚拎起来，人就跌倒在煤球炉旁边的煤渣上。秋燕心惊肉跳，这才想起来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禁哇哇大哭起来，急得方平滚下了床，爬到她旁边问怎么了。秋燕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哇哇哭着说，孩子，这下孩子没了。迫不得已，方平只好打电话请来比较要好的同事，带秋燕到医院检查了一番，结果并无大碍，秋燕才破涕为笑。

　　孩子要临盆了，医生建议剖腹产，方平同意了，家里人都同意，唯独秋燕不同意。她只认一个理，胎儿经过产道挤压，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关，必须过。在产床前，方平捧着秋燕的手，还要说什么，被秋燕制止住了。秋燕说，我死了没关系，只要能给你留下个健健康康的孩子，也没辜负你白疼我一遭。方平腾地站起来，脸都青了，但这仍然没能改变秋燕的决心。

　　谁都没想到，瘦瘦巴巴的秋燕竟然顺利生产了，是个儿子，六斤四两。医生和护士都唏嘘不已，朝虚脱的秋燕挑起大拇指。方平抱着儿子，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儿子还没开皱的小脸上。他只要一睁开眼睛，那就是另一个世界。方平获得了新生一般，俯在秋燕的脸上一阵狂吻。秋燕气若游丝，艰难地睁开双眼，看着面前的丈夫和他怀里的襁褓。以前她还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的生命里还能拥有两个男人，两个跟自己骨肉相连，愿意拿命去爱的男人。

　　为了照顾秋燕，方平不得不放弃音乐，放弃进入正规乐团的机会。那次市里的歌舞团要调他，他拒绝的原因，就是因为被告知要经常去外地演出。方平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最终放弃了。服装厂开办以后，方平干脆辞了职，专职照料秋燕的生活起居。有一次外出办事，秋燕要上厕所，可是方平总不能抱着她进女厕所吧。看看男厕所正好没人，方平便把秋燕抱了进去，再赶快跑到门口把风。偏巧有个五大三粗的爷们急匆匆地跑来，一看样子就知道憋得够呛了，闷头就往厕所里冲。方平大喝一声，站住，不准进去。那爷们一愣，不知道方平要干什么。他实在着急，捏着裤裆仍然要往厕所里钻，方平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你不能进去，等会儿才行。爷们急了，朝方平吼起来，就差没动手。这时厕所里传来秋燕的声音，方平赶忙冲进去，把她抱出来。爷们看见方平从厕所里抱出一个女人，不禁呆在那里，嘟囔了一句才赶紧冲进厕所。

　　服装厂在泥里土里滚爬了十几年，现在总算有点规模了，秋燕聘用的都是跟自己一样的残疾人，二三十口子。秋燕是董事长，方平仍然是她的生活助理，数十年如一日。

　　朋友们都说方平是个头顶锅盖，手拿海带，腰间挂米袋的典型宅男。秋燕和儿子还给方平封了个头衔：五夫，即丈夫、大夫、伙夫、车夫、琴夫。有时方平先吃完饭，就负责弹一段钢琴给老婆孩子听，弹完了再去刷锅、洗碗。

　　“我们两个是世上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夫妻，就差没长在一块儿了，”秋燕微笑地看着我说。

　　要不是报社安排我采访这位残疾女企业家，我恐怕没有机会告诉读者上面的故事。

　　我提出想听方平弹琴的想法，他抿嘴笑了笑，摇头拒绝。秋燕主动请缨，手一划拉，琴键便蹦跳起来，音符犹如按照秩序落到地板上的碎骨头，连串起来就是一整根骨头，坚硬有力。是那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命运交响曲》，却比我在磁带上听到的多了几分铿锵和倔强。这显然与你的经历有关，我判断说。秋燕点点头，扶着琴凳弯腰站起，挪了两步，终于坐到我对面餐桌边的椅子上。我们伸出手掌比划了一下，她的手掌比我的居然还要长那么一点。秋燕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她的手臂和手掌确实很长，和娇小的躯体比起来并不协调。

　　还在上小学时，秋燕就把自己的双拐扔了。那是一次篝火晚会，秋燕把她的双拐扔到篝火堆里。那真是两截不错的木头，火势增强不少，秋燕瘫在篝火边的草地上，看着她的拐杖先是迸射出强劲的火苗，然后断裂成一块一块的木炭，最后化为灰烬。秋燕想像火苗那样蹦跳起来，加入奔跑的同伴，可是一下子就摔倒了。她又爬起来，不过这一次小心了些，居然有一条腿还听些使唤，终于使她站立起来。秋燕背上自己的书包，扶着树干，街边的栏杆、墙壁或者成排成排停放着的自行车回家了。

　　那个孩子可不简单呢，老邻居说，过马路时就用手爬过去，好心人找根木棍给她，硬是不要。

　　我想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用自己的双腿走路，秋燕说。

　　是有这么个小姑娘，天天打我这儿路过。在街边修车子的老陈说，可不有几十年了吗，有时候满头大汗，真可惜了，那么俊的一个姑娘。

　　高中毕业后，有的同学进了大学，有的工作了。好友阿芬经常到家里看望秋燕，说些自己的事儿。阿芬在一家大宾馆当服务员，后来傍上个有钱人，整天逛街，坐跑车，去高档咖啡厅。阿芬做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因为她有两条好腿。秋燕哪儿也去不了，天天抱着个半导体，专门搜索播放各种世界名曲的电台。她喜欢那些曲子，一听到《少女的祈祷》那首钢琴曲就哭成个泪人儿。

　　听到着迷的曲子就写体会，写了满满一大本子，后来在搬迁中遗失了。秋燕还收到过一封情书，是考上名牌大学的高中男同学写的，有八页纸那么厚。秋燕把信藏了起来，后来也不见了。

　　她是个残疾，谁会相信他是认真的呢，只是看上了我们秋燕的脸蛋吧。秋燕的小姨妈说。

　　他很诚恳，还把校徽给了我作纪念，可是我不来电。秋燕说。

　　一个瘸子还有什么可挑拣的，她肯定是觉得配不上人家呗。几个街坊议论。

　　那以后的四年，秋燕基本上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度过的，她想治好腿，这样就能像阿芬一样去花花绿绿的世界逛一逛了。她拉开衣摆，让我看她做了四次骨盆延长手术的刀口。刀口有一尺长，从腹股沟上端斜着向上，一直延伸到后腰侧。每次都从同一个地方切开，第一次是把髋骨打碎，安装钢质支架。一个多月后，因为排异反应不得不二次手术。第三次是因为盘腔发炎，半年后的第四次手术时，秋燕拒绝用麻醉剂，她担心过多的麻醉剂会把自己的脑子毁了。

　　这怎么可能呢，就这样在你的身上划拉开一个大口子？医生举着手术刀问。秋燕笑了笑说，没事，你划吧。

　　我下不了手。

　　你是医生哎，这点儿事情算什么。

　　那，那我可下刀了？

　　下吧，我不怕痛。

　　不行，我还是不行。

　　你行的，就当我打过麻醉剂了。

　　手术刀终于从原来伤疤的一端切进去，表皮、皮层、脂肪层，要打开盆腔，刀子不仅仅需要划开表皮那么简单。秋燕哆嗦着，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向前划动的刀刃欠身子，以致于医生无法下手。刀刃一毫米一毫米地划开秋燕的皮肉，一直划到三十厘米长的位置，才终于停下来。秋燕长长吐口气，笑着对医生说，总算划开了，旁边的护士正在擦去医生额头的汗珠。

　　有时候秋燕睡着了，护士会按照惯例打一针杜冷丁，但只要醒着，秋燕就不让打。隔壁病房有个和她差不多岁数的小伙子，截了肢，没命地喊痛，打一支杜冷丁不够，央求护士再给他打一支。秋燕也不是不疼，可是她害怕那些药物，于是就大声地唱歌。她躺在床上，看着洁白的房顶大声唱着。没人觉得烦，一则整个病区都是差不多的病人，痛苦的嚎叫和哭喊声此起彼伏，相比起来，她的歌声好听多了。秋燕有副好嗓子，病友们被她的歌声打动了，居然纷纷安静下来，陶醉地听她唱歌。

　　后来的二十年中，许多病友纷纷死去了，大多是因为精神崩溃死去的，秋燕却一直活着。

　　以为她早就死了呢，或者就是躺在脏兮兮的病床上，在黯淡的光线里苟延残喘，没想到她活得那么光鲜，还是像年轻时那么漂亮，真不可思议呀！一个二十年前的熟人说。

　　在许多人眼里，我这种人的世界就应该是那样的，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我不喜欢站在那边，那就站到这边呗，很简单的事情。秋燕笑着说。

　　多次的专家会诊已经证实，秋燕的双腿是不可能治好的了，能站在那儿，能独立走上几步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于是她就坚守着这个奇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使用拐杖。可要不是这样，现如今她的膝盖可能也不会病变。她膝盖骨的骨膜由于长期受重，已经磨损殆尽，膝盖骨经常发炎，积水，每次能抽出一纸杯黄色的积液。疼痛是难免的，从她扔掉拐杖那天起，疼痛就没离开过她，以致于她已经不再把疼痛当回事情。疼痛来时，在她这里，就是剪断一根头发的事。她捋起衣袖，把纤瘦的胳膊伸到我面前说，你现在拿把刀割我的肉，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真的吗？

　　真的。

　　我便冲进厨房，拿出一把剃骨刀，捏起秋燕胳膊上的皮肉，一刀割了下去。秋燕吭都没吭一声，仍然微笑地看着我。鲜血汨汨地流出来，顺着她的手背滴到地板上，鲜艳夺目。

　　我从上述臆想的场景中回过神来，秋燕仍然微微笑着。这个长发凤眼的女人，瘦巴巴的，一头长发乌黑顺溜，五官精致，完全托得住漂亮这个词。我说，你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秋燕笑了，问我她看上去多大？我很真诚地说，年轻七八岁。秋燕笑得更灿烂了，她看着坐在旁边的方平，这个一直以来几乎不发出自己声音的男人，眼里依然充满那种感恩般的爱意。